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摘要：扬州地区汉墓出土了大量的原始瓷器，推测是通过水运贸易来源于越文化核心区浙江一带，处于商周原始瓷与成熟瓷器之间，其工艺品质在西汉至东汉初有所差异。西汉早期原始瓷工艺品质相对较好，随葬原始瓷墓主身份偏高。西汉中晚期，尤其是西汉晚期原始瓷发展达到高峰，数量、规模均超前期，工艺品质却至最低点，多数器物胎质较粗、疏松，胎釉结合度差， ...

摘要：扬州地区汉墓出土了大量的原始瓷器，推测是通过水运贸易来源于越文化核心区浙江一带，处于商周原始瓷与成熟瓷器之间，其工艺品质在西汉至东汉初有所差异。西汉早期原始瓷工艺品质相对较好，随葬原始瓷墓主身份偏高。西汉中晚期，尤其是西汉晚期原始瓷发展达到高峰，数量、规模均超前期，工艺品质却至最低点，多数器物胎质较粗、疏松，胎釉结合度差，剥釉现象严重，部分器物仅剩釉痕。器型规整度相对较差，烧制变形现象较为普遍。仅有少数器物工艺品质相对较好。墓主身份上达王侯将相，下至普通平民，且与原始瓷工艺品质相对应。东汉初未有太大变化。该区汉墓原始瓷器工艺品质差异形成原因应与当时社会背景、自然资源、工艺技术条件及墓主身份等因素有关。

汉墓出土的大量钙釉器物，以往学界多定为釉陶器或高温釉陶器。近年来多位学者通过考古类型学及科技手段，基本明确了此类器物实为原始青瓷，其胎土、釉料、火候等方面均与越文化核心区浙江一带原始青瓷如出一辙，处于商周原始青瓷与东汉中晚期成熟瓷器之间，其工艺品质迥异于商周原始瓷器[1]。笔者通过对扬州地区汉墓出土的原始瓷器工艺品质进行考察，发现西汉至东汉早中期不同时段，原始青瓷工艺品质仍有差异。据此笔者以扬州地区[2]汉墓为例，对该区汉代不同时段原始瓷器工艺品质进行分析，以期探寻其所反映的背后原因及相关社会现象，不妥之处祈请方家指正。

原始瓷器相对于成熟青瓷而言，两者胎料、釉料及火候等方面大致相同，但工艺品质方面有所差异，主要表现在胎质、胎釉结合度、器型规整度等方面。此三项指标是相辅相成，统一于器物整体。下文以此三项指标对该区汉墓原始青瓷器进行分析。

一  扬州地区汉墓出土原始瓷器概况及工艺品质分析

（一）扬州地区汉墓出土原始瓷器

该区随葬原始瓷器汉墓数量丰富，其中西汉早期典型墓葬有刘毋智墓[3]、仪征联营汉墓（M1-M4[4]、M11-M13[5]）、仪征张集团山M1-M4[6]、苏庄M7[7]、西陈庄许横墓[8]、盱眙大云山江都王陵（M1-M2[9]、M9-M10[10]）、西湖镇边城·香榭里三期地块汉墓（M83、M87、M91-M92）[11]、盱眙东阳大云山M1[12]、盱眙大云山景区连接线北区M228[13]，出土原始青瓷器品类有鼎、盒、壶、瓿、钫、罐、熏、勺、洗、釜甑、虎子、瓮、蒜头瓶、灯、盆、匜、豆、卮、盉、杯、璧、锺等。西汉中期典型墓葬有安徽天长三角圩M27[14]、仪征烟袋山汉墓[15]、盱眙仁昌M5-M11[16]，出土原始瓷器品类有鼎、盒、壶、钫、瓿、罐、臼、杵、禽畜等；西汉晚期至新莽典型墓葬有小杨庄M28[17]、仪征前庄M12[18]、苏庄M134[19]、瘦西湖新苑三期汉代墓葬[20]、黄金苑月明苑五期西汉墓[21]、淮安黄岗村汉墓群[22]、盱眙仁昌M1-M4[23]、杨寿乡宝女墩新莽墓[24]、扬州东风砖瓦厂M8-M9[25]、仪征新集螃蟹地M7[26]、扬州市郊两座新莽墓[27]，出土的原始青瓷器品类有鼎、盒、壶、罐、钫、瓿、饼金、虎子、仓屋、猪圈、灯、釜、釜甑、甑、灶、盉、井、盆、勺、双唇罐、投壶、碗、熏炉、匜、卮、樽等。东汉典型墓葬有扬州甘泉M2[28]、仪征石碑村汉墓[29]、扬州甘泉顺利东汉墓[30]、扬州七里甸汉墓[31]，出土的原始青瓷器品类有罐、壶等。由于简报发表的汉墓等级稍高，并不能全面代表该区汉墓面貌，据此笔者充实了一些新材料，以便更科学、全面反映该区汉墓原始瓷工艺品质差异[32]。

（二）工艺品质分析

该区汉墓出土原始瓷器品类丰富，涉及礼器、日用器具、模型明器等。为了直观地表现不同时段原始瓷工艺品质变化，笔者将原始青瓷器分为典型器物与其他器物两类。其中典型器物有鼎、盒、壶、瓿、钫、罐，这几种器类在不同时段工艺品质变化具有连贯性，演变特征较为鲜明。现分述如下。

1.典型器型

（1）鼎、盒、瓿、钫

年代处于西汉早期至新莽。依工艺品质不同分为西汉早期、西汉中期、西汉晚期至新莽三时段。

西汉早期：四类器物绝大多数为灰胎或青灰胎，胎质较致密，含砂粒、杂质、气孔相对较少；胎釉结合尚好，釉面较光亮，蜡痕聚釉及垂流泪痕较明显；剥釉现象不甚严重；器型总体较为规整，少数器物局部有烧制变形现象。（图一，图二）

图一  扬州地区西汉早期原始瓷鼎、盒

图二  扬州地区西汉早期原始瓷瓿、钫

西汉中期：四类器物相对于西汉早期而言，数量减少，胎质变化不大，但胎釉结合度及器型规整度相对较差，局部烧制变形，部分器物釉层剥落较为严重。（图三）

图三  扬州地区西汉中期原始瓷鼎、盒、钫、瓿

西汉晚期至新莽：四类器物相对于前两期，数量陡增，无论胎质、胎釉结合度、器型规整度均较差，其中胎质粗糙，含砂粒、杂质及气孔较多，部分器物胎质泛红，烧制不透；釉层大多剥落严重，部分器物釉层几乎完全剥离，甚至仅见釉层痕迹。仅有少数器物胎质、胎釉结合度、器型规整度较好。（图四，图五）

图四  扬州地区西汉晚期至新莽原始瓷鼎、盒、钫

图五  扬州地区西汉晚期至新莽原始瓷瓿

（2）壶、罐

年代处于西汉早期至东汉早中期。依工艺品质不同分为西汉早期、西汉中期、西汉晚期至新莽、东汉早中期四时段。

西汉早期：两类器物绝大多数为灰胎或青灰胎，胎质较致密，含砂粒及杂质相对较少；胎釉结合度及器型规整度较高；少数器物局部有烧制变形的现象。（图六，图七）

图六  扬州地区西汉早期原始瓷壶

图七  扬州地区西汉早期原始瓷罐

西汉中期：与西汉早期相比，两类器物数量减少，其胎质、胎釉结合度及器型规整度相对较差。（图八）

图八  扬州地区西汉中期原始瓷壶

西汉晚期至新莽：相对于前两期，器物数量大幅增加，绝大多数器物胎质、胎釉结合度及器型规整度均急剧下降，部分胎色泛红，含砂粒、杂质及气孔多；釉层剥落严重，部分器物釉层几乎全脱，甚至仅见釉层痕迹。少数器物胎质致密、含杂质少，釉层光洁度好，器型较为规整。（图九，图一○）

图九  扬州地区西汉晚期至新莽原始瓷壶

图一〇  扬州地区西汉晚期至新莽原始瓷罐

东汉早中期：相对于前三期，器物数量急剧下降，器型亦较为单一，胎质、胎釉结合度及器型规整度与前期变化不大。

2.其他器物

演变无连续性，大多器物在不同时段或有或无，但胎质、胎釉结合度及器型规整度变化方面仍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与不同时段典型器物工艺品质变化是相对应的。

西汉早期：器型较为丰富，涉及礼器、生活用具及模型明器，其中有熏炉、匜、灯、卮、锺、虎子、蒜头瓶、细颈瓶、勺、洗、釜甑、盆、豆、盉、杯、璧等，多为青灰胎、灰胎，胎质较致密，含砂粒、杂质相对较少。胎釉结合度相对较好。器型大多规整，少数器物有烧制变形现象。（图一一）

图一一  扬州地区西汉早期原始瓷器

西汉中期：相对早期器物数量减少，未见礼器，仅见生活用具及模型明器，其中有碗、樽、灶、杯、卮、灯及部分家畜。多为灰胎或青灰胎，胎质较致密，但胎釉结合度、器型规整度均较差，脱釉现象严重，部分器物甚至仅见釉痕，少数器物局部烧制变形。（图一二）

图一二  扬州地区西汉中期原始瓷器

西汉晚期至新莽：相对于前两期，器物数量大增，未见礼器，仅见生活用具及模型明器，其中有饼金、虎子、仓屋、耳杯、猪圈、灯、釜、釜甑、甑、灶、盉、井、盆、勺、匜、双唇罐、投壶、碗、熏炉、卮、樽等。胎质较粗，含砂粒、杂质及气孔较多，局部器物胎色泛红，烧制不透。胎釉结合度较差，釉层剥落现象严重，多数器数仅剩釉痕。器物规整度较差，部分器物烧制严重变形。（图一三）

图一三  扬州地区西汉晚期至新莽原始瓷器

东汉早中期此类器物较少见，此不赘述。

二  墓主身份差异

西汉早期随葬原始瓷器的墓葬，绝大多数墓主身份等级较高，其中扬州刘毋智墓墓主身份为吴国王室成员，仪征张集团山西汉墓墓主身份为王陵的妻妾或幕僚，仪征联营M1-M4、M11-M13墓主身份为王陵陪葬幕僚或近亲人员，扬州西陈庄许横墓墓主身份属武职官员，扬州苏庄西汉墓M7墓主身份为中下级官吏或富裕士族阶层，盱眙大云山王陵M1-M2、M9-M10墓主身份为江都王刘非、皇后及妻妾陪葬人员，西湖镇边城·香榭里三期地块汉墓M83、M87、M91-M92墓主身份为具有一定经济地位的富裕阶层，盱眙大云山景区连接线北区西汉墓M228墓主身份为具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富裕平民。可见西汉早期原始瓷器作为丧葬用品，未能全面普及至平民阶层，即便有亦较为少见。

西汉中期随葬原始青瓷器的墓葬数量相对西汉早期减少，墓主身份既有贵族亦有平民，如安徽天长三角圩27号西汉墓墓主身份当为贵族，仪征烟袋山西汉墓墓主身份当与江都国和广陵国皇族有关，盱眙仁昌M5-M11墓主身份为普通平民。

西汉晚期至新莽无论是随葬原始瓷器的墓葬数量，还是原始瓷器本身的数量都是巨大的，达到该区汉墓原始瓷器发展的顶峰，墓主身份上达王侯将相，下至普通平民，其中高等级贵族墓葬往往随葬工艺品质较高的原始瓷器，而平民墓葬仅随葬工艺品质较低的原始瓷器。如扬州市小杨庄西汉墓墓主身份相当于广陵国中级官吏，扬州蚕桑砖瓦厂“董汉”墓墓主身份为贵族或高级官吏，扬州苏庄西汉墓M134墓主身份为士族阶层或富裕平民，盱眙仁昌M1-M4墓主身份当为普通平民，不胜枚举。

三  扬州地区汉墓原始瓷工艺品质差异原因

（一）原始瓷的起源与发展

迄今为止，学界已基本认定早期原始瓷生产中心应为越文化核心区浙江一带，可分五大发展时期：夏商、西周早中期、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早期、春秋中晚期、战国早中期。其中战国早中期原始瓷无论胎、釉、器型、装饰、制作、烧造等方面的发展都达到了鼎盛，多为灰白胎，胎质细腻、致密，施釉均匀，釉色青中泛黄，胎釉结合度好，器型较为规整[33]。

战国晚期，楚越征战，战乱频仍，原始瓷的生产受到较大的冲击。“……于是越遂释齐而伐楚。楚威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彊，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北破齐于徐州”[34]。由此导致越国地盘收缩，退至钱塘江以南区域，相关窑址受到破坏，制瓷工匠四处流散，战国晚期所见原始瓷分布范围缩小，工艺品质大不如前。

秦汉时期，秦朝国运短祚，这一时期主要讨论汉代原始瓷的生产。西汉早期，百废待兴，朝廷施行“无为而治”的政策，出现了社会稳定、政通人和的政治局面，从而促进了越文化核心区浙江一带原始瓷烧造的恢复与兴起，受战国晚期战乱影响，原始瓷烧造工艺、规模与战国早中期不可同日而语。

西汉中晚期至东汉初越文化核心区浙江一带原始瓷烧造处于大发展时期，无论其数量、品类均远超前期，其规模甚至不逊于战国早中期，但绝大多数器物工艺品质相对西汉早期更差，其胎质粗糙，含砂粒及气孔多，胎釉结合度低，剥釉现象特别严重，器物常出现烧制变形现象。作为瓷业大宗商品，原始瓷普及率达到历史最高峰，业已进入平常百姓家[35]。

东汉中晚期，浙江一带迎来了成熟瓷业的产生与兴起，并取代了原始瓷业。

（二）江东地区汉代原始瓷文化对扬州地区的影响因素

1.社会背景及文化因素

扬州地区地处江淮东部，“鲁哀公九年（前486年），吴城邗，沟通江淮”[36]，十四年后越军击败吴军，该区归越。楚取越之地，邗沟尽归楚，楚建广陵城。西汉早期该区先后属荆、吴国，辖故东阳郡、鄣郡、吴郡共五十三县，与东瓯、闽越接壤，联系紧密，三地之间极有可能存在人员流动。西汉中期以后由于政治、战争等方面的原因，出现了大规模的越人内迁江淮地区，与土著居民杂居、融合[38]。作为一江之隔的扬州地区，应有大量越人内迁于此。从上可见，春战时期该区先后属吴、越及楚境地，受吴越文化影响较深。到了西汉早期、中期以后，该区与浙江一带东越、闽越交流频繁，出现了规模较大的越人内迁现象，受越文化影响进一步加深[39]。

作为传统越文化因素，主要表现在三大方面，土墩墓、越族后裔的存在与影响、葬具与随葬品的传承[40]。葬具为整段原木刳凿而成的独木棺，随葬品以最具越文化特色的原始瓷作为核心标识。其中，土墩墓在该区汉墓中有所发现[41]，独木棺在该区汉墓中演变成盒形整木棺[42]，特别是原始瓷在汉代不同时段工艺品质、数量均有所差异。西汉早期该区原始瓷文化延续战国早中期，作为丧葬用品其工艺品质、数量不及战国早中期，但胎质、胎釉结合度、器型规整度仍相对较高，使用原始瓷随葬墓主身份等级普遍不低，上达王侯将相，下至士族或中小地主阶层，普通平民难以享用，即便有亦极少数。笔者认为原因有二，其一西汉早期受战乱影响百废待兴，烧制原始瓷及水运贸易成本较高，故消费群体身份相对较高；其二商代至战国早中期原始瓷多仿制青铜器，常与青铜礼器同出，属于高等级器物，为贵族阶层所独享，带有一定的礼器色彩。西汉早期与战国早中期时间跨度不长，受其影响汉墓原始瓷器同样多仿制青铜礼器，故享有原始瓷的墓主身份相对较高。

西汉中晚期至新莽，社会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原始瓷“明贵贱、辨等列”的礼器功能已完全退化，江东地区原始瓷烧造规模达到高峰，其作为大宗商品通过水运贸易到达扬州地区，不同群体需求不同。由于需求群体庞大，且绝大多数为普通平民，故工匠为了迎合大众需要，烧造出适合大众化的原始瓷，其胎质、胎釉结合度、器型规整度相对前期均较差，达到原始瓷工艺品质最低点，但亦不乏有适合高等级人员产品。可见原始瓷作为大宗商品已与陶器等普通器物一样，进入寻常百姓家。此期该区原始瓷数量之大，还与大规模越人内迁有关，东瓯、闽越人与该区土著人杂居、融合，进一步加深越文化的影响，从而提高了对原始瓷商品的需求。

东汉早期，扬州地区原始瓷品类、数量均大幅缩小，以罐、壶类为主，其他器型较少。东汉中晚期该区受江东地区瓷业影响出现了成熟青瓷。

2.自然资源及工艺技术条件因素

江东地区浙江一带作为越文化原始瓷烧造的产业中心，其影响是空前的，从原始瓷业产生后便开始向北、向西输送与拓展[43]，在江淮地区、中原地区等处便发现了大量的江东地区原始瓷器。西汉时期同样如此，山东[44]、河南[45]、安徽[46]、陕西[47]等处已得印证。扬州地区与江东地区一江之隔，受其影响巨大，从该区汉代原始瓷与江东地区原始瓷形制、纹饰及工艺比较，两者如出一辙，其汉墓原始瓷应来源于江东地区[48]。原始瓷作为易碎商品，经陆路输送极其不便，水运条件尤为重要。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巡游时“浮江下，观籍柯，渡海渚。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49]。又据《越绝书·外传记·吴地传》记载，春秋时期由苏州至长江而抵扬州的古水道：“吴古故水道，出平门，上郭池，入渎，出巢湖，上历地，过梅亭，入杨湖，出渔浦，入大江，奏广陵。”可见两地水运条件较为发达，推测原始瓷作为大宗商品贸易流通应通过水运解决，这与么彬、张冲认为山东地区汉墓原始瓷来源于江东地区并通过水路完成贸易不谋而合[50]。

工艺技术条件方面，以往有学者认为战国晚期由于楚越战争，越国战败，其疆域收缩至钱塘江以南，制瓷工匠四处流散，烧造原始瓷产业一度中断、工艺技术消失，从而出现西汉至东汉初未见原始瓷的现象。笔者认为此说不确，从战国晚期至东汉早期原始瓷烧造一直未间断，技术亦未失传，其间的高温钙釉器即为原始瓷，只是对于不同时段、不同人群需求，工艺品质有所差异。刘昕认为扬州仪征西汉早期汉墓原始瓷器属本地产，但从多年来扬州地区汉墓的发掘结果来看，该区未见烧瓷窑址、瓷土及制瓷工艺，不具备烧制原始瓷器相关要素。据此认为此说法不妥[51]。

四  结语

通过对扬州地区汉墓不同时段原始瓷工艺品质进行考察，发现西汉早期原始瓷工艺品质相对较好，墓主身份总体偏高。西汉中期原始瓷工艺品质稍有下降。西汉晚期至新莽原始瓷数量、规模达到高峰，工艺品质却为最低点，作为瓷业大宗贸易商品，已完全普及。墓主身份上达王侯将相、下至普通平民，且身份不同，享用原始瓷工质品质有差。东汉早期未有太大变化。

该区汉墓原始瓷通过水运贸易来源于江东地区，汉代不同时段的原始瓷工艺品质差异与江东地区相呼应，其推因包括社会背景、自然资源、工艺技术条件等因素。两地原始瓷器工艺品质虽相同，但器型、纹饰具有一定的差异，如浙江嵊州剡山汉墓M39、M70随葬的原始瓷瓿，耳面贴塑人与蛇，中部对称贴饰谷纹玉璧[52]。还有浙江部分汉墓流行匏壶、提筒、直口双耳罐、圈足瓿[53]等器物，这些在扬州地区极为少见。可见该区汉墓原始瓷虽来源于江东地区，但器型、纹饰并不完全一致，极少数代表浙江一带特色的器类、纹饰在该区未见，反映质地与器型、纹饰分别承载了不同的文化传统，即质地属越文化，器型、纹饰体现文化因素多样性。

原始瓷、整木棺及土墩墓作为越文化的核心标识，受其影响在该区汉墓中分布广泛。但来源不同，其中整木棺、土墩墓应通过技术交流就近完成，而原始瓷作为商品，则是通过水运贸易来源于越地制瓷中心。

总之，该区汉代原始瓷作为丧葬用品，与土墩墓、整木棺进行组合、共存，绝非偶然，而是越文化因素对该区汉墓的强烈影响。东汉中晚期，随着北方战乱频仍，南迁人员流动大，江东地区经济有了较大发展，从而促成越文化复古浪潮，最终推动原始瓷向成熟青瓷的转变[54]，在此背景下该区原始瓷亦退出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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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郑建明.秦汉原始瓷略论[J].故宫博物院院刊，2021（12）；张潇，贺云翱.我国秦汉时期瓷器考古相关问题初探[J].东南文化，2020（4）；刘昕.战国秦汉墓葬出土原始瓷器分期研究[J].南方文物，2019（1）.

[2]本文扬州地区包括现扬州市、高邮市、江都市、仪征市、宝应县、天长、盱眙等所属乡镇。这是由于西汉初期，上述地域同属荆、吴、江都国东阳郡的一部分，其汉墓形制及随葬品特征相同。

[3]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苏扬州西汉刘毋智墓发掘简报[J].文物，2010（3）.

[4]仪征市博物馆.江苏仪征刘集联营1-4号西汉墓发掘简报[J].东南文化，2017（4）.

[5]仪征市博物馆.江苏仪征联营三座西汉墓的发掘[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7（8）.

[6]南京博物院，仪征博物馆筹备办公室.仪征张集团山西汉墓[J].考古学报，1992（4）.

[7][19]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扬州苏庄西汉墓M7、M134发掘简报[J].中原文物，2022（6）.

[8]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苏扬州西陈庄西汉许横墓发掘简报[J].南方文物，2019（5）.

[9]南京博物院，盱眙县文广新局.江苏盱眙县大云山西汉江都王陵一号墓[J].考古，2013（10）；南京博物院，盱眙县文广新局.江苏盱眙县大云山西汉江都王陵二号墓发掘简报[J].考古，2013（1）.

[10]南京博物院，盱眙县文广新局.江苏盱眙大云山江都王陵M9、M10发掘简报[J].东南文化，2013（1）.

[11]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苏扬州西湖镇边城·香榭里三期地块汉代墓葬发掘简报[J].东南文化，2022（4）.

[12]淮阴市博物馆.盱眙东阳大云山西汉墓发掘简报[J].东南文化，1993（3）.

[13]淮安市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盱眙县大云山汉王陵文物保护管理所.江苏盱眙大云山景区连接线北区战国至两汉墓葬发掘简报[J].东南文化，2021（6）.

[14]天长市文物管理所，天长市博物馆.安徽天长三角圩27号西汉墓发掘简报[J].文物，2021（12）.

[15]南京博物院.江苏仪征烟袋山汉墓[J].考古学报，1987（4）.

[16][23]淮安市博物馆.江苏盱眙仁昌汉墓发掘报告[J].东南文化，2014（4）.

[17]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苏扬州市小杨庄西汉墓葬M28的发掘[J].考古，2021（4）.

[18]仪征市博物馆.江苏仪征国庆前庄12号墓发掘简报[J].东南文化，2017（2）.

[20]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苏扬州瘦西湖新苑三期汉代墓葬发掘简报[J].东南文化，2021（4）.

[21]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苏扬州邗江区黄金村月明苑五期战国至西汉墓葬发掘简报[J].东南文化，2023（2）.

[22]淮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苏淮安黄岗村墓群发掘简报[J].东南文化，2019（5）.

[24]扬州博物馆，邗江县图书馆.江苏邗江县杨寿乡宝女墩新莽墓[J].文物，1991（10）.

[25]扬州博物馆.扬州东风砖瓦厂八、九号汉墓清理简报[J].考古，1982（3）.

[26]仪征市博物馆.仪征新集螃蟹地七号汉墓发掘简报[J].东南文化，2009（4）.

[27]扬州博物馆.扬州市郊发掘两座新莽时期墓[J].考古，1986（11）.

[28]南京博物院.江苏邗江甘泉二号汉墓[J].文物，1981（11）.

[29]南京博物院.江苏仪征石碑村汉代木椁墓[J].考古，1986（1）.

[30]李健广.江苏邗江甘泉胜利东汉墓清理简报[J].东南文化，2009（4）.

[31]南京博物院，扬州市博物馆.江苏扬州七里甸汉代木椁墓[J].考古，1962（8）.

[32]2002～2003年，扬州市文物考古队在扬州西北绕城公路取土坑（简称YXR）、江阳工业园区雷塘村（简称JL）、商贸城（简称GS）、五亭龙玩具城（简称WTL）等处发掘一批汉墓，相关资料现存于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33]郑建民，林毅.青瓷中国[J].南方文物，2018（2）.

[34][37]司马迁.史记·越王勾践世家[M].北京：中华书局，1963：1751.

[35]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汉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从书中西汉早期至东汉早中期墓葬出土高温釉陶器（实为原始瓷器）工艺品质及数量来看，西汉中晚期原始瓷器规模达到最高峰，但绝大多数原始瓷工艺品质却为最低点。

[36]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021：1844.

[38]司马迁.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M].北京：中华书局，1982：1134；葛剑雄，吴松第，曹树基.中国移民史·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第二卷）[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243.

[39]付琳.东越墓葬分期及相关历史考古问题[J].考古，2023（8）.从公元前333年楚威王败越、杀越王无彊，至秦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王翦降越君、置会稽郡基本结束了句践后裔对越国故土的控制期间，越国臣民不断向南流徙，进入东瓯、闽越之地，带来了先进的越文化，推测其中亦应包括原始瓷烧造工匠及技术。

[40]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汉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278-279.

[41]秦宗林.生居城邑、死迁幽静——扬州汉墓略述[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118-123.

[42]崔秀琳.江淮地区汉代整木棺的考古发现与研究[J].中原文化，2021（4）.

[43]杨哲峰.文化变迁中的器形与质地——关于江东地区战国秦汉之际墓葬所见陶瓷器组合的初步考察[J].文物，2012（4）；杨哲峰.蕲春汉墓所见江东与岭南陶瓷产品及相关问题[J].江汉考古，2011（4）；高至喜.长沙西汉墓出土高温釉陶器研究[J].湖南省博物馆馆刊，2014（11）.

[44][50]么彬，张冲.山东地区出土原始瓷器及相关问题探折[J].东南文化，2023（3）.

[45]张鸿亮.中原地区出土西汉原始青瓷相关问题[J].华夏考古，2021（5）.

[46]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省萧县博物馆.萧县汉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261-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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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松林（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颜张奕（南京博物院）

原文刊于：《中原文物》202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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