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红

俗字是汉字发展过程中一种特有的现象，在敦煌吐鲁番文献中，俗字更是俯拾即是，千姿百态。多年来，追寻俗字的成因，归纳、总结俗字的字形构成规律，以及辑录、考释具体的俗字字形，都成为敦煌吐鲁番语言学的研究旨趣所在。俗字的成因是多方面的，有的因上下文影响类化而成，有的因构字部件更换或迭加而成，有的因字形繁化或简化而成，等等。我们认为，这些因素当中，对构字理据的追求也是俗字不可忽视的成因之一。

汉字是表意文字，正因为这种以形表意的共识，人们在书写过程中，对汉字字形的理解，往往是“望文生义”式的。所望之“文”，通常是汉字的表意部件，或者说书写者自认的表意部件。这种“望文生义”式的理解，即对构字部件的理据性追求，这种追求同人们的思维模式、联想规律甚至生活经历都有密切的联系。

但是，汉字一经产生，便不是在一个静态的平面上运动，而是在交际过程中不断地发生演变，表意的构字部件也随之不断发生变异。这种演变或变异受汉字内在运动规律的支配，都是在表述概念、履行交流功能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不可避免的演化。当汉字这种演化发生之后，人们根据现时的文化背景、物质条件，以及自己的思维模式、联想规律去运用文字时，势必产生理解上的冲突，望其文而不能生其义。于是，人们在汉字以形表意的传统驱使下，根据自己的理解和认识去安排部件，分布笔划，根据自己的理解去追求构字的理据性，从而造成了汉字字形的重构或改变，而这种重构或改变又往往具有合乎逻辑的发展延伸，因此，我们说追求构字的理据性是俗字的成因之一。

敦煌吐鲁番文献以手写为主要特色，从研究俗字的角度看，手写文献具有其他文献所不具备的优越性，它们直接反应了汉字应用领域的实际情况，真实地记录了汉字在书写过程中的演变轨迹，因此，对于探讨汉语俗字构字理据性具有特殊的意义。

按：本写本内“淚”字多书同此形。《说文》未收“淚”，《玉篇》收于“水部”。“淚”当为形声字，“氵”表意，“戾”表声。而俗写“”则将部件“犬”换作“水”，破坏了原字的声符。很明显，书写者这样做是为了追求构字理据，彰显眼泪为“水”的基本属性。

“㴃”,《汉语大字典》：“同‘淚’。《玉篇·水部》：‘㴃’，同‘淚’。”有书证而没有使用例证。[3]此例证可为之补充例证。

按：“”即“瞥”。《说文》：“从目，敝声。”仔细观察“”字，“瞥”字所从之“目”被替换为“”，而不是“月”。这说明“”的下部构件并非俗写常见的“目”“月”形近而混用的现象，而是因追求构字的理据性刻意置换的。“瞥”这一动作虽然是眼睛完成的，但眼睛是身体的一部分，所以换用“”作表意部件。

按：由例句可知“㺰”即“师”，现在的“狮”字。《说文》曰：“师，二千五百人为师。从帀，从㺰。”“师”字最初是古代军队的一级编制单位，后来才出现了猛兽“师子”的用法，如《汉书·西域传赞》中有这样的一段记载：“巨象、师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北魏杨衒之著《洛阳伽蓝记·永宁寺》有：“栱门有四力士、四师子。”佛经中常有狮子为兽中之王的说法。因此，在这位书写者眼里，“师”不能表现兽王的意义，缺失构字理据，因此用“王”替代了“㺰”。“㺰”是由于书写者对构字部件的不同理解而产生的，换句话说就是出于对构字理据的追求而产生的，其所从之旁实为“王”而非“玉”。历代字书收载有“㺰”字，《改并四声篇海·玉部》引《川篇》曰：“㺰，音师，玉名。”《字汇·玉部》也载：“㺰，同瑡。”[6]《集韵·脂韵》曰：“瑡，霜夷切，玉名。”《玉篇·玉部》亦载曰：“瑡，玉名”。很明显，同“瑡”之“㺰”从“玉”，例句之“㺰”从“王”，很偶然的条件下，两者构成了一对同形字。

按：“甞”即“嘗”。“嘗”，《说文》：“口之味也。从旨，尚声”。用“甘”置换“旨”作形符，表现“口之味”具有更强的理据性。

此字《汉语大字典》只引《集韵·阳韵》：“或作甞”，[9]并没有使用例证，此二例正可补此不足。

按：例5两个句子来自不同写本，其中“”均从鸟。手写“马”与“鸟”字形相近，两者常常混用不分，在敦煌吐鲁番写本中以及同时代碑刻中并不鲜见。但是此二例“驚”字不同与其他偏旁混用之例，表意部件“马”置换作“鸟”，其意义有着合乎逻辑的延伸。“驚”，本义是指马突然受到刺激而行动失常。《说文》曰：“驚，马骇也，从马，敬声。”“惊骇、惊动、震惊、惊异”都是“驚”的后起义。用“鸟”替换“马”可以说有其特定的构字理据。在现实生活中，鸟儿比马更容易受惊，因此用鸟儿受惊来比喻受惊之态不仅不会引起歧义，而且更加容易理解，这个从“鸟”的新字比从“马”更加生动形象。而现代简化字“惊”，“从心，京声”，则以“惊”字的后起义作为构字理据，是一个全新的形声字，已经完全看不出“驚”字的本义了。“”“”两字，我们固然可以视为“驚”的偏旁混用俗字，但更可以视为因追求构字理据性而更换表意部件生成的新形声字。

按：“”即“熟”。《说文》未收“熟”，《玉篇》收于“火部”。卷中“熟”字皆同此形。“灬”即“火”，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毕竟不如“火”据有更强的更加直观的构字理据性，不如“火”来得直接爽快。

按：“孋”即“麗”。《说文》“丽，旅行也。鹿之性见食急必旅行。从鹿，丽声。”“旅”即“侣”，“旅行”为结伴而行之意。由此可知，“麗”最初是以鹿的生活习性为其构字理据的。甲骨文、金文“麗”即取象于“鹿”，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曰：“麗字从鹿，当为鹿之旅行之专字。”[14]“美丽”、“丽人”等常常用来形容女子的意义为其后起之意，此意义的理据在字形中并不鲜明，因此加“女”旁，以突显之。

按：“”即“崚”，《龙龛手镜》：“崚，或作”。“崚磳”形容山陵高峻巍峨。“陵”本义即“大土山”，但普通书写者并不能在其字形中直观地看到“山陵高峻”之意，因此增加“山”做形符，加以彰显。

按：“儛”即“舞”。“舞”的甲金文字形是以手执物而舞蹈的人取象，小篆加了“舛”表示双脚，强化舞者手舞足蹈之意。《说文》认为“舞，从舛，无声”，说明到汉代“舞”字最初的构字理据已经缺失。但是以“舛”作表意部件用来表示舞蹈，并不具备普通人容易理解的形象意义。因此后来出现的“儛”字，为彰显构字理据增加了表意部件“人”，则非常合乎逻辑。

例10.子见衰者、弁衣常（裳）者与瞽者，见之，虽少必作；过之，必趋。[17]

按：“”为“齊”之俗字。考《说文·齊部》，曰：“齊，禾麦吐穗上平也。象形。”据敦煌写本题记所载，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写本，最早的是英藏S.797《十诵比丘戒本》，写于十六国时期西凉建初二年（406年），最晚的是俄藏ф.32a《大宋咸平五年敦煌王曹宗寿编造帙子入报恩寺记》，写于北宋时期咸平五年（1002年）。本例所在写本没有纪年，但抄写年代当在上述时限之内。《汉语大字典》是目前最权威的收录字形、义项最全面的工具书。查《汉语大字典》可知“齊”字的构词能力非常强。在“齊”这个字头下，共收录了七个读音，三十六类义项。[18]依照其提供的书证资料来看，这些义项中只有“集合、聚集”一个义项所用的书证晚于敦煌文献。也就是说，在本卷书写时，“齊”字已经具有众多读音及义项。“齊衰”之“齊”，《集韵·脂韵》音“津私切”，平声，本指长衣下摆，将丧服下边折转缉缝起来也称为“齊”，后引申指丧服，如《仪礼·丧服》有用例：“同居，则服齐衰期，异居，则服齐衰三月。”从这个义项上看，“齊”字构形既不能表声，也无从表意，同时又身兼多项音义，文字的区别性比较弱，在普通人眼里，完全没有构字理据。而“”字，从字音看，“次”在《集韵·脂部》平声，音“津私切”，与“齊衰”之“齊”同音。从字义看，长衣下摆和丧服都与衣服有密切关系。于是，原为象形字的“齊”，在这个新造的“”字中，只留下了原来的“亠”和上下结构，以“次”为其声符，以“衣”为其意符，彻底构成了一个新字。这个新字不仅将作为“长衣下摆”和“丧服”等意义的“齊”字从“齊”众多音义中区别出来，而且字形简化，书写容易，同时也是一个符合“六书”原理的形声字。

例11.无貌陋心贤女，说尽譛台[19]万万功。宣王遂纳为皇后，豹变多荣也是空。[20]

按：“”即“鹽”。“燕”的部件“灬”换为“皿”，由“燕”字头和“盐”字底共同组成了一个新字，整个字形与其正字相去甚远。原字形发生了这样巨大的变化，除去“鹽”字笔划繁多，难于书写的动因之外，与书写内容也有极大的关系。此句是夸赞“无盐”，历史上著名“东施效颦”故事的女主角。传说中的无盐女虽然貌丑，却心地贤良。俗写之下的这个新字，仅从字形上就能够非常直观地联想到女性，同时也弱化了无盐貌丑，强调了其贤良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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