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立平

玉衣

        汉代是中国玉器发展史上的一个辉煌时代。汉代玉器工艺风格承继战国，但在器型品类、制作工艺与纹饰风格方面，均有所提高和创新，艺术达到空前高度，体现出汉人高超的审美情趣。汉代玉器是我国玉器的分水岭，是中国玉文化的巅峰时代，艺术成就可谓前无古人。我们鉴定时要通过多方面来比对、判断。本文将从汉代玉器用料、工艺、造型、纹饰及沁色等几个方面来进行简要介绍。

玉熊

方忆

南宋 龙泉窑青瓷胆瓶 龙泉青瓷博物馆藏

        插花与花器是密不可分的，二者合一方能成为插花的艺术。台湾学者黄永川在《中国插花史研究》中将宋代定为中国插花艺术的鼎盛期，认为宋代插花最少呈现出如下的特征与成就：宫廷对插花的重视；插花理念与理学的结合；文人雅士的倡导；鉴古之风盛行对古董器物插花观念的提倡；大量各类造型和质地的新花器的出现以及寺院、庶民阶层对插花艺术的热情响应。在宋代，插花作为“花事”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是“赏心乐事”。

宋 赵佶 文会图（局部） 台北故宫藏

东南佛国地 虔诚众生心

——宁波本地寺庙纪年佛具探析

南宋 绍兴十四年倪氏廿一娘舍银香炉

宁波地接东海，三江汇流，比邻即为舟山群岛，地理上山海相连，河川壮美，多茂岭修竹，憩隐禅修之地。历史上寺院众多，僧众芸芸。今天，这些历经岁月洗礼的院寺，多少都改变了旧时的模样：金身再塑、兴毁几度、场地变迁、规模损益；幸运的是它们都保留了下来，我们能见到，信众能膜拜。但也有一些知名、不知名的古寺，走过曾经的兴盛或落寞，已彻底地泯灭在了历史的风雨里，可供凭吊的，仅是片瓦只言的痕迹，2010年，月湖崇教寺考古发掘就属于此种类型。这些意外发现的古代寺庙遗址，客观上保存下来的东西也非常的稀少，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一些完整的遗留物品，大都是存续至今的那些寺院留下的。这其中有着明确纪年、明确地址、明确人物信息的寺院标准器物，对我们精确的文物断代、科学的器物认识、详尽的人物考证，对研究宁波地区各时期寺院的建构状况、分析文物的时代艺术属性，就显得尤为珍贵。

民国三十六年 徐昇昶制“圆瑛法师七秩寿庆”紫砂

崔怡

古画之一

        在绘画上题跋赋诗是文人画家才情的体现，是中国书画奥妙所在，更是后人分析和鉴定绘画作品的辅助依据。在书画中题跋赋诗抄录于著录的，从明代方兴，赵美琪《铁网珊瑚》、朱存理《珊瑚木难》等均记录书画作品的款识、题跋，使书画鉴定增加了新的考证因素。本文以倪瓒《梧竹秀石图》作为对象，旨在梳理绘画作品著录、题跋在研究和鉴定书画中的重要作用。

古画之一

王永超

斗彩云龙纹瓷盘

瓷器是泥土与火的完美结合，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伟大发明，是实用性与艺术性的和谐统一。明清是彩瓷高度发展并达到巅峰的时代，不但品种繁多，器形多样，而且灿烂绚丽，光彩夺目，其中斗彩因独特的烧造技艺而成为中国瓷器史上的一朵奇葩。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历代瓷器厅》精品荟萃，美妙绝伦，共藏46件斗彩瓷器。观察欣赏这些瓷器，感受祖先工匠们的心灵手巧、辛勤智慧，能够在纷繁的尘世喧嚣中陶冶情操，净化心灵。

清斗彩龙凤穿花纹瓷蒜头瓶

读宝寄情

——天津博物馆藏中国古代玉器陈列赏介(下）

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青玉勾云形珮

高英爽

宋 吉州窑黑釉木叶纹笠式盏

吉州窑遗址位于江西省境内赣江中游吉安县永和镇，分布面积约8平方公里。创烧于唐代，发展于北宋，极盛于南宋，入元以后逐渐衰落。两宋时期，江西是全国重要的经济中心，社会稳定，经济高度发达，瓷业兴旺，特别是宋室南迁,带动了江南地区的经济文化繁荣,素有“江南望郡”“文章节义之邦”之誉的吉州,亦迎来了自身发展的全盛时期。在以禅宗和儒家文化为主要内涵的庐陵文化的熏陶之下，产自赣江之滨的吉州窑瓷器，便有了几分与众不同的文人气韵和超凡脱俗的禅意之美，加之宋代高度发达商品经济的推动和市井世俗之风的侵染，吉州窑因此发展成为江南地区宋元时代最具代表性和最富创造力的民间窑场，其产品行销海内外，成为中国陶瓷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宋 吉州窑白釉褐彩竹梅纹盖罐

童宇

宋 银鎏金荆台隐士盘 

直径15.9厘米 陕西历史博物院藏

陕西历博馆藏及福建邵武南宋窖藏出土银鎏金盘的诗意图像可能衍生自与五代谋士梁震故事有关的诗作；而由于其中包含科举成功的寓意，也使得这首浅显易懂的五言绝句在后代民间广泛流行。陕西历博馆藏银鎏金盘原或亦配有一个多角形酒盏。工匠巧妙地将养着化龙鱼的鱼池制成多角，以配合酒盏的放置。不过当酒客举盏，看到银鎏金盘上的故事并理会其功名寓意之时，不知是否还会记得乱世中梁震的命运。

南宋 银鎏金荆台隐士盘 

长17.5、宽13.4、高1厘米 

福建邵武市故县村银器窖藏出土 邵武市博物馆藏

赵婷

弦纹甗

陇山又名“大陇山”、“六盘山”、“鹿盘山”、“鹿攀山”等，地处宁夏和甘肃南部、陕西西部，是陕北黄土高原和陇西黄土高原的界山，及渭河与泾河的分水岭，曲折险峻。在陇山西麓的天水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名，叫马家塬，千百年来它一直默默无闻于历史的长河当中，但是2006年一次石破天惊的考古发现，却彻底打破了它久远的宁静与安谧。

马家塬的考古发掘缘起于2006年的一起盗墓行动。2006年7月，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公安局在木河乡桃源村抓获一批盗墓贼，缴获一批文物，根据这一线索，甘肃省考古研究所便对这一墓地展开了考古调查与发掘。经过5年多的艰苦努力，马家塬的考古发掘工作初步告一段落，取得了斐然的成绩，共发现战国时期的戎人墓葬66座，祭祀坑2座，出土了大量精美的文物精品。今天笔者拟选取部分精华文物做一赏析，以期读者对这个大山中的戎者国族有一个窥豹见斑的认识。

鎏金铜壶

常德株木山出土精美彩陶器

彩绘双系陶盖壶

张淼宁

徐渭《应制词咏剑诗》局部

徐渭一生经历了太多的矛盾冲突与跌宕起伏。上天给予他旷世的天赋与才华，却又吝啬给他更多的安宁。徐渭是一位天才的悲剧性艺术家，其书法散发着狂躁气息，血脉喷张，极度亢奋的气势游走，让后世观者为之叹服，这种自我性情的表现方式，开启了后世表现主义风气。

徐渭《应制词咏墨诗》

李惠新

白玉龙凤形佩

在《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仿古玉器赏析》一文（以下简称《赏析》）中，作者例举了5件馆藏“宋仿”玉器，并以5件对应的相似形出土古玉或古器作为比照，行文加以说明，以作推介。这里，我们先不说作为对应比照的那几件古物，它们在时代风格和形制等等方面是否具有可比性问题，而就那些古玉所具备的内涵和气息而言，显然它们本身具有更为可靠的说服力。这里笔者选择其中三件玉器，试从不同角度加以论证，说明它们应为汉代古玉，而被列为“宋仿”，应该是一种误判误解。

南越王玉杯

鲁晓帆

唐白贵夫人高氏墓志拓片

今年8月，北京市文物局宣布：历时一年，在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建设工地，即延庆区谷家营村和李四官庄等地区，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262万平方米的区域内，共发掘出土了包括东汉、魏晋、唐代、辽金等朝代的砖室墓，以及明清时期的土坑墓葬共计1146座，时间跨度约两千年，出土了大量具有历史与研究价值的文物。其中出土的两合唐代白贵夫妇的墓志铭，对于研究北京延庆地区的历史发展与地理变迁，具有极为重要的特殊价值。

白贵夫妇合葬墓，在史上曾经受到过严重的盗掘。仅从剩下的零星器物及残留的壁画来看，当年还是蛮有特点的。通过对墓志的初步解读，使我们了解到墓主人白贵是有唐一代著名鹰鸽画大家白旻的儿子，并且是唐代著名大诗人白居易的族系亲属。而白贵之妻高氏，也出自于渤海郡著名的名门望族，是隋代开国功臣、第一谋臣高颎的后裔。而志文中记载的儒州、儒价城、渌水、白嚔等唐代古地州、古城名、古水名，也为我们今天研究延庆的历史、地理变迁等，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实物资料。志文中有关白氏家族的记载，对丰富白氏家族的牒谱，也具有一定的充实与研究作用。

唐逯运砖志

《西厢记》稀见版本赏析

董解元西厢记插图

李智瑛

青瓷阳刻堆花如意头莲瓣纹瓶 高丽 12世纪

众所周知，瓷器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杰出代表，而青瓷也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从汉代的原始青瓷到唐代的秘色瓷，中国青瓷始终是独领风骚。但随着国力衰弱，战乱纷起，许多越窑烧瓷工人及技术开始传入比邻的朝鲜，一种新的工艺美术品种开始孕育发展，即高丽青瓷。

高丽青瓷通常是指918～1391年间高句丽王朝统治时期烧制的青瓷，是可与中国两宋青瓷相媲美的艺术奇葩。宋代崇尚文人情怀，瓷器烧造以青白两色为主，重在色泽与质地而不是额外的装饰，因其意境高远倍受后世推崇，在世界陶瓷界享誉极高。高句丽王朝与中国宋代（960～1279年）青瓷烧制时间相仿，源流相似，相互影响浸润，却又各成体系，交相辉映。世人经常将两者视为伯仲，难分优劣，本文以高丽青瓷为核心，试图分析和评价其与宋瓷相比所突显的技艺之美。

青瓷透刻莲唐草纹注子承盘 高丽 12世纪

木子

历来名人专场都是拍卖场的香饽饽，安思远、仇焱之、戴福保、胡惠春、赵从衍、王世襄等名人珍藏专场尤其如此，往往出现就备受关注，其成交价也远远高于其他专场。而名人专场之所以受认可，关键在于名家藏名家的传承脉络能更好地保证拍品的真实性，也让拍品本身增加了更多的生动性。也因此，名人旧藏成为各大拍卖行力推的专场，以及收藏家们竞相购买的对象。2017年，养德堂珍藏的中国高古玉器专场是香港佳士得的一大亮点。

《三辅丹青》

——北京市文物公司收藏京津画派作品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