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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露|“倚榻饮酒”图像的嬗变
来源:《西域研究》2013年第2期
“倚榻饮酒”图像的嬗变
陈晓露
宴饮场景是中外艺术中经常出现的一种图像。本文所谓“倚榻饮酒”是诸多宴饮图像中的一种,构图模式较为固定,饮酒者斜倚床榻、手持酒器,旁边其他人或坐或立。这类图像在希腊和西亚艺术中,有着悠久的传统。本文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大致勾勒出这类图像自西向东传播的脉络,初步探讨其在不同背景中的文化内涵。
1972年,考古工作者在新疆喀什疏附县阿克塔什采集到一件石雕,其装饰图像引起研究者极大注意:一位男子居中而坐,左手扶膝、右手持碗,左腿伸展、右腿盘起,面前一位侍者正在倒酒、另一位跪拜行礼,身后又有一位侍者手持拂尘站立。旁边还装饰有果叶、山羊图案,以联珠纹隔开(图一)。[1]石雕上的人物采用了侧面正身像,这种表达形式是萨珊艺术的特点。从艺术风格来看,饮酒者高高在上,这也与萨珊艺术惯用的宣扬君主、显贵权威这一主题相一致。因此,该石雕无疑受到了萨珊艺术的影响,年代大约在公元5世纪晚期到6世纪。[2]值得注意的是,石雕中间的男子右膝靠在一个垫子上。这一细节提示我们,该图像事实上来源于希腊、西亚艺术中常见的“倚榻饮酒”图像。该图像历史悠久,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被分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下面我们就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力图大致勾勒出此类图像的传播脉络。
图一 新疆喀什出土石雕
一、从亚述到希腊:“倚榻饮酒”图像的起源
就现有资料来看,“倚榻饮酒”图像最早见于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伊拉克尼尼微(Nineveh)王宫遗址出土的一件公元前7世纪浮雕上(图二)。这件浮雕描绘的是新亚述帝国国王亚述巴尼帕(Ashurbanipal)与王后在花园里宴饮的场景:亚述王斜卧在高榻上,与坐在高背椅上的王后举杯对酌。[3]王后身后是一支乐队正在演奏,乐队旁的树上挂着一个人头。据尼尼微王宫出土的泥版文书记载,公元前655年,亚述巴尼帕率亚述大军攻克了埃兰首都苏萨城,将埃兰王泰乌曼(Teumman)的人头带回尼尼微,挂在城门上示众。[4]这场战争在尼尼微王宫浮雕中也有表现。[5]在这件亚述巴尼帕“倚榻饮酒”浮雕中,树上挂着的就是埃兰王泰乌曼的人头,图像的着眼点在于赞颂君王大败埃兰的赫赫战功。
图二 新疆喀什出土石雕
亚述是古代两河流域北部的古国,新亚述帝国中后期(公元前8~前7世纪)进入鼎盛时期,疆域囊括西亚大部分和埃及北部地区,近东文明随之泽被东西。同时,地中海东北岸的希腊与埃及、西亚进行了广泛的交往,在艺术、文字、文学、神话、宗教等等许多方面受到东方文化的广泛影响,从而进入了历史上的“东方化时期(TheOrientalizing Period)”[6]。在这一时期,“倚榻饮酒”图像随着亚述文明的传播进入了希腊艺术。
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馆收藏有两件塞浦路斯出土的银盘(图三),盘面都可见到“倚榻饮酒”图案,年代在公元前7世纪。[7]这类银盘在环地中海周边的许多地方都有发现,它们在器型和装饰上均有相似之处,大量采用埃及和近东艺术中的图案。大都会这两件银盘表现出塞浦路斯和腓尼基两种文化的特征,学术界称之为“塞浦路斯—腓尼基(Cypro-Phoenician)类型”[8]。塞浦路斯是地中海第三大岛屿,位于地中海东北角,占据政治军事要道和水上商路枢纽,一向是周边强国争夺的对象。公元前14世纪起,希腊迈锡尼人开始对塞浦路斯进行殖民,大量希腊人来到这里,此后希腊文化就成为了塞浦路斯的主体文化。腓尼基人以航海和商业闻名,在地中海地区建立了许多殖民地,公元前9世纪占据了塞浦路斯,并于公元前8世纪列入亚述帝国的版图。“塞浦路斯—腓尼基类型”银盘中出现“倚榻饮酒”图案,反映了亚述艺术对于塞浦路斯希腊艺术的影响。

图三 大都会艺术馆藏塞浦路斯出土银盘
约公元前700~前480年,是希腊历史上的“古风时期”,这一时期希腊通过学习、吸收东方艺术的题材和风格,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造型艺术,并把来自近东的“倚榻饮酒”题材广泛地应用于雕塑和绘画中。如大都会艺术馆收藏的一件希腊石雕(图四),即采用了“倚榻饮酒”姿势来表现人像,约为公元前6世纪的作品。此时艺术家对人体的认识尚不成熟,技法也不完善,形态呆板僵硬,但人物气质高贵不凡,已经表现出希腊艺术崇尚英雄、伟大人物的倾向。

图四 大都会艺术馆藏希腊石雕
“倚榻饮酒”由于有表现伟大人物的含义,于是自然地成为了墓葬艺术的重要题材,人们用这一图像来表达对死者的颂扬。法国卢浮宫收藏了一件陶塑棺盖(图五,1),表现一对夫妇斜倚在床榻上的形象,尽管手中并无饮器,但其构图无疑来自“倚榻饮酒”模式。这件棺盖出土于意大利切尔韦泰里(Cerveteri),年代在公元前6世纪晚期。[9]该地区古称伊特拉斯坎(Etruscan),又名伊特鲁里亚(Etruria),其文化来源十分复杂,小亚西部、希腊和本地的因素都有,在公元前6世纪达到鼎盛,其中的很多特点被后来的罗马文化所吸收。[10]当地墓葬壁画中发现了很多“倚榻饮酒”题材的图像,被认为是来自小亚文化的影响,并融合了希腊艺术风格。在棺盖上表现夫妇二人或单独表现女性则是伊特拉斯坎艺术独有的特点,同一时期希腊艺术中的“倚榻饮酒”图像一般只用来表现男性。[11]如意大利南部古城波塞冬尼亚(Poseidonia,古希腊殖民城市,罗马时代称帕埃斯图姆Paestum)附近发现的古希腊壁画墓,年代为公元前470年左右。墓室四壁壁画均以宴饮场景为主题(图五,2),人物均为倚榻饮酒的男性形象。这是迄今发现的带东方风格的古希腊壁画的唯一实例。[12]
图五 1.卢浮宫藏陶雕棺盖;2.波塞冬尼亚墓室壁画
除了表现英雄、伟大人物之外,“倚榻饮酒”姿势也被用来表现众神,如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陶杯,背面描绘了四对神的形象,四位男神都采用了“倚榻饮酒”的姿势,他们的伴侣坐在床榻另一端。此陶杯绘于公元前450~前400年左右,可见“倚榻饮酒”已成为当时十分常见的构图模式。[13]在希腊神话中,酒神狄奥尼索斯(Dionysus)是葡萄酒酿造技术的首创者和传播者,因此瓶画的“倚榻饮酒”图像表现最多的狄奥尼索斯的形象。如德国慕尼黑国立古典艺术与雕塑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古希腊陶瓶(图六),器腹两侧分别以红陶和黑陶两种技法装饰了同样的狄奥尼索斯与雅典娜的题材:酒神斜卧在高榻上,手中拿着酒杯,雅典娜立于一旁与其交谈,背景装饰着酒神的象征——葡萄枝,红陶一侧器腹上还描绘了两位侍从。[14]该陶瓶绘制于公元前520年,是黑绘陶向红绘陶过渡时期的代表作品。
图六 慕尼黑藏古希腊瓶画
在墓葬艺术中,“倚榻饮酒”构图模式还常常与“大酒神节(GreatDionysiaFestival)”题材结合在一起。在希腊神话中,酒神狄奥尼索斯执掌丰收与植物,因此人们在每年春秋、播种和收获的季节举行“大酒神节”仪式来歌颂他,这一风俗早在公元前15世纪甚至更早就已形成。庆祝“大酒神节”时,人们要大张筵席、即兴歌咏,这一风俗推动了抒情合唱诗、悲剧艺术的发展,对希腊文化有着巨大的影响。[15]希腊人对死后的想象是如大酒神节一般狂欢作乐的世界,因此在墓葬艺术中引入了这一题材。如大都会艺术馆收藏的一件塞浦路斯出土的公元前5世纪石棺(图七),石棺一侧浮雕装饰四个男子“倚榻饮酒”的场景,男子身侧和旁边还伴有女性、乐手或侍者。[16]前述波塞冬尼亚壁画墓中,有的宴饮男子手中还拿着七弦琴,也应与“大酒神节”主题有关,反映了希腊人的死亡观念。
图七 大都会艺术馆藏塞浦路斯出土石棺
在希腊艺术的古典时期(公元前480~前320年),墓碑艺术中“倚榻饮酒”图像已逐渐形成一种固定程式,研究者统称为“丧宴(Totenmahl)”,主要由三位人物构成:墓主人斜倚榻上,床榻另一端坐着一位女性,旁边一位仆人持酒壶侍立。如雅典发现的一件墓碑就是如此构图(图八,1),年代在公元前400年。[17]另一件塔兰托(Taranto)发现的公元前4世纪的墓碑浮雕(图八,2),构图与此大同小异,只是左上角装饰有马头。[18]马头亦是丧宴图像中的常见元素,研究者认为,在公元前5世纪的小亚艺术中,宴饮图常与狩猎题材一同出现,到这里狩猎场景简化成为马头。[19]这一时期丧宴图像已普遍流行于整个希腊世界。
图八 1.雅典出土墓碑;2.塔兰托出土墓碑
罗马帝国建立后,全面继承了希腊文化传统,又进一步将“丧宴”图像发扬光大。在罗马的东方据点——叙利亚帕尔米拉(Palmyra)古城中,装饰这类图像的石棺(图九)比比皆是。[20]与富有动感活力的希腊“丧宴”图像不同的是,罗马此类图像较为肃穆庄重,描绘与死者庄严告别的场面。有的石棺上表现了二人的雕像,可能是受到伊特拉斯坎艺术的影响。人物姿势也从“斜倚”变成了“正坐”,面部朝向前方,腿的姿势也随着身体的摆正略有调整。
图九 帕尔米拉出土石棺装饰
二、波斯艺术对“倚榻饮酒”图像的影响
古波斯帝国又称阿契美尼德王朝,公元前550年建立,覆亡于公元前334年。在第三任君主大流士一世(公元前522~前486年)统治期间,帝国达到鼎盛,西部疆域可抵巴尔干半岛。随着帝国的扩张,波斯文化进入了地中海沿岸地区,许多“倚榻饮酒”图像中也可见到波斯艺术的影响。
如果说希腊艺术是一种世俗艺术,那么波斯艺术则是庙堂艺术、王朝艺术。希腊艺术侧重写实性、叙事性,即使是表现众神的题材,也充满了浓厚的生活气息。波斯艺术则侧重象征性、纪念性,主题围绕着帝王和贵族,政治宣传色彩浓重。受波斯艺术影响,很多“倚榻饮酒”图像也用来表现国王的权威、颂扬王权的神圣。例如,大英博物馆17号展厅复原展出的墓庙建筑,原位于土耳其西南部桑索斯(Xanthos)地区,是利西亚(Lycia)古国国王阿比那斯(Arbinas)的家族墓庙。该墓庙建于公元前4世纪,融合了希腊和波斯两种建筑风格:将陵墓修建于高台上是波斯的传统,墓庙本身则采用了爱奥尼亚神庙的形式。建造墓庙的石材表面都满布浮雕,描绘了狩猎、战争、祭祀等许多场景,其中一件石雕表现了阿比那斯斜倚卧榻、一手端碗、一手持来通的形象(图十),表现了对君王权威的崇拜。[21]利西亚是小亚城邦国家,曾为波斯帝国统治,艺术上也受到了波斯的影响,以表现王权为中心。事实上,亚述“倚榻饮酒”石雕中也包含有颂扬国王的意蕴,这与波斯艺术的内涵是相通的。
图十 大英博物馆藏土耳其出土阿比那斯墓庙石雕
公元前334年,希腊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打败大流士三世,古波斯帝国灭亡。虽然亚历山大建立的庞大帝国很快分裂,但希腊文化却在他所到之处保留了下来,形成了历史上的希腊化时期(公元前320~前30年)。亚历山大死后,巴比伦总督塞琉古占据了伊朗高原,并致力于将希腊文化移植这里。
公元前247年,波斯北方的帕提亚部落推翻塞琉古王朝,建立起帕提亚帝国,即中国史书中的“安息”。帕提亚统治者仰慕和推崇希腊文化,其早期艺术的希腊风格十分强烈,直到把塞琉古人赶出伊拉克后才逐渐表现出独特的风格。[22]
大英博物馆收藏有一个帕提亚时期的酒神鎏金银盘(图十一,1),表现了狄奥尼索斯手持酒碗、斜倚在战车上胜利归来的情景,完全模仿古典艺术,年代为公元1世纪。意大利那不勒斯博物馆藏的一件玉石雕刻(图十一,2),构图和风格都与银盘极其接近,几乎如出一辙。[23]
图十一 1.大英博物馆藏帕提亚银盘;2.那不勒斯博物馆藏玉石雕
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帕提亚模制陶雕(图十二,1),出土于伊拉克南部,表现了一个“倚榻饮酒”的男子形象,左手持酒碗、右手放在膝上,年代在公元1世纪左右。[24]人物穿着典型的帕提亚服饰,面部为正面表现,这是帕提亚艺术的典型样式,与希腊艺术中人物通常表现四分之三侧面的处理不同。
在伊朗著名的贝希斯敦铭文附近,还有一座希腊英雄赫拉克勒斯(Herclues)“倚榻饮酒”的石雕像(图十二,2),赫拉克勒斯身下铺着狮皮,旁边的橄榄树上挂着箭袋,身后石壁上刻有铭文,记载着公元前139年塞琉古王朝成功镇压了一次帕提亚部落叛乱,因此而塑像纪功。[25]不过,这一时期帕提亚在伊朗高原不断扩张,塞琉古仅保有叙利亚部分领地。因此,虽然该像无疑是塞琉古希腊人雕刻,并采用了希腊习见的“倚榻饮酒”构图模式,但已受到帕提亚艺术的影响,人物面部用正面像来表现。
图十二 1.大英博物馆藏帕提亚陶雕;2.伊朗赫拉克勒斯摩崖石雕
帕提亚艺术中也有以“倚榻饮酒”表现波斯传统的王权主题的图像。如伊朗西南部Tang-i-Sarvak的摩崖石像(图十三),为古埃兰人旁支后裔建立的半独立王国埃利迈斯(Elymais)所刻,其中一幅石像表现就以“倚榻饮酒”图像表达了王权神授的主题:国王斜倚在鸟足床榻上,左手持碗,右手举着一个象征王权的圆环;旁边还坐着两位女神。所有人物为正面表现,这是帕提亚艺术样式;主题则是表达王权的神圣。[26]
图十三 伊朗埃利迈斯国王摩崖石刻
公元226年,阿尔达希尔推翻帕提亚王朝,建立了萨珊波斯帝国。萨珊艺术继承了古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传统,同时又融合了东西方的艺术风格而有所发展。萨珊王朝以精美的银器著称于世,装饰图案主要表现皇室内外的生活,反映了帝王的权威。“倚榻饮酒”也是萨珊银器的重要装饰主题之一。美国巴尔的摩沃特斯美术馆收藏了一件6~7世纪的银盘(图十四,1),表现了萨珊国王巴赫拉姆五世(BahramGur,420~438)与印度妻子Sapinud婚礼的场景,虽然不是表现宴饮主题,但采用了“倚榻饮酒”的构图模式。人物面部以全侧面像表示,这是萨珊艺术的特点。[27]华盛顿赛克勒美术馆收藏的另一件萨珊晚期鎏金银盘(图十四,2),也表现了国王与王后共坐于一长椅上的场景,构图与前者十分相近。[28]需要注意的是,此时右侧人物仍是“倚榻”的姿势、以左肘支撑,但身体已较此前“倚榻饮酒”图像更正直,左方女性人物的地位也有所提升,二人几乎已是“对坐”。
图十四 1.沃特斯美术馆藏萨珊银盘;2.赛克勒美术馆藏萨珊银盘
三、犍陀罗艺术中的“倚榻饮酒”图像
犍陀罗是指以白沙瓦盆地为中心,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北部山区包围的三角地带。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远征来到这里,希腊文化也随之传入这个地区。受希腊艺术造像传统的影响,犍陀罗形成了独特的佛教造像艺术。由于犍陀罗曾先后受到阿契美尼德王朝、孔雀王朝、大夏希腊、塞人、帕提亚、贵霜等多个民族的占领和统治,犍陀罗艺术中也融入了多种艺术风格的影响。
典型的“倚榻饮酒”图像见于一些黛砚上,如塔克希拉西尔卡普(Sirkap,Taxila)第63、106号石雕黛砚(图十五,1),构图几乎一模一样,均表现为一个男子手持酒杯、斜卧在榻上,一女子手持酒杯与其交谈,另一女子持花环侍立,年代在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29]“黛砚”实为带有浮雕装饰的石盘,盘面均有砚池区域,看似为梳妆用具,故而得名。研究者也称其为“装饰盘”或“梳妆盘”。[30]根据出土地层和艺术风格,犍陀罗出土的黛砚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主题风格受古希腊文化强烈影响;第二期为塞人时期,希腊艺术风格明显衰落;第三期为帕提亚时期,由于统治者提倡,希腊影响再度复兴。[31]“倚榻饮酒”黛砚属于第二、三期,人物表现比较僵硬稚拙,可见制作者只是机械模仿希腊墓碑艺术中“丧宴”范式,技法并不精通;同时,有些人物为正面表现方式,可能是受到了帕提亚艺术的一定影响;饮者身后女子手持的花环可能是模仿帕提亚“王权神授”图中的圆环,但制作者显然不理解圆环在波斯艺术中的含义。
如前文所述,在希腊艺术中,“倚榻饮酒”图像与酒神信仰关系密切。犍陀罗也发现了很多表现酒神题材的石雕,构图模式实是从“倚榻饮酒”演化而来的。如日本私人藏的一件犍陀罗石刻(图十五,2),虽然艺术风格、人物形象完全是印度式的,但采用了“倚榻饮酒”构图模式表现“狄奥尼索斯醉酒”这一希腊主题。[32]此外,犍陀罗艺术中还发现了大量“大酒神节”题材的石雕,表现人们欢歌乐舞、饮酒作乐的场景。[33]作为犍陀罗艺术的一部分,这些石雕均出自佛寺之中,反映了希腊艺术与印度艺术的互相影响和融合,也揭示了希腊酒神精神对中亚佛教观念的影响:犍陀罗人心目中向往的佛教天堂实是酒神式饮酒狂欢的极乐世界,而不是禁绝欲望的涅槃境界。
图十五 1.塔克希拉第63号石雕;2.日本藏犍陀罗石刻
此外,有研究者认为,佛教艺术中表现释迦牟尼之死的“涅槃图”可能也与“丧宴”图像有关。[34]除一些细节处理上的不同之外,二者在构图模式上的确存在相似之处。不过,“涅槃图”表达了一种悲痛、哀伤的场面,与希腊式“丧宴”图像明显不同,但与罗马式较为庄严肃穆的“丧宴”图像较为接近。在关于佛像起源的论争中,以罗兰(Rowland)为代表的研究者曾提出“犍陀罗艺术罗马影响说”,即认为犍陀罗艺术中的西方因素不是来自希腊,而是源于罗马的影响。[35]“涅槃图”与罗马“丧宴”图像较为相似,这或可为“罗马影响说”增加一个注脚。
小结与余论
综上所述,“倚榻饮酒”作为一种构图模式,最早出现在亚述王宫雕刻中,后经希腊、波斯、中亚向东至少传播到达了新疆喀什地区。希腊古风艺术用这种图像来表现众神、英雄和伟大人物,表达致敬和颂扬之意;古典时期逐渐形成墓葬艺术中“丧宴”的图像程式,反映了希腊人的死亡观念。波斯艺术主要用这种图像来表达其传统主题——宣扬帝王的权威。犍陀罗艺术中的这类图像表现了多种艺术融合的情况,并折射出中亚佛教曾受到希腊死亡观念影响的事实。在这一传播过程中,图像在不同文化背景下被分别赋予了新的内涵,同时也部分保留原有的文化含义,体现了文化间的有机互动与交融。
近年来,随着考古新发现的层出,“入华粟特艺术”近年来成为一个研究热点。值得注意的是,在目前发现的入华粟特人石质葬具图像中,均有一幅“夫妇宴饮图”发现,且多位于葬具的中心位置。这些图像与文献中粟特人饮“豪麻”酒的记载相呼应,一方面反映了粟特盛行饮酒的风俗,另一方面则表达出一定的宗教、文化含义。有研究者注意到,这些图像的安排有一定的规律,通常对饮的二人存在“主—从”或“主—客”的关系。[36]这一观点颇具启发意义。由前文所述可以看出,“倚榻饮酒”图也存在着这样的主从关系,饮酒者是图像的主要人物,通常是男性,他对面又常安排一个女性形象相陪。安伽、虞弘等墓中的宴饮图多为男女二人盘腿对坐,这是与“倚榻饮酒”图像最大的不同之处。但由上文可知,在华盛顿赛克勒美术馆所藏银盘的“倚榻饮酒”图像中,国王夫妇已几乎是对坐姿势。喀什出土石雕中的饮酒者也采用了一腿盘起的姿势,与虞弘墓宴饮图中的虞弘坐姿完全一致。“夫妇宴饮图”在粟特银器上也可以见到,[37]应是源自萨珊银器的“倚榻饮酒”图,而后者原是脱胎于希腊墓葬艺术中的“丧宴”图像。这类图像又出现在粟特人的丧葬艺术中,很可能表达了与希腊“丧宴”图像一致的含义,即造墓者对死者的颂扬及对死后享乐生活的向往。这一观点还需要更多的材料和更深入的分析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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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审校:王文洲
审核:陈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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