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西域研究》2012年第3期

郑玄礼学的延伸

——敦煌吐鲁番出土写本《论语郑氏注》研究[1]

华喆

郑玄以《周礼》为中心构建礼学体系，又以其礼学为中心遍注群经，其经注中对礼的阐述是郑玄的一大特色。其实郑氏三《礼》注最先成书，郑玄对于经学的整体思考在其动手注经之前，想必已经形成。刘知几《孝经注议》引郑玄《自序》，自述其注经次第为三《礼》、《尚书》、《毛诗》、《论语》、《周易》。[2]今天郑注《尚书》、《论语》、《周易》均已亡佚，以往学者对郑玄《毛诗笺》中的礼学因素最为注意，比如陈澧《东塾读书记·诗》认为：“郑君专于礼学，故多以《礼》说《诗》”[3]，今人梁锡锋则有《郑玄以礼笺〈诗〉研究》，专门对此问题进行讨论。但郑注《尚书》、《论语》、《周易》均已亡佚，只能依靠辑佚成果窥其一端，整体面目已经无从考知。虽然如清人张惠言对汉《易》用功极深，也有“郑氏言礼，荀氏言升降，虞氏言消息”[4]这样的断语，可是毕竟只是基于印象的推测而已，并非建立在充分材料基础上的论述。郑注《尚书》、《论语》、《周易》的具体情况究竟如何，学者并无充分了解。

至20世纪初，情况开始发生转变。随着西域考古风潮的涌动，敦煌和新疆地区陆续有数种唐写本《论语》郑注被发现，当时学者如罗振玉已经注意到了《论语》郑注中以《礼》注经的现象，在其跋文中说：“郑君此注，多根据《礼经》。”[5]但彼时中国学者能够见到的《论语》郑注写本并不很多，尚未对其进行系统研究。1969年，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363号墓出土了唐中宗景龙四年卜天寿写《论语》郑注长卷。此后，日本东北大学文学部中国哲学研究室的金谷治先生的《唐抄本郑氏注论语集成》一书将郑注《论语》残卷搜罗完备，为推动学者研究的深入提供了极大的助力。1991年，北京文物研究所的王素先生针对全部唐写本《论语》郑注进行了录文和校勘，并附以相关研究论文，结集出版了《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一书，从《为政第二》至《宪问第十四》共13篇。台湾陈金木先生围绕唐写本《论语》郑注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其成果结集为《唐写本论语郑氏注研究——以考据、复原、诠释为中心的考察》三大册，1996年由台北文津出版社出版。经过几代学者努力，郑玄《论语》注已经十见其六，可以了解其大体面目。通过对这些残卷的阅读，我认为郑玄尊奉《周礼》、“以礼注经”等特点同样存在于其《论语》注之中，《论语》郑注可以视为其礼学的延伸。本文即准备对《论语》郑注的这些特点进行说明。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引用《论语》郑注，均据王素先生《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一书的录文，凡唐写本经文有残缺处，均依阮刻《论语注疏》补正，郑注文字则在王素先生整理的基础上做出。

郑玄将《周礼》奉为礼学圭臬，依据《周礼》确定周礼，成为其礼学的核心，也是他注经时主要的文献依据。《论语》郑注中也多次依据《周礼》设解，其中有明引《周礼》，也有暗用《周礼》。先举明引《周礼》之例，譬如《论语·雍也第六》：

此处郑玄据《周礼·天官冢宰·太宰》“以九两系邦国之名”中“四曰儒，以道得民”，将儒引申为教学之意。郑玄在其《周礼》注中认为，“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7]，与《论语》此注正相呼应。孔安国对此的理解与郑玄全然不同，《论语集解》引孔安国云：“君子为儒，将以明其道；小人为儒，则矜其名也”，[8]仅将“儒”理解为其字面含义，孔子对子夏所作的不过是一般性的告诫。郑玄这种独特理解使得孔子整句话的内容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变成劝告子夏要注意教学对象。在郑玄看来，子夏名列孔门四科之中，已是贤人，没有必要对其作君子小人之分，而他之所以认为“子夏性急”，有可能是因为《论语·子路第十三》中有“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孔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9]所以孔子是想告诫子夏教化不可操之过急，恰好与《周礼》之义相符。

郑玄亦以《周礼》为度量计算的标准，同在《论语·雍也第六》：

郑玄此处有“臾，《周礼》作庾”，直接引用《周礼》，对经文进行说明。此举用意究竟何在呢？其实在上段注文中，郑玄提到“六斗四升曰釜”已经是在使用《周礼》中的经说。《周礼·冬官考工记·㮚氏》“量之以为鬴”，郑注“鬴，六斗四升也”，贾《疏》解作“此量器受六斗四升曰釜，因名此器为鬴，故云以其容为之名也。”[11]同样的注文，在《周礼·地官·廪人》和《冬官考工记·陶人》也出现过。既然在前面已经使用了《周礼》对度量进行解释，后面自然继续参用《冬官考工记·陶人》“庾实二觳，厚半寸，唇寸”，从“凡器名”以下直接使用了《周礼》的经文。之所以要在前面特别指出“臾”、“庾”的不同，是因为《陶人》郑注有“玄谓豆实三而成觳，则觳受斗二升。庾读如‘请益与之庾’之‘庾’。”[12]《论语》此注正与《周礼》相呼应。郑玄注意到底本与《周礼》不一致，故此在注中作了说明。

有趣的是，郑玄对冉有给粟的问题做了非常周密的计算。如果我们将“釜”、“庾”等概念换算成常用的“斗”、“升”等计量单位的话，孔子一开始只打算给公西华的母亲六斗四升小米，而在冉有的要求之下，又在“釜”的基础上增加了“庾”。庾是二觳之量，一觳斗二升，庾就是二斗四升。也就是说，孔子最后决定给公西华的母亲八斗八升小米，而冉有给了多少呢？一共五秉。五秉是多少斗呢？该写本至此有残缺，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将文字恢复出来，因为《仪礼·聘礼·记》中说：“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13]郑玄认为五秉为八十斛，应据此文而发，那么五秉就是八百斗，远远超过了孔子八斗八升的预期，所以孔子才认为冉有给的太多。

郑注依据《周礼》对计量单位进行解说，逻辑十分严密。但何晏在编辑《论语集解》时，却在“庾”的单位上不取郑说，反而引用了包氏“十六斗为庾”。包氏的依据在哪里呢？《史记·鲁周公世家》言“许齐臣高龁子将粟五千庾”，裴骃《集解》引贾逵说“十六斗为庾”。[14]贾逵没有为《史记》作过注，皇侃在《论语义疏》中说“十六斗为庾”出自贾逵的《国语》注。然而今本韦昭《国语注》却没有收入贾逵此注，仅在《国语·周语中》“野有庾积”下记“唐尚书云‘十六斗曰庾’”。[15]按此“唐尚书”当为丹阳唐固，《三国志·吴书》有传，史称：“著《国语》、《公羊》、《榖梁传》注，讲授常数十人。权为吴王，拜固议郎……黄武四年为尚书仆射。”[16]韦昭在此又有自注云：“《聘礼》曰‘十六斗曰庾，十庾曰秉’”，似乎与今本《仪礼·聘礼·记》“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仅有一字之差，不知道是否郑玄所执经本与诸家不同，才有解说上的不同。西晋杜预作《春秋左传集解》，仍有“庾十六斗”之说。[17]从汉代的贾逵、包氏到孙吴的唐固、韦昭，一直到西晋的杜预，都认同“十六斗为庾”之说，而唯独郑玄据《周礼》将“庾”定为二斗四升，由此可见《周礼》对郑玄的意义与众不同。

以上郑注中均明确提到了《周礼》一书，我们将其视为明引，那么暗用的例子是什么呢？比如《论语·八佾第三》：

此段郑注解释的核心在于“绘事后素”。子夏所引“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是引逸《诗》。前两句见于《毛诗·卫风·硕人》，是赞美庄姜容德兼美之意。后一句不见于今本《毛诗》，而《仪礼·聘礼》有“皆玄纁系，长尺，绚组”，郑注云“采成文曰绚”，贾《疏》“郑注《论语》‘文成章曰绚’，与此语异义同。”[19]所以这句诗的字面含义就是在称赞庄姜美貌且衣着得体。明明在说女子容貌穿着，孔子却将此概括为“绘事后素”，将话题转向了绘画技法，这正是比喻的说法，由此而引出了子夏的“礼后”之说。郑玄为了说明孔子的用意，以“先布众彩，然后素功”作解。这里出现了“素功”一词，提示了我们郑玄暗用《周礼》的经说。《周礼·冬官考工记·画缋》说“凡画缋之事后素功”，郑注“素，白采也。后布之，为其易渍污也。不言绣，绣以丝也。郑司农说以《论语》‘绘事后素’。”[20]这样就为“绘事后素”找到了经典的依据，突出了“后素”的意义。

郑玄暗用《周礼》的例子很多，这里再举一例，也涉及禄制的计算问题。比如《论语·雍也第六》：

这里郑玄仍然在根据《周礼》给孔子算账。经文中“粟九百”以下是没有提到计量单位的，《论语集解》引孔安国注为“九百斗”，[22]而郑玄却认为是九百釜。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一釜是六斗四升，两人解说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数量上已经差出了四千八百六十斗之多。郑玄的理由很明显，根据粟米法计算，粟九百釜就是米五百四十釜。《周礼·地官·廪人》“凡万民之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郑注“此皆谓一月食米也。六斗四升曰鬴。”郑玄特别提到，逢中年则人月食三釜是“食米”，所以在《论语》注中提到“人食三釜”。所谓“中士食十八人”，《周礼》经文虽然没有明确说明，但是《礼记·王制》却有“诸侯下士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23]之说，郑玄对此无注，但在《周礼·春官·内史》“王制禄则赞为之，以方出之”一句注中，引用郑众的解说云：“上农夫食九人……诸侯之下士视上农夫，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24]郑玄对郑众的解说并无疑义，则可知郑众、郑玄均以《王制》说为周制，所以郑玄在此处认为“中士食十八人”。按照这个规则计算，中年则诸侯之中士的禄米应为一月五十四釜，那么粟九百就是鲁国中士十个月的收入，对于一个大夫的家邑之臣来说确实有点过多了。

但从给粟的量上来看，孔安国九百斗之说似乎更加符合情理一些，郑玄为什么要让孔子给原宪这么多呢？下面郑玄又做了说明，孔子希望原宪分给“邻里乡党”，“施惠于恩旧”。郑玄依据《周礼》对“邻里乡党”进行解释，《周礼·地官·遂人》有“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酂，五酂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25]乡与遂相当，所以郑众注《周礼·地官·乡大夫》云：“万二千五百家为乡。”[26]郑玄此注把“邻里乡党”理解得很实，如果想要施惠于这样庞大数量的“邻里乡党”，那么孔子一次就给原宪数千斗禄米也就很正常了。

郑玄将“邻里乡党”照搬《周礼》中的数字作出解说，这样的例子在《论语》注中也很多见。比如《论语·泰伯第八》：

此注之中，井、沟、城、洫都是《周礼》里面的理想制度。《周礼·地官·小司徒》言：“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以任地事而令贡赋，凡税敛之事”，郑注云：“九夫为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此制小司徒经之，匠人为之沟洫，相包乃成耳。”[28]所以《周礼·冬官考工记·匠人》又有：“九夫为井，井间广四尺，深四尺，谓之沟。方十里为成，成间广八尺，深八尺，谓之洫。方百里为同，同间广二寻，深二仞，谓之浍”，郑注“此畿内采地之制。”[29]《论语》郑注几乎完全袭用了《周礼》的原文，然而却与《论语》本文没有直接的关系，但郑玄一定要照搬《周礼》来生硬地为“沟洫”作解，此时我们已经很难相信郑玄是在注《论语》，还不如说郑玄是在借《论语》来解说《周礼》。

以上是郑玄注《论语》时尊用《周礼》的几例，此外仍有很多，不必一一赘述。郑玄尊用《周礼》，一方面体现在对部分经文存在有多种不同解释可能的情况下，郑玄只以《周礼》的解释为准；另一方面又体现在郑玄最重视的还是《周礼》在《论语》中的反映，而非《论语》本身的语义。由以上诸多例证可以看出，《周礼》作为郑玄礼学的核心，不仅体现在其三《礼》注中，即便在《论语》注中也是如此。欲了解郑玄经学思想体系的构成，必须对《周礼》及《周礼》郑注有比较充分的认识，以此再与郑玄其他经注相参照，才能体会到郑玄所要表达的含义。

《论语》就其体例而言，与《礼记》中《曲礼》、《檀弓》等篇最为接近，内容也往往相关，所以郑玄注《论语》时参用《礼记》之处很多。如果对《礼记》郑注缺乏了解，自然难以捕捉到《论语》郑注的要点所在。但与《周礼》不同的是，《周礼》是郑玄注的基本准则，《礼记》只是郑玄的参考资料，以下略举几例以证。

《论语·八佾第三》：

林放问礼，孔子作答，从含义来看，孔子是在强调礼意本自人心，外在的表现形式却在其次。经文大义不难把握。但郑玄用“简略”来解释“易”有其所指。因为《论语集解》引用包氏说“易，和易也”，看似与郑玄的“简略”差别不大，但《礼记·檀弓上》“子路曰：‘吾闻诸夫子，丧礼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祭礼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31]这两段话的意思非常相近，郑玄一定要呼应《檀弓》之义，所以将“易”解为“简略”。

郑玄在注中引用的一段《礼记》，都在说丧礼时的哭声，放在此处稍有突兀的感觉，然而仔细体会，也有其用意在内。这段话出自《礼记·间传》。据郑玄《三礼目录》，这一篇是“记丧服之间轻重所宜”[32]，郑玄希望以此来说明丧礼之“戚”的标准是什么。为什么郑玄要谈到这个问题呢？恰恰也在《礼记·檀弓上》又有一段：“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则哀矣，而难为继也。夫礼，为可传也，为可继也，故哭踊有节。’”郑玄认为“孺子泣”是指“声无节”，孔子认为无节之泣虽然哀已经足够，但难以为继，失去了礼的中道。[33]所以郑玄引用《礼记·间传》，实际上是有其潜台词在此。也就是说，虽然“丧，失于简略，不如哀戚”，但是哀戚并不是没有底线的痛哭，如果哭踊失去了节制，也形同失礼，《间传》正好说明了丧礼时哭泣之节。郑玄一定是在此有鉴于《礼记·檀弓》的记载，所以要对包氏的经说进行调整，并且加入自己的理解，使经义显得更加丰满充实。

又如《论语·乡党第十》：

这个地方很有意思，经文在说孔子在生病时鲁君前来探病，孔子仍然不忘行礼，依旧要换上朝服，就连躺下的位置都有讲究。郑玄注在解释何谓朝服之外，又在后面加上一句“疾时寝室中北墉下也”，这是经文中没有的内容，究竟有什么样的根据呢？其实来自《礼记·丧大记》：“疾病，外内皆扫。大夫撤悬，士去琴瑟。寝东首于北牖下。”郑玄注称：“谓君来视之时也，病者恒居北牖下，或曰北墉下。”[35]这是郑玄对丧礼之前的基本认识，在《仪礼·士丧礼》“死于适室，幠用敛衾”一句，郑注云：“适室，正寝之室也。……疾时处北墉下，死而迁之当牖下。”[36]《仪礼·既夕礼》“士处适寝，寝东首于北墉下”句又注：“将有疾，乃寝於适室。”[37]北墉就是室中的北墙，郑玄认为士或大夫疾病时应当卧于正寝的北墙或北窗之下，头在东方，而此处《论语》经文中只说“东首”，但没有说是躺在南墉之下还是北墉之下，故此郑玄据《礼记·丧大记》将经义补足。

郑玄不仅仅利用《礼记》中的经说来印证或补足《论语》注，有时也会将《礼记》与《论语》具有相似性的段落联系在一起，直接将《礼记》注移用在《论语》之中。最为典型的一个例子在《论语·八佾第三》：

这一部分前半段郑注缺损较多，已经无法看到全貌。后半段郑注相对比较完整，而且从字面来看，需要重点加以解释的部分也就是“树塞门”和“反坫”，郑注似乎也在此花费了不少笔墨，然而这一切却都取材于郑玄的《礼记》注。首先，孔子同样内容的言论，在《礼记·杂记下》中也有记载：“孔子曰：‘管仲镂簋而朱纮，旅树而反坫，山节而藻棁，贤大夫也，而难为上也。’”这里郑注称：“旅树，门屏也。反坫，反爵之坫也。”[39]两处经文的内容较为相似，只是《礼记》注较为简单，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是因为在前面的《礼记·郊特牲》中已经有“台门而旅树，反坫，绣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礼也”一句，管仲所为，正是“大夫之僭礼”中的两条。郑玄对《郊特牲》出注云：“旅，道也。屏谓之树，树所以蔽行道。管氏树塞门，塞犹蔽也。礼，天子外屏，诸侯内屏，大夫以帘，士以帷。反坫，反爵之坫也，盖在尊南，两君相见，主君既献，於反爵焉。”[40]仔细比较的话，就可以发现此段郑玄《论语》注基本上是从这一段《郊特牲》注中直接转抄过来的。值得一提的是，根据孔颖达《礼记正义》，“礼，天子外屏，诸侯内屏”云云，是《礼纬》中的文字，[41]兼用经纬是郑玄注经的一大特色，所以在《论语》注中也有体现。相比于《礼记》原注，郑玄删去无关的“大夫以帘，士以帷”，又根据《论语》正文对此经注作出了必要的调整，并非简单重复原文，使整个经注能够贴合《论语》的经文，精巧而不显生硬。

对郑玄而言，经部文献可以分为三个层级。居于核心地位的是《周礼》，是其礼学的发端，以下要算是《仪礼》与《礼记》，接下来才是《诗》、《书》、《易》、《论语》以及各种纬书，形成对其礼学体系的各种补充。在郑玄《尚书》注已佚的情况下，《论语》注为我们研究郑玄的思想体系提供了线索。所以在其《论语》注中，如上节所述，《周礼》是郑玄确定礼的内涵的基本依据，而《礼记》则是郑玄对《论语》经义的补充，郑玄凡对经义有所发挥之处，几乎离不开《周礼》、《礼记》两书，可见礼学在郑玄体系中的地位。

三《礼》之中，郑玄《论语注》对《仪礼》涉及不多，大概是因为《论语》与《仪礼》内容相去较远的缘故。但尽管郑玄较少直接引用《仪礼》，可是却有一些与《仪礼》有关的独特礼说，仍然贯彻在其《论语》注中。这里以郑玄的“人偶”之说为例，专门做一解析。

“人偶”一词在郑玄《仪礼》、《礼记》注与《毛诗》笺中均有出现，在其《论语》注中也出现过两次。如《论语·乡党第十》：

《论语》中“揖所与立”并不难理解，而郑玄却要解释为“人偶同位”，反而让人感到费解。什么是“人偶”呢？大致可以理解为双方互相致礼。[43]郑玄之所以要在此处使用“人偶”一词，是因为他要把这一场合与《仪礼·聘礼》的记载联系在一起。“君使召摈”，郑玄解作“有宾客使之迎之”，而《仪礼·聘礼》对迎宾的规定是：“卿为上摈，大夫为承摈，士为绍摈。摈者出请事。”孔子在鲁为大夫，应是承摈。那么迎宾时诸摈的工作是什么呢？郑注对此做出了解释：“摈，谓主国之君所使出接宾者也。绍，继也，其位相承继而出也。主君，公也，则摈者五人；侯伯也，则摈者四人；子男也，则摈者三人。《聘义》曰：‘介绍而传命，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质，敬之至也。’既知其所为来之事，复请之者，宾来当与主君为礼，为其谦不敢斥尊者，启发以进之。於是时，宾出次，直闑西，北面。上摈在闑东阈外，西面。其相去也，公之使者七十步，侯伯之使者五十步，子男之使者三十步。此旅摈耳，不传命。上介在宾西北，东面。承摈在上摈东南，西面，各自次序而下。末介、末摈，旁相去三丈六尺。上摈之请事，进南面，揖宾俱前，宾至末介，上摈至末摈，亦相去三丈六尺。止揖而请事，还入告于公。天子诸侯朝觐，乃命介绍传命耳。其仪，各乡本受命，反面传而下，及末，则乡受之，反面传而上。又受命传而下，亦如之。此三丈六尺者，门容二彻参个，旁加各一步也。”[44]

如果把这段复杂的礼学语言换成生活语言的话，那就是主与宾各有参与行礼的人员，主君一方称摈，宾客一方称介，摈、介人数相当，各站一列，他们主要的工作在于传话。迎宾的主君为了表示对宾的尊敬，必须向其礼问来意。礼问并不能由主君直接向宾呼喝相问，而是由摈者来完成。主君先将问话告知距离自己最近的上摈，上摈传承摈，依次而下，直至最末一位的末摈，由末摈告知末介；末介又依次将问话传至上介，由上介将问话传递给宾，宾作答后通过诸介再依次传话，由末介告知末摈，诸摈又依次上传告知主君。如此往复，才能完成礼问的整个过程。那么，孔子置身摈列的时候，当上摈传话下来时，则先揖上摈，这时上摈在其右方，所以要先起右手作揖，也就是《论语·乡党》郑注中的“揖右人，右其手”，接着传话给下一位摈者，在己左方，则先起左手作揖，也就是“揖左人，左其手”。整个过程中都要有作揖的动作，这就是“揖所与立，人偶同位”。至于“罄折”和衣服的“襜如”都表现了孔子作揖时动作的美观。

原本在《仪礼·聘礼》郑注中也提到过“人偶”问题，但是并不是在迎宾传问的阶段，而是在宾入门以后，有“公揖入，每门、每曲揖”，郑注“每门辄揖者，以相人偶为敬也”。[45]这是公对宾的“人偶为敬”，但郑玄在《论语·乡党》注中将“揖所与立”解释为“人偶同位”，等于是在提示我们，迎宾时传问互揖也是“人偶”的体现，相当于是对《仪礼·聘礼》的补充说明。

在诸多《论语》郑注残卷发现之前，郑玄经注中“人偶”一词只出现过六次，分别是《仪礼》注三次、《礼记》注一次以及《毛诗》笺两次。《毛诗》笺中的“人偶”是在《桧·匪风》：

以下孔《疏》解此“人偶”作“人偶者，谓以人思尊偶之也。《论语》注‘人偶同位’、‘人偶之辞’，《礼》注云‘人偶相与为礼仪’，皆同也。”[46]清代学者因为看不到《论语》郑注残卷，所以辑佚学者只知道“人偶同位”、“人偶之辞”是郑玄《论语》注，却不知道是何句之注，以致无所归附。其实“人偶同位”就是我们上面讨论的《论语·乡党》郑注，在伯希和2510号残卷上即可看到；“人偶之辞”恰好在卜天寿写本上也能找到，却是在《论语·里仁第四》：

孔子直呼曾子之名“参”，郑玄在注中特别指出，这一举动没有其他含义，只是孔子为了表示对曾子的亲昵之意，所以是“人偶之辞”。遗憾的是，因为前段注文残缺，不清楚郑玄为何要在此处使用“人偶”来解释经文。总之，郑玄的“人偶”之说，在传世文献之中不过数见而已，从出土的唐写本《论语》郑注残卷上面就可以为我们增补两条，又可与《礼记正义》互证，可谓价值匪浅。

“人偶”两字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郑玄要用这两个字来表示人与人之间互揖互敬的关系，这些疑问恐怕无法得到解答。但从郑玄的使用情况来看，“人偶”主要是用于《仪礼》中某些场合下表示情感关系的词汇，而这一词汇同时能够见于《毛诗》、《论语》，可见郑玄确实以其礼学支配其他诸经的解释。

从今天发现的诸多唐写本《论语》郑注残卷来看，郑玄对经义的确有许多独特的阐发。大体上来说，郑玄对《论语》解说是根柢于五经，处处需要与五经的内容相对照，如果读者对经书缺乏了解，读起郑注来实在有一头雾水的感觉。例如《论语·述而第七》“子不语怪力乱神”，在今人看来，“怪力乱神”代表了四个不同的概念。何晏编纂《论语集解》时也引用王肃说，认为：“怪，怪异也。力谓若奡荡舟，乌获举千钧之属也。乱谓臣弑君、子弑父也。神谓鬼神之事也。或无益于教化也，或所不忍言也。”[48]这一解说对后世影响最大。然而看到郑注之后，才知道王肃注是刻意针对郑玄而发。郑玄是怎样解释的呢？他把“怪力乱神”看作“怪力”与“乱神”两部分：“为识浅者将为之有精气，不修其德，而徒祈福祥，以惑世沮功。怪力，谓若石立社移。乱神，谓神降于莘之属也。”[49]“石立社移”是灾异现象，被郑玄概括为“怪力”；“神降于莘”则出自《左传》鲁庄公三十二年。《左传》称：“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惠王问诸内史过曰：‘是何故也？’对曰：‘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50]其后虢君祷神求赐土田，终于在僖公五年被晋所灭。按照内史过的说法，这就是神降以观虢之恶，所以郑玄以为“乱神”。在其《箴膏肓》中亦提到“子所不语怪力、乱神，谓虚陈灵象，于今无验也”[51]，与《论语》注意相呼应。假如我们对于《左传》的内容不够了解，只看《论语》郑注的话，恐怕就不能理解郑玄的意旨所在。

由此可见，郑玄体系的构成就像铺开的一张大网，经文就如同大网之上的各个节点，彼此总能互相呼应，《周礼》居于网络的中心，《仪礼》、《礼记》次之，其影响辐射到周围诸经。虽然《论语》在郑玄体系中位居诸经之末，在这张大网上仅占一隅而已，但恰恰是这一隅之地，又为我们从传世文献以外的视角来重新审视这张大网提供了可能。我们今天研习郑学，仅仅是稍窥其端，就已经惊叹于这张大网的精巧细密，实在很难想象郑玄是怎样凭借个人之力，构建出如此复杂而有序的体系。期待今后地不爱宝，能够有更多的《论语》及其他经书郑注残卷在吐鲁番地区被发现出来，为研究郑玄的学术思想提供更加丰富的文献资料。

（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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