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西域研究》2011年第3期

吴晶

北魏名著《洛阳伽蓝记》第五卷所录《宋云惠生行纪》，是综合了《宋云行纪》《惠生行纪》和《道药传》（亦称《道荣传》）三部作品而成。《宋云惠生行纪》（学界一般认为其构成主体为《宋云行纪》，故惯称“宋云行纪”。为避免混淆，下文简称这部三合一的作品为“《行纪》”，《宋云行纪》则特指宋云所撰行纪）作为中古交通史上的重要文献，向来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20世纪以来，沙畹、内田吟风、长泽和俊、丁谦、周祖谟、范祥雍、余太山等学者均有研究发表。[1]文献整理方面，沙畹《宋云行纪笺注》、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和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的“宋云行纪”部分、余太山《“宋云行纪”要注》均极精审。特别是余太山先生的近著《早期丝绸之路文献研究》一书，是目前《行纪》研究最为全面的著作。专题研究上，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也得到澄清，如关于宋云、惠生出使的时间，《行纪》《释迦方志》记为神龟元年（518年），《魏书·释老志》记为熙平元年（516年）。内田吟风较早注意到宋云是官吏，惠生是僧人，指出二者出使任务和目的不同，受诏时间也有先后之别，惠生于熙平元年受诏，他和宋云、法力等一同出行则在两年后的神龟元年。之所以延期出发，是因为柔然征讨高车发生了叛乱，至518年叛乱平息，出行方成为可能。[2]长泽和俊、余太山沿着内田的思路，进一步指出二人出使路线、归国时间也有不同，并理清了使团经行的路线。[3]

关于《行纪》的文本构成，学界普遍认为杨衒之以《宋云行纪》为底本，兼收《惠生行纪》、《道药传》合并而成，陈寅恪先生指出这种编辑方式为“合本子注”，为学界广泛接受，长泽和俊亦赞同《行纪》是杨衒之编纂以上三书而成。[4]近来，余太山先生提出新见，认为《惠生行纪》在书中并不存在。他说：“没有证据表明衒之摘录了《惠生行纪》的内容，‘宋云行纪’的内容采自《宋云家记》和《道荣传》。”[5]笔者认为，《惠生行纪》在书中是存在的，传统观点不可轻易否定，不仅如此，学界一般认为《惠生行纪》在书中居于从属地位的观点，也值得商榷。

余太山先生否定书中有《惠生行纪》的理由可归纳为三点：1.惠生是书中提到宋云时附带提及；2.提及两者共同活动时，宋云名字在前；3.全部行程取决于宋云；此外，余先生推测杨衒之不录《惠生行纪》的原因，在于其过于简略。[6]关于第一点，即惠生是否为附带提及的问题，有重新讨论的必要。《洛阳伽蓝记》卷五“凝玄寺条”开头云：

余先生认为“提及‘惠生行纪’是因为‘云与惠生俱使西域’”，但实际上刚好相反，这段文字虽然先提宋云，目的却为引出惠生。“神龟元年”以下，叙惠生奉诏西行及所得大乘妙典，均与宋云无涉（宋云是外交使节，惠生是僧人，求大乘妙典是惠生的任务），叙述重点实已转向惠生。细绎文意，“初发京师”的主语显为惠生。《行纪》下文有“惠生初发京师之日，皇太后敕付五色百尺幡千口”之语也是证明。故“神龟元年十一月冬”很可能就是《惠生行纪》的开头。笔者做此推测的另一个依据是《洛阳伽蓝记》的叙事惯例。《洛阳伽蓝记》有一种独特的写作笔法，即善于引发联系，而被引发者往往是下文的叙述重点。以“正始寺条”为例：

本段叙述次序为：昭德里有张伦等五臣宅——张伦最豪奢，造景阳山——姜质赏景阳山而作《庭山赋》——录《庭山赋》全文。环环相扣，构成一个叙述链。这种类似移步换景的笔法，在《洛阳伽蓝记》中相当普遍。如“景宁寺条”，其叙述链为：孝义里张景仁宅——张景仁宴请陈庆之——陈庆之被杨元慎羞辱——杨元慎为人解梦。因此，笔者认为“凝玄寺条”的写作顺序是：闻义里宋云宅——宋云与惠生俱使西域——录《惠生行纪》文。这点在第五卷末尾得到印证：

这段按语清楚地表明，第五卷所录应为《惠生行纪》，因其记事“不尽录”，故以《道药传》和《宋云家记》“并载之”。也就是说，整篇《行纪》的底本是《惠生行纪》，《道药传》和《宋云家记》是起“以备缺文”的作用。杨衒之写作《洛阳伽蓝记》具有清晰的体例意识，书中按语尤其值得重视。[7]杨氏在结尾以惠生的行程作结，显系呼应开头。余先生谓“没有证据表明衒之摘录了《惠生行纪》的内容”与事实不符。需要说明的是，《宋云家纪》（包括下文的《宋云魏国以西十一国事》），当为《宋云行纪》的别称，中古时期私家著述常有多个名称，如《法显传》便有《历游天竺记传》、《佛国记》、《法显行传》等多个别名。

接下来的问题是，既然杨衒之认为《惠生行纪》“事多不尽录”，为何还要以之为底本？我们注意到，李延寿在编写《北史·西域传》时，《宋云行纪》和《惠生行纪》还存有单行本，即《隋志》著录之《慧生行传》一卷和《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之《宋云魏国以西十一国事》一卷。在这种情况下，李氏同样选择《惠生行纪》为依据。[8]《北史·西域传》云：

笔者经对勘，《北史》下文所叙朱居、渴槃陀、钵和、波知、赊弥、乾陀七国，内容均本于《行纪》。文中的“慧生（即‘惠生’）所经诸国”尤值得注意，如果《北史》史料本于《宋云行纪》，则应作“宋云所经诸国”[9]。另外要说明的是，《北史》这段文字并非袭自上引《洛阳伽蓝记》卷五“凝玄寺条”之开头，两者所叙年代与派遣者均不同，却都不约而同将主导者归于惠生，可见李延寿实际上将《行纪》视作《惠生行纪》。一个旁证是，《大正藏》史传部所收《行纪》也命名为《北魏僧惠生使西域记》。法人沙畹也说：“按《慧生行传》，李延寿似已见之；盖《北史·西域传》嚈哒迄乾陀罗诸条显为录诸行纪之文。”[10]可见沙畹也认为《慧生行传》是李延寿《北史·西域传》的史料依据，他的笺注命名为《宋云行纪笺注》可能只是迁就学界的习惯提法。

《惠生行纪》虽有记载不够详尽的缺点，但笔者认为它多记山川地理的特点，恰是杨衒之、李延寿选择它为底本的重要原因。以《洛阳伽蓝记》而言，介绍使团首先需要清晰的路线和沿途各国山川地理概貌，[11]在此基础上可兼录使者活动；以《北史》而言，其载录重点在于各国的地理位置、山川风貌、民俗习惯，即所谓“本末及山川里数”，行纪中使者活动内容则不在选录范围。如《北史·西域传》“吐呼罗国条”云：

李延寿批评《惠生行纪》“不能知其本末及山川里数”，我们的理解不能绝对化，李氏非言《惠生行纪》对这些内容全无记载，而是记载偏于简略，符合正史要求的材料不多。李氏苛责的原因，在于他找不到《惠生行纪》以外的资料，中华书局本《北史》标点者指出：“惠生所历尚有吐谷浑、鄯善、于阗、嚈哒诸国，上文已见，故不重叙。”[12]很明显，吐谷浑、鄯善、于阗、嚈哒等国史料多见，《北史·西域传》不必据《惠生行纪》。而朱居、渴槃陀等七国则只能依《惠生行纪》。《北史·西域传》“朱居国条”云：“朱居国，在于阗西。其人山居，有麦，多林果。咸事佛，语与于阗相类，役属嚈哒。”“渴槃陀国条”云：“渴槃陀国，在葱岭东，朱驹波西。河经其国东北流，有高山，夏积霜雪。亦事佛道，附于嚈哒。”这两条传文均本于《惠生行纪》，同时也是《西域传》诸国中篇幅较少的，原因便是《惠生行纪》未能提供更多的资料。既然如此，《北史》为何不用《宋云行纪》呢？只有一种可能，即相比于《惠生行纪》，《宋云行纪》山川地理记载更不足道。关于这点，我们需要具体分析《行纪》的内容。

综观《行纪》，很容易发现各国介绍篇幅的不均衡。为分析方便，我们将《行纪》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记事简洁紧凑，从神龟元年十一月初发京师，至神龟二年十一月到达赊弥国，用约两千字介绍了吐谷浑、鄯善、于阗、朱驹波、汉盘陀、钵和、嚈哒、波知、赊弥等九国，篇幅分布均匀，内容为扼要介绍山川地理风俗。第二部分单写乌场国，篇幅却达到一千四百字。杨衒之说：“惠生在乌场国二年，西胡风俗，大同小异，不能具录。”这是证明《惠生行纪》特点的绝好材料——《惠生行纪》的乌场国部分仍使用第一部分的写法，即以介绍山川地理为主，对大同小异的风俗内容未加具录，而《行纪》中之所以有较多的篇幅，是杨衒之以《宋云行纪》、《道药传》补充的结果。

笔者认为，第一部分是《惠生行纪》的原貌，即以简要记叙经行路线和各国地理风貌为主。第二部分中，开头叙述乌场国山川地理的部分也属《惠生行纪》，篇幅与第一部分之嚈哒国近似，约二百字。而占据篇幅最多的记叙使者活动部分，如宋云授予乌场国国王诏书，介绍中国圣人；宋云惠生寻如来教迹；宋云因睹物思乡而得病等。不仅内容与前文迥异，且始终以宋云活动为主线，即使提到惠生，也是与宋云一同出现，这部分内容应源自《宋云行纪》。这样便很好地解释了余太山先生的第二点理由，即书中提及二人共同活动时宋云名字在前。至于余先生的第三点理由即全部行程取决于宋云，我们知道合团出行相互迁就行程本属常事，更何况两者具体路线上还有一定差别。

第三部分相对复杂，使团于正光元年四月入乾陀罗国，这部分不少篇幅引《道药传》，因均有标注，可以不论。这部分所记主要为宋云与乾陀罗王对答、宋云惠生游历雀离浮图二事。前者为外交活动，且仅有宋云的活动记录，故采自《宋云行纪》可能性较大；后者为参观佛教遗迹，以记惠生事迹为主，其中4次提及惠生，仅1次提及宋云，故出自《惠生行纪》可能性较大。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本节表述习惯也出现变化，第一部分写行踪惯用两种笔法，一是“从某地西行多少里，至某地”，如“从吐谷浑西行三千五百里，至鄯善城”，“从鄯善西行一千六百四十里，至左末城”。二是“某年某月入某国”，如“九月中旬入钵和国”，“十月之初，至嚈哒国”。交代时间、路线、地理位置较为清晰，而第三部分大量出现“西行几日”，“复西行几日”，路线和地理交代较为模糊，可能并非《惠生行纪》之文。

至此，我们基本可以推知，《宋云行纪》详于记叙使者出使诸国所经之事，特别是涉及外交方面，这与宋云使者身份有关。《惠生行纪》则多记经行路线、山川地理及与佛教相关的活动。对《北史》作者李延寿来说，虽然《惠生行纪》过于简略，但《宋云行纪》偏于记事，可用材料更少。《惠生行纪》因其对经行路线和山川地理的框架性叙述，具备一个完整的结构，故为杨衒之、李延寿所重视。另外，杨衒之重视《惠生行纪》还与此书的佛教色彩有关。杨氏在《洛阳伽蓝记·序》中阐述本书写作目的，是为保存北魏繁盛的佛教景观不致后世无传，《惠生行纪》作为一部重要的僧人求法行纪，自然是杨衒之所要载录保存的对象。从两种行纪的种种不同，以及宋云与惠生各自撰写行纪这件事来看，二人原为不同使团领袖的可能性较大。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惠生行纪》虽然简略，但因其对出使路线和山川地理的记叙，故被杨衒之选为《洛阳伽蓝记》第五卷的底本。因此，“惠生行纪”比“宋云行纪”更适合作为《宋云惠生行纪》的简称。

（作者单位：浙江台州学院教师教育学院）

编校：宋　俐

审校：王文洲

审核：李文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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