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景山 张洪

《大唐都督杨公纪德颂》碑（以下简作“《杨公碑》”）现存敦煌市博物馆。此碑刻于唐宝应元年（762）之前的一段时间，是颂扬唐河西副持节，伊、西、庭节度使杨预[1]转战、行政于西域、河西等地业绩的功德碑。

唐朝天宝十四年（755），中原地区发生了震惊朝野的“安史之乱”，玄宗李隆基仓皇出逃蜀地。公元756年，玄宗之子李亨于灵武（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即皇帝位，改元至德，是为肃宗。当时李亨的兵力有限，各地在积极平叛的同时，亦纷纷派兵勤王，其中不乏来自西域地区的武装力量。对此，《新疆简史》曾做过这样的记述：“安西节度副使李嗣业和安西行军司马李栖筠先后率军到达。继之而至的还有拔汗那、于阗、龟兹等地的地方武装。当时，李亨的兵力还相当单薄，主要依靠这支西域军队。宰相李泌说：‘今所恃者皆西北守塞及诸胡之兵。’”[2]由于历史资料缺乏关于这方面的详细记录，因而此书未能将西域勤王之兵的地域来源、民族成分以及建置结构等情况进行具体的叙述，其立论中的一些观点也仅仅是限于推测，其注文中则只是笼统地说明：“龟兹派兵未见记载，但平乱的将领中有龟兹人白孝德。”

既然当时唐廷“所恃者皆西北守塞及诸胡之兵”，可知来自西域地区的武装势力之庞大。而《大唐都督杨公纪德颂》碑中的一些记述，则对这一推论的观点，以及对此问题再作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可供探寻的蛛丝马迹。杨预为官西域之际，恰逢东部各地战火频仍，安史作乱；中原板荡，朝野危急。从碑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杨预临危受命，“发貔武之师”，“叙琅玕之贡”；“西聚铁关之兵，北税坚昆之马”，有力地支援了中央王朝平定叛乱的战争。然而也就在此时，由于中原地区政局的变迁混乱，唐朝政府对西域地区的经营也陷入了困境，沙陀、回鹘等少数民族势力乘隙而起，举兵欲动。为安定西域，他又先后出任了“河西副持节”、“瓜州都督”、“关西兵马使”、“伊、西、庭节度使”等重要职务。在刀光剑影、杀机四伏的环境中，“诛门人以息群盗”，强有力地震慑了宵小之心。同时他恩威兼用，安抚并行，“设勇爵以酬诸戎”，有效地保障了西域一方的社会稳定。

鉴于此碑补充了唐政府平定安史之乱的一些史实，对研究唐中期中原王朝在西域的经营情况，碑主杨氏家族的发展历程，唐代沙、伊、西、庭地区的民族关系、行政区划、官员任命等问题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作用，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是碑作一番深入的研究。

我们先将此碑的形制做一简要的介绍。该碑石为石灰岩质，早已断裂损坏，现仅存上下两截残石。上半截残石宽84厘米，厚24厘米，残留最高处为66厘米。《杨公碑》为双龙戏珠透雕碑头，圭形碑额，碑额高37厘米，宽26厘米，尖首部分为线刻祥云卷叶花纹图案。碑额正中自右至左分3行竖刻阳文篆书“大唐都督杨公纪德颂”9字，行3字，每字约7厘米见方。碑石上半截残石的右下方自右至左残存竖书碑文11行，每行残存1至4字不等。碑石下半截主要为碑身，宽84厘米，厚24厘米，残留最高处为96厘米。其碑文自右至左竖书共22行，第1行为碑文书撰人官职题名，现残存12字，字体小于碑石正文；碑文正文共21行，行书，阴刻，每行残存5至30字不等，每字2厘米见方。在《杨公碑》刊刻130多年以后，亦即唐景福元年（892）或其后的一段时间，人们又利用此碑碑阴为敦煌地区的归义军首领索勋镌刻了《大唐河西道归义军节度索公纪德之碑》（以下简作“《索公碑》”），因而此碑石乃为正反两面刻镌之碑。

唐代之后，随着政权更迭，河西之地经常不为中央王朝辖属，这块石碑长期湮没无闻，清代之前所见志书、金石书籍皆未见记载。清嘉庆十七年（1812）至二十四年，地理学家徐松流放伊犁，途经敦煌时发现此碑嵌于“县之黉舍棂星门土壁”。当时由于碑阴《索公碑》向外，而碑阳《杨公碑》向内，因此徐松在撰写《西域水道记》时，只对《索公碑》进行了抄录。其后此碑被人自墙壁移下，《杨公碑》得以重见天日。至光绪癸巳年（1893），“肃州直隶州知州廖振乔调知敦煌始搜得拓本以归”[3]，从此《杨公碑》才逐渐为学界所知。

清代金石学家叶昌炽在其著作《缘督庐日记》中亦提到了《杨公碑》：“敦煌学宫古碑两纸，签题‘索靖碑’。发视乃一碑两面刻，其阳《唐□□都督杨公碑》，年月讳字已泐；其阴《归义节度使索玉裕碑》，景福元祀立，篆额皆完好。孙赵未录，南北亦从未见。”[4]可惜叶书未载《杨公碑》录文。

此后，罗振玉、张维、吕钟、唐长孺、安家瑶、张玉茂等学者都先后对此碑进行过著录或研究。然而《杨公碑》早已断裂剥蚀，字迹多已漶漫不清，加之一些学者所据拓片并非一纸所拓，以致各家录文多有讹误、脱录甚至错简，从而给研究《杨公碑》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为此，我们根据现存碑石对其碑文进行了重新的释读，并且将以往先贤学者对此碑的研究状况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校正。

我们先按推定出的原碑每行实际字数，以行列顺序将《杨公碑》现存文字依次录出，并标点断句如下：（括号内文字为作者据文意及碑石形制推测所加）

为了便于对以前诸家录文的校勘，现将诸位前贤对《杨公碑》的相关著述及其不足之处，逐一进行简要的说明：

1.罗振玉先生的《西陲石刻录》[5]是现存最早对《杨公碑》录文的著作（以下简作《罗录》）。其录文较为精细，不存在错简现象，但罗振玉先生可能未见拓片或者所据拓片质量粗糙，录文中脱录部分甚多。如《杨公碑》第1行应该为“冥安县丞□□□□支度判官杨□撰”，然《罗录》则阙而未录。

2.民国时期的《甘肃通志稿》在《艺文志》中亦收录此碑（第64页，以下简作“《志稿》”）。《志稿》中脱漏、错简十分严重。如碑文第2行本应以“汉太尉”开始，《志稿》却把“汉太尉”放在了第6行的前面，其后碑文以此类推，每行都成错简。

3.张维先生在其编撰的《陇右金石录》[6]中对此碑也有详细的录文（以下简作《张录》）。《张录》在《杨公碑》录文后的题跋处标明其录文比“志稿多二十余字，又志稿误将两截错列，今寻求文义而更正之”。指出了《志稿》中录文的脱录、错简之处，但《张录》依然存在着脱录、错简的现象。如本应为第2行开头的“汉太尉”在张维录文中，又变成了第3行的开头。此行错简，后文亦误。

4.唐长孺先生在其《敦煌吐鲁番史料中有关伊、西、北庭节度使留后问题》[7]一文中，对《杨公碑》进行了分析（以下简作《唐文》）。《唐文》对《杨公碑》论述的见解多有独到之处，但是作者沿用了《张录》讹误、错简之录文，以至推论亦陷入了一定的误区。如碑文第3行“河州大夏（令）□□□□□□□□□皇云麾将军，右武卫大将军，河华之灵，貂蝉之族。世以□□□”，而《张录》则把“河州大夏”错简为第4行的开头。因此《唐文》得出“3行末为‘世’字，4行起首是‘为河州太□□□’，连起来，似是‘世为河州’的什么官”的错误结论。虽然《唐文》对此衔接处也有疑问，但没有看到原碑或拓本，对此错误也就无法纠正。

5.安家瑶先生亲临碑侧对《杨公碑》进行了释录，[8]（以下简称《安文》）。其录文虽无错简，但是却多有讹误、脱录。如第6行“冠关西之雄”，《安文》作“冠关西之”，夺一“雄”字等等。

6.《敦煌市志》[9]亦收录了此碑（以下简作《市志》）。《市志》录文也未发生错简，然亦有脱录、讹误。如：第9行“式周庐”，《市志》作“式阁庐”，“周”误作“阁”等。

7.张玉茂先生的《敦煌市博物馆藏〈大唐都督杨公纪德颂〉碑考》[10]一文中也有对《杨公碑》的录文（以下简作《张文》）。文中不仅对碑文进行了考释，还细致地论述了立碑的年代、发现此碑的经过，对碑主的身份、家世等问题也进行了考证。但是《张文》却错误地提出了碑刻有“二十二行，每行三十九字”的观点。

8.民国三十二年吕钟编纂的《重修敦煌县志》手抄本中也有对《杨公碑》的介绍，然其录文对下半截残石文字则阙而未录。敦煌市人民政府文献领导小组整理的点校本，对《杨公碑》进行了完整的释读[11]（以下简作《校本》）。《校本》的录文虽较前完整，但仍有不少错讹、脱录之处。如：第7行“制授汧州”，《校本》作“制授千州”，“汧”误作“千”等。且该书也提出了是碑为“22行，每行39字”的错误观点。

9.《敦煌志》[12]对《杨公碑》进行了重新校正（以下简作《敦志》）。《敦志》的录文较前人有很大进步，但同样延续了“22行，每行39字”的观点，且在某些文字的识别上，仍有可商榷的余地。如：第11行的“河西副持节”，《敦志》作“河西副总管”，“持节”二字误作“总管”等。

以上是前贤学者对《杨公碑》著录的大致状况。鉴于唐代宰相杨炎撰写的《四镇节度使右金吾大将军杨公神道碑》[13]（以下简作《杨和碑》）与《杨公碑》所记内容多有相同之处，其碑主杨和的儿子杨预与《杨公碑》的碑主应为同一人，两碑文字可以相互参证。在《唐文》和《张文》中都曾引用《杨和碑》的内容来论证《杨公碑》。但是《张文》引用《杨和碑》多有错误之处，比如：“南寇于阗”，《张文》夺一“于”字；“晋人堕泪，如看岘首之碑”，《张文》作“晋人隧泪，如看见山之碑”，“堕”误作“隧”，“岘首”误作“见山”等等，其引文错误多达四十多处。

我们现以《文苑英华》为底本，并参照《全唐文》，依据《杨和碑》的内容对《杨公碑》中缺失的部分文字进行相关的校正补充。

《杨公碑》下半截第2行只能识别到“棣州蒲台”几字，其后字迹模糊不清。但从其处行文看，这里正在介绍碑主杨预曾祖父的官职。据《杨和碑》可知，其曾祖为杨言，曾经“出补棣州蒲台令”，那么《杨公碑》中“棣州蒲台”后漶漫不清处，当有一“令”字，即为“棣州蒲台令”。而按照碑文撰写的规则，介绍碑主家世时应是按辈分顺序一一说明。在介绍了碑主曾祖之后，紧接着应是对其祖父的介绍。而《杨和碑》中有“考讳楷，河州大夏县令”之句。杨楷是杨和的父亲，也就是杨预的祖父，可知此处是对杨预祖父官职的介绍。《杨公碑》上半截第3行开头即为“河州大夏县令”，而且《杨公碑》对碑主祖辈的介绍较为简略，一般只有名讳和官职，那么《杨公碑》下半截第2行“棣州蒲台令”后面自然就应该是对杨楷名讳的介绍。因而此处磨泐掉的文字可能是“大父讳楷”4字，也可能是“祖讳楷”3字。又根据《杨公碑》背面的《索公碑》底部基本完整的情况，可知《杨公碑》底部虽有磨泐，但限于碑石形制的大小，磨泐文字不可能太多，其字数只应在2至3字之间，所以此处所失当为“祖讳楷”3字。

碑石下半截第6行残留文字最多。此行最下一字可识别到“关西之雄”的“雄”字处。我们推测下半截第2行“祖讳楷”中的“祖”字，与第6行可识别的“雄”字，处在同一水平线上，所以“雄”字以下还当有两个字的间距。又因为碑刻中间缺失部分，虽然已经修补，但上下两截残碑连接处的间隔毕竟不是按照原碑的尺寸严格安置，又无全文对照，所以两石中间部分是否还有缺失文字，到底缺失几字，这些都需进行推论，才能最终确定原来碑文每行的确切字数。

现存《杨公碑》上下两截残碑之间是否还有第三截残石存在，这也是判断此碑具体字数的一个关键。

我们对比《西域水道记》中《索公碑》的录文，发现徐松所录《索公碑》之内容与现存《索公碑》存文基本相同。也就是说徐松初见此碑时，石碑就已经断裂。残石镶嵌在墙壁上，其对接处很可能所留间隔有限，因而导致徐松误认为原碑就是由上下两截残石构成。其后，包括罗振玉在内的诸家都沿用了徐松的观点，认为原碑只断为两截。但是敦煌学专家李正宇先生在《北京图书馆〈敦煌金石文字存佚考略〉》一文中抄录了民国时期任敦煌县县长的杨灿关于《杨公碑》的重要记载：“此碑现存文庙中，刻于《索公碑》之背后，故亦破烂不堪，碑文损坏无存考证……”在其按语中又说：“此碑已断为三截，因胶泥粘连，尚堪摩拓，在五年前文字尚多，三十六师驻敦，将文庙窗格牌位供作燃料，碑亦为其推倒，两截作磨刀石，一截泥马槽内。癸酉（1933）五月，奉委到敦煌，派员整理检点残碑，凑集一处，无如边缘破坏甚过，字多漫漶，殊可惜也”。[14]从这段记载可知，《杨公碑》已经断为三截。杨灿此说是否准确，我们可以从碑文的研究中得到印证。

《杨和碑》介绍了杨预的发迹经过：“初以右武卫郎将见于行在，天子美其谈说，问以中兴。”可知杨预曾经有过“右武卫郎将”的官职。前文我们已经指明《杨公碑》碑主就是杨预，那么《杨公碑》碑主也应当有“右武卫郎将”之职务。而《杨公碑》的第8行刚好有“展骐骥……郎将，爪牙之任，社稷之心”之句，虽然“展骐骥”之后的文字缺失，但这明显就是介绍碑主发迹的过程。此句中“……郎将”应当就是“右武卫郎将”。且“右武卫郎将”是名词，前面须应加上类似于“初以为”、“授以”、“初授”、“初为”这些谓语、状语之类的副词或使动词。而“展骐骥…”之句，古代多用“展骐骥之步”、“展骐骥之足”来形容一个人开始发达。我们姑且以字数最少的情况来推论这段残缺碑文的完整句子，它也应该是“展骐骥之步，为武卫郎将”。这样一来“展骐骥”与“郎将”之间就应该有5个字的间隔。

《杨公碑》上半截残石存字最多的第6行存“举秀才时”4字，即“时”字位于《杨公碑》上半截残石的最底部，亦即《杨公碑》上半截残石中每行残留文字须到4字，方可使上半截残石的最底部处于同一水平线上（图1）。与之相对应，《杨公碑》下半截残石存字最多的第16行为“者饬装不疑……”，其中“者”字位于《杨公碑》下半截残石的最顶部，亦即《杨公碑》下半截残石中每行残留文字须至与“者”字平行对齐的位置，方可处于下半截残石的最顶部水平线上（图2）。

从上文的分析可知，《杨公碑》第8行上半截残石中的“展骐骥”与4个字还相差1个字；第8行下半截残石中的“郎”字若与第16行的“者”字对齐，还差2个字。这样只需3个字就可以使第8行上下两行碑文与上下两块残石存留最多处，处在同一水平线的位置。前面我们已经论证“展骐骥”与“郎将”之间还应该有5个字的间隔。那么除去3个字，在上下两块残石存留最多处水平平行线中间还应该再加入2个字的间隔。

如果说对《杨公碑》第8行论证理由还不太充分，那么我们再以第10行为例作进一步说明。《杨公碑》第10行残存“一身艰……来苏之咏，河湟怀挟纩之恩。二庭发貔武之师，四镇叙琅玕之贡”之碑文。其中“一身艰”之句，显然不可能构成一个完整句式，其后面至少须有一个作为形容词的字方为贴切。而“……来苏之咏，河湟怀挟纩之恩”，显然是一个骈体文句式。根据骈体文的行文规则，“……来苏之咏”前面至少应有3个字才可与“河湟怀挟纩之恩”协调对仗。所以这一句的完整形态应该是“一身艰□。□□□来苏之咏，河湟怀挟纩之恩。”也就是说，在“一身艰”与“来苏之咏”之间还应该补入4个字。

我们继续按照刚才分析《杨公碑》第8行的思维模式去看，其中上半截残石中的“一身艰”与4个字相差1个字；下半截残石“来苏之咏”中的“来”字与第16行的“者”字对齐，还差1个字。这样只需2个字，就可以使第10行上下两行碑文会接到上下两块残石存留最多处水平平行线的位置。而“一身艰”与“来苏之咏”之间还应该有4个字的间隔。那么除去2个字，在上下两块残石存留最多处水平平行线中间同样还应该再加入2个字的间隔。据此我们也就可以作出推断，现存《杨公碑》上下两截残碑之间应该是有第三截残石存在的，这也证明了杨灿记述中“此碑已断为三截”说法的正确。

综上所述，现存碑石上半截字数最多一行加上下半截字数最多一行应是36字，再加下半截磨掉的2字，加上上下两截之间缺失的2字，《杨公碑》碑文每行至少应有40字，而非《张文》、《校本》、《敦煌志》所说的39字。

以上是我们对《大唐都督杨公纪德颂》碑的校正，谨希望使其能对西域史的研究起到一些资料补充和参考的作用。限于石碑的残损及作者的水平，校录过程中难免会有错误，如有不妥之处，还望方家予以批评指正。

编排：王常兴

审校：王文洲

审核：陈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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