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资料库
贞珉流徽——南京出土东晋南朝墓志
原作者: 南京市博物总馆 |
来自: 石刻文献研究信息 |
发布时间:2024-11-12 19:09 |
查看: 391 | 发布者: gogoyy |
摘要: 南朝墓志,何其稀少!以王连龙教授编撰的《南北朝墓志集成》(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为例,据该书《前言》页1说:“截至2018年底,本书收集到……公开刊布的南北朝墓志共计1468种。其中,北朝墓志1363种,南朝墓志98种,残志7种。”该书《凡例》页1也说,“本集成收录墓志共计1468种。其中,北魏605种;东魏169种;西魏40种;北齐309种;北周133种;北朝 ...
以王连龙教授编撰的《南北朝墓志集成》(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为例,据该书《前言》页1说:“截至2018年底,本书收集到……公开刊布的南北朝墓志共计1468种。其中,北朝墓志1363种,南朝墓志98种,残志7种。”该书《凡例》页1也说,“本集成收录墓志共计1468种。其中,北魏605种;东魏169种;西魏40种;北齐309种;北周133种;北朝无纪年107种;宋14种;齐6种;梁10种;陈2种;南朝无纪年66种;残志7种。”据此而言,北朝墓志占比约93%,南朝墓志约占7%。南京,古称“金陵”“建康”,是六朝文明的重要发生地。《贞珉流徽——南京出土东晋南朝墓志》,收录的是南京出土的东晋南朝墓志,其意义不言而喻。本书收录东晋南朝墓志共计53 方,图文并茂。墓志,是置于墓圹范围内的祔葬品,通常为砖石材质,其上书镌逝者姓名、生卒、乡贯、家世、婚宦、德行等相关信息。因其材质、形制与书镌文字体例、内容反映了葬俗变迁,蕴含重要社会历史信息,历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但前人对墓志的整理与研究,多瞩目于数量庞大的北朝与隋唐以降的历代墓志,对多出土于六朝古都南京、存世数量尚不足百种的东晋南朝墓志,则关注不多。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由南京市文物部门考古发掘出土的东晋高门士族琅琊王氏与颜氏、陈郡谢氏家族的墓志,一经披露,随即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围绕南京新出土的东晋王谢墓志,精心结撰《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认为《兰亭序》既非王羲之撰述,《兰亭序帖》也非出王羲之手笔。南京的高二适先生则针锋相对撰写了《〈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一文,对郭论予以辩驳,由此掀起了中国当代文化史上著名的“兰亭论辨”的大幕。近数十年来,随着东晋建昌伯高崧夫妇墓志与南朝梁桂阳简王萧融夫妇墓志在南京陆续出土,仍一次又一次地在学术界掀起与“兰亭论辨”密切相关的中国书体发展沿革的热烈讨论。半个多世纪以前的旧话题,何以历久弥新,影响深远,引发人们的一再瞩目?恰恰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南京出土东晋南朝墓志独特的学术价值与恒久的艺术魅力。这足以表明,东晋南朝墓志其实是六朝古都南京出土的最具特色、最有价值的文物。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伴随城市发展和基本建设,南京地区又出土了数十种东晋南朝墓志,大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如东晋谢球夫人王德光墓志的传主王德光,是“书圣”王羲之的孙女,而谢球与谢温叔侄两人的墓志均直接提到了王羲之本人和王羲之之子王凝之等人;南朝王宝玉墓志、萧融夫妇墓志、萧子恪墓志、黄法氍墓志等,对于探讨南朝墓志体例变迁、志文作者身份及其分工等涉及墓志制度、沿革的一系列问题,皆有重要的考察价值,其中萧子恪墓志更是揭秘南齐“永明体”文风这一开启唐诗韵格的“秘匙”所在。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南京市博物总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的指示和省、市主管部门对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具体要求,基于总馆馆藏,立足学界研究,集合馆内专业力量,编著《贞珉流徽——南京出土东晋南朝墓志》(以下简称《贞珉流徽》)一书,旨在对东晋南朝时期墓志及其研究做一次系统梳理和总结,以馈广大读者。《贞珉流徽》正文图版和释文部分收录南京多家文博机构所藏东晋南朝墓志共计53 方,其数量远非此前的相关著录所能及。而因体例及其它原因在正文部分未予收录的东晋南朝墓志,在本书的绪言附图与所附表格中也多被采用,可以说几乎囊括了目前已发现的所有东晋南朝墓志的资料。在收录墓志的拓图和释文的同时,《贞珉流徽》还在“图版”中收录了墓志原砖(石)的高清图,并在“释读”部分罗列出与墓志相关的墓葬、传主等拓展信息,并根据志主卒葬年代按序排列。作为绪言部分的《对东晋南朝墓志研究的回顾与反思》一文,既是便捷读者了解东晋南朝墓志的一份综述,也是对东晋南朝墓志学术史以及焦点问题的一次全面而深入的回溯和检讨。“专论”部分则精选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较具代表性的12篇考证研究文章,既展现了对东晋南朝墓志历史文化价值的认识过程,从中也可见研究途径的梗概与流变。《贞珉流徽》的出版,有利于南京出土文物的展示与传播,让广大民众更多地接触到“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更好地感受其历史价值和艺术魅力,更深入地领会南京作为六朝古都的深厚底蕴。明帝问谢鲲:“君自谓何如庾亮?”答曰:“端委庙堂,使百僚准则,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谓过之。”晋明帝曾经问谢鲲,你和庾亮相比怎么样?庾亮此时贵为明帝皇后的兄长,刚接替王导成为中书监,是后来明帝的顾命大臣,权势自不可挡。而谢鲲,代表彼时的陈郡谢氏,刚刚渡江南来,在王敦幕府任职,距离成为一流的贵族,还需要数代人才的积累。于是,或是谦虚、或是回避,谢鲲回答道:如果相比在朝廷之上的作用,我大概是比不了庾亮;但是,“一丘一壑,自谓过之”。《世说新语》里喜好记录这些人的比较,如《品藻第九》中明帝以周敳比郗鉴、周敳比和峤、周敳比庾亮等,大概回答都是世俗之外,别有所得,但唯独谢鲲这句话,被后人所记下。《世说新语·巧艺第二十一》:顾长康画谢幼舆在岩石里。人问其所以,顾曰:“谢云:‘一丘一壑,自谓过之。’此子宜置丘壑中。”顾恺之为谢鲲画像时,就嘲弄他说过的“一丘一壑,自谓过之”,于是就把他画在了石头里,如此抽象又具象的嘲弄,将谢鲲这个不羁之士和石头关联到了一起。尔后人们提起陈郡谢氏,会想起谢灵运的永嘉山水,想起谢安的东山风流,想起谢玄的淝水建功。却不想千年之后,1964年在南京市中华门外戚家山的五座残墓里,出土一块石质的墓志,上书“晋故豫章内史陈国阳夏谢鲲幼舆……”石头上的谢鲲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在这个世界上,不仅是对往日风流的回响,更对当下及往后的现实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谢鲲墓志的出土首先引发了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的关注,郭沫若认为:谢鲲为谢安的伯父,与王羲之叔父同龄,与东晋这些风流人物算是同代之人。但是,谢鲲的墓志却是以隶书刀刻,结构方整,与王羲之所作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帖》字体不同。郭沫若又结合《兰亭序》的内容,断言此文非王羲之的原作,《兰亭序帖》也非王羲之的笔记。此论一出,不仅是对千古流传的东晋书法艺术的颠覆,更是对于书法史和文学史的重大改写。中国当代文化史上有名的“兰亭论辨”由此展开。在“兰亭论辨”的过程中,学界名流如宗白华、赵万里、启功等多认同郭沫若的观点,但也有时任南京文史馆馆员的高二适撰写文章《<兰亭序>的真伪驳议》,认为草书不会书碑,但行书是否书碑,要有考古发掘证实,不能据一块墓志全盘否定。高二适的文章经章士钊转呈毛主席,毛主席在回复郭沫若的信中提出:“笔墨官司有比无好。”很快,高文在《光明日报》刊出。这个事件被认为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方针的体现和贯彻。而这条“双百方针”,时至今日,依然是我国科学技术和文艺发展的总方针。如此说来,再回想当时谢鲲回答明帝的那句话:“端委庙堂,使百僚准则,臣不如亮。”是不是颇有一丝自负之感呢?“一丘一壑”,确实过之!如果说谢鲲因为他的墓志“端委庙堂”,东晋另一位名士温峤,则因他的墓志出土而洗清一大谣言。温峤在东晋前中期政坛的重要人物,史籍之中不乏对其正面描写:博学属文,风仪秀整,英颍显名,更有和其舅氏刘琨在北抗胡,成为刘琨的使者南下劝进的经历。南下之前,刘琨对温峤说:“昔班彪识刘氏之复兴,马援知汉光之可辅。今晋祚虽衰,天命未改,吾欲立功河朔,使卿延誉江南,子其行乎?”将温峤比作两汉名臣班彪、马援,可见刘琨对温峤的看重。到达建康之后,“王导、周敳、庾亮皆爱峤才,争与之交”。此后的王敦之乱、苏峻之乱,温峤都成为朝廷的中流砥柱,出谋划策,顾全大局,在平定东晋中期两场重大的叛乱中功不可没。但就是这样“忠诚著于圣世,勋义感于人神”(陶侃所撰丧表云)的温峤,《世说新语》里却记载了他的一条绯闻,《世说新语·假谲二十七》:温公丧妇,从姑刘氏家值乱离散,唯有一女,甚有姿慧。姑以属公觅婚。公密有自婚意,答云:“佳婿难得,但如峤比云何?”姑云:“丧败之余,乞粗存活,便足慰吾余年,何敢希汝比?”却后少日,公报姑云:“已觅得婚处,门地粗可,婿身名宦,尽不减峤。”因下玉镜台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礼,女以手披纱扇,抚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这个故事大概说的是,温峤在丧妇之后,通过设局向自己的从姑娶来自己的表妹为妻,表妹称之为“老奴”。虽说温峤的形象是以任诞自居,“不拘细行”:好赌又常输,满口发鄙言,箕踞对饮酒,但这些都是那个时代的名士风范。至于骗娶表妹,实在有伤温峤形象。然而《世说新语》中的刘孝标注对于温峤的妻娶情况前后矛盾,因此温峤到底有没有骗娶过表妹刘氏,成为自《世说》成书以来很大的一个争议。而在南京北郊郭家山的温峤墓志出土之后,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温峤历任妻子的名字:高平李氏、琅琊王氏、庐江何氏,并没有出现“刘氏”的名字。由此可以断定,《世说新语》里记载的这个故事纯属坊间传闻,墓志的出土确实为温峤澄清了一条流转千年的“绯闻”。除了谢鲲、温峤这种著名史册的人物之外,还有一些典籍不显的“名人”,比如王丹虎。根据墓志上的信息,王丹虎是王彬之女。王彬是谁呢?王彬出自大名鼎鼎的琅琊王氏,东晋宰相王导是他的堂兄,荆州刺史王廙是他的同父弟弟,“书圣”王羲之是他的侄子。王彬本人也累官侍中、江州刺史、尚书左仆射等要职,是东晋一流贵族中的一流人物。而作为王彬长女的琅琊王氏大小姐王丹虎,却终身未嫁,在五十八岁亡故后,葬在了他父亲王彬墓的右侧。这位王家的大小姐缘何未嫁?她的青春是否有过姻缘的萌动?这些鲜活的记忆早就弥散于历史的尘埃之中,典籍中也不会记载这些不够严肃的故事,却因墓志的出土而被掀起了尘埃的一角。这样能葬于出身家族墓地的女子,在古代可谓幸又或不幸;而不事迹不见于典籍记载的王家大小姐,其人生的悲喜一面对于常人一样可悲可叹。墓志里的故事还有更多,从形制的演变到葬俗的发展,从生平的补充到家族的重现,更何况是在东晋南朝那个被后人神往的时代——琅琊王氏、陈郡谢氏、太原温氏这些贵族及其子弟们曾经鲜活地生存在当时的国都建康,现在的南京城中。墓志的平凡记载下,是他们每个人独特的人生,或是天下闻名的良将贤臣,或是名门大族的普通一人,或是终守闺阁的贵族小姐,这都是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活过的证据。六朝人感慨人生无常,“死生亦大矣!”墓志恰如其跨越死生的“通行证”,凤凰出版社出版的《贞珉流徽——南京出土东晋南朝墓志》里,正文图版和释文部分收录南京多家文博机构所藏东晋南朝墓志共计53 方,包括书中的绪言附图与所附表格中中采用的墓志,可以说几乎囊括了目前已发现的所有东晋南朝墓志的资料。这本书可以成为我们能够回望如梦的六朝时代的那窥豹之一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