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资料库
汤隆皓 〔美〕乔纳森·马克·肯诺耶 | 中国青铜时代红玛瑙珠起源与传播的再探讨
来源:《西域研究》2024年第4期
中国青铜时代红玛瑙珠起源与传播的再探讨[1]
汤隆皓
〔美〕乔纳森·马克·肯诺耶
在欧亚草原青铜时代中西交流的大背景下，中国的红玛瑙珠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从西方引入的。随着地质学技术与实验考古学的发展，新的证据使我们能以新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红玛瑙珠的起源与传播。尽管更多的分析依然需要我们去做，但目前的证据显示：中蒙戈壁红玛瑙珠生产传统具有自身的演化路径，受西方影响的证据并不明确；这一传统随着商周时期中原与北方草原联系的加强而进入中原。红玛瑙珠在中国青铜时代的起源与流行不仅体现了中原王朝对待北方草原人群的态度与政治策略，还反映了自古以来中原与边疆民族融合的大趋势。
红玛瑙珠是古代重要的装饰品之一，其颜色通常包含橙黄、红、深红至暗红。[2]它们广泛分布于世界不同地区，且多是古代区域贸易的重要元素。
中国青铜时代最早的红玛瑙珠出现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以中原的北部、西北及西南边疆地区为主。在中原，红玛瑙珠最早出现于商代，这一时期中原红玛瑙珠的出现也仅局限于殷墟妇好墓，没有大规模、规律性的分布。西周时期，红玛瑙珠俨然成为了西周礼制的一部分，由红玛瑙珠、费昂斯（Faience，也称釉砂，属于原始玻璃）珠、玉珠等装饰品共同组成的精美串饰普遍出现在西周时期中原各个区域的贵族墓葬中，且持续了几个世纪，这与西周之前中原社会的丧葬传统大不相同。
对于红玛瑙珠在中国的起源与传播，最有影响力的解释是杰西卡·罗森（JessicaRawson）所提出的“西来说”。她认为，“周代贵族墓葬中红玛瑙珠的源头几乎肯定来自西亚，由于西周贵族当时还从亚洲内陆人群那里引进新的器类及装饰风格，因此红玛瑙珠也可能是从这些人手中传入中国的。”“虽然有可能并非所有在中国北方发现的红玛瑙珠都起源于西亚，但是使用红玛瑙珠的想法似乎可能是边疆地区的人群从更西面借鉴而来的。”[3]在罗森眼中，西周时期红玛瑙珠的出现是西方刺激的结果，其中一部分珠子是通过远距离贸易获取的，而另一些则是中国本土工匠模仿异域红玛瑙珠的形制而制作的。[4]目前，罗森的观点在红玛瑙珠起源与传播的解释上颇具影响力，许多研究中西交流的学者也都引用这一观点，并将红玛瑙珠看做青铜时代欧亚草原中西交流的证据。[5]即使部分学者对罗森所提出的传播路线有不同意见，[6]但总的来说，红玛瑙珠从西方进入中国的观点已成为主流。
西亚的红玛瑙珠与南亚印度河文明（Induscivilization）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从原材料、生产技术与风格特征上来看，乌尔（Ur）皇家墓地中极长的红玛瑙珠[7]与漂白红玛瑙珠（bleachedcarnelianbeads）[8]有一部分源自印度河文明，它们由南亚的工匠所生产，后通过贸易的形式被运往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还有一部分珠子虽然在形制上不符合印度河文明的传统，但却使用了印度河文明的原料、生产工具与技术，它们被认为是生活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印度工匠依据当地的审美标准生产的。[9]这是因为，制作极长的红玛瑙珠需要使用欧内斯特（Ernestite）石钻，[10]这种钻孔技术与红玛瑙珠漂白技术均是由印度河文明的精英所控制的，因此，这两种技术也是印度河文明所独有的。从这个视角来看，西亚红玛瑙珠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南亚，认为中国红玛瑙珠源自西方其实也就是认为中国青铜时代佩戴红玛瑙珠的传统最初是从南亚向外扩散的。
不过，随着地质学技术与实验考古学的发展，古代玛瑙珠研究迎来了范式性的变化，新的证据已不再支持中国红玛瑙珠的“西来说”。相比于过去依据红玛瑙珠出土的时空背景推断传播路线而言，新方法可以让我们直接从原料与技术的角度出发重建红玛瑙珠的贸易网络：激光剥蚀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LA-ICP-MS）技术能够通过元素分析识别玛瑙的原材料来源；[11]使用电子显微镜、扫描电镜（SEM）等现代设备对珠子的生产特征（尤其是钻孔技术）进行观察，并通过实验考古学对钻孔技术进行复制，相应的技术传统便能够被建立，这有助于我们追溯红玛瑙珠的生产区域。[12]基于新的研究方法，乔纳森·马克·肯诺耶（JonathanMarkKenoyer）等人已经对蒙古出土的红玛瑙珠进行了技术、风格与原料分析，其结果证明了红玛瑙珠在蒙古本地长时段的独立生产与使用。[13]以此为视角，我们希望通过新的证据重新审视中国红玛瑙珠的起源与传播。尽管更多的分析依然需要我们去做，但目前的证据显示：使用红玛瑙珠作为装饰品的传统并非仅仅起源于一地然后向外扩散，而是多地独立起源的；东亚红玛瑙珠存在独立的起源与发展过程；同样，中国的红玛瑙珠也是东亚红玛瑙珠生产传统的一部分，具有独立的生产、演化路径。
鉴于此，本文首先对当前流行的红玛瑙珠“西来说”进行理论反思；之后，我们展示前沿的红玛瑙珠分析方法如何能够重建红玛瑙珠的起源、传播与贸易网络；最后，结合新的证据，我们尝试以新的视角重新评估中国红玛瑙珠的起源与传播模式。
中国北方从很早之前就已经参与了与欧亚草原社会的文化互动。其中，欧亚草原的游牧人群在传播东西方的人工制品、技术和思想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比如，从甘肃的考古证据来看，小麦在公元前第四千纪或第三千纪早期就已从西北部进入中国，并在公元前二千纪左右到达了中原地区。[14]在公元前第二千纪晚期，殷墟出土了与双轮辐式马车有关的证据及铜车马器，由于马车也曾在乌拉尔山脉东南的辛塔什塔（Sintashta）墓地中发现过，且两者间具有相似的风格与技术特点，因此西方的马车也应是通过欧亚草原引入中原的。[15]公元前二千纪初期，中国西北部相比于中原较早地出现了冶铜证据，多种由红铜、砷青铜和锡青铜制作的器物在河西走廊及黄河以北的广大区域内被发现。[16]到了二里头和二里岗遗址，人们开始使用青铜制作与当地传统相符的礼器，其铜器的演化序列也较为清晰。[17]这反映了当时自西向东的铜器传播及文化影响趋势。
基于当时的中西交流背景，罗森指出，一些外部传入的东西也许刺激了当地人的灵感，并有所实践；比如，在西伯利亚的各种刺激下，少量兵器、砷铜和铅青铜在河西走廊制作并使用，一旦中原社会开始制作铜器，其种类和尺寸便大大提高，远优于最初产生地区的表现；因此，红玛瑙珠也遵循了这一模式，其传播过程应与冶金术同步，是西方刺激的产物。[18]同时，她还指出，在伊拉克与大草原之间的高加索同样也有奢华的玛瑙珠出土，比如，在公元前第四千纪的迈科普库尔干（MaikopKurgans）人那里，玛瑙珠与黄金共出；在公元前第二千纪晚期的马里克（Marlik）也有玛瑙珠出土；另外，在伊朗、大夏和哈萨克斯坦，也发现了属于公元前1000年、带有红玛瑙的串珠首饰的痕迹。[19]由于西方的红玛瑙珠相对于中国来说发展较早，且中西之间已经存在交流，因此她提出，红玛瑙珠、费昂斯珠与贝的使用最初应是大草原部族的传统，后来被中国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不同部族借鉴，并在进入中原时被改进；最初接受这种传统的是燕国和
国，后逐渐进入到河南的虢国和应国。[20]
在欧亚草原青铜时代中西交流的大背景下，部分人工制品的传播并不意味着一切人工制品都在传播，也不意味着每种物品的传播模式都是一样的。比如，金属和马车的传播模式就完全不同。马车是以突然的方式进入到商人的日常生活中的，因为马车具有复杂的结构，其使用也需要对马进行专门的训练，所以马车的引入通常包含专业人员的迁移；而铜器的引入则是渐进式的，最初，中国西北地区通过模仿异域的形制制作铜器，其器物的原型来自北方草原部族，如奥库涅夫（Okunevo）文化、安德罗诺沃文化及塞伊玛—图尔宾诺（Seima-Turbino）现象，逐渐的，中原王朝才根据自己的传统使用青铜制作容器。因此，人工制品的传播不能轻易参考其他物品的传播模式，也不能简单的以时空框架确定传播的路径和方向，而应被单独的审视、分析。
其次，由于人的需求具有普遍性，因此多地基于审美需求而创造相似的装饰品是可能的，正如不同地区的人们由于生存需求而发明陶器和石器打制技术一样。比如，古代中国和中美洲都曾使用玉器作为装饰品，尽管中国所流行的玉为软玉（nephrite），而中美洲流行硬玉（翡翠，jadeite）。另外，中国和中美洲都曾流行绿松石装饰，中美洲的绿松石装饰传统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00年左右，[21]而在中国，绿松石传统早在距今9000年前就在北方出现了。[22]从中国与中美洲玉文化与绿松石装饰传统的发展过程来看，虽然两地都流行这两种装饰品，且它们在中国发展的时间远远早于中美洲，但这显然并不意味着中美洲的这两种传统来自于中国的刺激。
因此，红玛瑙珠完全可能在多地起源，只要当地存在红玛瑙原料，人们便可以在与之互动的长期过程中认识并加工它们。根据我们的调查，中国的红玛瑙原料分布广泛，涉及云南、四川、甘肃、辽宁、内蒙古、江苏、新疆、河北等地，尽管相关的原料分析依然需要去做，但红玛瑙珠的独立生产是完全可能发生的。而且，红玛瑙的加工并非像马车那样需要高度复杂的技术，其塑形技术如剥片、研磨可直接来自于早期传承下来的石器技术；钻孔进行佩戴的方式也早已流行于更古老的装饰品传统中。最重要的是，罗森等人“西来说”中所推测的传播路线依赖的仅仅是中亚地区零星出土的玛瑙材料，其时空分布及规模远远不能说明玛瑙传播路线的存在。同时，现有的解释框架也并没有注意到蒙古戈壁区域红玛瑙珠的生产传统。因此，使用新的研究方法对考古出土的红玛瑙珠进行系统的原料与技术分析才能更加有效的揭示它们的起源与传播。
目前，地质学技术以及实验考古学方法已经能够揭示红玛瑙珠的原料来源与技术传统。对于原料分析来说，激光剥蚀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是目前为止成本最小、对原料损耗最轻的技术。从地质学上来看，玛瑙属于微晶硅酸盐（microcrystallinesilicate），它通常形成于火山岩之中。当火山岩的形成物冷却时，微晶石英会填充至最初的岩浆空洞内。之后，微晶硅酸盐碎片会在形成物被侵蚀时流走，同时富含铁的沉积物会填充母石。当这些含铁的矿物被加热时（无论自然的还是人为的），它们就会变成红色。[23]由于不同地区具有独特的地质学背景，因此形成于不同区域的红玛瑙相对于形成于同一区域的来说具有更大的化学元素差异。[24]激光剥蚀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技术能够准确地识别红玛瑙的化学元素，运用统计学方法将古代红玛瑙珠与现代不同区域红玛瑙样本的化学元素进行比较，古代红玛瑙珠的形成区域便能够被相对准确的识别。
红玛瑙珠的生产具有区域性技术传统，一般来说，同一工厂所生产的红玛瑙珠在形制、大小、生产工序及技术方面具有一致性。[25]红玛瑙珠的生产过程主要包括塑形、钻孔及表面修饰。[26]塑形主要是通过剥片（chipping）、研磨等方式将原料加工成适合钻孔的胚料，在钻孔之后，表面修饰主要是通过抛光、漂白等方式让珠子更加美观或赋予它们文化意义。红玛瑙珠的塑形、表面修饰及使用过程一般能够通过手持放大镜、数码显微镜结合肉眼进行识别，而钻孔技术则需要使用扫描电镜（SEM）结合实验复制来判断。通常，钻孔技术是反映技术传统的最为重要的元素，而研究珠子的孔内特征则需要将硅橡胶印模注入珠子的孔内，等待其干燥定型后取出。在扫描电镜下，硅橡胶印模能够准确的反映珠子的孔内特征，这些特征可以通过钻孔实验进行检验，以确定钻孔所使用的工具。[27]有时，生产工具对于生产区域的判断具有决定性作用，比如，当穿孔呈圆柱形，且孔内表面显示出起伏较大的连续环形条纹时，其所对应的穿孔工具就是钻石（图一）。[28]最早发现使用钻石对玛瑙珠进行穿孔的证据出现在公元前6～前3世纪印度的古吉拉特（Gujarat），这种技术大大提高了石珠的穿孔效率，也是南亚本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生产技术。[29]使用这种技术生产的玛瑙、水晶珠也通过贸易网络传播至东南亚地区。[30]汉代以后，这些使用钻石穿孔的南亚风格的石珠也在中国多地出现，例如耳珰、多棱红玛瑙珠、水晶珠等，[31]这反映了南亚与中国之间不断强化的贸易与联系。
图一 扫描电镜下钻石穿孔玛瑙珠的孔道印模特征[32]（a钻石所产生的条纹；b绳子长期摩擦所产生的光滑面；c条纹和光滑面的细节）
基于这些新方法与新技术，乔纳森·马克·肯诺耶等人对蒙古青铜时代晚期（公元前1400～前1100年左右）、铁器时期早期（公元前1000～前300年）、匈奴时期（公元前250/200～公元150年）和蒙古帝国时期（约13～14世纪）的红玛瑙珠进行了原料、风格与生产技术分析（表一）。[33]他们所研究的样本共23个（图二），其中，20个红玛瑙珠所使用的原料均是蒙古本地的，另外3个中MG31所使用的原料来自印度，MG22和MG25的原料来自也门。从钻孔技术来看，6个红玛瑙珠（图二，1-6）的孔属于天然晶洞（geode），还有6个珠子的孔（图二，7-12）是用石器琢制（pecked）的，7个珠子（图二，13-19）是用石钻进行穿孔的，4个（图二，20-23）是用钻石穿孔的。
从研究结果来看，使用也门和印度原料制作的红玛瑙珠均是以钻石进行穿孔的，这说明它们是在印度的工厂进行生产的，并通过贸易进入到蒙古。由于4个钻石穿孔的珠子均出现在匈奴时期和蒙古帝国时期，因此南亚的红玛瑙珠应该是匈奴时期随着贸易网的扩张而进入蒙古的，这种贸易直到蒙古帝国时期依然存在。实际上，使用钻石进行穿孔大大提高了石珠的生产效率，同时也降低了它们的价值。[35]在南亚印度河文明（Induscivilization）中，红玛瑙珠仅仅属于精英。从哈拉帕（Harappa）早期的拉威（Ravi）阶段起，人们就已经在精英的控制下从古吉拉特和拉贾斯坦（Rajasthan）等地获取玛瑙原料并运往大城市的工厂中进行生产了。[36]在哈拉帕成熟期（公元前2600～前1900年），使用欧内斯特石钻所生产的极长红玛瑙珠蕴含了巨大劳力，因此更是高价值的奢侈品。随着钻石穿孔技术的发展，南亚的石珠产量显著提高，它们也不再为地位很高的精英所独有了。产量的显著提高与贸易网络的扩张同时也为南亚历史时期的这些石珠被运输至今中国、蒙古及东南亚地区提供了先决条件。因此，我们可以说，蒙古匈奴时期之后的珠子有一部分是通过贸易从南亚获取的。
而在蒙古青铜时代晚期和铁器时代早期，红玛瑙珠均是使用本土的原料进行生产的。从钻孔技术上来看，琢制、石钻以及对天然晶洞的利用都在蒙古早期红玛瑙珠的生产中扮演着重要角色。[37]琢制技术主要是通过用石器的尖部对玛瑙表面进行扣压来实现的。[38]从南亚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证据来看，这种技术是早期人类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所发展的，许多地区均使用这种技术对石器进行穿孔，因此它能够在不同的地区为工匠所用，并对红玛瑙珠进行穿孔。这种技术也不为某一区域所独有，不能当作推断生产区域和生产传统的因素。同样，使用石钻对玛瑙进行旋转穿孔的技术也同样根植于既有的石器时代技术传统中，且为世界多个地区的工匠使用，因此也不能用于判断红玛瑙珠的生产区域。
目前为止，利用天然晶洞为孔对红玛瑙珠进行加工并使用的传统是蒙古所特有的。从考古证据来看，晶洞红玛瑙珠在蒙古戈壁区域的墓葬中广泛出现，[39]其与琢制技术所代表的短筒形红玛瑙珠在戈壁沙漠地区亦可追溯至公元前2000～前1600/1500年。[40]从肯诺耶等人的研究来看，晶洞红玛瑙珠表面有研磨的痕迹（图三），这说明古人以天然晶洞为基础对原料进行打磨，并将晶洞内锋利的边缘磨光，使其便于佩戴。[41]尽管晶洞的产生在玛瑙的形成中属于普遍现象，但在观察了埃及、两河流域、希腊、非洲、南亚、东南亚及东亚等多个区域的古代红玛瑙珠考古材料后，我们发现直接以天然晶洞为基础对红玛瑙珠进行加工并使用的传统最早仅出现在蒙古，其生产工艺与西周时期大量出现在贵族墓葬中的晶洞红玛瑙珠相一致。这种传统在蒙古出现于青铜时代晚期红玛瑙珠刚刚兴起之时，且一直延续至匈奴时期。由于晶洞红玛瑙珠与琢制、石钻穿孔的红玛瑙珠所用原料均来自蒙古本地，且都始于红玛瑙珠流行的初期，在匈奴时期之前，这一区域也没有来自南亚原料与技术影响的证据，因此蒙古戈壁区域的红玛瑙珠传统应是独立发展的，且经历了技术演进的过程。这些证据不仅支持了红玛瑙珠的东亚独立起源，同时也为我们重新解释中国红玛瑙珠的起源与传播奠定了基础。
图三 蒙古的晶洞红玛瑙珠[42]
中国青铜时代最早的红玛瑙珠出现在公元前第二千纪初期中原西北、北部及西南等边疆地区。其中，西北地区的红玛瑙珠分布范围最广、持续的时间跨度也最长。从目前的考古证据来看，这里是中国最早出现红玛瑙珠的区域。
酒泉干骨崖墓地是西北地区出土红玛瑙珠最为重要的地点。在这里，35枚红玛瑙珠被发现于6座墓中。除了红玛瑙珠，该墓地还有不少用于制作珠子的玛瑙原料和半成品。有的原料块已被加工，呈现出珠子的雏形，有的甚至已被钻孔。这为四坝文化先民独立进行红玛瑙珠生产提供了证据。从年代和文化属性上来看，酒泉干骨崖属于四坝文化，年代在公元前1800～前1500年。[43]
另一处出土红玛瑙珠的重要地点是火烧沟墓地。该墓地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大的四坝文化墓地。[44]其中，54个红玛瑙珠被发现于25座墓中。[45]该墓地的年代范围也在公元前1800～前1500年。
瓜州鹰窝树四坝文化遗址的两座墓中出土红玛瑙珠7件，其绝对年代为距今3700年。[46]
互助总寨齐家文化墓葬中出土红玛瑙珠5枚。[47]虽然原报告并未给出具体的年代范围，但根据齐家文化晚期与辛店、卡约及寺洼文化前后承袭的关系，韩建业认为这一时期的绝对年代大致为公元前1900～前1500年。[48]
甘肃永靖大何庄遗址的墓葬中出土红玛瑙珠2枚。该遗址是一处面积较大、保存相对完好的齐家文化村落遗址，其年代为公元前1700年左右。[49]
新疆天山北路墓地也出土了红玛瑙珠，[50]其年代为公元前1950年至前950年之间。[51]不过，由于正式的报告未出版，因此出土的数量及状况仍不明确。
另外，青海同德宗日遗址和西宁朱家寨遗址均出土了数量不等的红玛瑙珠。[52]不过，宗日遗址的年代范围跨度较大，红玛瑙珠的具体年代尚不能精确到较小的范围；朱家寨遗址的早年发掘方法不是很科学，其年代范围也不确切。因此这些地区的材料目前还无法详细讨论。
从上述资料来看，除了四坝文化以外，其他地区的红玛瑙珠仅仅是偶然出土，多缺乏详细信息。因此，对这一区域红玛瑙珠的考察应主要集中于四坝文化。中国西北西城驿、四坝文化分布区是农作物、驯化动物及金属器等人工制品从欧亚草原传入中国的“第一站”。这一区域也被称为额济纳河文化传播带（EjinRiver TransferZone）。[53]从地理位置上来看，额济纳河（图四）是当时南北向最长的水路，直接连接欧亚草原。考古资料显示，额济纳河在中国参与青铜时代欧亚草原互动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小麦、大麦、山羊、绵羊及铜器等来自欧亚草原的人工制品在额济纳河文化传播带中出现的时间相对于其他区域来说是最早的，出现的频率也更高。[54]由于额济纳河北部与蒙古接壤，因此这一区域在接受欧亚草原人工制品、技术及信息的过程中不断地与蒙古的草原游牧人群进行互动，这一过程至少在红玛瑙珠出现在西北地区之前便已开始。从考古证据来看，四坝文化是西北地区红玛瑙珠出土的主要区域，其干骨崖墓地除了出土红玛瑙珠外，还出土了用于生产珠子的原料块，其中一个还带有晶洞。[55]而且，中国西北位于戈壁沙漠西南部，这一区域在公元前2000年时已经参与了戈壁人群之间的互动。[56]因此，中国西北地区四坝文化的红玛瑙珠生产应是戈壁沙漠红玛瑙珠生产传统的一部分，这一传统在公元前第二千纪初期便独立发展，涉及中国西北与蒙古。天山北路墓地早期的陶器与铜器传统均受西城驿、四坝文化的强烈影响，说明当时河西走廊人群已进入了哈密绿洲盆地，并在天山北路墓地考古学文化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57]同时，天山北路墓地、四坝文化与青海地区的齐家、寺洼、卡约等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保持着密切联系，且文化因素间互相融汇，因此红玛瑙珠在齐家和天山北路墓地的出现很有可能是受四坝文化影响的结果。
图四 中国北方—蒙古主要的红玛瑙珠遗址分布示意图
根据艾婉乔的研究，四坝文化中火烧沟与干骨崖墓地存在使用琢制技术穿孔的红玛瑙珠，但大部分红玛瑙珠的孔是以某种钻具（可能是红铜）结合研磨料的方式钻取的。[58]从河西走廊与额济纳河流域的时代背景来看，当时的人们在距今4000～3700年左右的西城驿文化时期便已经掌握了冶金技术，进行着铜器生产，这一传统同样也存在于四坝文化之中。[59]因此，中国西北地区在红玛瑙珠生产的实践中创造性的使用新的穿孔（铜结合研磨料）技术是完全可能的，这与当时西北地区作为中西交流廊道的角色密不可分。
需要指出的是，新疆塔城托里县那仁苏墓地M5出土了22个红玛瑙珠。从碳十四测年的结果来看，M5距今5000年左右，属于铜石并用时代墓葬。[60]这是目前唯一一个早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四坝文化及其周围红玛瑙珠发现的个例，属于中国年代最早的红玛瑙珠。从形制上来看，该墓地大部分红玛瑙珠正反面被切成六面或七面，属于多面双锥形珠，这一形制确与南亚、西亚发现的红玛瑙珠相似。不过，塔城位于新疆西北边境，与新疆最东部的天山北路墓地及河西走廊四坝文化区相去甚远。在战国秦汉时期以前，多面双锥形珠在青铜时代早期中蒙戈壁东亚红玛瑙珠生产传统所涉及的区域内从未出现，与这一区域中所流行的短筒形、长筒形、短双锥形、长双锥形这一形制组合迥然有别。直到战国秦汉时期，这种多面珠才出现在蒙古（图二，MG24、MG27）、中国湖南及广州等地，[61]显示了与南亚的联系。鉴于那仁苏M5与南西伯利亚米努辛斯克盆地、阿尔泰山地区的阿凡纳谢沃文化有紧密的联系，该墓葬出土的红玛瑙珠或许是游牧族群偶然从西亚带至这一区域的，目前并无任何证据显示这一个例与戈壁红玛瑙珠生产区之间的联系。
北方地区的红玛瑙珠主要集中在夏家店下层文化（约公元前1600～前1400年）。[62]其中，大甸子遗址的墓地中213枚红玛瑙珠出土于17座墓，[63]且可识别的墓主性别均为女性，这体现了夏家店下层文化人群特有的传统。辽宁北票丰下遗址M1也出土红玛瑙珠5枚，该遗址也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64]考古证据显示，夏家店下层文化与其西部的朱开沟文化均受到了安德罗诺沃文化的影响。安德罗诺沃文化系统是由南乌拉尔地区的辛塔什塔文化发展而来的半农半牧文化，之后向外猛烈扩张，在欧亚草原中部地区形成了一系列大同小异的文化，其对中国的影响首先延伸至新疆，之后波及甘肃、内蒙古等东部区域。[65]由此看来，夏家店下层文化在当时也与欧亚草原产生了互动。从地缘上来看，夏家店下层文化位于戈壁沙漠以东，无论其与安德罗诺沃文化的联系是通过蒙古草原的游牧人群进行的，还是通过蒙古南部四坝、朱开沟文化进行的，这一文化群体对红玛瑙珠的使用均有可能是戈壁人群刺激的结果。不过，大甸子遗址的红玛瑙珠生产方式尚不明确，更多的有关原料与技术的分析依然需要去做，以便于更清晰的了解这一区域红玛瑙珠的源流。
在西南地区，红玛瑙珠出土遗址的完整报告尚未出版，有关红玛瑙珠的详细信息和数据依然欠缺。从现有的材料来看，云南通海兴义遗址[66]中距今4000年前后的海东类型遗存有玛瑙石发现，但未见有玛瑙珠；云南晋宁县古城村贝丘遗址距今3600～2500年，遗址内发现玛瑙珠数枚。[67]古城村遗址的玛瑙珠形制十分特殊，其颜色包括橙黄、红与黑紫色。此类玛瑙珠不仅与西北、北方及之后中原西周王朝的红玛瑙珠大不相同，也和南亚、东南亚、欧洲等世界其他地区的玛瑙珠形制相差甚远。由于云南保山有红玛瑙原料产地，因此云南的红玛瑙珠具有独立发展的可能性，但目前对这一区域的红玛瑙珠进行讨论还为时尚早。对于中国西南地区来说，更多与早期红玛瑙珠相关的信息需要公布，进一步的原料与技术分析也同样需要开展。
晚商时期，红玛瑙珠开始在中原出现。商晚期的殷墟妇好墓中出土26件放置散乱的玛瑙珠，[68]藁城台西二里岗晚期遗存也有2件红玛瑙珠出土。[69]殷墟妇好墓的很多器物都与北方有联系，比如，环首刀等属于典型的北方式青铜器；玉玦、勾形器、勾云形珮、璇玑、玉钺、玉戚、玉琮、玉璧、有领玉璧、柄形器、鹰形笄等可能来自燕山以北地区的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西北地区的齐家文化，以及中原、海岱地区的龙山文化、陶寺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等。[70]由此可见，妇好本人可能喜欢对古玉进行收藏，妇好墓中的红玛瑙珠同样可能来自北方，藁城台西遗址出土的红玛瑙珠似乎也暗示了这种可能性，但进一步的分析仍是必要的。
西周时期，红玛瑙珠彻底“入主中原”，并全面地进入到了社会上层成员的礼仪系统之中。从西周王朝东部的曲阜鲁故城到南部的随州叶家山，从北部的燕国琉璃河到西部的宝鸡茹家庄，大量使用红玛瑙珠作为装饰品随葬社会精英的传统几乎覆盖了西周王朝全境，涉及、芮、晋、倗、霸、虢、应等多个诸侯国。在贵族墓葬的随葬串饰中，红玛瑙珠在数量上几乎占据了主要位置，无论是玉璜联珠组玉佩、珠玉组合项饰，还是梯形牌饰，红玛瑙珠都是重要的组成部分。[71]串饰的流行与红玛瑙珠的使用并非中原本身的传统，而是来自边地。在陕西韩城梁带村芮国与湖北枣阳郭家庙曾（随）国等西周高等级墓地中，[72]部分红玛瑙珠是直接利用天然晶洞作孔的，其生产方式与穿孔传统和蒙古戈壁区域流行的晶洞红玛瑙珠是一致的。这显示了中原与北方草原人群不断强化的联系，同时也说明了西周贵族的红玛瑙珠有一部分来自北方。究其原因，婚姻应该是这些装饰品从边地进入中原的媒介。[73]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周边族群急于融入华夏文化，婚姻是最好的手段，华夏族群也善于利用婚姻关系，达到其政治目的。[74]由于当时西周王朝持续的面对着来自边地的“威胁”，通婚对于他们来说便成为了一种缓解紧张关系的外交策略与政治手段。[75]因此，西周的贵族鼓励来自边地的配偶使用她们自己的装饰品，以示对她们家乡传统的尊重，并将这种装饰传统纳入了自身的礼制当中。[76]自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阳之后，中原王朝“重置”了与边地人群的关系，并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与边地争夺权力。此时，周的精英逐渐废弃了异域礼俗并恢复了以玉为主体的中原装饰传统。
草原青铜时代中西交流的大背景下，中国使用红玛瑙珠作为装饰品的传统被认为来自西方：它们最初从西亚、南亚进入中国的边地，并刺激了当地生产，随后进入中原。不过，从考古学的研究实践来看，装饰品完全能够独立起源，只要原材料存在，古人便能够在与之互动的过程中加工并使用它们。
与过去通过红玛瑙珠发现的时空框架推断它们的传播路线相比，原料与技术分析已经能够允许我们从新的视角出发重新审视红玛瑙珠的历时性演化。蒙古的证据表明，东亚地区戈壁红玛瑙珠的生产与使用是独立发展的，中国西北与蒙古尚无南亚、西亚典型红玛瑙珠生产技术出现的证据。从中蒙戈壁区域之间的互动来看，中国西北地区早期的红玛瑙珠传统应是戈壁红玛瑙珠生产传统的一部分，红玛瑙珠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也已经参与了跨越中蒙的戈壁互动网络。自西北地区红玛瑙珠出现之后，这一传统便活跃在中原的边地。随着商周时期中原与北方联系的不断加强，红玛瑙珠最终流行于西周贵族的礼制之中。东周秦汉以来，中西方的交流继续加强，漂白红玛瑙珠、耳珰、水晶珠等带有明显南亚风格的装饰品才逐步活跃在中国，其技术与装饰风格的相似性直接支持了中国与南亚石珠贸易的存在。
未来，有关中国红玛瑙珠的原料与技术分析应逐步展开，以便更清晰的勾勒早期中国红玛瑙珠的贸易图景。红玛瑙珠在中国青铜时代的起源与流行不仅体现了中原王朝对待北方草原人群的态度与政治策略，还反映了自古以来中原与边疆民族融合的大趋势。
滑动查阅注释
（作者汤隆皓系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考古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联合培养博士生；乔纳森·马克·肯诺耶（Jonathan Mark Kenoyer），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人类学系教授）
编校：王常兴
审校：王文洲
审核：陈 霞
微信：西域研究
邮箱：xyyjbjb@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