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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古国文明与河流
在与河流相处的过程中,农业生产使人类得以果腹,黏土满足了人类生活的基本需求,日复一日的经验积累发生了质的飞跃,社会结构开始发生变化,不需要从事农业劳动的先民逐渐成为手工业者、士兵、祭司甚至是从事音乐、美术相关创作的艺术家,政治和宗教兴起,文明不断发展。
人类的脚印留在河畔,从定居走到城邦,从城邦走向帝国。在兴替中,在交流与冲突中,文明或更迭样貌,或绵延不绝。
在河流周边,诞生了许多不同的城市。如尼罗河流域的泰伯和阿玛纳、两河流域的巴比伦和尼尼微、黄河流域的陶寺古城和二里头夏都等。城市为生命的养育提供了保障,在城市里,不同的社会分工产生,文明进入了新的阶段。
梁启超先生将这些诞生于大河沿岸的原生璀璨文明,统称“四大文明古国”。


美索不达米亚大部分大城市,都崛起于幼发拉底河或底格里斯河两岸,又或是主要的大运河两岸,如尼尼微、巴比伦、马里、亚述和塞琉西亚等。
为获得水源之利,城市中心必须靠近河流,河流也是连接不同地区的交流路径,引发人们向美索不达米亚大城市集聚。


萨尔贡二世国王浮雕像
新亚述时期
押运囚犯浮雕
新亚述时期亚述巴尼拔时期


楔形文字泥板
新苏美尔时代
古埃及的城市都建在尼罗河附近,以便居民可以利用船只运送货物。城市和城镇被划分为“上埃及”和“下埃及”地区。
对于古埃及人来说,他们的国家简称为 Kemet,意思是“黑土地”,因尼罗河沿岸肥沃的黑色土壤而得名,尼罗河沿岸是人类最早的定居点之一。
后来,这个尼罗河沿岸的国家被称为 Misr,意思是“国家”,埃及人至今仍在使用这个名字来称呼他们的国家。
古埃及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繁荣了数千年,其文化以人类知识各个领域的巨大进步而闻名,从艺术到科学,再到技术和宗教。古埃及以伟大的纪念性建筑而闻名,反映了埃及文化的深度和宏伟,影响了许多古代文明,其中包括希腊和罗马。


浅浮雕石碑残片
新王国时期第18~20王朝
塔拉特砖块
新王国时期第18王朝阿蒙霍特普四世时期


石门柱残片
新王国时期第19王朝
印度河流域的城市是按照一个固定的规划而精心建成的。城市布局呈网格形,有宽阔的主要街道和长方形的大街区,建筑物多是用窑内烧的砖建造。
印度河文明的城市以其城市规划、烧砖房、精心设计的排水系统、供水系统、大型非住宅建筑群以及手工和冶金技术而闻名,其繁荣期总人口可能有100万到500万人。但在文明后期,该地区逐渐干燥,水量减少,导致文明逐渐消亡,人口向东部迁移。


生育女神陶俑
前哈拉帕文化
生育女神陶俑
哈拉帕文化


生育女神陶俑
哈拉帕文化
在中国古代史籍中,大禹治水是将“天下万国”整合为王朝国家的开端。
因此,古代中国人常常把中国视作“大禹足迹所到之地”,于是有“禹迹”“禹之堵”等观念。
公元前2000年左右,在一场大的气候变迁影响下,曾经遍布中国大河南北的史前文明纷纷衰落。
而处于黄河中下游的二里头文化异军突起,在与自然抗争的过程中产生了最早的国家,这或许是大禹治水、禹划九州传说的历史背景。


师同鼎
西周
牙雕蚕
新石器时代
仰韶文化


彩陶盆
新石器时代
仰韶文化



本文由 周赒 张睿洋 摘编自 中国文物交流中心 郑州博物馆 编著《四大古国文明与河流:大河文明展》之《第三单元:城与国》。内容有删节、调整。
(审核:孙莉)
“禹迹”“禹之堵”是啥意思?
(摘自《海口日报》)
首先来了解
“鼏宅禹迹”
“处禹之堵”
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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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鼏宅禹迹”四字,铭刻在“秦公簋”上,现藏于国家博物馆。根据魏励主编的《中华大字典》(2015年5月第一版)解释,“簋”,发音guǐ 。“簋”有两个意思:一是指古代盛食器,也用作礼器;二是指碗、罐类的雅称。显然,“秦公簋”是一件盛食物的容器。“秦公簋”是民国(约1921年)在甘肃出土的,高19.8厘米、口径18.5厘米、足径19.5厘米。甘肃这个地方是秦人的发祥地,“秦公簋”的铭文说:自秦公的祖先以来,就生活繁衍在禹迹之类内。铭文右数三行后四字,即为“鼏宅禹迹”。
秦公簋
秦公簋铭文(右数三行后四字为“鼏宅禹迹”)
这就是“鼏宅禹迹”的来源。那么,“处禹之堵”呢?
“处禹之堵”则发现于一件宋代山东临淄齐国故城出土的“叔夷钟”上,为齐灵公时的铜器。是春秋晚期齐灵公为封赏大臣叔夷以灭莱有功,铸以纪念。“叔夷钟”重30斤。
据宋赵明诚《金石录》卷十三“齐钟铭”条记载:“宣和五年(1123年),青州临淄县民于齐故城耕地,得古器物数十种,期间钟十枚,有款识,尤奇,最多者几五百字,今世所见钟鼎铭文之多,未有踰此者”。
“叔夷钟”铭文叙及先祖商汤在伊尹的辅佐下,受天命而翦灭夏人,因而统治九州。右四行前四字,即为“处禹之堵”。“叔夷钟”把叔夷家族的历史追溯到成汤,并提到叔夷自己。
可惜,“叔夷钟”已经失传,仅存铭文摹本。
叔夷钟
叔夷钟铭文(右四行前四字为“处禹之堵”)
那么
“鼏宅禹迹”
“处禹之堵”
到底是啥意思?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副院长孙庆伟认为,“鼏宅禹迹”与“处禹之堵”其实是一个意思,即居住在禹迹的范围之内。禹,即众所周知的治水大禹帝。
国学大师王国维在写作《古史新证》时,也专门引了秦公簋、叔夷钟两件器物。他说春秋时代东西两大国在追溯自己的祖先时,无不认为禹是古代的帝王。实际上,在《诗经》等传世文献里,就有很多类似的记载,可见至少在两周时期,“处禹之堵”或者说“鼏宅禹迹”是当时的成语,当时人普遍以“处禹之堵”“鼏宅禹迹”自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