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大谷育惠 著  刘萃峰 译  马 强 校

（一）研究史

头部结束具是为了防止死者下颚骨脱落，而将下颚骨与头盖骨固定的葬具。中国将这种托住脸颊的装具命名为“下颌托”[4]。覆颚金属片的存在，在各类发掘调查报告中虽有报道，但金属制头部结束具受到关注的契机却是大同南郊北魏墓群的调查。该墓地共发掘调查包括 167 座北魏墓在内的多座墓葬，而北魏墓占大多数，为深入北魏平城时期的考古学研究提供了诸多资料（表 1）。该墓地共出土 12 件头部结束具[5]，发掘报告的“葬俗”部分对其进行了考察[6]。此后关于金属头部结束具的专论有穆勒（即宋馨）、冯恩学、吴小平、王春燕、王飞峰等人[7]。为了对这些研究的内容进行考察和检讨，我想首先对北魏时期头部结束具及其出土遗迹进行确认。

北魏平城时期的头部结束具出土于大同市及其近郊 4 座墓地和内蒙古自治区的 2 座墓地。而迁都洛阳以后的资料则出土于陕西省的 1 座纪年墓中。

大同南郊北魏墓群（电焊器材厂墓地）：大同南郊北魏墓群为1988年调查的墓地。墓地中虽然密集分布着167座墓，但墓葬之间几无打破关系。从构造来对墓进行分类的话，只有遭到盗掘的117号墓1座为砖室墓，17座竖穴土坑墓，其余均为洞室墓。

如前所述，这片墓地中的12座墓出土了12件头部结束具。我们来确认下其中保存最好的107号墓出土资料的构造。头部结束具M107∶6（图 1-2），由头箍形的带状金片和托住脸颊的颚托金具两个部分构成。头箍长64厘米，宽 1.4 厘米，一端近方形，上有两个竖长方形孔，另一端的10 厘米处略细，插入头部的两个孔中以便将其固定于头部。颚托金具托住脸颊的部分为舟底形凹坑，周边凿有30个小孔。从颚部分的两端伸出缠绕固定头箍所用的带状金片。这条带贴着脸颊，从颚部分往上是一整条，但在两颊的位置有圆形的切口，从这个切口分成两岔，成Y形。带状金片合计四条，横向切开插入头箍中，端口的弯曲部分尚存。出土时该头部结束具内外侧均有丝织物残留，有的地方残留的丝织物呈絮状，推测是用毡类织物包裹。青铜片外侧的丝织物上有刺绣的圆形图案。

109号墓的头部结束具无线图，但从出土时照片可以看出额部有头箍形的带状金片，亦能确认包下颚的颚托金具（图 1-1）。颚托金具的颚部分系的带状金片出土后遭破坏，但从其破损部圆形的大小来看，推测其为与 M107∶6 同样形状的两部分构成的头部结束具。此外该墓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墓主额头部分出土的三角形青铜饰金属具 M109∶10[8]。该金属具呈等腰三角形，两侧镂空雕 成火焰纹，内侧两只凤鸟衔胜侧身对立。底边凿有等距离小孔，可能缝有头箍等物。这种三角形镂 空雕刻金属具与金铛不同，截至目前并无其他类似的例子。但其纹饰为凤凰和胜等中国式的元素，也许是想制作双凤纹的金铛[9] 。经人骨鉴定，墓主系 20～25 岁的女性。

该墓地出土的头部结束具中其他有线图只有24号墓和214号墓出土的2件。M24：9（图 1-4） 外缘未穿小孔。表面涂蓝色颜料，有丝织物的痕迹。M214∶1 颚托金具的颚部分沿着两侧边缘凿了10个小孔（图 1-3）。

齐家坡北魏墓：齐家坡北魏墓是大同市小南头乡发现的土洞墓。该墓出土 195 件随葬品，另有 1 具保存较好的木棺，但人骨大部分腐朽。据报告记载，墓主头盖骨附近出土两片船形的金制品[10]。虽无图版，但可以据形状和出土状况推测为佩戴的头部结束具。

迎宾大道37号墓：迎宾大道北魏墓群是大同市东郊道路建设时发现的北魏墓群，调查了75座墓，其中一部分资料的简报已经公布[11]。从刊布的墓葬平面图来看，洞室墓37号墓中，可以确认墓主头部附近出土青铜制头部结束具。形状不明。

尉迟定州墓：2010年大同市阳高县发现的砖室墓，墓室内备有房屋形石椁。墓门上有尉迟定州买砖铭。石椁内的石棺床上确认有成年女性人骨1具，佩戴头部结束具[12]。虽然刊布了石棺床与墓主的照片，但头部结束具的形状不明。

大同市博物馆展示资料：详细情况虽然不明，但大同市博物馆也展出了1件银制颚托（图 1-7 右）。Y形分岔的带状金片前端有穿孔。

伊和淖尔墓地：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镶白旗，2010 年因盗掘被发现。6 座墓中的 5 座洞室墓是北魏墓[13]。头部结束具出土于 1 号墓和 3 号墓。

被盗掘的 1 号墓中追回了头部结束具（图 1-6）。整体形状与大同南郊 M107∶6 相同，但颚托金具的颚部分和沿着两颊的 Y 形金片分开制作，3 个部分似由 2 个铆钉连接。头箍形金片上无豁口，2 件 Y 形金具分岔的顶端有 2 个或 4 个洞。此外，这件头部结束具周身有纹样，椭圆金片和 Y 形金具上饰有联珠构成的格子形纹样，颚托金具的颚部分外缘压印一圈忍冬纹，内侧为两条身体翻 转成 C 字形对望的龙和两只鹦鹉。

从简报所载照片来看，3 号墓墓主也佩戴了头部结束具（图 1-5）。木棺内安放着全身包裹黄色丝织物的遗体，死者头戴头箍形金片，颈部戴金项饰，腰部系金蹀躞带，手戴金戒指，脚穿革靴[14]。

图 1 头部结束具（北魏）

1. 大同南郊109号墓   2. 大同南郊M107∶6   3. 大同南郊M214∶1   4. 大同南郊 M24∶9   5. 伊和淖尔3号墓   6. 伊和淖尔1号墓   7. 大同市出土   8. 个人收藏   9. 皮埃尔·乌德里藏品

邵真墓（任家口229号墓）：邵真墓是陕西省西安市西郊外发现的一座未遭盗掘的墓。据甬道出土的墓志可知，墓主邵真于正光元年（520年）下葬[15]。银制头部结束具[16]出土于墓室内一级高砖垒成的棺床床面上。简报云：“ 1件，是箍住头盖同时包住下颚的几条银片连成，在下颚处，成勺状。”

迄今为止的收藏资料中疑似北魏时期头部结束具的资料有2件。

个人收藏资料：系比利时的个人收藏资料（图 1-8）。由1个头箍和3个部件构成的颚托组成，十分完整。颚托金具的3 个部件用合叶连接。头箍饰连续忍冬纹和双手悬挂的莲花化身人物像。颚托金具的颚部分还饰有龙凤纹，框架内镶嵌宝石和玻璃装饰。椭圆形外边也凿有小孔。

皮埃尔·乌德里藏品资料：瑞士的瑞特保格博物馆收藏的皮埃尔·乌德里藏品中有1件颚托金具（图 1-9）。沿脸颊的Y形金片上有圆形切口，下与颚部的金片用合叶连接。3个部件均饰有纹样。金片的外缘用忍冬纹划成四等分割线，四等分割的范围内有狮子或吐火兽[17] ，具体无法识别。外缘凿有60个小孔。

构造与分类：以上为北魏墓出土及推定为北魏～北朝时期金属制头部结束具的集成。宋馨在确认头部结束具构造的基础上，将其分为三类。Ⅰ型（北魏平城时期）由颚托金具和用于固定它的头箍构成，Ⅱ型相对简化，颚托金具的带两端互相连接以为固定，Ⅲ型颚托金具的带退化成只到耳高，只固定住头盔[18]。从上文新增的出土资料来看，宋馨的分法目前依然有效，北魏的头部结束具均为Ⅰ型。需要指出的北魏时期金属制结束具的特色有两点，一是从连接方法的来看，其由头箍和颚托金具两个部分构成，二是颚托金具的颊部金带多呈Y形。此外，关于颚托金具的构造，周身饰有纹样的颚托金具，颚部分与两条Y形的颊部金带这三个部件是分开制作而后连接起来的。 

如前所述，关于头部结束具的专门讨论有宋馨、冯恩学、吴小平、王春燕、王飞峰等人。首先，我想整理这些论文中提出的关于头部结束具的出现、谱系，以及使用背后存在的宗教性或文化性背景等问题的意见。

宋馨的论文注意到大同南郊北魏墓群中新出的金属制头部结束具，同时广泛搜罗东西方布质等其他材质的头部结束具。关于头部结束习俗的起源及其谱系，她认为欧亚大陆上亚洲地区头部结束习俗起源于前8世纪的塔里木盆地（扎滚鲁克遗址），并认为它与西亚和地中海世界最早的资料几乎同时。头部结束的习俗此后也相继出现在同地的其他绿洲国家（营盘、尼雅、山普拉遗址），到公元5世纪这一习俗被鲜卑拓跋氏带到平城，传入中原。

冯恩学对唐墓出土的头部结束具进行了讨论，认为其源自祆教文化[19]。头部结束具由祭司为防止圣火熄灭而戴的口罩转化而来[20]，传入汉地后逐渐演变为葬具。王春燕同样认为其受到祆教影响，她对吐尔基山辽墓（10 世纪初）（图 2）出土的头部结束具进行了考察，并认为从头部结束具的出土可以看出契丹人生活中受到祆教文化的影响。

图 2　吐尔基山辽墓出土头部结束具

吴小平则提出了另一种不同意见。关于头部结束具的起源，吴小平利用宋馨论文中举出的古希腊的例子，认为新疆与大同出土的头部结束具都是它东传的结果。中亚地区唯一可以确认的出土资料来自阿富汗提利亚遗址，因其墓主为旧居新疆的大月氏人，故当系新疆所传，希腊与新疆之间的广大地区没有出土头部结束具，原因不明。吴小平认为头部结束具的出现早于祆教诞生，新疆头部结束具的出现也早于粟特人定居中国，从而否定了冯恩学的观点。对于头部结束具的使用背景，吴小平从其早期分布基本集中于草原游牧地区，认为其与当地流行的萨满教灵魂观密切相关。

此外，也有学者对上述所有观点均表反对。首先，针对祆教起源说，王飞峰认为，从信奉祆教的入华中亚、西亚人墓地（安伽墓、史君墓、虞弘墓等）中并未出土头部结束具，并无考古资料能够证明中国境内出土的金属制头部结束具与祆教之间有直接联系。而关于与萨满教有关的说法也是 一样，从唐代以降金属制头部结束具的分布状况和使用者身份来看，无法说明其与萨满教有关。因此他指出，头部结束具的使用背景与“事死如事生”[21]的观念密切相关。不仅是这两种观点，对宋馨揭示的古希腊与新疆出土的最早期头部结束具，王飞峰同样持慎重立场，认为不能排除二者独立发生的可能性。不过，对于阿富汗提利亚遗址出土的金制头部结束具，他认为是受到新疆布制头部结束具影响的产物，此后北魏时期平城出现的头部结束具可能受到提利亚头部结束具的影响。

梳理以上学者提出的意见，在讨论北魏平城时期金属制头部结束具起源的问题时，有一点是没有异议的：北魏平城时期出现的金属制头部结束具是非中国性的装饰葬具。问题在于这个非中国性要素的起源，宋馨推测其从新疆绿洲地区传入，但新疆出土的为绢制，北魏平城则是金属制，二者材质不同，结束方法和构造同样有异，因此二者未必一定有关。此外，其与提利亚出土资料有关的意见也需要重新考量，北魏平城时期的资料为 4 世纪末到 5 世纪，而提利亚遗址则在公元前后1 世纪间，两者年代相去甚远，从下文附论中民族迁移期的观点来看，无法认定二者之间有相互影响的关系[22]。

此外，针对冯恩学头部结束具的使用与祆教有关的看法，我赞同吴小平的反对意见。不过，关于时代稍后的北朝至初唐宁夏固原遗址出土的一批金属制头部结束具，如下文所述，我推定其与中国境内居住的粟特人有关。至于其他诸如萨满教灵魂观、为保持生前的状态的观念而使用等说法，既无法否定亦不能肯定。特别是中唐以降，其分布范围向南扩大，同时黄河以北或中国西北部反而没有出土的实例，这与北魏平城时期一开始出现时的使用背景相比，情况可能已发生变化。例如宁夏固原出土的一批被推测与中国境内居住的粟特人有关，而雷君夫人宋氏墓（745 年）中，从出土墓志的内容来看，宋氏为道教徒[23] ，墓主的信仰与葬具之间的关系不可一概而论。

因此想要指出北魏平城时期头部结束具的使用与民族之间的关联性，几乎是不可能的。如表3所示，出土墓志的墓葬，墓主的身份均可明确，据墓志可知，他们是居住在平城的各色人群，再从出土资料来看，基本都属于北魏平城时期的考古学文化，无法通过随葬品来辨别其出身。因此关于头部结束具的使用与民族之间的关系，也并不能根据其出土地为平城便将其与拓跋部关联起来。近年来在伊和淖尔墓地的调查可以明确，平城以外的地区也在使用此物，等今后详细的报告公布后还须进一步考察。此外，关于头部结束具的使用与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正如宋馨所指出的那样，亦难得出确凿结论。而关于头部结束具与使用者的性别，仅考虑北魏的情况，女性占据压倒性多数， 但也有邵真墓这样的男性用例，不可一概而论。

以上就是笔者对北魏时期头部结束具的起源及其使用背景的看法，通过本文笔者想指出的是，必须对包括欧亚大陆东部草原地带在内的用例加以考察。宋馨的论文中并不包含这些资料，而且宋馨论文发表之后，今天中国境外的资料也须补充。因此，以下将介绍前面提到过的宁夏固原的一批头部结束具和欧亚东部草原地带的两件出土资料。 

这批头部结束具每件都是由冠饰与颚托金具两个部分构成的（图 3）。

图 3　头部结束具（宁夏，北朝以降）

1. 九龙山M33∶5  2. 九龙山M28∶2、3  3. 固原县城1998年征集   4. 史道德墓（678年）

九龙山墓地：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原州区。33号墓为有长斜坡墓道的单室土洞墓，葬 有 35～40 岁的男性和25～35 岁女性两具遗体。其中男性人骨佩戴金制头部结束具，口中含1枚金币（图 3-1）[24]。头部结束具 M33∶5 的颚托金具是一根沿颊的带子，两端各开一个孔。金具的外缘一圈和中心线饰有一排连珠纹。冠饰的纹样中央为日月纹和绸带，两侧鸟翼、小日月纹与绸带、 鸟（？）并排，三面日月鸟翼冠[25]。关于33号墓的时代，其口中所含拜占庭金币为查士丁尼一世 （527～565 年）时代之物，由此可知其埋葬时代在北魏孝昌二年（527 年）之后，再结合墓中的白瓷 可以判断其为隋墓。

另外，同墓地 28 号墓出土的 2 件银片可能也是颚托金具的一部分（图 3-2）。

宁夏固原县城 1998 年征集资料：具体情况虽不明，但征集的冠饰和颚托金具比较完整（图 3-3）。

史道德墓：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原州区小马庄乡史氏墓地中的一座。据墓志可知，墓主史道德为给事郎兰池正监，唐仪凤三年（678 年）死亡下葬[26]。该墓出土的颚托金具的贴脸颊部分中央削成柳叶形，左右各有两枚用铆钉连成一体的金片（图 3-4）。冠饰中央为月牙装饰，两边为两个 五角形金片。五角形金片表面刻有纹样，头箍状的带状金片上涂蜡。史道德墓中还出土了眉、目、鼻、唇形的剪过的青铜镀金板，这些部分缝合后可能为盖在脸上的面具。

以上是宁夏固原出土的带有冠饰的头部结束具的集成。冠饰上有日月纹，关于这些冠饰资料，影山悦子已有专论。她将冠分为三面日月冠（正面与左右两侧有月牙的冠[27] ）和鸟翼冠（鸟的翼向两侧展开的样式）两类，前者并非萨珊朝的王冠，而是嚈哒国王金吉剌王[28]的王冠，后者可能也是嚈哒的王冠，这是粟特人之间喜好用的冠。诚如王飞峰指出的那样，史君墓等中亚出身、居住 在中国境内之人的墓中并未出土头部结束具，但固原周边集中出土了带有冠饰的头部结束具，结合史道德粟特人的身份与影山对冠饰考察的结果，可以推测这批材料与粟特人有关[29]。 

吉尔吉斯斯坦的遗址中可以确认有一件资料。

阿库齐·卡拉斯墓地：也有报告称之为“图尔坎墓地”[30]，实际遗址的名字应该是阿库齐·卡 拉斯（Акчий-Карасу）墓地，位于纳伦河中游的克特曼·土波盆地的地下墓地[31] 。墓地未出报告， 只有这件头部结束具公布在了莫什科娃编的《考古学概论》中《克特曼·土波盆地、费尔干纳、阿拉依的早期游牧民》一章“乌孙时期的遗址”中（图 4）。“偶然在富人的墓葬中发现 金薄板做的几个构件（口罩和鼻罩）组成的埋葬面具”，公布的图只有一件，但同一地点也有出土其他头部结束具的可能性。阿库齐·卡拉斯墓地被认为与肯科尔文化有关，时代为公元 1～5 世纪。

北魏墓中还出土有“翼状金片”或者中文称之为“月牙形金片”（三日月形）的板状项饰[32]。结合伊和淖尔遗址的出土情况，可以确认这些资料是项饰（图 1-5）。

北魏墓出土的项饰可据形状分为三型：Ⅰ型为月牙形，Ⅱ型为月牙外侧的弧线中央有方形的突出部分，Ⅲ型为月牙外侧的弧线中央位置有个向外的尖头。 

项饰在山西省大同市内的一处遗址和内蒙古自治区的三处遗址中有出土，都是相当于北魏平城时期的墓葬。

大同南郊北魏墓群：107 号墓和 208 号墓出土。M107：10 为Ⅰ型（图 5-1）。左右两端头上各有一个安装用的小孔。项饰背面附有丝织物的残留。M208∶10 为Ⅱ型，突出部分下方的位置有一个小孔（图 5-2）。沿着青铜板的外缘围有条纹。左侧顶端缺失，情况不明，右侧顶端作成向内卷的环。青铜板的外侧涂蓝色颜料，背面附有丝织物残留。

图 5　颈部装饰具（北魏）

1. 大同南郊M107∶10  2. 大同南郊M208∶10  3. 陈武沟M10∶1  4. 伊和淖尔6号墓  5. 伊和淖尔 3 号墓

大同市博物馆收藏资料：系Ⅲ型项饰（图 1-7 左）。

陈武沟墓地：陈武沟墓地位于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化德县，2010 年配合集宁—通辽之间的铁路施工调查发掘。共有 15 座墓，其中 14 座竖穴土坑墓和 1 座偏洞室墓[33]。10 号墓出土的项饰 M10∶1 为Ⅱ型，外缘与月牙部分的中心线俱施条纹（图 5-3）。方形部分也有两道凸棱纹。

伊和淖尔墓地：伊和淖尔墓地有两座墓出土项饰。6 号墓的项饰为Ⅱ型，与陈武沟 M10∶1 饰同样纹样（图 5-4）。两肩的左右两头部分的处理与大同市博物馆收藏资料类似。

另一件 3 号墓的项饰为Ⅲ型，突出部分的下面附有半月形垂饰（图 1-5；图 5-5）。月牙部分全饰忍冬纹，三处镶嵌圆形玻璃。随项饰出土的玻璃有六块，据 X 光分析，四块圆形玻璃中的一块浅蓝色玻璃为植物灰玻璃，三块深蓝色玻璃为苏打玻璃；两块水滴形垂饰深蓝玻璃和一块垂饰透明玻璃也是苏打玻璃[34]。 

（二）与北魏～北朝同时期的项饰 

以上确认了北魏平城时期的项饰，具有北魏平城时期特征的Ⅱ型项饰的资料在中国境外也有出土。这些中国境外出土的资料与收藏资料可能也相当于北魏平城时期，不过因为牵涉到所在地区编年的确定等问题，无法草率认定年代。因此，这里先将北魏～北朝同期中国境外出土的、收藏的以及北朝时期中国境内出土的项饰资料举例如下（图 6）。

巴彦洪戈尔省嘎鲁特县的古墓：1973 年蒙古国巴彦洪戈尔省嘎鲁特县古墓出土的资料。这座 墓其他的资料缺失，只公布了项饰（图 6-1）[35] 。Ⅱ型，全身有菱形剪口。外缘与一些地方有小孔，可能是缝有某物。

库拉斯尼·斯特洛依凯里（курган <<красный стороитель>>）：1985 年比什凯克东北郊外学生 们偶然发现的遗物群，因遭破坏具体情况不明，原本可能是墓。出土资料的一部分已经公开发表， 参见Yu. S. 福迭科夫与 K. Sh. 塔巴鲁迪埃夫近年对其出土遗物的报告和考察[36] 。项饰为Ⅱ型，周身施斜格子纹。月牙部分的左右两端部分有一个小孔，方形部分下端有三个小孔（图 6-2）。

毕克齐镇古墓：呼和浩特市毕克齐镇施工时发现的墓，出土、追回人骨一具与金制品[37] 。项饰为不规则的Ⅱ型，方形部分微微外张（图 6-3）。整体可分为三个部分，左右部分的主体纹样为像 鳄鱼的龙与S 形十字交叉的纹样，中央部分施兽面纹（？）。月牙前端部分和中央突出部分的两角有穿孔。报告并未记做项饰，但在该遗物的照片中还有两件山形金片和一件长方形金片，合计四件器物。附属金片与项饰的关系不明，其他报告中也有一起出土的示例，先记于此[38] 。关于毕克齐镇古墓的年代，一同出土的有一枚利奥一世的拜占庭金币（457～474 年），因此其年代上限为北魏文成帝太安三年（457 年）。而其他遗物中有两件素面有脚银杯，杯身中央有一道环箍，同样的金杯与银杯还出土于隋大业四年（608 年）下葬的李静训墓，因而其年代定为北朝应该比较妥当。

皮埃尔·乌德里藏品资料：项饰外侧的弧边有三处短凸部分，从朝背面弯曲的角度考虑当为Ⅰ型，但从毕克齐镇的例子来看当为Ⅱ型项饰（图 6-4）。外缘围连珠纹，分为三个部分。左右两部分为三头鹿（一头为雄鹿，两头为无角鹿），中央部分施鬼面纹。一同收藏的还有一件山形金片，外缘围连珠纹，内部纹样为雄鹿。外围有小孔。

个人收藏资料：与头部结束具（图 1-8）一起收藏。Ⅲ型项饰，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五个镶嵌的巨大圆点，中间施有纹样（图 6-5）。纹样通过照片无法识别，不过从外侧往中心顺时针，好像是一条龙→数只野兽争斗的纹样→以骑马人物为中心的狩猎纹。骑马人物像可以与宁夏盐池县出土的 “白乌二年方奇”（418 年？）[39]对比考察。

布尔霍图伊文化的遗址出土资料：布尔霍图伊文化是外贝加尔东部的中世文化。虽然没有项饰出土墓葬相关的报告，但可知有 6 件项饰出土，其中三件为Ⅱ型，三件为Ⅲ型（图 6-6）。

图 6　颈部装饰具（北魏～北朝）

1. 巴彦洪戈尔省嘎鲁特县的古墓出土  2. 库拉斯尼·斯特洛依凯里  3. 毕克齐镇古墓出土  4. 皮埃尔·乌德里藏品  5. 个人收藏品  6. 布尔霍图伊文化的遗址出土  7. 特雷津采集

以上对北魏～北朝时期的头部结束具和项饰资料进行了集成。关于项饰的集成资料和论考尚无，而头部结束具近年则颇受关注，正如本文第二章第三节所列那样，有诸多考察和观点。这些先行研究中，宋馨对时代跨度极大、地理位置相去甚远的资料进行了集成，认为东西间当有交流，其间或有某种联系，不过她对时代上同时期的 4～6 世纪今天中国境外的出土资料则有未提及。本文增加了中国境外出土的资料，相关情况可总结如下。

北魏平城时期的遗址出土的头部结束具都属宋馨划分的Ⅰ型，由头箍与颚托金具构成。这一时期的颚托金具多具备如下特征：颊部金带的圆形装饰分散为两股呈 Y 形。此外，从伊和淖尔遗址 的出土资料还可以明确，同时期还存在周身饰有纹样等装饰的资料。北朝以降头部结束具在中国继续使用，值得关注的是北朝到初唐时期宁夏固原周边出土的资料群。固原周边出土的资料群是由冠饰和颚托金具构成的头部结束具，它们从粟特人的墓中出土，结合头带上的装饰纹样，推测其与该地居住的粟特人有关。而中国境外出土的资料中，阿库齐·卡拉斯墓地中有一件。鼻、眉上盖的面具虽很独特，但颚托金具的形状方面则与固原周边的资料群相似。

再来看项饰，北魏平城时期的项饰可依据外形分为三型。根据近年来伊和淖尔遗址的调查可知，同时期的项饰也有Ⅱ型和Ⅲ型。而与此Ⅱ型和Ⅲ型项饰类似的资料，在蒙古国南部、外贝加尔东部地区、吉尔吉斯斯坦也有出土。

作为补充，这里还想提一下民族迁移时期的遗址中出土的金属制面具，其目的在于保持死者容貌（图 7）。而其分布仅限于今天山周边。部分头部结束具会伴有金片做的面部部件，将来有必要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比较研究。

1. 波马古墓出土  2. Shamsi  3. Dzhalpak-Dyube

从上文对头部结束具和项饰的资料集成结果来看，在考察北魏～北朝时期的金属制装饰具时，必须注意欧亚大陆东部草原地带的出土资料，将之纳入考察范围之内。伴随北魏平城时期的考古发现可以明确，带有非中国式纹样的金银器等各种源自西方的文物不断传入。这个“西方”根据不同资料可以代指各种地区，但草原地带并不在“西方”的范畴内，因此欧亚东部草原地带上遗址的相似性尚未引起注意。草原地带不仅仅是西来文物的路过之地。

对于 4～6 世纪欧亚草原地带的东西交流，我在后文的附论中将其设定为民族迁移时期的考古学。在贵金属制品方面，从伊和淖尔墓地出土的镶嵌有红色玻璃（宝石）的资料来看，金属加工资料——这类民族迁移时期的典型器物——的东部边界并非天山地区，而是直达内蒙古中南部草原地带。不过，本文整理的头部结束具和项饰绝大多数出土于北魏平城时期的遗址中，其在装饰纹样方面，与显示民族迁移时期典型特征的金属加工资料在特征上尚有差异。将来要像本文讨论的资料那样，对民族迁移时期金属加工资料的每个资料分布进行仔细整理，然后据此考察欧亚东部草原地带上的交错情况及其背景。

4～6 世纪（约与北魏～北朝同期）的七河地区和天山周边地区考古资料的公布，单从遗址单位来看，几无进展。该地区遗址与遗物的概述可见于《苏联考古学》丛书中的 M. G. 莫什科娃[41]和 A. K. 阿布罗兹[42]。前者研究斯基泰·萨尔马提亚时期，后者关注中世，都曾提及 4～6 世纪的情况。按前者的时代划分，1～5 世纪为乌孙期（中后期阶段），后者则强调应从民族迁移时期的视角来看待 4～5 世纪。七河地区和天山周边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与民族及其编年等特定地域的问题， 我将另撰他文（如肯科尔文化与匈奴的问题等），这里我想着眼于广阔的欧亚草原地带上，具有同 一时代特征的民族移动时期，指出其典型器物。那就是鞍构造及饰鱼鳞纹的金制鞍饰品、镶嵌红色宝石或玻璃的贵金属制品、鍑等，其中镶嵌红色宝石、玻璃的贵金属制品，前面提到的 A. K. 阿布罗兹和 I. P. 扎塞茨卡亚[43]已经整理了东西方的出土资料。从其分布来看，大约以吉尔吉斯斯坦的天山地区为东限，韩国庆州鸡林路 14 号坟虽然也曾出土与哈萨克斯坦的沃洛沃埃湖（оз.Боровое）附近出土短剑相似的资料，但中国北部边疆地区并无出土之例，宛如飞地。此后，新疆波马古墓[44]、吉林台遗址[45]中虽然出土镶嵌红色宝石、玻璃的贵金属资料，但遗址均位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中国北部边疆地区依然是空白[46]。

不过新近伊和淖尔墓地的发现，因3号墓和6号墓出土的镶嵌红色玻璃或宝石的全套带金具，使得这一认识有了重新修正的必要。也就是说，资料最东的到达点虽然是鸡林路14号坟的短剑，但伊和淖尔墓地是草原地带上的遗址，它是民族迁移时期同时代扩展到中国北部边疆地区的例子。伊和淖尔墓地从墓葬结构和出土遗物来看，均明确属于北魏平城时期的考古学文化，但将其置于欧亚草原地带间，从民族迁移时期考古学的方向进行认识也同样必要。既有对伊和淖尔墓地文化因素的考察指出，其混杂了多种文化因素[47] ，但并未触及前苏联考古学者关注的民族迁移时期。期待今后伊和淖尔墓地发掘资料的进一步公布，以推进草原地带上分布的遗址之间的比较研究。

引用、参考文献

< 日文 >

大谷育惠《汉唐遗址出土的指环及其出现背景》，《辽西地区东晋十六国时期都城文化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2017 年。日文版：《漢～唐代の遺跡で出土した指輪とその出現背景》，载奈良文化財研究所編集：《東アジア考古学論叢Ⅱ——遼西地域の東晋十六国期都城文化の研究》，奈良文化財研究所学報（第98冊），岡村印刷工業株式会社，2020 年。

大谷育惠《漢—北魏期における耳飾の展開とその画期——中国北辺を対象とした金属製装身具の研究（1）》，《山口大学考古学論集Ⅱ——中村友博先生退任記念論文集》，山口大学考古学研究室，2012 年。

大谷育惠《三燕金属製装身具の研究》，《金沢大学考古学研究室紀要》32，金泽大学人文学类考古学研究室，2011 年。

大谷育惠《新疆出土の貴石象嵌製品の位置づけをめぐって》，《ユーラシア文化における東西交渉》（アフロ・ユーラシア内陸乾燥地文明叢書 14），中部大学中部高等学术研究所，2016 年。

福冈市博物馆《遥かなる長安金銀器と建築裝飾展——唐朝文化の輝きを求めて》，1988 年。

吉田丰《ソグド人とソグドの歴史》，《ソグド人の美術と言語》，临川书店，2011 年。

九州国立博物馆《契丹：草原の王朝》，西日本出版社，2011 年。

奈良县立橿原考古研究所附属博物馆《大唐皇帝陵》（博物馆特别展图录第73册），2010 年。

奈良县立美术馆《シルクロード・オアシスと草原の道》（シルクロード大文明展），1988 年。

邵清隆监修，吉田顺一协助监修《中国・内モンゴル自治区博物館所蔵チンギス・ハーンとモンゴルの至宝展》，东映株式会社，2008 年。

影山悦子《中国新出ソグド人装具に見られる鳥翼冠と三面三日月冠——エフタルの中央アジア支配の影響》，《オリエント》50-2，日本オリエント学会，2007 年。

< 中文 >

安英新《新疆伊犁昭苏县古墓葬出土金银器等珍贵文物》，《文物》1999 年第 9 期。

包桂红《内蒙古锡林郭勒伊和淖尔 M1 文化因素试析》，《文物》2018 年第 8 期。

陈永志、宋国栋、李春雷、曾鹏《内蒙古正镶白旗伊和淖尔墓群》，《2015 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16 年。

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奉节宝塔坪》，科学出版社，2010 年。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奉节上关遗址发掘简报》，《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 1998 卷》，科学出版社，2003 年。

崔剑锋、刘爽、魏东、吴小红《中国乌银工艺的首次发现和初步研究》，《边疆考古研究》（第 7 辑），科学出版社，2007 年。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七里村北魏墓群发掘简报》，《文物》2006 年第 10 期。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沙岭北魏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2006 年第 10 期。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阳高北魏尉迟定州墓发掘简报》，《文物》2011 年第 12 期。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迎宾大道北魏墓群》，《文物》2006 年第 10 期。

冯恩学《下颌托——一个被忽视的祆教文化遗物》，《考古》2011 年第 2 期。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皇帝岗唐木槨墓清理简报》，《考古》1959 年第 12 期。

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册》，文物出版社，2012 年。

湖北省博物馆、郧县博物馆《湖北郧县唐李徽、阎婉墓发掘简报》，《文物》1987 年第 8 期。

湖北省荆州博物馆《巴东县雷家坪遗址 2003 年发掘报告》，《湖北库区考古报告集·第 4 卷》，科学出版社，2007 年。

湖北省文物事业管理局、湖北省三峡工程移民局《秭归庙坪》，科学出版社，2003 年。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重庆市文物局、奉节县文物管理所《奉节宝塔坪墓群唐宋墓葬的发掘》，《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 2000 卷》，科学出版社，2007 年。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市东明小区 C5M1542 唐墓》，《文物》2004 年第 7 期。

马丽亚·艾海提、金诚实、静永杰《内蒙古北魏墓出土萨珊玻璃器及其相关问题》，《文博》2017 年第 4 期。

马强《白乌二年金方奇及相关问题》，《文物》2015 年第 4 期。

南京大学历史系、重庆市文物局、巫山县文物管理所《巫山江东嘴遗址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 2001卷》，科学出版社，2007 年。

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博物馆《呼和浩特市附近出土的外国金银币》，《考古》1975 年第 3 期。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乌兰察布市博物馆、化德县文物管理所《化德县陈武沟鲜卑墓地发掘简报》，《草原文物》2014 年第 1 期。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固原九龙山汉唐墓葬》，科学出版社，2012 年。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固原九龙山隋墓发掘简报》，《文物》2012 年第 10 期。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博物馆《大同南郊北魏墓群》，科学出版社，2006 年。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任家口 M229 号北魏墓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5 年第 12 期。

孙危、魏坚《内蒙古地区鲜卑墓葬的发现与研究》，《内蒙古地区鲜卑墓葬的初步研究》，科学出版社，2004 年。

田立坤《三燕文化墓葬的类型与分期》，《汉唐之间文化艺术的互动与交融》，文物出版社，2001 年。

仝涛、李林辉《欧亚视野内的喜马拉雅黄金面具》，《考古》2015 年第 2 期。

王春燕《关于吐尔基山辽墓金下颌托的一点思考》，《北方文物》2014 年第 2 期。

王飞峰《关于下颌托的几个问题》，《中国北方及蒙古、贝加尔、西伯利亚地区古代文化》，科学出版社，2015 年。

王银田、韩生存《大同市齐家坡北魏墓发掘简报》，《文物季刊》1995 年第 1 期。

王长启《西安市出土唐代金银器及装饰艺术特点》，《文博》1992 年第 3 期。

吴小平《论我国境内出土的下颌托》，《考古》2013 年第 8 期。

吴小平、崔本信《三峡地区唐宋墓出土的下颌托考》，《考古》2010 年第 8 期。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文物精华·金银器》，世界图书出版社西安有限公司，2012 年。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安马家沟唐太州司马阎识微夫妇墓发掘简报》，《文物》2014 年第 10 期。

西安市文物保护研究所《唐金乡县主墓》，文物出版社，2002年。

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唐金乡县主墓清理简报》，《文物》1997 年第 1 期。

肖婷《文化交融 丝路遗珍——宁夏固原博物馆藏金银器》，《文物天地》2017 年第 9 期。

贠安志《陕西长安县南里王村与咸阳飞机场出土大量隋唐珍贵文物》，《考古与文物》1993 年第 6 期。

张正岭《西安韩森寨唐墓清理记》，《考古通讯》1957 年第 5 期。

张志忠《大同七里村北魏杨众庆墓砖铭析》，《文物》2006 年第 10 期。

赵瑞民、刘俊喜《大同沙岭北魏壁画墓出土漆皮文字考》，《文物》2006 年第 10 期。

中国历史博物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天山古道·东西风——新疆丝绸之路文物特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年。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锡林郭勒盟文物保护管理站、正镶白旗文物管理站《内蒙古正镶白旗伊和淖尔M1发掘简报》，《文物》2017 年第 1 期。

周铮《功德山居长墓志考释》，《考古与文物》1991 年第 5 期。

< 西文 >［48］

Ambroz A. K.，Амброз А. К.，“Кочевнические Древности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и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Ⅴ-Ⅷ вв.”，Степи Евразии в эпоху средневековья，Археология СССР，М：Наука，1981.（《5～8 世纪东欧亚大陆与中亚的游牧文物》，载《中世的脚步欧亚》）

Aseev I. V.，Kirillov I. I.，Kovychev E. V.，Асеев И. В.，Кириллов И. И.，Ковычев Е. В.，Кочевники Забайкалья вэпоху средневековья（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погребений），Ноб：Наука сибирское отд，1984.（《中世贝加尔地区的游牧民（基于墓葬资料的研究）》）

Chen Yongzhi，Song Guodong，Ma Yan，“The results of the excavation of the Yihe-nur cemetery in Zhengxiangbai banner（2012-2014）”，The Silk Road，vol.14，Saratoga：The Silkroad foundation，2016，pp. 42-54.

Geniatulin P. F.，Гениатулин Р. Ф.，（гл. ред.），Мал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Забайкалья：Археология，Ноб：Наука，2011.（《贝加尔小百科事典：考古学》）

Greiff Susanne，et al.，“Das grab der Li Chui：Interdisziplinäre detailstudien zu einem Tang-zeitlichen fundkomplex”，Verlag des Römisch-Germanischen Zentralmuseums，2013.（哥雷夫·苏珊等《李倕墓：唐代发现的跨学科研究》）

Isiralieva A. F.，Исиралиева А. Ф.，Кыргызстандын байыркы көркөм өнөрүнүн кереметтери（КР МТМнин коллекцияларынан），2014.（国立吉尔吉斯斯坦历史博物馆搜集《吉尔吉斯斯坦古代美术精华》）

Khdyakov Yu. S.，Tabaldiev K. Sh.，Borisenko A. Yu.，Худяков Ю. С.，Табалдиев К. Ш.，Борисенко А. Ю.，“Оружие，украшения и принадлежности костюма с памятника «красный стороитель» в Чуйской долине Кыргызстана”，Археология，этнография и антропология Евразии 2015-1，Ноб：Инс-т ИАиЭ СО РАН，2015，сс. 61-72.（《吉尔吉斯斯坦丘里盆地“库拉斯尼·斯特洛依凯里”遗址出土的武器、装饰与衣服》，载《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2015-1）

Leus P. M.，“New finds from the Xiongnu period in Central Tuva. Preliminary communication，Xiongnu archaeology，multidisciplinary prepectives of the first steppe empire in Inner Asia”，Vor-und Frühgeschichtlicha archäologie Rheinische Friedrich-Wilhelms-Universität Bonn，2011.

Moshkova M. G.，Мошкова М. Г.，（ред），“Степная полоса Азиатской части СССР в Скифо-Сарматское время”，Археология СССР，М：Наука，1992.（《斯基泰·萨尔马提亚时代的苏联亚洲地区的草原地带》，载《苏联考古学》）

Müller Shing，“Chin-straps of the early Northern Wei：New perspectives of the Trans-Asiatic diffusion of funerary practices”，Journal of East Asian Archaeology，vol.5，Society for East Asian Studies，2006.

Museum Rietberg Zürich，Chinesisches Gold und Silber：die Sammlung Pierre Uldry，Zürich：Museum Rietberg，1994.（苏黎世瑞特保格博物馆《中国的黄金和白银：皮埃尔·乌德里的收藏》）

Navaan D.，Наваан Д.，Алт эрдэнэсийн дурсгал，УБ，2004.（《黄金财宝》）

Otani Ikue，“Inlaid rings and East-West interaction in the Han-Tang era”，《中国北方及蒙古、贝加尔、西伯利亚地区古代文化》，科学出版社，2015 年。

Ploskikh V. M.，Vinnika A. F.，Плоских В. М.，Винника А. Ф.，（ред），Кетмень-Тюбе，археология и история，Фрунзе：Илим，1977.（《克特曼·土波（考古学与历史）》）

Réunion des musées nationaux，L’Asie des steppes：d’Alexandre le Grand à Gengis Khån，2000.（法国国家博物馆联合会《草原亚洲：从亚历山大大帝到成吉思汗》）

Sarianidi V. I.，The golden hoard of Bactria：from the Tillya-Tepe excavation in northern Afghanistan，Aurora Art Publishers，1985.

编者按：原文引自〔日〕大谷育惠著，刘萃峰译，马强校：《北朝遗址出土金属头部结束具与项饰——以其在欧亚东部草原地带上的广泛分布为视角》，罗丰主编：《丝绸之路考古》第六辑，科学出版社，2022年，页202~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