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北省平山县三汲乡战国中山王墓葬群发掘中，出土了大量的铜器、陶器、玉器等中山国文物。其中，有三件青铜器分外引人注目，这三件青铜器不仅铸制精美，且都刻有长篇铭文。三器上的铭文均有明确的中山纪年，内容丰富、文采斐然、书法精湛，是战国时期青铜铭文的典范，被学者们并称为“中山三器”。

所谓“中山三器”包括：铜鼎一件，通高51.5 厘米，重60公斤，铜身铁足，鼓腹浑圆，稳健敦厚，是中山王厝墓中出土的九鼎中的首鼎，故被称为“中山王鼎”或“铁足铜鼎”；铜方壶一件，通高63 厘米，重28.72公斤，壶身周正，棱角分明，四角各铸有一条神采飞扬、昂首攀爬的夔龙，故称“夔龙铜方壶”；铜圆壶一件，通高44.9 厘米，重13.65公斤，壶的肩部两侧各有一个兽面衔环，腹部有凸弦纹，出土时壶内盛满清水，因此壶由中山国王铸造，故又称铜圆壶。

中山三器上所刻铭文的篇幅都比较长，中山王鼎的外壁刻有铭文77行，共计469字，是目前发现的最长的战国时期青铜器铭文；夔龙铜方壶的四壁共刻有铭文450个字；铜圆壶的圈足上刻有铭文23字、壶腹上刻有182字，合计205字。战国中山国在长达2000多年的时间里曾一度被称为神秘王国，而镌刻在中山三器上的铭文，是中山国强盛时期最强有力的“国家宣言”，内容丰富，涵义深刻，填补了史书中关于中山国记载的诸多空白，也表现出昔时中山国的王室动态、政治风云、文化风貌和艺术追求。

❖ 夔龙铜方壶

今河北省中南部地区是商王朝的王畿之地，商王祖乙迁都于邢长达47年之久，邢即今河北省邢台市西南。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河北境内发现的先商与商代文化遗址达百余处。其中，1966年河北省磁县下七垣村西南发现大量先商和商代遗迹，是河北省南部商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遗址；1973年至1974年河北省藁城市台西商代遗址发掘，揭示出一个文明高度发达的商代方国；1991年河北省定州市北庄子发现42座商代墓葬，对研究商代族群及方国部族等问题具有重要价值，被评为“199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13年河北省卢龙县蔡家坟遗址，经考古证实是商代的孤竹古国遗址。

在这些商代的遗址和墓葬中，出土有大量精美的青铜器，说明河北商代先民已熟练掌握青铜制造技艺，制作的青铜器品类繁多，用途多样，纹饰端庄华美，创造了高度的青铜文明。通过对这些青铜器的器型、纹饰、铭文等研究发现，河北商代青铜文化面貌与殷商王朝青铜文化有着密切关系，对全面研究殷商青铜文化的来源以及演变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 夔纹蝉纹铜鼎

孙 明

卣是一种盛酒器，为了倾酒的方便所以有一个能摆动的提梁。横置提梁铜卣的提梁与铜卣椭圆形器口长径重合，倾酒时酒水从器口短径两端流出，短径两端器口宽而浅。纵置提梁铜卣的提梁与铜卣椭圆形器口长径呈90°夹角，倾酒时酒水从器口长径两端流出，长径两端器口窄而深。与横置提梁铜卣相比，纵置提梁铜卣在倾酒时酒水不易外漏，使用更方便。纵置提梁的设计风格与殷墟青铜器第二期的横置提梁的扁圆形卣及纵置提梁的鸮卣、鼎形器及罐形器有关，是多种器物融合的产物。纵置提梁铜卣最早出现于殷墟青铜器第二期晚段或三期，其使用和流通仅限于数量有限的中上层贵族，殷墟青铜器第三、四期，器形与横置提梁铜卣同步发展变化，并随殷墟与周边地区之间的交往，以及商末周初的战争与民族大迁徙而传播至周边地区，西周早期，此类器物发展至顶峰并消失，但部分器物延用至春秋早期。

❖ 殷墟郭家庄M160出土“亚址”卣

据现有考古资料，铜镜铭文始于战国末期，但那时铭文数量少，并且不占据纹饰主要地位。两汉时期铜镜铭文大量出现，且发展出韵文，主题涵括了升仙辟邪、爱情相思、富贵长寿、双亲健康、多子多福、质量自夸、生活安定以及国泰民安等等，反应了当时人们的追求和向往。山东博物馆藏汉代铜镜为数不少为铭文镜，虽然不能依此推断整个中国古代的镜铭情况，但仍可管窥其一斑。充分掌握这些第一手镜铭材料，对于研究山东两汉时期的社会历史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下面本文拟以镜铭内容分类，选取这些馆藏汉代铜镜中的典型铭文，结合两汉时期的社会与思想文化进行详细论述。

❖ 铜镜

汉代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封建社会的强盛时期，社会经济、文化呈现了空前的繁荣，随着经济的昌盛，私营作坊的兴旺，金属铸造技术飞速发展，尤其是铜镜铸造日渐繁荣鼎盛。汉代扬州是著名的铸镜中心之一，扬州地区汉墓出土的铜镜，不仅数量众多，显示出汉代扬州地区铜镜的使用非常普遍，而且在制作形式和艺术表现手法上也独具特色，创造出了具有独特魅力的汉镜艺术，镜背各种不同的图案和铭文装饰，展示了2000年前扬州地区古人的审美观念和艺术情趣，折射出古代工匠在艺术创作上的聪明才智，也体现着时代所赋予的鲜明特点，从不同程度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发展水平。现将宿扬高速公路建设中出土的铜镜简介如下。

❖ 铜镜

2017年12月16日，苏州博物馆“清代苏州藏家”系列学术特展之“梅景传家——清代苏州吴氏的收藏”正式与观众见面。此次展览分前、后两期，将于2018年1月29日换展，至2018年3月11日结束。

苏州吴氏作为晚清到民国苏州地区著名的收藏世家，从吴大澂（1835～1902年）开始，就以收藏闻名江南，至梅景书屋主人吴湖帆，在继承祖父藏品的基础上，继续四方蒐集，最终成为近代最著名的书画家、鉴赏家。此次特展，汇集了吴氏祖孙所藏青铜器、玉器、书画、古籍、碑帖、文房精品132件。

❖ 吴大澂 春草闲房图 苏州博物馆藏

何国森先生出身古玩世家，其父子两代均曾长期在北京市文物公司工作，对文物古董领域各门类多有涉猎。后来机缘巧合，得以到景德镇专门学习传统制瓷技术，并在景德镇工作生活十余年。其间，重点对传统制瓷工艺进行过系统的研究，并且多次参与古窑博览区的镇窑复烧工作，了解并积累了大量实践经验和传统资料。尤其在窑型、窑火对瓷器的影响方面更有深入的研究，进而籍此尝试分析和鉴定古代瓷器，似有拨云见日之效。这一新视角无疑会带给瓷器鉴定更多的理论依据和更广泛的研究思路，本刊特以“瓷器鉴定哪些事”为题刊登此系列文章，希望能为广大瓷器爱好者带来裨益。

❖ 上海博物馆藏 宋钧窑月白釉出戟尊

2016年南京博物院从天津征集到一件明万历官窑黄釉宫碗。口径17.5厘米，侈口、弧腹、浅圈足，通体施正黄釉。造型端庄、釉色纯正、为典型的御窑宫碗。底书“大明万历年制”青花六字双圈款。

黄釉瓷器在明代是皇家的专用品。每年皇帝祭祀地坛要用本朝制作的黄釉瓷器。明朝宣德年间出现一种口沿外撇，腹部宽深，外观端重而又实用的碗，因多为皇宫所用，故称作“宫碗”。这种优美的形制几乎贯穿整个大明朝，无论造型还是釉色都异常精美。著名古陶瓷鉴定家、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耿宝昌在其专著《明清瓷器鉴定》第六章第三节中对明万历黄釉瓷器有专门的论述：“黄釉—其釉色浓深，釉面肥厚······所见碗类······有刻划纹饰的，亦有光素器。”在南京博物院众多官窑瓷器中，明代的宫碗特别是黄釉宫碗实属罕见。

❖ 清雍正 柠檬黄釉瓶

皮球花，是一种不对称、呈散点分布的纹饰，三两成组或单个呈现，多用于瓷器。皮球花在清代雍正官窑瓷器上开始普遍应用，且多出现于粉彩瓷器上；与此同时，宫廷漆器、家具及服饰等诸多类别中，都能见到以皮球花作为主题的装饰。乾隆一朝继续烧造饰有皮球花纹饰的官窑瓷器，其描绘品种除粉彩之外，同时施用于青花瓷器。皮球花瓷器自此从宫廷走入民间。清乾隆及其之后历朝，景德镇开始大量烧造皮球花民窑瓷器。

❖ 清乾隆 青花佛八宝天球瓶 观复博物馆藏

这件钦州坭兴陶螭龙花鸟纹天球瓶造型符合乾隆朝天球瓶的基本特征：直口，颈较粗，圆腹，假圈足，也印证了“民国天球瓶多仿乾隆”这一结论。在技法上，采用堆塑和刻绘相结合的方法。将螭龙脊堆塑在设计好的瓶体颈部，用捏塑好的龙首，塑贴在瓶肩和龙脊的结合部，再用雕刻之法，呈现龙眼、鼻、嘴、角，让龙首侧视昂起，形成俯冲之势。经“红火法”烧制成型、打磨、抛光后，再创新性的阴刻出龙鳞、龙须、龙爪、龙尾。工匠娴熟将塑贴、雕刻、刻绘三种技法和谐的糅合到螭龙纹的表达之中，与瓶身合为一体，形成视觉美感。

❖ 民国钦州坭兴陶刻绘花鸟螭龙纹粗颈天球瓶

乾隆瓷器主要是生活用瓷、陈设观赏瓷、文房用具等。造型千姿百态，应有尽有，整体讲究上下对称、规矩。创意追求精、奇、巧，与康熙、雍正相比其风格既一脉相承，又独具特色。他喜欢繁缛热闹、华贵亮丽之风，所以乾隆官窑瓷在厚重方面不如康熙，隽秀方面不及雍正。但具有华美多姿、繁华似锦的特点，不但精巧新奇，而且极尽工雅细丽之能事。除传统外，还派生出许多新品种，把原有的传统工艺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云南省博物馆藏陶瓷中就有100多件乾隆朝官窑瓷器。本文检选数件，以飨读者。

❖ 清乾隆 松石绿釉百寿描金兽耳尊

禅画是中国画独特、独有的艺术表现形式之一，禅画不同于一般的佛教题材的壁画或纸绢画。他的题材主要取材于禅宗公案典故和偈语甚至还延伸至动物画。

❖ 南宋 贯休（传）十六罗汉

至2017 年 11 月本人就整整 70 周岁了。回首 70 年，一事无成，自惭不已。

我自幼喜爱书画、篆刻，不过是糊涂乱抹而已。小学六年级时在邻家大哥哥的带领下，第一次来到琉璃厂荣宝斋、中国书店，眼界为之大开。1961 年上中学以后，承蒙雷健农、郑诵先、刘博琴、秦仲文诸先生指导，学习书法和绘画。可惜当时未能持之以恒，以致半途而废。1968 年，又拜归质忱先生为师，学习魏碑书法。归先生是陆和九先生的学生，不仅书法功底深厚，而且博学多闻，使我获益良多。字虽然没学好，却激起了我探讨碑帖版本的兴趣。1980 年调入文物出版社，从事专业文物工作。期间有幸结识启功先生，经常拜访、请教先生。从 80 年代中期开始，正式得到启功先生的指导和教诲，学习碑帖之学。启功先生还特别为我介绍两位老师，一位是孟宪章先生，孟先生是著名收藏家，不仅收藏甚富，碑帖鉴定实践经验也异常丰富，一望纸墨，立断年代；另一位是王靖宪先生，人民美术出版社高级编辑，曾主编《中国美术全集书法卷》《中国碑刻全集》《中国法帖全集》等，理论修养既深，实践经验又富，收藏也很了得。启先生长我 35 岁，孟先生长我 17 岁，王先生长我 19 岁，得到三位老师的指导，我不啻于上了碑帖鉴定之学的最高学府。我不只是爱好碑帖，还痴迷于古籍版本，曾经向顾廷龙、雷梦水、李致忠诸位先生请教。

1991 年冬，启功先生亲自为我题写我的斋号：小残卷斋。此后，朱家 、王世襄、顾廷龙、史树青、饶宗颐诸位先生分别为我题写了斋号。

❖ 启功题小残卷斋

在我学习碑帖鉴定的过程中，还有一个人不能不提，他就是我的好友、兄长秦公。秦先生长我三岁，生前为北京文物公司、翰海拍卖公司总经理，他于书画、陶瓷、杂项，样样精通，尤擅碑帖鉴定，编著有《碑别字新编》《石刻大观》等。秦先生不幸英年早逝。他的去世，不但是业界的损失，也是我个人的巨大损失，我失去了一位可请教、可切磋的良师益友。他当年的水平，我至今也尚不及。

在几十年的学习过程中，我收集积累了大量的金石书籍、影印碑帖和碑帖拓片，“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其中不乏精善之本，虽然这些所谓善本无论与收藏界前辈相比，还是与近年崛起的新锐藏家相比，可能都略显微不足道，相形见绌。然而敝帚自珍，又恰逢本人七十岁生日，借此机会，将所藏碑帖择要公之于众，得与爱好碑帖的朋友们分享，敬聆诸位品评指教。

❖ 马姜墓志拓本

淅川位于鄂、豫、陕三省边陲。这里古代地理位置极为重要，有陆通秦晋水达吴楚之称。因其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所以开发较早，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文化。其中楚人便是以丹江流域为起点，发展成为雄居一方的泱泱大国。

❖ 龙形玉佩

近年来大家对帕拉造像艺术的热衷，这个堪称奇绝艺术的被发现和归类却经历了漫长的时间。相较于斯瓦特、克什米尔选像风格，帕拉造像艺术是最晚被发掘和认识的。原因是公元12世纪末发生在印度次大陆上的那场灭佛浩劫使东印度造像几乎毁灭殆尽，加之文献失载，要探明其艺术发展的脉络和艺术风格的来源与变化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随着越来越多帕拉时期古遗存的被发掘，随着大家对帕拉艺术认识的加深，随着越来越多传世艺术精品的研究深入，帕拉造像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必将被更广泛地接受，其在造像艺术史上的影响也必将回归王者之途，正如同它在历史上曾创造的辉煌地位一样。

❖ 除诸恶难度母像

11世纪帕拉后期 39.8厘米 布达拉宫琍玛拉康殿收藏

北京翰海2017秋季拍卖会于12月16日晚结束全部九个专场的拍卖,于北京嘉里中心饭店圆满收槌, 秋拍总成交3.07亿元, 总成交率83%。本次拍卖共获得三个“白手套”专场，分别是法书楹联、中国扇画以及盛世华章—机构收藏中国当代书画专场。

本场拍卖会，从预展到拍卖现场，均能感受到不同以往的客流量和竞拍热度，现场激烈的竞价，成就了一个个精彩的时刻。中国书画四个专场八百余件拍品历时18个小时的拍卖，直至凌晨结束前，仍有数十回合竞价以及超估价数十倍成交的拍品，“跨夜专场”以及“午夜开拍”，在翰海公司历年拍卖中也属首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