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画艺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我国艺术百花园中一朵绮丽之葩。篆隶行草，激扬文采；浓淡墨色，渲染情怀，书画艺术蕴涵自然之灵韵、天籁之清音、世间之万象。河北博物院庋藏古代书画近2000件，其中尤以明清时期的作品居多。作者既有文徵明、蓝瑛、八大山人、郑板桥、刘墉、吴昌硕、齐白石等书画大家，也有戴明说、张赐宁、梁清标、纪晓岚等畿辅名人。笔者选取河北博物院藏书画中颇具代表性的清代绘画佳作奉献读者，以期与您一同领略我国古代绘画艺术之无穷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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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有着深厚的美术底蕴，自明清以来名家辈出，其中以钱球、钱莹、钱恕为代表的“钱家山水”，上承唐宋以来中国传统绘画之血脉，下为近现代中国绘画继承发扬之发端，是中国传统山水画艺术的捍卫者。“通州三钱”用心灵去感受现实生活，将个人情感寄托于笔墨之端并挥洒于纸上。其山水画作品结构深稳，繁复古朴，有子久雄伟、叔明苍茫之气势，蕴含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人的人格追求和精湛高深的传统笔墨艺术造诣，对中国现当代山水画的传承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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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立新

清代中期，中国的画坛上出现了一个新的画家团体，后人称为“扬州八怪”，他们一改清初四王吴恽传统的摹古画风，上承八大、石涛，以直抒胸臆为境界，不拘成法，以画寄情。在当时的扬州除了扬州八怪之外，还聚集着许多意趣各异的画家，仅仅在《扬州画苑录》里就记载了清代扬州画家共557人，他们以扬州人为主，其余或是扬州周围县市的文人，或是长期生活流寓在扬州的外乡人。他们由于所处的阶层不同，个人审美的情趣各异，绘画的风格和意境也就相去甚远，其中毗邻扬州的泰州人团时根就是其中之一。他的名头虽然不大，但是绘画很有自己的特色，前人对扬州八怪诸家都有很深的研究，但是对于扬州画派中的一些小名头画家重视不够，所以团时根绘画的探究对研究清代扬州地区画家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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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仁《晓江风便图》考释

《晓江风便图》是弘仁晚年的代表作之一，为山水手卷，横234、纵28厘米，现藏于安徽博物院。画面采用倪瓒“一江两岸”式构图，中间的山峰将画面分为前后两段，前段远处的山体着色较重，一座低矮简陋的茅草屋坐落在河的对岸，近岸的树枝造型突出，以鼠足小点着墨且富有变化。画面中间矗立许多小山峰，多以直线勾勒，山上的落石较为零散，造型方正。山峰之后，画卷的后半段，山体呈现出锥形的缓坡，且墨色较前段山体较重。中景的江面上三只行驶的小船，给这清冷的画面增添了一缕生气。近岸的高地上出现一座凉亭，显得孤立零落，强化了的悠远与荒凉的气氛。

这幅画上除了渐江和吴羲的题跋外，还有程守、许楚（约1605～1676）和石涛（1642～1707）三人的题跋，那么，这三者的题跋能否为解读二人的关系提供有效的信息？五段题跋之间是否存在相互的关联？这些问题都未得到妥适的解答。北京故宫博物院杨新曾深入研究过这幅画，他认为《晓江风便图》与同时期《江山无尽图》的风格一致，是弘仁的真迹。李艳红认为从《晓江风便图》中可了解作者的绘画风格，以及徽商对新安画派赞助等问题。虽上述研究者都对《晓江风便图》进行了研究，但多注重于画面的技法分析，对于题跋的处理，多是简单抄录和分析，未能深入探讨题跋中隐含的赞助及交游问题。因此，有必要对其画面及题跋进行细读，以便弄清画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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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隆东亚艺术博物馆中的藏品主要包括中国、日本、朝鲜三个国家的文物，其中中国和日本的文物居多。按藏品分类，大致分为绘画、雕刻、陶瓷、漆器、青铜器以及金银器等。博物馆中的中国画，有南宋马远的《松下群鹿图》，明代文徵明的《山水图》扇面、唐寅的《山水图》和弘仁的《疏林行别图》等，也有吴昌硕、张大千等近代画家作品。本文主要介绍清代王翚的《深山古寺图》、袁江的《九成宫》、郑燮的《墨竹》、傅雯的《观瀑图》及溥儒的《乡村》，供读者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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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2日，南京博物院艺术馆推出了傅抱石“江山如此多娇一一毛主席诗意画展”，作为7月份以来南京博物院展出的重要绘画展览，藉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周年。这是南京博物院继推出“兹游奇绝冠平生一一傅抱石纪游写生绘画展”后以院藏傅抱石毛主席诗意画作品为内容推出的又一具有特色的专题展览。此次展览共展出傅抱石毛主席诗意画作品55件，《井冈山》《忆秦娥·娄山关》《芙蓉国里尽朝晖》《到韶山》《答友人》《浪淘沙·北戴河》以及《江山如此多娇》（草稿）等都是本次展出的亮点，将傅抱石为代表的新金陵画派绘画反应时代精神和新中国山河面貌的绘画风格特征集中表现出来。南京博物院藏有傅抱石相当数量的毛主席诗意画作品，对于集中展示、研究和认识傅抱石的毛主席诗意画以及20世纪的毛主席诗意画创作这一一美术现象显然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适逢建国70周年、傅抱石诞辰115周年之际，南京博物院推出“江山如此多娇—毛主席诗意画展”，亦是对傅抱石创作心路历程的重新认识和回顾，藉以感受新中国所特有的精神面貌和时代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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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博物院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曾经征集收藏了一批民国时期书画大家的折扇成品，大部分品相良好。其中张大千的几件折扇，曾在国家艺术基金支持的“南张北溥”绘画交流展中多次展出。但折扇上书画用纸比较特殊，相对而言，韧性不足而脆性较大，故此在保管过程中不能过度开合，展览次数、时长、地点和各方条件都很受限制，无法更广泛、更全面地展示张大千折扇的面貌。本文特择取5件张大千折扇精品，管中窥豹，共鉴这一时期张大千折扇中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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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珩《南宋名画册》精选全国各大博物馆收藏的60幅宋人名画册页，其中，天津博物馆选有4幅，即宋扬无咎《墨梅图》、宋苏汉臣《婴戏图》以及宋《金明池争标图》和宋《月下把盃图》。原天津市艺术博物馆馆长崔锦说：这四开册页是韩慎先（著名书画鉴定家，曾任天津市艺术博物馆副馆长）在1959年工业抗旱时购自张叔诚（注：工业抗旱对文博界来说就是号召收藏家出售家藏文物，再拿出售文物的钱投资工业建设）。原册页有三本，真伪混杂，除以上四开册页外，还有两开南宋册页，没入选《南宋名画册》。

宋 盥手观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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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艳

《尚书·洪范》有云：“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人们以实现“五福”为生活的最高境界，“五福”合起来构成幸福美满的人生，“五福”中“寿”乃基础，“寿”是“五福”之首。企盼长寿是人类普遍心理，是人类美好愿望。中国有着源远流长的“寿文化”，它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黑龙江省博物馆藏以“寿”为题清代文物，涉及织绣、金银器、玉器、牙雕、书画、瓷器、珐琅和漆器八大类别，其中清代文物（下）着重介绍书画、瓷器、珐琅和漆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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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方

颐和园现藏玉器约600余件，笔者拟从玉器用途、题材与纹样、玉料及工艺等方面，对其作一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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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名生

明代中期，商品经济的长足发展，使江南地区的苏州、杭州、扬州等城市不仅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也因人文荟萃而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明初的“政治高压”在逐渐减弱，文人意识在逐渐苏醒，书法创作不再是“台阁”的专利，文人书风开始重新崛起。当时的一些文人书家纷纷取法于唐宋，重点瞄准“尚意”的“宋四家”，希望从中获益并以为变法之根源。这些先贤在书法上的取法转向，让一度被元人和明代早期书家抛弃的北宋“尚意”书风得到恢复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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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清华 孙新生

铜印历史悠久，大致源于东周，盛于西汉，古亦称“金印”。铜制的印章，官私皆用，官用代表一定的官阶。汉代禄六百石以上佩之，南朝诸州刺史多用铜印，唐诸司﹑宋六部以下用铜印，清府﹑州﹑县皆用铜印。

铜印的印面以方形为主，也有极少数的棱形和圆形铜印，印钮的形状变化较多，印文内容可分为官印、人名印、图案印、收藏印、宗教印等。

青州市博物馆（原益都县博物馆）自1959年10月建馆以来陆续征集到一批古印，主要有官印、肖形印等。现择若干官印及有关佛教内容的印章略作考释。

战国 左桁禀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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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显军

东汉晚期，温州陶瓷工匠烧制出成熟瓷器。因古属东瓯，瓷窑主要分布在瓯江流域，故温州早期瓷窑被后人称为瓯窑。东晋是温州重要的发展历史时期，明帝太宁元年（323），析临海郡永宁、安固、横阳、松阳四县，置永嘉郡。郡治永宁县，郡城徙瓯江南岸，即今鹿城区所在地。这一时期，北方移民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王羲之、刘怀之等文人、名宦担任郡守、郡吏，倡文立教，促进了永嘉郡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面进步与发展。其中，瓯窑制瓷技术已十分成熟，生产达到繁盛。外来文化的输入，使其褐彩装饰特色突出。本文拟在介绍温州墓葬、窑址和全国各地墓葬出土东晋瓯窑青瓷的基础上，总结其特色亮点，与大家共同鉴赏瓯窑精品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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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化迟先生论书画市场

李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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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烂陀寺的壮观雄伟，玄奘毫不吝惜笔墨：“宝台星列，琼楼岳峙，观束烟中，殿飞霞上；生风云于户墉，交日月于轩檐……”“羯尼华树晖焕其间，庵没罗林森竦其处”“印度伽蓝数乃千万，壮丽崇高，此为其极……”

与菩提伽耶“佛教世界的灵魂中心”不同，那烂陀是千百年来佛教世界知识体系的具象体现。作为现实存在的研究学习机构，它曾经云集了天下的佛教精英，数百年间独得印度诸侯宠爱于一身，建筑规模气势恢宏，常年驻留佛教僧侣数千甚至上万人，无可争议的成为佛教历史上的一大经典。由于世界各地的求学者争相前往，又衍生出了无数生动的求法故事，更加增添了那烂陀的现实生活气息。

那烂陀3号遗址挖掘后 拍摄于1925～2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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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氏《集古印谱》考析

《集古印谱》六卷，明太原王常编、武陵（上海）顾从德修校，书内集有玉印220余枚，铜印3200余枚。“顾从德，字汝修，号芸阁，上海人，官鸿胪寺序班”，与其兄顾汝由、顾汝和均风雅好事，博古善书。顾从德刻《集古印谱》、顾汝和刻《玉泓馆帖》，皆为艺林精品。顾氏三兄弟对收集古印亦是不遗余力，正如明代诗人沈明臣所言：“上海顾氏称世家，三世以博雅传，自御医公世安氏搜购始，及光禄君汝由，鸿胪君汝修，大理君汝和，光禄子天赐，历祖孙，父子，兄弟绵远矣，而搜购远近不遗余力，乃仅仅得玉印一百六十有奇，铜印一千六百有奇，然较之诸家所传则三倍矣。”可见《集古印谱》中所列诸印为其兄弟三人平生所集，由太原王常（字延年）依体例编排，再由顾从德修校成书。

巨野侯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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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把目光凝注在白色画布上已经用明快的线条粗粗地勾勒出基本轮廓的《鲁迅与瞿秋白》，虽是未竟之作，但我们还是十分清晰地捕捉到两位身穿长衫、一根烟、一枝笔、瘦弱而坚强的文化巨人眉下眼神间忧国忧民的灵魂，在失望中寻找希望并看见希望的坚毅。瞿秋白说过我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积习未除”的。鲁迅说过只要能培一朵花，就不妨做做会朽的腐草。

《收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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