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骞“凿空”西域后，极大地刺激了东西方贸易的发展，丝绸之路迎来了第一个繁荣期，沿途一些城市由此成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胡商往来于东西方。为了防强盗劫掠，一般成群结队，这就出现了“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日，胡商贩客，日款于塞下”的盛景。此时丝绸之路上流通的钱币有内地的五铢钱。

自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由政府垄断铸造的五铢钱流通十分广泛，和罗马的银币德纳留斯（Denarius）可以兑换。这主要是因为罗马本身有完整的金、银、铜三种不同货币兑换体系。随着丝绸之路日渐繁荣，五铢钱在西域广为流通，直到今天新疆和中亚一带还出土过大量的汉代五铢钱。除此以外，西域一带还有本土制作的钱币，包括大名鼎鼎的“汉佉二体钱”。这种钱币因为有汉文和佉卢文两种题铭而得名。

在我国由于主要在新疆和田出土，正面有马或骆驼图案，所以考古学家称之为“和田马钱”，圆形无孔，红铜打制。作为东西方文化日益碰撞交融的产物，制作于公元1～3世纪期间的汉佉二体钱不但可以和中亚各国货币兑换，也可以和五铢钱货币兑换。

五铢钱和汉佉二体钱都是铜钱，在汉代交易规模不大的情况下充当交易媒介勉强胜任，一旦规模扩大就不再适合，这时价值比较高的金银币就凸现其优势了。受西方及印度货币体系影响，中亚一带古国也主要使用金银币，它们日渐成为丝路贸易的主要交易媒介。公元1世纪，大月氏人入侵北印度后建立贵霜王朝，与罗马、安息和汉朝并立成为当时古典世界的四大帝国之一。贵霸王朝的统治者利用从罗马流入的金币，重新熔化制作成贵霜金币，正面是君主的头像，背面是各种宗教的神像，包括希腊和波斯的神祉，以及婆罗门教（印度教）以及佛教的神像。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体长期分裂，币制混乱，中原铸造的铜钱在国际市场上渐渐失去竞争力。由于突厥等游牧部族介入丝路贸易，往返亚欧大陆间，萨珊银币和东罗马金币成为结算主要货币，中原的五铢钱和中亚各国的铜钱仅作为辅币。《隋书·食货志》记载“（北）周时（公元557～580年），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大概便是指东罗马金币和萨珊银币。萨珊王朝（224～651年）是古代波斯人继阿契美尼德、安息（帕提亚）之后建立的第三个王朝，当时是中亚和西亚地区的强国，将伊朗、伊拉克、阿富汗和前苏联的大部分中亚地区囊括在版图内。他们制作的钱币虽然也有金币和铜币，但大多为银币。

萨珊银币今天在我国西北、中原以及广东有大量出土，著名考古学家夏鼐感叹“其数量之多，殊为惊人”，这也证明了当时丝路贸易的盛况。萨珊银币正面一般为头戴王冠的国王侧面肖像，四周为巴列维文（Pahlavi，也译为钵罗婆文、巴拉味文）书写的君王称号和赞语。背面为祭火坛和祭司，当时拜火教是萨珊的国教。拜火教将阿胡拉·玛兹达（Ahura Mazda）作为崇拜对象。Mazda原意是“智慧”。

四世纪时，作为欧亚衢路的贵霜日渐衰落，一方面受西方波斯萨珊压迫，另一方面受北方嚈哒（Hephthalite）的步步进逼。嚈哒是中国史书称为“滑国”的游牧民族，西方史学家称之为白匈奴。他们原本起源于阿尔泰山，后来逐步征服了波斯，北印度，塔里木盆地的疏勒、于阗、龟兹等国，完全操纵了丝绸之路。嚈哒国建立之初没有自己的钱币，使用萨珊银币，后来模仿贵霜风格打制了很多银币，成为古代丝路上的通用货币。

除了萨珊银币以外，丝绸之路上还有一种重要的国际货币就是拜占庭金币。这种名为“索利都斯”（solidus）的金币其实是罗马货币的延续，是古希腊罗马钱币文化与东方互相交融的产物，对文艺复兴前后欧洲（如威尼斯、佛罗伦萨、热那亚以及十字军）的货币产生很大影响。这种拜占庭帝国的标准货币，不仅在丝绸之路上广为流通，也是地中海经济圈最具信誉的国际货币，在西罗马也受到追捧，被称为bezant。

古代丝绸之路上真正开展大规模商贸活动是从唐朝开始的。由于朝廷重视，唐朝对外贸易发展迅猛，向西方输出的商品除丝绸以外，也包括瓷器、漆器、药材等，西方向中国输入的有玻璃、珍珠、宝石、香料、奴隶和各种奇珍异物。有趣的是，丝绸之路上的商人主要是胡人，少有中原汉人，也许这和长期以来儒家思想重农抑商的官方意识形态有关。唐代丝绸之路上贸易的双方基本都是粟特人。

他们将西方的大宗货物运载到高昌，由高昌的粟特商人买下来，再运至河西或中原地区贩卖。粟特人经过长时间的经营，在撒马尔干（今乌兹别克斯坦）和长安之间，甚至远到中国东北边境地带，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贸易网络。在这个贸易网络的交汇点上，建立起殖民聚落，作为他们东西贸易的中转站。

公元7世纪以后伊斯兰教兴起，直至8世纪前半叶形成了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阿拉伯帝国。伊斯兰反对偶像崇拜，他们在金银币上采用纯阿拉伯铭文的图案，伊斯兰商人参与东西方贸易很多，伊斯兰的金银币自然而然成为丝绸之路的通用货币，一直维持到地理大发现之前。

我们知道，国际贸易需要一种统一的世界货币应对国际间的交易、支付和结算。近代历史告诉我们：世界货币基本上是由一个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确定的。比如工业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崛起并成为日不落帝国，以英镑为核心的“金本位制”成为当时被世界认可的第一个国际货币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崛起，国际货币体系进入以美元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

按照这样一种逻辑，唐宋以来一直到明清之际，中国在当时世界上按综合国力讲，独步天下无人能及，在丝绸之路的国际贸易中，应该是中国的货币充当世界货币而不是西方的货币。可事实正好相反。这就引出一个有趣的问题，那就是：当近代以前的国际贸易日渐将全球化的大幕拉开之时，在国际货币体系的安排中，为什么是西方的金银代替了中国的铜钱？

这与东西方货币采用的币材有关。中国是一种贱金属货币体系，铜钱价值比较低，不利于长途的大宗贸易；西方正好相反，是一种贵金属货币体系，金银的相对价值更高，被普遍接受，携带方便，同时充当东西方贸易桥梁的中亚和西亚各国，也主要使用贵金属货币。相比而言，白银在西方供应更为充足，因此它比黄金得到更为普遍地使用，久而久之银币成为丝绸之路上的国际货币。随着东西方贸易规模越来越大，西方货币体系对中国也造成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结果便是白银在中国日渐货币化。

白银在中国从秦汉以来只当作“器饰宝藏”，不为货币。但到后来慢慢成为流通货币，从明朝中后期以后甚至成为主要的货币。白银在中国的货币化过程正是从丝绸之路最为繁盛的唐朝开始的。当时，不仅陆上丝绸之路十分兴盛，南方海上丝绸之路也日益繁忙。从中国东南沿海西行，经菲律宾群岛和印度尼西亚群岛，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可以到达南亚次大陆和阿拉伯半岛，最后到达欧洲和东非海岸。这种海上贸易比起陆上丝绸之路规模更大，白银用于东南沿海一带的交换媒介也越来越普遍。为了方便海上贸易，唐代商人将白银铸成船形的银铤。这种银铤两头上翘得非常夸张，可能是通过高度延展的船形，能让人一目了然地看到银铤没有夹杂。

唐朝的白银货币化进程几乎是一个里程碑的阶段。到了宋代，白银的货币化进一步增强。除了赏赐、贿赂等用途以外，白银也用于政府开支、人民的捐税，同时还用于支付赔偿、贷款，以及兑换纸币。元朝入主中原后发行纸币，作为兑换准备的主要是银，虽然政府禁止百姓使用金银，但民间仍然大量使用白银。明朝在货币制度上继承前朝，一开始也推行宝钞制度，但是白银交易在民间却无法禁止，并逐渐成为一种普遍趋势。1436年，明英宗下令将江南租赋改征白银、布帛，运北京发放官俸，实际上是政府将白银作为货币完全合法化，白银在中国取得了本位货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