书籍资料库
《收藏家》2019年第12期
众妙之门
杨勇
唐代是我国历史上一个空前繁荣发达的时代，其政治开明、经济繁盛,为壮丽辉煌的大唐文化创造了良好的环境。这其中书法艺术尤为得到唐代帝王的重视，君臣论书，经世济用，也在客观上有力地推动了书法艺术的繁荣发展。与此同时，唐代的社会生活、文化风尚与艺术精神也都深刻地影响着唐代书法艺术，使得这一时期的书法艺术继六朝之后成为中国书法艺术史上最为辉煌和灿烂的时代。辽宁省博物馆（原东北博物馆）是新中国建立的第一座博物馆，是以历史艺术类文物为主体的综合性博物馆，所宝藏的历代书画珍品蜚声海内，尤其是其中多件唐代的珍贵书法墨迹更是难得的传世珍品，对现今研究和鉴赏唐代书法艺术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
倪瓒题跋小楷及风格分析
李洪生
从倪云林整个人生其看小楷书写风格，我们可以说其早期是遒美精妙；中年是清婉简淡；晚年是清逸率意。目前，学界普遍认为倪瓒的小楷在60岁以后风格逐渐成熟，笔者也同意此观点。又因倪瓒早年小楷作品可见较少，因此我们不妨以其60岁为界，对他小楷的研究主要分两个时期，即前期（早、中期）和后期（晚年）。因倪云林小楷作品大部分呈现在题跋处，且从他的小楷题跋作品来研究也更能见其笔墨功力。所以，我们选取了部分倪瓒前期和后期的题跋小楷作品，作简要分析。
吴昌硕篆书楹联刍议
沈洁
作为开一代风气的海派艺坛领袖，吴昌硕诸多艺术成就之根本便是书法。吴昌硕少年时因受其父熏陶，即喜作书、刻印。他的楷书，始学颜鲁公，继学钟元常；隶书学汉碑；篆学石鼓文。其书法可谓诸体皆精，但尤以石鼓文最为著名，亦最受其个人钟爱。诸宗元在民国三年（1914）即吴昌硕70岁时所撰《缶庐先生小传》中云：“书则篆法《猎碣》，而略参己意，虽隶真狂草，率以篆籀之法出之。”可见吴昌硕将其石鼓篆书笔意融入书法及绘画之深。《吴昌硕全集》收录的156件楹联作品中有138件书体为石鼓篆书，并且其篆书作品的数量随着年龄的增长愈加多见。由此可见，吴昌硕在中年以后较少写真书，其书法上的精力几乎都用在对石鼓篆书的研究与演练上。湖州市博物馆藏14件楹联作品，最早为1889年所作，至迟到1927年，时间跨度近40年，书体全部为篆书，其中又以集石鼓字居多。
碑帖融合
——陆维钊书法艺术之境界
刘玉栋
清代以来碑学盛行，以振兴帖学书风的萎靡，成为书法艺术发展的重要学术传统之一。陆维钊的书学思想和实践，即彰显出书学从清末民国到现代转变的语境中，知识精英不懈求索的精神典范。
陆维钊（1899～1980），原名子平，字微昭，晚年自署劭翁，浙江平湖人，书法家，书法学教育的开创者。他承接碑学思想，精研篆隶，心慕魏晋风流，遍临帖学经典。他不囿于一家一派，数体兼修，互相参研，融会贯通成一家面目，成为近代碑帖融合的集大成者，形成“亦碑亦帖，雄大满实”的大匠之风。
烟海余珍
——海宁陈氏的文物遗存
王平
海宁陈氏是明清以来赫赫有名的江南大家族，素有“一门三阁老，六部五尚书”的美称。在300余年的时间里，考中进士者31人，乡试中举人者107人。父子兄弟同登一榜常为惯例，堪称科第之奇。更因与乾隆皇帝扑朔迷离的关系而家喻户晓，有“王与马共天下，陈与帝同一家”的传说。2018年，海宁市博物馆特举办“江南巨族——海宁陈氏的荣耀辉煌”展览。展览共汇集公私收藏陈氏相关文物66件（组），展示海宁陈氏这一段辉煌的历史。展览共分“官声显赫”“安澜名园”“诗书传家”三个单元，三部分内容相互独立但又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官声显赫以科举试卷开篇，以皇帝赏赐来重点展示陈氏子弟为官的成就以及与皇室的亲近关系。正是有这种亲近的关系，所以乾隆皇帝六下江南，四次选择住在陈氏的私家园林安澜园。安澜名园围绕现存的《陈氏安澜园全图》，配合相关史料及安澜园文物遗存，讲述一代名园的盛衰。海宁陈氏之所以屹立300年不倒，背后是整个家族对文化教育的重视和良好家风的传承。最后一单元诗书传家从文化切入，探究陈氏长盛不衰背后的原因。
❖ 海宁陈氏安澜园全图
清代宫廷茶壶举隅
栾晔
清代茶具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超越以往各个朝代，品种众多，制作精美，造型高雅，质料丰富，主要质地有瓷、陶、银、铜、漆等，贵重的还有金、玉等材质制作的茶壶；这些精致的茶壶，具有考究的做工，比较费时费工费料，更加奢华，其风格也更倾向于富贵浓艳、纤细繁缛。
时名付期水 把笔头敬帽
——山东博物馆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珍贵抄本赏析
张祖伟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及《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在遴选时，非常注重抄本的文献价值，收录了大量珍贵抄本。特别是后者，更以苛刻标准优中选优，非最重要者难以入选。山东博物馆藏典籍以精善闻名，善本中不乏抄本，参与申报的前三批典籍，《珍贵名录》收录多达31部，除2部有并列者外，其余都是独占鳌头。它们在抄录、流传增值、存世量等方面同时涉及多种珍贵因素，是同种古籍中的最具价值者。限于篇幅，今举例十数种，以辨其名贵。
南京博物院藏明清石砚举要
杨海涛 周竑
砚是中国古代书写绘画的重要工具。由于使用者大多是历代知识阶层，砚自汉以后就不再是单纯的文具，而是承载着文化信息，逐渐成为了材质丰富，形式多样，集书画、雕刻、诗文于一身的精美工艺品，成为文人墨客收藏的对象。南京博物院收藏有自汉至民国历代砚台数百方，材质多样，造型各异。其中明清石砚质地优良，造型美观，品种多样，雕刻精湛，尤显奇姿多彩。现择其具有代表性的精品，略作介绍。
浅析青州龙兴寺出土北朝单体佛像彩绘佛衣式样
周麟麟 高山
青州龙兴寺遗址窖藏佛教造像最晚纪年是北宋天圣四年（1026），根据考古底层学原则，埋藏时间不会早于此。出土后经过20年的整理，并未发现一件完整的造像，换言之，造像在埋藏时已经是残缺的。经历了近千年的埋藏后，贴金彩绘极其脆弱，出土时出现脱落、变色、起翘现象，辨识完整的彩绘纹饰难度较大。多年来对青州造像的研究大都局限于雕刻风格上，对彩绘的纹饰较少涉及，可能这正是研究进入瓶颈期的原因所在。笔者通过拼对整理、保护修复和数字化工作中的多年观察，将龙兴寺窖藏出土单体佛像上雕刻衣纹和彩绘衣纹的关系进行统计总结，点滴发现希望得到方家指教。
明代织锦概览
——以北京艺术博物馆藏经皮子为例
王淑珍
北京艺术博物馆（下简称艺博）藏明代织绣品2390余件，其中织锦500余件。明代织锦，从组织结构分有：双层锦、两色锦、棉锦、织金锦、织金妆花锦；从地域特色分有：宋锦、蜀锦（重锦、细锦、匣锦）、云锦。艺博馆藏明代织锦，除未发现蜀锦中的重锦品种，其他织锦种类均有收藏；尤以棉锦品种最为丰富，其次是双层锦。
馆藏明代织绣品中，以《大藏经》丝绸裱封（俗称经皮子）为主，约2340件。明正统至万历年间官刻的《大藏经》，采用当时内库所藏的丝绸裁剪作为佛经封面及经匣裱封，分送全国各大寺院保藏，其中许多仍完好保存至今，成为明代丝绸精品传世的特殊形式。
明代《大藏经》丝绸裱封的尺寸一般纵32～35厘米，横12～13厘米。艺博的经皮子主要来源于收购中国文物商店总店乐守勋的收藏。其他明代织绣大多来源于北京市文物局调拨。
众里寻她千百度
——傅抱石《毛泽东〈念奴娇·昆仑〉词意图》读记
万新华
《毛泽东〈念奴娇·昆仑〉词意图》，题识“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傅抱石南京写”，钤朱文方印“傅”、朱文方印“不及万一”，虽未署年款，但也能确定“1958年11月”无疑。
虽然，《毛泽东〈念奴娇·昆仑〉词意图》仅是咫尺，却能显千里之势，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尺幅之中，壮伟奇诡的昆仑山脉，千里冰封，坚实苍劲，震慑了观者的胸怀。在惊叹造物神奇之时，人们更惊诧画家高超的艺术技法。如此审美体验，不仅是在画里更在画外，难以分辨是昆仑山的品格还是画家的气质在激荡着心灵。所谓物我交融，画家、作品、观者三者达到了相互生发共鸣，虚实之间给予人们精神境界的升华。
罕见的西汉苍颉款石镇尺
马洪
本文介绍的这件石器，2008年出土于赤柏松城址东部一处台基式排房建筑的外侧，滑石质料，通体磨制，长方条形，长14.76、宽3.76、厚3.15厘米，器身下部有一块斜角残损，表体存在多处戳划痕迹。款文“苍颉”二字，分别刻划于器身两面的上部，另外还有一“苍”字，刻划于侧面的上部，三个字大小基本相同，长约2.5厘米。款文书体为小篆，字形结构，方圆兼备，线条劲挺而有笔势，从细部观察，每一笔画基本为一次完成，几乎没有停顿断笔的现象，线条转折、衔接较为流畅自然，可见刻字者对于篆书形体结构的把握相当娴熟。
明代的寿星崇拜及相关民俗
——用文物解读《西游记》系列
邢鹏
四川博物院新入藏扎塘寺壁画风格唐卡
刘舜尧
四川博物院新入藏《释迦牟尼说法》唐卡，从题材和构图上都以扎塘寺壁画为蓝本，遵循了壁画“波罗-中亚“风格，但其人物服饰方面，吐蕃风格的服饰趋于汉化，创作年代应在11世纪以后。
刘幼云旧藏敦煌唐写本《刘子》鉴赏
刘明
国家图书馆藏敦煌唐写本《刘子》残卷，旧为刘幼云（1868～1933）所藏。刘幼云，名廷琛，晚号潜楼老人，江西德化人。光绪二十年（1894）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官至陕西提学使，曾任北京大学监督等职，有子名希亮。建国初，该卷经张子厚之手入藏国家图书馆
围绕敦煌写本与宋本《刘子》，作了纵向和横向的校勘比对，印证研究敦煌写本同样绕不开版本问题。校勘只是将此问题以文字异同的方式展现出来，而揭示不同版本背后的传播和接受的差异，进而理解异文的生成机制，应该是敦煌写本研究值得深入挖掘的方向。另外从写本到刻本转变的书籍史背景中，比较宋刻本与敦煌唐写本之间存在的诸如文本面貌、体例等关系，也有助于建立写本版本学研究的学术领域。
御制平定金川告成太学碑考述
黄茜茜
乾隆朝发动过两次对四川大、小金川的战役，分别发生于乾隆十二年(1747)二月至乾隆十四年(1749)正月和乾隆三十六年(1771)六月至乾隆四十年(1775)二月。在取得第一次金川之战的胜利后，乾隆十四年四月在北京国子监(太学)勒石，刊刻《御制平定金川告成太学碑》。碑文中除叙述第一次平定金川的事件外，还有赞扬清军英勇作战的长篇诗文（碑铭）附于碑末。碑文可与《钦定平定金川方略》互相参照。此御碑与康熙时期的《平定朔漠告成太学碑》《御制平定准噶尔告成太学碑》和雍正皇帝的《御制平定青海告成太学碑》，合称“清代四大武功平定碑”。
翰海2019秋拍撷珍
——溥儒《钟馗》赏析
在中国传统文化和民间信仰中，钟馗是驱除邪祟、祈福迎祥的民间神祇。钟馗信仰传承之久与影响之广，在中国民间文化中，也属于非常突出的。可以说，世界上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对“唐·赐福镇宅圣君”钟馗的信仰。目前所知对“钟馗形象”最早的记录来源于《唐逸史》。《唐逸史》有载，唐玄宗于病中梦得“蓬发虬髯，面目可怖，头系角带，身穿蓝袍，皮革裹足，袒露一臂”，自称“终南山钟馗”，誓替大唐除尽妖魅。唐玄宗醒后病症霍然自愈，故令吴道子按梦中所示绘成《钟馗图》，并告天下“岁暮驱除，可宜遍识，以怯邪魅，益静妖氛”。由此，钟馗被奉为驱邪怯魅的神祇，而他的形象从成为“传奇英雄”的一刻起，就非常鲜活地出现在画作上，广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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