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西域研究》2013年第3期

20世纪以前新疆符号文化的演变[1]

李建军

“符号”是指代一定意义的意象，是符号学的基本概念之一。符号可分为文字符号、标点符号、数学符号、交通符号等，具有表述和理解、传达、思考等功能。在一种认知体系中，符号可以是图形图像、文字组合，也不妨是声音信号、建筑造型，甚至可以是一种思想文化、一个时事人物。一般指文学、语言、电码、数学符号、化学符号、交通标志。在各种符号系统中，语言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复杂的符号系统。

在新疆的传统文化中孕育出了璀璨夺目的符号文化——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具有浓郁的地域性和多元性特征，它在今天依然影响着人们的思维、生产和生活。新疆文化则于20世纪初开始向现代转型，20世纪前后是新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分水岭。

一、20世纪以前新疆语言文字的历史演变

新疆是四大文明的交汇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多语种、多文字的地区，同时一直是世界语言的宝库。在新疆，历史上生息繁衍众多民族或部落，先后使用过30多种语言和20多种文字，成为语言文字的宝库，也成为古语言学学术研究的理想场所。新疆历史上的许多语言文字由于使用范围较小，时间较短，流传不广而消亡（成为“死文字”），也有的语言文字被融合到其他语言文字中，但汉语言文字却是新疆有文字记载以来，唯一贯穿西域历史的没有中断的语言文字，并作为双语或夹语的面貌出现，也是纪录西域历史最早的文字之一。相比较而言，在天山北路，主要居住着游牧民族，语言虽然发达，文字却不兴盛，如匈奴；在天山南路，居住着绿洲农业民族，由于农业经济文化比较发达，语言文字也比较兴盛。

历史上，新疆的这些语言文字还有一个特点，是受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信仰变迁的影响比较大。梵文、摩尼文、叙利亚文、阿拉伯文的使用，同宗教的传入有关；而汉文、粟特文、摩尼文的使用，同经济文化有密切关系；而汉文、吐蕃文、契丹文、蒙古文、满文的使用，则同政治军事统冶有关。

新疆语言文字形成的历史可分三个阶段：

一是印欧语系和汉藏语系并立时期（两汉至南北朝）。在两汉至南北朝，新疆地区的语言主要分属印欧语系和汉藏语系。汉语和汉文，在西域延用了2000余年而不衰。二是印欧、汉藏、阿尔泰语系鼎立时期（隋、唐、宋代）。到隋、唐、宋代，主要有印欧、汉藏、阿尔泰三大语系的语言，并曾形成短暂的三足鼎立之势。在新疆民族的突厥语化过程中，印欧语系语言与阿尔泰语系语言经过密切接触、激烈碰撞，后者日渐强大并融合了逐渐衰亡的前者。三是阿尔泰语系和汉藏语系同立时期（元、明、清代）。到了元、明、清代，新疆的语言就以阿尔泰语系和汉藏语系为主了。

在新疆，世界上四大语言系统都有代表，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1）阿尔泰语系，如突厥语、回鹘语、维吾尔语、蒙古语、满语/通古斯语；（2）印欧语系，如犍陀罗语、吐火罗语、于阗塞语、粟特语；（3）汉藏语系，如汉语、吐蕃语；（4）闪含语系，如阿拉伯语、叙利亚语。在新疆，各种文字有五种来源。（1）波斯文（阿拉美字母），如突厥文；（2）汉文/字，如契丹文；（3）阿拉伯文/字母，如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柯尔克孜文、察合台文；（4）印度婆罗迷文、伊朗粟特文，如于阗文、吐蕃文、蒙古八思巴文；（5）斯拉夫文/字母，如俄罗斯文。[2]

在新疆，多种语言文字并行，影响比较大的是回鹘文和察合台文。前者是近现代胡都木蒙文、托忒文、满文、锡伯文的源泉，后者是现行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柯尔克孜文的滥觞。而汉语言文字则是新疆有文字记载以来，唯一贯穿西域历史的语言文字。[3]在新疆，绝大多数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文字，有的语言文字为几个民族所通用。

二、20世纪以前新疆文学艺术的代表符号

文化是一种历史形成，特别是作为一种民族象征的文化符号，它本身积聚的，就是一个民族文化极强的内部凝聚力。另一方面，由于文化符号有着独特的魅力，不管年代如何的久远，人们对文化符号的关注总是倾注着激情。

符号论美学家卡西尔认为，“艺术可以被定义为一种符号语言”，是我们的思想感情的形式符号的语言。每一个艺术形象，都可以说是一个有特定涵义的符号或符号体系。为了理解艺术作品，必须理解艺术形象；而为了理解艺术形象，又必须理解构成艺术品形象的艺术符号。因此，艺术品的符号问题，对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来说，都是不可忽视的。[4]

与梳理一部中国文学史有着鲜明脉络——先秦诗骚、两汉辞赋、魏晋南北朝诗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不同的是，由于古代西域是多元文化、多种文明交汇的地区，很多时候并未形成一种主流或占主导地位的文学样式，佳作纷呈，团队强大。如果说有相对高峰的话，笔者认为，唐朝的西域诗可谓是第一个高峰，11世纪喀喇汗王朝的文学称之为第二个高峰，几部长期口头传唱的史诗并列为第三个高峰。多样性、多元性、包容性、融合性和开放性的释放和拓展成为其特质，尤其体现在第一和第二个高峰之中。

1.第一个高峰——西域诗

“西域边塞诗”是20世纪之前的新疆文学艺术的代表符号和丰碑，虽然诸多的文学史没有给予更多的关注，但仍以一个整体诗群的力量崛起，是西域文学创作的高峰和有代表性的文学符号。西域边塞诗是以西域军民生活和自然风光为题材的诗。一般认为，西域边塞诗初步发展于汉魏六朝时代，隋代开始兴盛，唐即进入发展的黄金时代。

盛唐是西域边塞诗创作的鼎盛时期，涌现了著名的边塞诗派，代表诗人有高适、岑参、王昌龄、李颀、王维，高适之《燕歌行》、岑参之《白雪歌》、《走马川行》等七言长篇歌行代表了盛唐西域边塞诗的美学风格，西域边塞诗是唐代诗歌的主要题材。以西域边塞军旅生活为主要内容：或描写奇异的塞外风光，或反映戍边的艰辛的诗作称之为边塞诗。边塞诗一般出自于出征的将领或随军文官之手。通过对古战场的艰辛生活和自然风光的描写表达思乡之情以及保家卫国的高尚情操。西域边塞诗具有题材广阔、意象宏远、大处落笔、基调昂扬、体裁兼善等突出特点，在创作风格上多以雄浑豪放、奔腾峻伟见长。反映出唐代社会及其文化的开放性特点，尤其是唐代的时代精神。轮台、天山、楼兰、乌孙、玉门关成为一种鲜明的地理符号和西域符号。这种文化地理的特征诠释着西域文化的空间组合，印证着戍边和军旅活动所创造的文化，延伸着历史积淀所搭建的文化立交桥。边塞，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一个军事概念。中国历史上边塞烽烟迭起，造就英雄辈出的同时，也为诗坛留下了一篇篇振奋人心的佳作。大漠、长河、烽火、狼烟、杨柳、胡天、葡萄、马、宝剑、铠甲、孤城、羌笛、胡雁、鹰、夕阳构成了西域边塞诗鲜明的意象和自然符号。西域充满了好奇与审视，西域边塞诗确是一丛奇葩，引人关注。尽管边塞诗在中国文学史上早有滥觞，唐以后亦赓续未断，但是，能够在诗坛上发生如此重大影响、形成如此恢宏局面的，却只有唐代。从这点说，唐西域边塞诗又是卓然独立的，西域边塞诗充分展示了地理、风俗之魅，凸显了人性和人文之光。

2.第二个高峰——11世纪喀喇汗王朝的文学

11世纪喀喇汗王朝的文学之所以能成为20世纪之前的新疆文学艺术的代表符号，就是因为诞生了两本迄今仍脍炙人口的伟大作品《福乐智慧》和《突厥语大词典》。

11世纪喀喇汗王朝著名诗人优素福·哈斯·哈吉甫所著的《福乐智慧》，是哲理性的劝喻长诗作品。《福乐智慧》开创了维吾尔诗歌古韵律双行体的先河。这首不朽的长诗，自成体系，独具一格，思想深邃、句式优美，韵律严谨，艺术手法娴熟，是耸立在维吾尔古文化史上的第一座丰碑。诗作计13290行，由85章正文和3篇箴言诗组成，以阿鲁孜格律中的木塔卡尔甫为韵律，以四个人物形象：国王“日出”、大臣“月圆”、月圆之子“贤明”、大臣的族人—修道士“觉醒”的对话为结构线索，以阐明兴邦治国之道为主题，以伊斯兰教的伦理思想为准则，劝喻人们用知识和智慧消除愚昧和无知，以正义、幸运、智慧、知足为箴言去修身养性，作人处世，协调社会关系，治理国家，求得幸福，是“把人们导向幸福”的《福乐智慧》。作者作为一位“有节制力的笃信宗教的穆斯林学者”，在汲取回鹘古老的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又吸收了伊斯兰文化、佛教文化和儒家文化的有关思想。《福乐智慧》《序言之一》这样写道：“此书极为尊贵，它以秦地哲士的箴言和马秦学者的诗篇装饰而成”，马秦即为当时的宋朝，足见汉文化的影响。《福乐智慧》反映了中古时期喀喇汗王朝的政治、经济、法律、伦理、哲学、历史、文化、宗教以及社会生活，充满警句和箴言。

《突厥语大词典》是紧随《福乐智慧》之后的喀喇汗朝又一部文学奇葩，是一部完整、系统的突厥语词典，是现存规模最大的一部古代突厥语词典。作者麻赫穆德·喀什噶里是11世纪伟大的语言学家、文学家。《突厥语大词典》全书共分８卷，注释突厥语词汇的正文部分，收录词汇７５００余条，词条内容极为广泛，用阿拉伯文写成。《突厥语大词典》对历史的记载不唯书，只唯实，力求严肃求证，作者在遭政变流浪时对新疆及中亚各地操突厥语诸民族的语言、历史沿革、部落情况、语言差异等进行了认真广泛的社会调查，收集词汇、歌谣、谚语、成语典故历时达十几年。谚语民歌史诗片段，为诠释词条所做的文学片段例证，对研究当时的文学艺术，具有重要价值。《突厥语大词典》在语言学（比较语言学）、文学和文献史料方面都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同时对历史学、民族学和历史地理学也有巨大的贡献，词典中的圆形地图，是为了形象地说明操突厥语诸部和突厥语言的分布而绘制的，但它的价值却大大高于一般的方言分布图。

3.第三个高峰——长期传唱的英雄史诗

民间文学是新疆地域传统文化的重要分支，英雄史诗是新疆多元民间文学中一块玲珑剔透的“羊脂玉”。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蒙古族的《江格尔》和藏族的《格萨尔王传》并称为“中国三大史诗”。由于前两部史诗的卓越历史价值和珍贵文学价值，虽然诞生的时间有先后，但可归类为20世纪前新疆文学的第三个高峰。哈萨克族英雄史诗《阿尔帕米斯》、《阔布兰德》、《勇敢的塔尔根》、《哈班拜》、《喀巴尔勇士》，塔吉克的《勇敢的秦姑娘》，锡伯族的《喀什噶尔之歌》等也占有一定位置。

《玛纳斯》是柯尔克孜族一部英雄史诗。“中国版”的唱本共8部，20余万行。反映玛纳斯英雄家族为保卫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而前仆后继、浴血奋战、可歌可泣的战斗历程，表现了古代柯尔克孜族人民争取自由渴望幸福生活的理想和愿望，反映了柯尔克孜族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英雄主义精神。比荷马史诗长十几倍的《玛纳斯》在国内外享有盛名，被誉为民间文学艺术的瑰宝。《玛纳斯》是研究柯尔克孜族的百科全书，第一部《玛纳斯》是史诗故事情节最为曲折动人也流传最广的一部分，叙述了第一代英雄玛纳斯联合分散的各部落和其他民族受奴役的人民共同反抗卡勒玛克和契丹人统治的事迹。玛纳斯是古代柯尔克孜人理想中的英雄，他深谋远虑，慷慨大度，嫉恶如仇，热爱人民，为自由和幸福而战斗，机智勇敢保卫民族的利益，集中体现了西域民族的英雄观，折射出西域民族精神的共性。这8部唱本还塑造了其他上百个栩栩如生、个性鲜明的人物。通过这些艺术形象，展示了西域民族性格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唱本还描述了大大小小数以千计的战争场面。这些战争场面规模宏伟，故事情节曲折，引人入胜。各部在人物塑造故事情节的安排上颇多创见，在语言艺术方面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史诗中的丰富联想和生动比喻均与柯尔克孜族人民独特的生活方式自然环境相联系。史诗几乎包含了柯尔克孜族所有的民间韵文体裁，既有优美的神话传说和大量的习俗歌，又有不少精炼的谚语。

天才的玛纳斯奇是史诗的创作者，《玛纳斯》是靠这些玛纳斯奇的演唱代代传承下来的。《玛纳斯》在国内有70多种变体，国外有80多种，中国是世界上目前搜集到《玛纳斯》资料最丰富最完整的国家，共搜集到居素甫·玛玛依及其他玛纳斯奇演唱的各种变体100多万行。世界上不少国家都有专家从事《玛纳斯》的研究，中国新疆成立了《玛纳斯》研究中心，《玛纳斯》的研究已逐渐发展成一门新的学科——玛纳斯学。2006年5月20日，《玛纳斯》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9月3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玛纳斯》史诗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蒙古族的《江格尔》是中国少数民族史诗三大高峰之一，是蒙古族人精神的体现，是蒙古族的百科全书、生活大辞典。《江格尔》这部宏伟的英雄史诗，内容极其丰富，情节结构极为独特。最初以口头语言流传于民间，明代时以托忒文书写成文。《江格尔》讲述了年轻有为的圣主江格尔率众消灭魔王，建立理想乐园的故事。全书25篇，独立成章，史诗《江格尔》讲述了年轻有为的圣主江格尔率领12位雄狮、35名虎将和8000名勇士，消灭蟒古斯（魔王），保卫宝木巴国，并建立没有压迫和残杀、没有疾病和饥饿，牲畜遍地、水草肥美的理想乐园的故事，反映了蒙古族人民淳朴、善良、美好的愿望。由于传唱《江格尔》的卫拉特蒙古人分布在中国、俄罗斯、蒙古国，《江格尔》研究也成为跨国界研究。然而，长期以来，三国的《江格尔》研究各自为战。日前出版的蒙、汉、英三种文版《江格尔》，第一次将三国的研究成果汇总，成为国内国际《江格尔》研究的大事。同时，中国、蒙古还将联手为《江格尔》申报“世遗”。《江格尔》像一棵罕世珍奇、枝叶纷披的旃檀树，在中国新疆和俄罗斯卡尔梅克、布里亚特、鞑靼斯坦、阿尔泰山区、图瓦以及蒙古等国家和地区生长茂盛，广为流传。经过历代江格尔齐的千锤百炼，《江格尔》内容不断丰富，篇章日益扩展，最终发展成为长达70章、10多万诗行的宏伟巨著。《江格尔》史诗犹如一面镜子，给我们全方位展示了卫拉特蒙古历史文化，包括卫拉特蒙古人的政治、经济、宗教、民俗、语言文学等各方面。每一个主题，每一种母题，都有深厚的文化含义。

“文化是人性的圆周”，人的劳作创造了文化世界。新疆人民的劳动同样创造了仪态万千、美不胜收的新疆文化符号，这些“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正如卡西尔所说的那样:“人的突出特征，人与众不同的标志，既不是他的形而上学本性，也不是他的物理本性，而是人的劳作。正是这种劳作，正是这种人类活动的体系，规定和划定了‘人性’的圆周。语言、神话、艺术、科学、历史、都是在这个圆周的组成部分和各个扇面”。[5]劳作产生创造，新疆各族人民无疑是文化的变迁者，是文化的创造者，同样是历史的创造者。

（作者单位：新疆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中亚汉语国际教育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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