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郑同修：《山东沿海地区汉代墩式封土墓有关问题探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秦汉土墩墓考古发现与研究——秦汉土墩墓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116—128页。
[2]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胶州市赵家庄汉代墓地》，《山东沿海汉代墩式封土墓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2020年，第3—158页。
[3]同[2]，《青岛市黄岛区安子沟汉代墓地》，第159—186页。
[4]同[2]，《青岛市黄岛区河头汉代墓地》，第187—198页。
[5]同[2]，《青岛市黄岛区丁家皂户汉代墓地》，第199—209页。
[6]同[2]，《沂南县宋家哨汉代墓地》，第210—241页。
[7]同[2]，《沂南县宋家官庄汉代墓地》，第242—269页。
[8]同[2]，《沂南县侯家宅汉代墓地》，第270—295页。
[9]同[2]，《沂南县董家岭汉代墓地》，第296—310页。
[10]同[2]，《五莲县西楼汉代墓地》，第311—323页。
[11]a.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日照海曲西汉墓（M106）发掘简报》，《文物》2010年第1期；
b.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日照市海曲2号墩式封土墓》，《考古》2014年第1期。
[12]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青岛市黄岛区博物馆：《琅琊墩式封土墓》，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6—129页。
[13]同[12]，第131—167页。
[14]同[12]，第169—185页。
[15]燕生东等：《胶南市纪家店子汉代墓地》，《中国考古学年鉴》（2003年），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222页。
[16]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胶州盛家庄汉墓发掘报告》，《青岛考古》（一），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84—117页。
[1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秦汉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433—442页。
[18]刘兴林：《汉代土墩墓分区和传播浅识》，同[1]，第33—43页。
[19]这163座墓葬的年代集中于西汉中期至东汉早期，以西汉晚期为主。其中140座墓葬面积在10平方米以下，占比约86%；19座墓葬面积在10—20平方米，占比约12%；4座墓葬面积在20—25平方米，占比约2%。以中小型墓葬为主，墓葬规格相当，因此可以排除墓葬年代和规格差异可能对随葬器物产生的影响。
[20]日照海曲汉代墓地共3座土墩，囿于资料未公布，目前缺乏墓地釉陶墓葬数量、单体墓葬总数、釉陶器数量、出土陶器总数等数据，因此未将日照海曲墓地的数据统计在内。但根据该墓地F2部分墓葬出土的釉陶器（F2M217出土3件高温釉陶壶），可知该墓地确有高温釉陶器随葬，结合其地理位置，将其一并划入东部沿黄海区。胶州盛家庄墓地墓葬同样出土了高温釉陶器，但缺乏详细数据，结合地理位置亦划入东部沿黄海区。
[21]索德浩：《文化因素分析法与历史时期考古学》，《华夏考古》2014年第1期。
[22]李伯谦：《论文化因素分析方法》，《中国文物报》1988年11月4日第3版。
[23]赵化成、高崇文：《秦汉考古》，文物出版社2002年。
[24]宋蓉、滕铭予：《山东中北部地区两汉中小型墓葬初论》，《文物春秋》2008年第5期。
[25]郑同修、杨爱国：《山东汉代墓葬形制初论》，《华夏考古》1996年第4期。
[26]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绍兴印山大墓发掘简报》，《文物》1999年第11期。
[27]张玮：《“人”字顶木椁墓墓主族属的初步研究》，《东南文化》2011年第3期。
[28]荆州博物馆：《江陵雨台山楚墓发掘简报》，《考古》1980年第5期。
[29]湖南省博物馆：《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第7期。
[30]临沂市金雀山汉墓发掘组：《山东临沂金雀山九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11期。
[31]李洪甫、石雪万：《连云港地区的几座汉墓及零星出土的汉代木俑》，《文物》1990年第4期。
[32]黄晓芬：《汉墓的考古学研究》，岳麓书社2003年，第70页。
[33]同[11]b。
[34]a.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州市博物馆：《浙江省湖州市杨家埠古墓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七辑），杭州出版社2005年，第142—310页；
b.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吉县博物馆：《浙江安吉县上马山第49号墩汉墓》，《考古》2014年第1期。
[35]杨哲峰：《文化变迁中的器形与质地——关于江东地区战国秦汉之际墓葬所见陶瓷器组合的初步考察》，《文物》2012年第4期。
[36]宋蓉、滕铭予：《汉代胶东半岛、辽东半岛及长江中下游地区海路交流的考古学例证》，《边疆考古研究》（第7辑），科学出版社2008年。
[37]同[11]a。
[38]张荣：《古代漆器》，文物出版社2005年。
[39]同[18]。
[40]闫桂林：《汉代土墩墓初步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
[41]孟国平：《试谈浙江长兴地区秦汉时期土墩遗存的堆积成因——以长兴夏家庙土墩墓为例》，同[1]，第58—62页。
[42]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广德县南塘汉代土墩墓发掘简报》，《考古》2014年第1期。
[43]清·顾栋高撰，吴树平、李解民点校：《春秋大事表》卷三十三《春秋吴楚交兵表》，中华书局1993年，第2069页。
[44]东汉·袁康、吴平辑录，乐祖谋点校：《越绝书》卷第八《越绝外传记地传第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58页。
[45]郑同修、杨爱国：《山东汉代墓葬出土陶器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2003年第3期。
[46]东汉·赵晔撰、明·吴琯校：《吴越春秋》卷六《勾践伐吴外传第十》，中华书局1985年，第231页。
[47]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山东青岛土山屯墓群四号封土与墓葬的发掘》，《考古学报》2019年第3期。
[48]彭峪：《汉代县令家族的身后事山东青岛土山屯墓群》，《大众考古》2018年第2期。
[49]西汉之司隶校尉、京兆尹和长安县令丞尉除外。此说最早由严耕望根据传世文献和碑刻史料提出，后由廖伯源据《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补证。参见a.严耕望：《秦汉地方行政制度》，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年，第345—383页；
b.廖伯源：《汉代地方官吏之籍贯限制补证》，《简牍与制度——尹湾汉墓简牍官文书考证》，文津出版社1998年，第87—124页。
[50]郑同修：《山东汉代墓葬发掘中有关问题的思考》，《海岱考古》（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465—473页。
[51]施劲松：《商周两汉的土墩墓》，同[1]，第12—22页。
[52]同[16]，《黄岛唐家莹遗址发掘报告》，第3—11页。
[53]同[16]，《黄岛台头遗址发掘报告》，第12—30页。
[54]同[16]，《城阳后桃林汉墓发掘报告》，第50—75页。
[55]同[16]，《城阳文阳路汉墓发掘报告》，第76—83页。
[56]同[16]，《胶州大闹埠汉墓发掘报告》，第118—152页。
[57]日照市博物馆：《山东日照市大古城汉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06年第4期。
[58]曾昭燏、蒋宝庚、黎忠义：《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增补本），齐鲁书社2021年。
[59]a.山东博物馆、临沂文物组：《临沂银雀山四座西汉墓葬》，《考古》1975年第6期；
b.银雀山考古发掘队：《山东临沂市银雀山的七座西汉墓》，《考古》1999年第5期。
[60]a.同[30]；
b.金雀山考古发掘队：《临沂金雀山1997年发现的四座西汉墓》，《文物》1998年第12期。
[61]林玉海：《从胶南海青墓看鲁东南沿海地区出土的汉代原始瓷器》，同[16]，第169—17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