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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家》2019年第6期
李心宇
宋 槐阴消夏图
遗存在世的老家具共为两类：一类是明式家具，一类是清式家具。
由于十几年来家具收藏热高企不下，以黄花梨制作的明式家具价格又在各大拍卖会上屡创新高，导致“明式”一词深入人心，很多人顶礼膜拜，但同时也有一部分人片面的认为；以黄花梨制作的家具都是明式家具，明式家具必产生于明代，这种错误的认知皆因过度关注材料而致。如果对它的产生，历史发展，直至今天的收藏热有所了解的话，才能明确“明式”概念，并摒弃以“材料”衡量明式家具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的观点。
金代 靠背椅
王月前
明万历 黑漆描金龙纹方角药柜
箱柜均为传统家具中的存贮器，它们与桌、案、椅、凳、床、榻等同属常用的中式家居用具，其中桌、案、几等属于承托用具，椅、凳、墩等属于坐具，床、榻等属于卧具。箱与柜功能基本相同，在具体区别方面，通常按照大小和形式进行划分，称那些形体相对较小、便于搬动的为箱，而体积较大、不易于搬运或者通常固定摆放的为柜。在开合方式上，箱类器具一般为顶盖开启式，而柜类器具通常为正面平开式。按照类别的不同，箱可分为衣箱、书箱、药箱、百宝箱、轿箱和官皮箱等，分门别类盛装不同的物品。同样，柜的种类也十分丰富，传统上包括除了少数功能比较单一的药柜、多宝柜以外，大多以形式来命名，如立柜、四件柜、方角柜、圆角柜、亮格柜等。以收藏品丰富而著称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其藏品中也囊括了不少明清时期的箱柜类器物。
清乾隆 紫檀嵌犀角高浮雕海水云龙纹四件柜
温玉鹏
宋 佚名 《百子嬉春图》
明代是中国古琴发展的进阶时期，从浙派的持续繁兴，虞山派、绍兴派的兴起，到《永乐琴书集成》《神奇秘谱》等琴书之纂成，从徐和仲、朱权、徐上瀛、严澈等琴家的前后辈出，到《平沙落雁》《渔樵问答》等名曲的创写，殿廷燕享、郊坛祭祀，以琴为正声，乐之宗系，所谓“治定功成而作乐，以合天地之性，类万物之情，天神格而民志协”。及至文人儒士亦以琴明志，琴瑟相和，似人情志故，常以琴入画，以琴吟诗，林泉别业，悬琴于壁，是君子“所常御者”，不离于身。
宋明以降，琴事既盛，琴室日益成为重要的交谊和私人空间，以琴桌为中心的琴室家具也随之配置。赵佶《听琴图》已细致描绘出设计巧妙的琴桌。而保存至今最早的琴桌实物，则系明代遗物，不仅出现了与琴声共鸣的“音响”，也奠定了后世琴桌的基本规制。
明末清初 铁力木雕缠枝莲纹卷头琴几
王田
圈椅
如同历史上其他大多数优秀工艺美术门类产生的前提一样，明式家具之所以驰名中外，在于它的工艺之精和文人之美。在明朝，工匠群体和文人群体都进行了家具制作理论著作的编写。如工匠们在万历年间增编的《鲁班经匠家镜》，并且已经有着一套成熟的家具形制及其造法。文人们在“冶园亭”“藏古玩”的美学实践中，则衍生出他们的家具欣赏美学理论。如文震亨在《长物志》、戈汕的《蝶几谱》、王圻父子的《三才图会》、李渔的《笠翁偶集》等，他们在家具设计与制作上的理论认识对明式家具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和成效。近代以来，学者们对明式家具的研究越来越受重视，以王世襄的《明式家具研究》为集大成者。在以往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现将北京艺术博物馆所藏明式家具进行剖析，加以研究。
玫瑰椅
——“全国打击防范文物犯罪成果展”中的红山玉器
乐日乐
勾云形玉佩
2014年6月，辽宁省朝阳市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保护区周边接连发生多起遗址地下文物遭盗掘案件。公安部、国家文物局联合挂牌督办，朝阳市公安机关历时一年，辗转7省区10市，成功破获该案，打掉文物犯罪团伙13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40名，追缴涉案玉器、瓷器等珍贵文物2069件，其中一级文物250件。牛河梁遗址位于辽宁省朝阳市凌源、建平两县交界处，以新石器时代晚期红山文化遗址为主要遗存。辽宁朝阳系列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案追缴的玉器器形多样，雕琢工艺讲究，纹样简洁明快，还有一些是目前考古发掘所未见，为研究红山文化晚期的琢玉水平、用玉制度、社会结构变化及其所属的社会发展阶段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玉人
董立平
玉鹰
殷商是传统高古玉收藏中最重要的一个时期。本文讨论玉璧、玉环,小动物,以及玉工具、玉兵器的设计及工艺特征。
殷商时期 玉戈
沈周《湾东草堂图》轴流传考略
明 沈周《湾东草堂图》茅屋（局部）
20世纪80年代，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入藏了一批清末重臣孙毓汶后人所捐赠的中国古代绘画。笔者曾就其中一幅沈周《桃花书屋图》进行考证，发现该画作在流传过程中出现过多种版本。研究过程中，笔者发现孙毓汶于1897年在信札中提到了沈周包括《桃花书屋图》（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两幅作品，其中另一幅为《湾东草堂图》，此图与《桃花书屋图》的创作时间相去不远。根据文献记载，《湾东草堂图》为沈周中年佳作之一，曾被明清之际多位重要藏家收藏。根据文献与流传版本的对比，笔者发现《湾东草堂图》在流传过程中也出现过多种版本，且真伪基本可辨，这与《桃花书屋图》的流传过程极其相似，也为研究明代书画作伪方法提供了新的证据。
明 沈周《桃花书屋图》（局部）
战国铜镜纹饰中的金乌扶桑
古代铜镜的形制、纹饰和铭文的发展变化，记述了先民们的艺术想象力和社会文化观念，又显现出其铜镜文化自身的系统性和时代性特征，研究这些纹饰和铭文，为我们今天认识中国古代社会文化艺术和社会意识，提供了实物证据和一个独特的视角。本文讨论的是战国时期一种纹饰中带有鸟、树、及变形龙纹的铜镜，大多数人将其命名为“凤鸟纹镜”或“蟠螭菱纹镜”，学界亦有称之为“鹦鹉菩提蟠龙纹镜”。究竟哪种说法更加贴切？解读纹饰中所表达的含义，有助于更加严谨地探讨这类铜镜的定名问题。
战国 蟠螭菱纹铜镜
以指代笔 以介眉寿
——青岛市博物馆藏高其佩指画《寿带图》轴赏析
许哲
清 高其佩 绢本设色 指画 寿带图
指画又称手指画、指墨画或指头画，是我国传统绘画领域中的一种特殊绘画艺术，以指、掌、拳甚至肘沾墨作画，别有一番古雅意趣与特殊技巧。关于指画艺术的起源，唐人张璪《文通论画》中有“或以手摸绢素”记载，近代李放《八旗画录》载顺治帝福临“尝以指上螺纹，蘸墨作渡水牛，神肖多姿。自后，臣高其佩等皆擅长指墨，其法实始自世庙也。”然纵观唐至清初这一时间段，并无指画作品流传于世，顺治帝的指画可能为一时兴起所做，偶一为之，并再无其它作品传世。虽学术界对谁是指画的创始人这一问题尚有争议，但对于高其佩将指画艺术真正推向一个高峰，并获得极大成功是学者们所一致认同的。
清 高其佩 乞儿图 指画 绢本
不可一日无此君
谢博
釉里红岁寒三友纹梅瓶纹饰展开示意图
南京博物院收藏各类文物43万余件，其中瓷器近半，明洪武釉里红岁寒三友纹梅瓶便是其中难得的精品。这件瓷器作为现存惟一完整的明洪武釉里红带盖梅瓶，胎质坚硬，造型优美，纹饰精致，釉质滋润。它的白釉微青，釉里红虽发色略黑，但瑕不掩瑜，1993年被国家文物局定为一级文物，是南京博物院院的镇之宝。
明代，梅瓶一直被皇室、贵族用作重要的陪葬品。那么，这件明洪武景德镇官窑釉里红梅瓶的主人究竟是谁？它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故事？它在瓷器发展史上又有什么重要价值？
明洪武 釉里红岁寒三友纹梅瓶
——从首都博物馆藏金银器上的龙凤纹样看明代宫廷的等级规制（下）
柳彤
鸳鸯戏水纹金帔坠
朱元璋建立明朝政权后，倾心打造的重要制度之一，就是等级制度严苛的冠服制。霞帔和霞帔坠子是礼仪服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明会典》及《明史•舆服制》中对它们的颜色、质地、纹样等方面都做了严格而明确的规定，皇后、妃嫔和内外命妇有不同的服用要求。
霞帔为皇后常服所佩戴。后妃之下的皇族女性和命妇多饰仅次于凤纹的翟纹。了解翟与凤各自的特征，也为判断墓葬主人身份等级提供了参考标准。
云翟纹金簪
天津博物馆藏清中前期宫廷绘画赏析
清代宫廷绘画，以康、乾两朝最为兴盛，出现了一大批著名画家，其中有专在内廷所设画院机构供职的宫廷画家，也有兼任官职的大臣画家和院外卓有成就的画家。康熙年间有焦秉贞、冷枚、唐岱等人。乾隆年间有丁观鹏、金廷标、徐扬、张宗苍等人。还有一批外国传教士画家如郎世宁、王致诚、艾启蒙、潘廷章等人。他们以不同的技艺，受到皇帝的重用，图绘为皇室服务的题材。也正是因为这些外国传教士供职于朝廷之后，使得这一时期在宫廷绘画发展上，呈现出中体西用的新风格。具体内容大致分为描绘人物肖像画，宫廷生活画，历史纪实画，山水画、花鸟画等这几类。今就天津博物馆馆藏这一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几件绘画作品进行简要介绍。
清 冷枚 花阴蹲犬图轴
徯我后
刘名
被誉为“中国美术复兴第一声”的《徯我后》，是徐悲鸿巨幅历史题材代表作之一，创作于1930年至1933年，纵230、横318厘米。
1927年，在欧洲苦研8年的徐悲鸿学成归来。站在中国的土地上，他要把8年的潜心学习、8年的兼容并蓄、8年的追寻探索倾入中国画坛，用自己独特的风格和独创的艺术技法，画出中国的油画，把久已沉寂失去活力的中国绘画带进一个新的境界。《徯我后》便是一幅用纯粹的西洋技法，在巨幅的画布上来喷薄一个纯粹的史诗气势宏大的中国故事，依托中国古代典籍的丰富内涵，向世人展现一幅令人怦然心动的画卷。
徐悲鸿 徯我后
——记古旧书业前辈臧炳耀
李军
宋刻 元包经传
说起臧炳耀，对于上世纪中后期在苏州古旧书店买书的读者来说，并不陌生，但在他退休逾十年之后，提起的人却渐渐少了。作为近年来苏州古旧书业两个硕果仅存的老人之一，他见证了文学山房由私转公，“文革”中古旧书店的暂停与重开，多种宋元善本的购入与转售，他的存在，对于研究近代苏州的古旧书业无疑具有重要价值。
宋刻本 东莱吕太史文集
画意禅境 笔妙清心
木子
中濠典藏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主办的019春季艺术品拍卖会，吸睛的当是明代中早期至清代初期的近20幅汉传佛教绘画珍品，所涵盖的题材丰富，内容广泛，既有诸佛、菩萨、罗汉及护法神像，又有教化引导民众的佛经故事，造型生动传神，衣纹线条流畅，服饰繁缛精致，敷色华美典丽，使画面洋溢着庄严、圣洁的气氛， 具有美妙感人的教化力量。不仅刻画出诸佛菩萨度化众生的智慧与慈悲，而且寄托着包括画家本人在内的广大信众对于美好人生的心灵企盼，充分展现了明清时期中原地区佛教绘画的 独有的风格面貌和高超的艺术水平，相较于同时期的佛教雕塑，有着更大的动态、抒情和浪漫的艺术感染力，令人叹为观止。
一佛二菩萨与十二圆觉菩萨
坐标澳门中濠典藏 丹青佳制古今辉映
由中濠典藏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主办的2019春季艺术品拍卖会于5月23 〜25日在澳门渔人码头会展中心拉开帷幕。据悉，中濠典藏2019春季拍卖会将在5月23〜25日在澳门渔人码头会展中心举行预展，5月25日下午1:30开槌拍卖。这是中濠典藏在澳门举办的第三届艺术品拍卖会。此次春拍推出了集古藏珍、古董珍玩、古代书画以及近现代书画等四个专场，计有1010件拍品。其中，集古藏珍专场汇集古代玉器99件，青铜器18件及工艺品杂项56件；古董珍玩专场中的古代瓷器计54件，清宫云锦20匹，清代御墨、砚台37件及铜器杂项27件。此外，还有台湾资深藏家提供的清末民初及当代名家紫砂壶36件，并上拍了一些老普洱茶。
文徵明 赤壁赋 24×28×12厘米
周绍良藏《金刚经》跋
本遗书为鸠摩罗什译本，首脱尾全。现存9纸，181行，计360.3厘米。原状未整修。另附启功题字，题字装以护首、玉池。首部经文起自“辱波罗蜜，如来说非忍辱波罗蜜”，尾全，存尾题。唐楷，“世”字有缺笔。从原件形态考察，确属藏经洞所出敦煌遗书。
北京伍伦2019年春季拍卖会拍品：
周绍良藏7～8世纪敦煌唐人写《金刚经》启功题耑
27.6×360.3厘米
钤印：启（朱）启功私印（白）元伯（朱）蠹斋（朱）周绍良经眼（白）
周绍良藏《瑜伽师地论开释分门记》跋
北京伍伦2019年春季拍卖会拍品：
周绍良藏9世纪下半叶敦煌写经《瑜伽师地开释分门记》正面
30×275.9厘米 钤印：至德周绍良（朱）
《瑜伽师地论》为印度佛教瑜伽行派的重要著作。当年玄奘赴印的目的之一，就是寻求《瑜伽师地论》。玄奘回国后，将该论译为汉文，计100卷，成为中国佛教唯识宗立宗的基本典籍。9世纪下半叶，即敦煌归义军统治时期，著名义学僧人法成曾参照唐玄奘译《瑜伽师地论释》，为弟子们讲解该《瑜伽师地论》。听讲弟子有洪真、一真、悟真、福慧、谈迅、福赞、福性、法镜、智慧山、明照等等。法成的讲解包括科分与疏义两方面，弟子在听讲现场做了笔记。本遗书即为保存在敦煌遗书中的某弟子笔记，内容为对“本地分”的科分，即《瑜伽师地论》卷第二、卷第三部分文字的科分。由于原卷个别部分曾被后人剪开重装，故次序略有错落、缺漏。
北京伍伦2019年春季拍卖会拍品：
周绍良藏9世纪下半叶敦煌写经《瑜伽师地开释分门记》背面
30×275.9厘米
大唐故高府君高瑗墓志铭考释
裴书研 杨双榕
大唐故高府君高瑗墓志，宪宗元和十三年（818），左金吾卫大将军高瑗之铭，出土于西安曲江东（古称龙首原）。2018年10月，由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联合西安文理学院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对雁塔区马腾空村北墓葬群进行考古发掘。其中6号墓出土该墓志，志盖、志石各1件。盖上阴刻篆书“大唐故高府君墓志铭”9字。志石为方形，四侧饰四神纹饰，长、宽皆45.3厘米，志石刻栏，志文楷书，连题共计21列401字。
大唐故高府君高瑗墓志
文化和旅游融合
闫东东
在提倡全域旅游的今天，文化和旅游的融合，把“诗和远方”结合在了一起，为旅游注入了新的活力，将形成全新的资本运营模式和新的产业形态；我国的非遗资源浩若烟海，是我们文化和灵魂的“根”之所在，非遗资源与文创开发的深度结合，不仅是文旅融合的一个重要方面和重要抓手，也是文创产业创新发展的一个突破口。同时。非遗在旅游中的科学利用和创新应用，既有利于文旅融合的发展，也有利于非遗的保护、传承与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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