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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鸿亮 | 试析东汉帝陵营建的若干问题

摘要: 关于汉代帝陵开始修筑的时间，《晋书》记载：“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已有学者考证西汉帝陵各陵始建时间并不一致，但绝大多数西汉皇帝即位之后会尽快开始修筑自己的陵墓。两汉陵寝发生了较大变化，那么东汉帝陵在修筑时间与营建流程方面又有哪些特点，以往研究对此关注较少。本文结合 ...

关于汉代帝陵开始修筑的时间，《晋书》记载：“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1]。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已有学者考证西汉帝陵各陵始建时间并不一致，但绝大多数西汉皇帝即位之后会尽快开始修筑自己的陵墓[2]。两汉陵寝发生了较大变化，那么东汉帝陵在修筑时间与营建流程方面又有哪些特点，以往研究对此关注较少。本文结合文献记载与最新考古资料就有关问题略作探讨。

一、预作寿陵

东汉共十四位皇帝，除两位被废的少帝[3]和献帝刘协[4]情况特殊外，其余十一位皇帝陵墓修筑的开始时间，结合文献记载可大致分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明确有“预作寿陵”，仅有东汉最早的两位皇帝。开国之君光武帝刘秀于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初作寿陵。将作大匠窦融上言：‘园陵广袤，无虑所用’。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车茅马，使后世之人不知其处。太宗识终始之义，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独完受其福，岂不美哉！今所制地不过二三顷，无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5]。中元二年（公元57年），“二月戊戌，帝崩于南宫前殿。年六十二”[6]。寿陵预作七年。东汉第二任皇帝明帝刘庄于永平十四年（公元71年），“初作寿陵”[7]。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秋八月壬子，帝崩于东宫前殿。年四十八”[8]。寿陵预作四年。

第二种情况是基本确认没有“预作寿陵”，主要是三位未成年的皇帝。首先是殇帝刘隆，“元兴元年（公元105年）十二月辛未夜，即皇帝位，时诞育百余日”[9]。延平元年（公元106年），“八月辛亥，帝崩。癸丑，殡于崇德前殿。年二岁”[10]。实际上年龄不到两岁，在位仅九个月。延平元年，十月“丙寅，葬孝殇皇帝于康陵”。李贤注曰：“陵在慎陵茔中庚地，高五丈五尺，周二百八步”[11]。对于殇帝康陵依附于和帝慎陵，文献中也进行了解释，“及殇帝崩，太后定策立安帝，犹临朝政。以连遭大忧，百姓苦役，殇帝康陵方中秘藏，及诸工作，事事减约，十分居一”[12]。

其次是冲帝刘炳，“建康元年（公元144年）立为皇太子，其年八月庚午，即皇帝位，年二岁”[13]。“永憙元年（公元145年）春正月戊戌，帝崩于玉堂前殿，年三岁”[14]。在位时间仅五个月。冲帝怀陵的选址参考了殇帝康陵的情况，依附于顺帝宪陵。《后汉书·李固传》载：“时冲帝将北卜山陵，固乃议曰：‘今处处寇贼，军兴用费加倍，新创宪陵，赋发非一。帝尚幼小，可起陵于宪陵茔内，依康陵制度，其于役费三分减一’。乃从固议”[15]。

最后是质帝刘缵，永憙元年（公元145年）正月，“丙辰，使冀持节，以王青盖车迎帝入南宫。丁巳，封为建平侯，其日即皇帝位，年八岁”[16]。本初元年（公元146年），“闰（六）月甲申，大将军梁冀潜行鸩弑，帝崩于玉堂前殿，年九岁”[17]。在位时间也仅一年有余。

以上三位小皇帝的陵墓，文献记载殇帝康陵和冲帝怀陵的营建均采用了简化措施，应是属于针对皇帝死后才做出的决定。有关质帝静陵的修建，具体情况虽没有明确记载，但陵园的整体布局，却与前二者具有一致性。如《古今注》载，殇帝康陵，“行马四出司马门。寝殿、钟虡在行马中。因寝殿为庙。园吏寺舍在殿北”。冲帝怀陵，“为寝殿行马，四出门。园寺吏舍在殿东”。质帝静陵，“为行马，四出[司马]门。寝殿、钟虡在行马中，园寺吏舍在殿北。……因寝为庙”[18]。而且质帝静陵与之前的顺帝宪陵、冲帝怀陵，三座帝陵修筑时间前后相距不足两年，尤其是顺帝宪陵、冲帝怀陵间隔仅四个月左右。在此背景下，静陵的修筑很可能是在质帝死后才开始的。

第三种情况是不能确认是否“预作寿陵”，主要是前两种情况外的六位成年皇帝。表一汇总了文献中有关各个皇帝的葬期时长[19]。通过对比发现，“预作寿陵”的光武帝刘秀、明帝刘庄葬期分别为30天、11天，考虑到刘秀作为开国皇帝葬礼的复杂性，明帝刘庄的葬期时长可作为“预作寿陵”的代表，仅有章帝刘炟的葬期12天与之相近，其余皇帝葬期多长达一至两个月不等，表明他们可能没有来得及“预作寿陵”或提前完工。

表一东汉皇帝葬期时长一览表

综上分析，东汉实际上“预作寿陵”的可能主要为前三位皇帝，由此也说明东汉形成了“预作寿陵”的制度，但什么时候开始“预作寿陵”并未有统一的标准。光武帝刘秀、明帝刘庄父子分别在登基第26年、第14年开始“预作寿陵”，当时各自年龄分别为55岁和44岁，而章帝刘炟最晚可能在登基第14年的33岁“预作寿陵”。明帝刘庄之后，至灵帝刘宏的历代东汉皇帝无一人的死亡年龄超过36岁，因此推测，没有“预作寿陵”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制度中没有规定具体的开始时间，皇帝还未到一定的年龄，本人也暂未有这方面的意愿。

此外，不同于西汉帝陵复杂且规模庞大的木构“黄肠题凑”式地宫，东汉帝陵地宫则是用预制的“黄肠石”构筑的大型石室墓。建筑工艺上更具有便捷性，能在较短时间内完工，满足突发状况的需求，这也可能是东汉中晚期以后没有较早“预作寿陵”的一个原因。

二、帝陵方位的选址

无论是否“预作寿陵”，帝陵营建之前首先是选择合适的方位。据《帝王世纪》记载，以光武帝原陵为首的五陵分布于洛阳城西北，明帝显节陵为首的六陵分布于洛阳城东南[20]。两大陵区内帝陵的分布主要依据“直系血缘相邻”的原则，如城南的洛南陵区有明帝显节陵、章帝敬陵、和帝慎陵、殇帝康陵祖孙四代，城北的邙山陵区有安帝恭陵、顺帝宪陵、冲帝怀陵祖孙三代。现简要分析光武帝原陵与明帝显节陵的选址。

东汉之初，亡于光武帝刘秀“预作寿陵”之前的达官显贵，葬于洛阳的几乎均在邙山。宗室如城阳王刘祉，“（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祉疾病，上城阳王玺绶，愿以列侯奉先人祭祀。帝自临其疾。祉薨，年四十三，谥曰恭王，竟不之国，葬于洛阳北芒”[21]。刘祉墓可能为已发现的孟津朱仓M683，该墓形制特征具有浓厚的西汉遗风[22]。外戚如国舅西华侯邓晨，“（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卒，诏遣中谒者备公主官属礼仪，招迎新野主魂，与晨合葬于北芒。乘舆与中宫亲临丧送葬。谥曰惠侯”[23]。还有开国元勋如颍阳侯祭遵，“（建武）九年（公元33年）春，卒于军”。“临死遗诫牛车载丧，薄葬洛阳”。“及遵卒无子，帝追伤之，以肜为偃师长，令近遵坟墓，四时奉祠之”[24]。偃师位于洛河以北，也属于邙山区域。以上显贵们还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就是作为一种荣耀的象征来陪葬帝陵，由此也说明“邙山”早在光武帝刘秀“预作寿陵”之前已被规划为帝陵的选址区域。

洛阳周边葬地以地势平缓开阔的邙山区域最为优越，然而东汉第二座帝陵——明帝显节陵为何另外选址于洛南？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模仿了西汉帝陵的双陵区模式，提前规划陵区范围。相比于西安咸阳塬上广袤的西汉陵区，洛阳邙山东汉陵区的范围明显小得多，限制了未来的长远规划，因此参考西汉帝陵选址于长安城东南的白鹿塬和少陵塬，明帝刘庄另辟了洛南陵区。另一方面，通过“原陵”作为邙山陵区唯一的帝陵来突出其作为“祖陵”的特殊地位。参考西汉时期帝陵的分布，一般直系血缘的父子如无特殊情况多位于同一陵区，因此，按常理光武帝、明帝父子应同葬邙山，但却分属北、南两个陵区，明帝可能刻意如此安排。邙山陵区第二座帝陵为安帝恭陵，在此之前的近70年时间里，光武帝刘秀的原陵是邙山唯一的帝陵。如果没有出现殇帝刘隆年幼早夭而导致后续直系血缘中断的意外情况，东汉帝陵从第二座帝陵开始，很可能一直集中于洛南陵区。而且，明帝开创的“上陵礼”也一直在原陵举行[25]。因此，原陵的独特性也是影响其他帝陵选址的一个因素。

东汉前两座帝陵的选址奠定了邙山、洛南两大陵区的基础，光武帝原陵与明帝显节陵也分别成为两大陵区的代名词。在有关陪葬东汉帝陵的文献记载中，无论陪葬者生活的时代是否与前两位皇帝有交集，明确陪葬某帝陵的只有前二陵。如第3位皇帝章帝时期去世的宗正刘般之妻、太尉牟融、司空伏恭，“赐冢茔地于显节陵下”；第11位皇帝灵帝时期去世的太傅胡广，“赐冢茔于原陵”[26]。但灵帝时期的胡广，此时距光武帝刘秀去世已百余年，实际上应是陪葬与光武帝同在一个陵区的灵帝。如此来看，不管是否“预作寿陵”，至少从章帝时期开始，各陵在两大陵区的选择上可能最初就有规划，这样才能使早于帝陵进入陵区的陪葬墓有较为合理的安置。

三、陵区与陵园的范围

这里首先需要对涉及东汉帝陵范围的三个空间层次进行说明：一是陵区，即邙山、洛南陵区（图一）；二是帝陵区，即陵区内帝陵集中分布的区域，与陪葬墓区相对应；三是陵园，本文主要指帝陵区内单个帝陵及其陵寝建筑的分布范围。

图一东汉帝陵分区示意图

东汉帝陵的两大陵区，在规划之初就对不同墓葬的分区划定大致范围，这一点在陵区最终的墓冢分布上有所反映，位于各陵区西部的“帝陵区”主要为帝陵以及各陵附近的嫔妃墓（含改葬追尊的后陵）等，该区域墓冢分布明显稀疏，而陵区的东北部及东部的贵族官僚陪葬墓区则是墓冢密集（图二）。光武帝刘秀“初作寿陵。将作大匠窦融上言：‘园陵广袤，无虑所用’”。此处的“园陵”可能是指邙山陵区的“帝陵区”。关于帝陵区内各个帝陵的分布，以邙山陵区为例，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大汉冢为光武帝原陵，二汉冢为安帝恭陵，朱仓M722、M707为顺帝宪陵和冲帝怀陵，刘家井M67为灵帝文陵[27]，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28]。

图二东汉邙山陵区墓葬分布示意图

目前通过田野考古工作发现，邙山陵区的帝陵区与陪葬墓区之间的边界并不十分明确，尤其是帝陵区最东侧的顺帝宪陵和冲帝怀陵已深入到陪葬墓区[29]。对此文献也有记载，《后汉书·五行志》载，建康元年（公元144年），“九月丙午，京都地震。是时顺帝崩，梁太后摄政，欲为顺帝作陵，制度奢广，多坏吏民冢”[30]。表明顺帝宪陵和冲帝怀陵在修筑过程中，破坏了一些吏民的墓冢。而帝陵区的西部则相对空旷，一方面可能是为了体现出光武帝原陵“居西为尊”，不能再安置其他帝陵，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后续帝陵的预留区。

关于东汉陵园的范围，《古今注》中有相关描述，一般核心建筑单元在“周垣内”或“行马内”，陵园的整体规模大小则用“提封田”表示。如光武帝原陵，“垣四出司马门。寝殿、钟虡皆在周垣内。提封田十二顷五十七亩八十五步”。明帝显节陵，“无周垣，为行马，四出司马门。石殿、钟虡在行马内。寝殿、园省在东。园寺吏舍在殿北。提封田七十四顷五亩”[31]。

结合考古发现，上述概念实际上表示了陵园可能具有内、外两重结构，“周垣”或“行马”范围内应为“内陵园”，其内一般有帝陵封土、石殿、钟虡，其余则位于外陵园。参考目前勘探情况，如朱仓M722内陵园的边界仅存夯土墙基，西墙长约420、北墙长约280米。

四、帝陵与陵寝建筑的修建

陵园范围确定之后，第一步是地宫修筑，这是帝陵营建过程中最核心的内容。结合东汉帝陵的考古勘探[32]与东汉诸侯王墓的考古发现情况，一般认为东汉帝陵的地宫是由大量石材（俗称“黄肠石”）构筑的方形或长方形石室墓。对此文献也有记载，《后汉书·礼仪志》载：“司空择土造穿。太史卜日。谒者二人，中谒者仆射、中谒者副将作，油缇帐以覆坑。方石治黄肠题凑便房如礼”[33]。

关于地宫内部的平面布局。《后汉书·樊宏传》载：“（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卒。遗敕薄葬，一无所用，以为棺柩一臧，不宜复见，如有腐败，伤孝子之心，使与夫人同坟异臧。帝善其令，以书示百官，因曰：‘今不顺寿张侯意，无以彰其德。且吾万岁之后，欲以为式’”[34]。参考东汉早期的诸侯王墓江苏邗江甘泉二号汉墓，墓主为葬于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的广陵思王刘荆夫妇，该墓后室有两个棺室[35]；山东临淄金岭镇一号汉墓，墓主为卒于明帝永平十三年（公元70年）的齐国炀王刘石，该墓后室中间有隔墙[36]。这种具有两个相对独立的后室可能就是光武帝所向往的“同坟异臧”的表现形式。关于葬具，《后汉书·礼仪志》载：“东园匠、考工令奏东园秘器，表里洞赤，虡文画日、月、鸟、龟、龙、虎、连璧、偃月，牙桧梓宫如故事”[37]。除了这种传统的漆木棺，也可能有石椁，如明帝刘庄，“帝初作寿陵，制令流水而已，石椁广一丈二尺，长二丈五尺，无得起坟”[38]。参考已发掘的东汉诸侯王墓，置棺的后室多长5～6、宽2～4米，此“石椁”与之规模略同，可能是一种石构后室的特殊形式。

在位于孟津区送庄镇刘家井村的灵帝文陵封土附近曾发现有纪年黄肠石，纪年分别为“建宁五年”（公元172年）、“熹平六年”（公元177年）[39]，该石应属于陵墓修筑所用或所剩。灵帝在位22年，葬于光熹元年（公元189年），而黄肠石纪年却是在位之初，前后历时至少6年，是否说明灵帝有“预作寿陵”？目前在东汉陵区范围内已发掘或被破坏的高等级墓葬中发现大量的黄肠石，规格较为统一，大多为“广（宽）三尺、厚尺五寸”，长度不等，与“长二尺、宽一尺”的条形大砖也能很好匹配，应用具有广泛性。很多黄肠石还有刻铭[40]，说明其制作是由官府作坊统一管理，具体流程大致应是在采石场完成开采、成形、打磨等步骤，并集中存放，再以成品或半成品运送至所需修筑的各高等级墓葬所在地，最后作为墓葬最核心的建筑基础完成使命。因此，黄肠石从制作完成到最终应用到墓葬内的周期可能延续较长，其刻铭纪年所显示的时间可能为制作时间而非使用时间，灵帝文陵所见黄肠石即为这种情况，当然也不排除灵帝有“预作寿陵”的可能性。

地宫在皇帝下葬并封闭之后再于其上覆土。如光武帝刘秀死后，葬日，“大尉（赵）憙告谥南郊，司徒（李）奉安梓宫，司空（冯）鲂将校复土”[41]。这也表明“预作寿陵”针对墓葬的本体部分主要是地宫的修筑。

关于东汉帝陵的封土。“预作寿陵”的前两位皇帝，光武帝刘秀称“无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明帝刘庄言“制令流水”“无得起坟”。而考古发现东汉帝陵有圆形封土，只是规模相对于西汉帝陵高大的覆斗形封土要小得多。

地面陵寝建筑的修筑是帝陵营建最后一步，持续时间也最长。目前通过考古勘探发现，东汉陵园布局具有较强的一致性，可分为以成年皇帝陵园为代表的标准模式和以未成年皇帝陵园为代表的简化模式两种[42]。标准模式的基本特征为，紧邻封土东侧的1号建筑单元“石殿”和南侧的2号建筑单元“钟虡”构成内陵园，其余3～5号三组建筑单元“寝殿”“园省”“园寺吏舍”则分布于内陵园之外（图三）。修建如此众多的地面建筑不仅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所需周期也较长。《后汉书·孝桓帝纪》载，桓帝建和元年（公元147年）四月，诏曰：“比起陵茔，弥历时岁，力役既广，徒隶尤勤。顷雨泽不沾，密云复散，儅或在兹。其令徒作陵者减刑各六月”[43]。此处“比”当为“接连”之意。此时为质帝下葬后第二年，假如此前两年的顺帝宪陵与冲帝怀陵也未完工，此时有可能三座陵园同时在建。

图三东汉陵园布局标准模式示意图

在伊滨区白草坡M1030陵园遗址考古发掘中出土有铭刻“光和三年（公元180年）造”题记的大型石器[44]，该陵园目前被认为是葬于建宁元年（公元168年）的桓帝刘志的宣陵。如果该石器是陵园修筑时期的器物，也说明陵园的建造可能会持续十余年之久。

关于建筑材料的来源。目前东汉陵区内发现的“黄肠石”绝大多数为青石，应产自洛阳盆地南缘的万安山一带，该区域在宋代还是北宋皇陵的采石场。陵园修建所用的石柱础，如邙山陵区的朱仓M722陵园所见均为红砂石，应产自邙山一带，而洛南陵区的白草坡M1030陵园则为青石，应就近取材于万安山。有关砖瓦等陶质建材，在邙山陵区东北边缘的孟津新庄发现规模庞大的东汉窑址群[45]，产品应主要供应邙山陵区各陵以及陪葬墓的修建之用。还曾在朱仓M722陵园遗址区内发现一座陵园修筑过程中临时建造的砖瓦窑[46]。以上发现或可表明东汉陵园在修筑过程中也会因地制宜，提高工作效率，加快工程进度。

五、陵园布局的变化及背景

以上分析可知，东汉两大陵区的整体布局、单个陵园的基本模式可能均是在东汉第二位皇帝明帝时期已经确定，使得自明帝显节陵以后的帝陵在营建流程上相对模式化。具体形成的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光武帝原陵的最初布局。《古今注》有关于光武帝原陵布局的记载：“垣四出司马门。寝殿、钟虡皆在周垣内”。光武帝“预作寿陵”时曾言：“今所制地不过二三顷，无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参考朱仓M722内陵园的规模，南北长420、东西宽280米，按东汉时期1顷≈47700平方米折算[47]，面积约为2.5顷，其他帝陵的内陵园规模大致相当，说明光武帝最初规划的陵园范围只限于内陵园。

原陵规划体现了“薄葬”的理念。光武帝刘秀“预作寿陵”时表示自己要效仿汉文帝霸陵，去世前的遗诏再次强调，“朕无益百姓，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务从约省”[48]。刘秀称帝之后曾多次“幸长安，祠高庙，遂有事十一陵”[49]。表明其对西汉帝陵的基本特征是了解的。即使以“薄葬”著称的文帝霸陵，除地表无封土外，其外陵园残长1206、宽863米，内陵园边长423米[50]，以外陵园面积折算约为22顷。相比而言，光武帝原陵“二三顷”的规模仅约为文帝霸陵的十分之一，由此可见刘秀墓“薄葬”力度之大。

原陵最初的规划还折射出刘秀“重塑正统”的客观需要。东汉虽然标榜“刘氏天下”，但在强调血缘关系的封建宗法制社会，刘秀以“高祖九世之孙”的身份来延续汉统并没有太强的说服力，东汉更像是在“人心思汉”背景下重新建立的新王朝。刘秀自称帝以来，通过多种方式来巩固其政权的合法性，如以“汉祚延续者”的身份频繁祭祀江苏沛县的“高原庙”，长安、洛阳的“高庙”以及西汉帝陵，通过“谶纬”来宣扬其“受命于天”等。同时，也不忘加强对自身血统的塑造，如先后在洛阳立“亲庙”、舂陵立“园庙”，追尊并祭祀自己的直系先祖，甚至“原陵”墓葬形制的主要特征也延续自南阳的家族传统而异于西汉帝陵，表现出刘秀想通过陵墓来宣示新政权有别于西汉的思想倾向，而“薄葬”则是弱化两汉陵寝巨大差异的一种手段。

第二阶段是光武帝原陵改造后的布局，并被后续帝陵所沿用。考古发现东汉邙山陵区各陵园布局基本一致，均具有五组建筑单元，表明光武帝原陵的陵园布局相比于文献记载发生过显著变化。结合陵园布局标准模式与各部分的称谓，具体表现一是陵园边界“周垣”改为“行马”；二是边界之内的“寝殿”改为“石殿”；三是陵园建筑单元增多，由两组变为五组。这一变化产生的背景需要加以讨论。

原陵布局的改造应是在汉明帝时期完成，其原因可能是为了适应“上陵礼”的出现而做出的调整[51]。《后汉书·显宗孝明帝纪》载：“永平元年（公元58年）春正月，帝率公卿已下朝于原陵，如元会仪”[52]。这就是东汉“上陵礼”的开端，具体流程见于《后汉书·礼仪志》：“西都旧有上陵。东都之仪，百官、四姓亲家妇女、公主、诸王大夫、外国朝者侍子、郡国计吏会陵。昼漏上水，大鸿胪设九宾，随立寝殿前。钟鸣，谒者治礼引客，群臣就位如仪。乘舆自东厢下，太常导出，西向拜，折旋升阼阶，拜神坐。退坐东厢，西向。侍中、尚书、陛者皆神坐后。公卿群臣谒神坐，太官上食，太常乐奏食举，舞《文始》《五行》之舞。乐阕，群臣受赐食毕，郡国上计吏以次前，当神轩占其郡国谷价，民所疾苦，欲神知其动静。孝子事亲尽礼，敬爱之心也。周遍如礼。最后亲陵，遣计吏，赐之带佩。八月饮酎，上陵，礼亦如之”[53]。由明帝开创的“上陵礼”不仅是陵前祭祀活动，也是宣示统治合法性的一种措施，相比于供奉有西汉皇帝的宗庙，“原陵”对东汉皇帝更具有血统上的认同感。终东汉一朝“上陵礼”始终都是在原陵举行，规模庞大的礼仪活动，可能导致原陵原有的陵寝设施无法满足实际需求，陵寝建筑的扩建正是在此背景下完成。

“上陵礼”的实施极大提升了“陵祭”的重要性，尤其是在明帝死后，“合庙”制度的出现，“陵祭”相对于“庙祭”的地位更加突出。《后汉书·显宗孝明帝纪》载：“遗诏无起寝庙，藏主于光烈皇后更衣别室。帝初作寿陵，制令流水而已，石椁广一丈二尺，长二丈五尺，无得起坟。万年之后，扫地而祭，杅水脯糒而已。过百日，唯四时设奠，置吏卒数人供给洒扫，勿开修道。敢有所兴作者，以擅议宗庙法从事”[54]。

明帝刘庄一方面扩建原陵陵寝，施行“上陵礼”；另一方面自降身份，不再单独设庙，弱化自己的影响，甚至还采取手段防止继位者对自己所实施政策进行更改，用实际行动全面强化了“原陵”的特殊地位。

综上，光武帝刘秀奠定了东汉帝陵“薄葬”的基本思想，明帝刘庄则完善了东汉陵寝的基本布局，并增加了“上陵礼”，东汉陵寝制度由此也基本完备。东汉陵寝的确立，也显示了东汉之初的统治者通过陵寝制度来巩固政权合法性方面所展现的高超智慧，并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六、余论

在东汉帝陵营建过程中，还有一些特殊情况，如桓帝梁皇后“懿陵”。“懿陵”是东汉唯一一座墓主人生前身份为皇后、死后以“皇后”规格下葬的“后陵”，之后又被废为“贵人冢”。按照东汉帝后“同穴合葬”的制度，该陵至少在最初的方位选址上是作为桓帝陵墓所在地，这一点此前已有学者进行过探讨[55]。那么该陵是否是桓帝提前修建的“寿陵”。

《后汉书·孝桓帝纪》载，延熹二年（公元159年）七月，“丙午，皇后梁氏崩。乙丑，葬懿献皇后于懿陵”。“八月丁丑，帝御前殿，诏司隶校尉张彪将兵围冀第，收大将军印绶，冀与妻皆自杀。……壬午，立皇后邓氏，追废懿陵为贵人冢”[56]。换算为公历纪年，梁皇后死于8月9日，葬于8月28日，陵墓被废于9月14日。梁皇后“葬期时长”20天，随着梁氏家族的覆灭，懿陵仅存在17天。与表一中各皇帝葬期相比，时间长于“预作寿陵”的明帝11天，与没有“预作寿陵”但葬期最短的冲帝的22天略同。延熹二年桓帝年仅27岁，参考之前历代皇帝情况，没有“预作寿陵”的可能性更大。

总之，通过对东汉帝陵有关营建问题的深入分析，不仅能够进一步了解东汉陵寝制度的发展演变，对陵园分期与年代的判断也能提供借鉴与参考。由于东汉帝陵保存状况相对较差，很多考古工作未及展开，相关问题仍有待进一步验证。

附记：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项目编号17ZDA216）和河南省中原英才计划-中原青年拔尖人才（编号ZYYCYU202012188）、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编号2020-CXTD-04）资助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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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晋书·索靖传附子綝传》第1651页，中华书局，1974年。

[2]马永嬴、朱晨露：《西汉帝陵始建时间考论》，见《西部考古》第23辑，科学出版社，2022年。

[3]前少帝刘懿，在位七个月病逝。《后汉书·孝顺孝冲孝质帝纪》第251页载，延光四年（公元125年）十一月，“己卯，葬少帝以诸王礼”。后少帝刘辩，被董卓废黜为弘农王后并杀害。《后汉书·皇后纪》第451页载：“初平元年（公元190年）二月，葬弘农王于故中常侍赵忠成圹中，谥曰怀王”。中华书局，1965年。下引此书，版本均同。

[4]献帝刘协，《后汉书·孝献帝纪》第391页载：“魏青龙二年（公元234年）三月庚寅，山阳公薨。自逊位至薨，十有四年，年五十四，谥孝献皇帝。八月壬申，以汉天子礼仪葬于禅陵，置园邑令丞”。

[5]《后汉书·光武帝纪》第77、78页。

[6]《后汉书·光武帝纪》第85页。

[7]《后汉书·显宗孝明帝纪》第118页。

[8]《后汉书·显宗孝明帝纪》第123页。

[9]《后汉书·孝和孝殇帝纪》第195页。

[10]《后汉书·孝和孝殇帝纪》第199页。

[11]《后汉书·孝安帝纪》第205页。

[12]《后汉书·和熹邓皇后纪》第423页。

[13]《后汉书·孝顺孝冲孝质帝纪》第275页。

[14]《后汉书·孝顺孝冲孝质帝纪》第276页。

[15]《后汉书·李固传》第2083页。

[16]同[14]。

[17]《后汉书·孝顺孝冲孝质帝纪》第282页。

[18][东汉]伏无忌撰、茆泮林辑：《伏侯古今注》第3页，见《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85年。

[19]《后汉书》卷一至卷八《光武帝纪》至《孝灵帝纪》第85～358页。便于计算，换算为公历。换算方式参见方诗铭、方小芬编著：《中国史历日和中西历日对照表》第253～286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

[20]徐宗元辑：《帝王世纪辑存》第112、113页，中华书局，1964年。

[21]《后汉书·城阳恭王祉传》第562页。

[22]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河南洛阳市朱仓村M683东汉墓园》，《考古》2022年第6期。

[23]《后汉书·邓晨传》第584页。

[24]《后汉书·祭遵传》第741、742、744页。

[25]《后汉书·礼仪志》关于“上陵礼”的记载中提到灵帝时期上原陵。《后汉书·礼仪志》第3103、3104页注引谢承书曰：“建宁五年（公元172年）正月，车驾上原陵，蔡邕为司徒掾，从公行，到陵，见其仪，忾然谓同坐者曰：‘闻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礼，始谓可损。今见威仪，察其本意，乃知孝明皇帝至孝恻隐，不可易旧’。或曰：‘本意云何？’‘昔京师在长安时，其礼不可尽得闻也。光武即世，始葬于此。明帝嗣位踰年，群臣朝正，感先帝不复闻见此礼，乃帅公卿百僚，就园陵而创焉’”。

[26]张鸿亮、卢青峰：《略谈东汉帝陵陪葬墓茔域问题》，《华夏考古》2014年第3期。

[27]a.韩国河：《东汉帝陵有关问题的探讨》，《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5期。

b.钱国祥：《东汉洛阳帝陵的布局与归属辨析》，《中原文物》2019年第1期。

c.张鸿亮：《洛阳东汉帝后陵方位与身份蠡测》，《中原文物》2019年第3期。

d.严辉：《洛阳东汉帝陵地望问题研究综述》，《中原文物》2019年第5期。

e.李继鹏：《洛阳邙山东汉帝陵再探》，《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0年第5期。

[28]a.陈长安：《洛阳邙山东汉陵试探》，《中原文物》1982年第3期。

b.王咸秋：《邙山东汉五陵考》，《考古与文物》2021年第1期。

[29]同[27]c。

[30]《后汉书·五行志》第3330、3331页。

[31][东汉]伏无忌撰、茆泮林辑：《伏侯古今注》第2页，见《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85年。

[32]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邙山陵墓群考古调查与勘测第一阶段考古报告》第180～186页，文物出版社，2018年。

[33]《后汉书·礼仪志》第3144页。

[34]《后汉书·樊宏传》第1121页。

[35]南京博物院：《江苏邗江甘泉二号汉墓》，《文物》1981年第11期。

[36]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临淄金岭镇一号东汉墓》，《考古学报》1999年第1期。

[37]《后汉书·礼仪志》第3141、3142页。

[38]同[8]。

[39]李南可：《从东汉“建宁”、“熹平”两块黄肠石看灵帝文陵》，《中原文物》1985年第3期。

[40]赵振华：《洛阳东汉黄肠石题铭研究》第13～42页，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

[41]《后汉书·显宗孝明帝纪》第96页。

[42]韩国河、张鸿亮：《东汉陵园建筑布局的相关研究》，《考古与文物》2019年第6期。

[43]《后汉书·孝桓帝纪》第290页。

[44]王咸秋、何慧芳：《洛阳洛龙区白草坡东汉陵园遗址》，见《2021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22年。

[45]a.李继鹏、严辉：《河南孟津新庄汉代烧窑遗址》，《大众考古》2015年第9期。

b.李继鹏：《河南孟津新庄发现汉代烧窑遗址》，《中国文物报》2016年1月29日第8版。

[46]张鸿亮：《洛阳孟津朱仓M722东汉陵园遗址》，见《2016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17年。

[47]东汉1尺≈0.235米，1步=6尺，1亩=240平方步，1顷=100亩≈47700平方米。参见丘光明：《中国历代度量衡考》第55页，科学出版社，1992年。

[48]同[6]。

[49]《后汉书·光武帝纪》第56、69、74页。

[50]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汉文帝霸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考古与文物》2022年第3期。

[51]同[42]。

[52]《后汉书·显宗孝明帝纪》第99页。

[53]《后汉书·礼仪志》第3103页。

[54]《后汉书·显宗孝明帝纪》第123、124页。

[55]杨哲锋：《从陵到冢——关于东汉“懿陵”的思考》，《中国文物报》2008年2月1日第7版。

[56]《后汉书·孝桓帝纪》第304、305页。

作者：张鸿亮（洛阳师范学院）

原文刊于：《考古》 202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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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鸿亮

• 秦汉时期地面建筑遗址出土空心砖刍议
• 东汉陵园建筑布局的相关研究
• 河南偃师高龙东汉墓发掘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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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鸿亮 | 试析东汉帝陵营建的若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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