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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考古路 | 张居中:贾湖遗址考古回忆录

摘要: 今年是仰韶文化发现的第100个年头也是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的100周年仰韶文化中国第一支考古学文化1921年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遗址的首次发掘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的诞生最新评出的“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中有一个可以追溯至8000年前的遗址璀璨而独特贾湖晨曦贾湖遗址7次发掘的领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张居中教授以平实无华的文字让我们重温当年的精彩与感动体会一线 ...




今年

是仰韶文化发现的第100个年头

也是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的100周年

仰韶文化

中国第一支考古学文化

1921年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遗址的首次发掘

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的诞生

最新评出的“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中
有一个可以追溯至8000年前的遗址
璀璨而独特

贾湖晨曦


贾湖遗址7次发掘的领队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张居中教授
以平实无华的文字
让我们重温当年的精彩与感动
体会一线考古学家的朴素与执着

#本文节选自《美成在久》第34期『中国最早的骨笛发现始末:贾湖遗址考古回忆录』一文,作者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张居中教授#



光阴荏苒,岁月催人,我离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已有20个春秋。自1982年8月到2000年6月,整整18年的青春,仍有许多往事历历在目,记忆犹新。最难忘的,便是舞阳贾湖遗址发掘与研究。

#1

发现


贾湖遗址的发现,细分来可以说有三次。每次发现都伴随着考古学科发展的步伐,有一个质的飞跃,也可以说,贾湖遗址的发现与认识的历程,是当代中国考古学科不断进步的一个缩影。
 
贾湖遗址的第一次发现纯属偶然。60年代初,在反右斗争中受到打击的舞阳县文化馆文物干部朱帜,被遣返回原籍舞阳柳庄监督劳动改造。他随母亲及儿子来到贾湖后,时常能在村东的沟坎、井壁上发现红烧土、红陶片等,故推测这里可能存在古文化遗迹。

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遗址位置图


1978年,国家拨专款重修贾湖村东的护庄堤,贾湖村小学师生则在这里上劳动课平整土地,带队的贾建国老师发现了一些石器和陶器,便将其交予县文化馆,让已恢复文物干部工作的朱帜收藏研究。当时裴李岗遗址(编者注:中国史前考古遗址,年代距今7000〜8500年)刚刚发现,朱帜一看到这些标本,立即联想到与裴李岗遗址同类标本的共同性。

1979年,河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前身)专门组织了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调查队。朱帜将贾湖遗址的发现向省文物局作了汇报。省调查队得知这一消息,便于1980年春,委派调查队成员周到前往舞阳。

经其鉴定,贾湖遗址是一处与裴李岗遗址时代相同、性质相似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它的文化性质第一次得到确认。这可以说是贾湖遗址的第二次发现。

当年,舞阳县就把贾湖遗址公布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朱帜还将其调查结果撰文,在《中原文物》杂志1983年第1期发表,这是关于贾湖遗址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献。
 
贾湖遗址位于贾湖村,其西南面紧邻一片小湖泊,即是贾湖。至于贾湖遗址的第三次发现,即对贾湖遗址独特价值的认识,则是正式发掘之后的事情了。

#2

发掘


作为一名考古工作者,能遇到一处好的遗址进行发掘和研究,当然是幸运的。自1983至 2013年,贾湖遗址先后经历了八次发掘,本人有幸主持了其中的七次,每一次都有令人振奋的发现,经历鲜活得如同昨日。

试掘


1982年,贾湖村民因生活所需,计划在遗址所在区域规划宅基地。此消息一出,朱帜立即向省文物局作了汇报,要求配合展开遗址发掘。

当时,著名考古学家、时任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前身)所长安金槐刚刚申请到国家文物局“河南省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调查与试掘”项目,得知舞阳的消息后,安金槐立即组建了由郭天锁为领队,陈嘉祥、冯忠义、王胜利为队员的贾湖遗址考古队,于1983年4月赴贾湖村,配合乡村规划,进行一次试掘。

发掘前贾湖遗址东部景观

这次试掘共清理墓葬17座,灰坑11座,陶、石、骨、龟等各种质料的遗物数十件,同时通过钻探搞清了贾湖遗址的分布范围,收获颇丰,但在当时尚以完善文化谱系为主要目的,因此这次发掘成果没有受到足够重视。

值得提及的是,陈嘉祥将试掘成果发表于《华夏考古》1988年第2期,著名人类学家吴新智对试掘发现的十多具人骨标本进行了鉴定。试掘结果给几位参与者留下的总体印象是,贾湖遗址的文化面貌与他们发掘的石固遗址相同,既然后者已经进行了大面积发掘,就没有必要在这里重复劳动了。

第二次发掘


1984年春,贾湖村民再次提出建房要求。第一次发掘只挖了50平方米,朱帜心有不甘,安金槐也觉得国家文物局的项目未能结题,于是决定继续在贾湖遗址进行发掘,同时申请了发掘执照,由负责石器时代考古的第一研究室主任裴明相任领队。原贾湖考古队的4名队员均承担了其他任务,且裴先生年事已高,不可能亲赴考古工地坐镇,作为其助手、时任第一研究室副主任的我,便主动请缨,承担了此次发掘任务。
 
在郑州大学读书期间,我对裴李岗时期的文化已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主动搜集整理了当时已发表的裴李岗及同时期文化的全部资料,并形成一些初步思考。能有机会深入发掘一线,我自然欣喜不已。

1984年9月,一结束上蔡砖瓦厂大路李楚墓群的发掘,经过简单的准备,我便与师弟王良启一道前往舞阳县。与朱帜接洽后,我们被安排住在舞阳姜店青年场办的舞阳宾馆。次日,我们仍在县城盘桓,购置发掘用品。到第三日,我们才在朱帜的带领下,第一次来到了贾湖村,从此便与贾湖结下了不解之缘。为了加强工地的技术力量,我还从上蔡县请来了雷树威、王广才两位技术工人及一名炊事员。
 
在对遗址区域进行一番全面调查后,我们把位于遗址中部、护庄堤与向北舞渡的大道交叉处的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标志牌作为永久性坐标基点,以护庄堤和向东大道为界,将遗址分为几个发掘区:

堤西路南为第一发掘区,又称西区;堤东路南的大片取土坑,因其上文化层已被破坏,具有特殊性,作为第二发掘区,又称中区;堤东路南第二发掘区以东的大片遗址范围,文化层保存完整,作为第三发掘区,又称东区;整个东西向大路以北,包括堤东和堤西,全部作为第四发掘区,又称北区。

由于此次发掘仍属配合宅基地规划性质,我们确定在贾湖村东、护庄堤西侧第一发掘区中部、村民计划建宅基地的一处打谷场作为发掘地点。
 
为了在有限的发掘面积中获取更多信息,我决定顶角布4个边长5米的探方。这一做法能以较少的揭露面积,了解到400平方米的遗址范围内的布局情况,但给以后的发掘工作带来了不少麻烦,算是交的学费。

100平方米的范围内,我们清理出19座灰坑(其中一座后来清理到底后改定为房址)、15座墓葬,特别是发现了无头葬、缺肢葬、二次乱葬、一次葬与二次葬的合葬等罕见的重要遗迹。

然而,正如安志敏先生判断的那样,遗址的地下水位很高,发掘作业不到1.6米深就出水了。不仅所有灰坑和下层墓葬都未能发掘到底,下文化层带水作业也没法继续清理,加之当时严冬已到,只得暂时回填封存,待来年春天水位下降后接着清理。

第三次发掘


原本计划1985年开春就到贾湖遗址发掘,但那年春天河南全省境内新修公路,配合发掘的任务很重,直至9月,贾湖遗址的第三次发掘才得以开始。


开方发掘工作照  摄于1985年秋

我们在去年的4个探方附近,新布了12个边长5米的探方,连同上一个发掘季度,共400平方米。发现并清理墓葬15座,其中的缺肢一次葬、俯身一次葬、乱堆式单人和多人二次葬相当复杂,很有特色,当即引起我的高度重视。


发现并清理灰坑30多座,其中有6座房址(F1~3、F41~43)和一处陶窑(Y1),因保存状况也较差,且水位较高未能清理到底,加之我们缺乏经验,一时未能辩认出来,统作灰坑编号清理了,直至发掘后期才得以确认。此次发掘仍处于秋季,水位较高,所有探方均未能清理到底,只得回填。


第四次发掘


1986年是贾湖遗址发掘时间最充裕的一年。过完春节,我们就准备好发掘物品出发了。这一次发掘有两个变化,一是随我在贾湖一同发掘两次的王良启调到所办公室工作,所领导委派我的另一位师弟杨振威协助发掘。二是所领导批准我们工地买了辆自行车,有了这辆车我们去北舞渡购物,去舞阳县城办事就方便多了。

 

春季也是贾湖村水位最低的时候。我们先把前两个发掘季度因水位过高、未发掘到底的16个探方回填土挑开,继续发掘,然后在发掘区之南、遗址的西南部跳开布了4条宽2米,长10米的探沟,以了解这一带的文化面貌。


新开面积不大,但因总揭露面积达500平方米,且没有地下水干扰,收获颇丰,发现房址、灰坑近70座,墓葬近100座。印象最深的当属41号墓的清理、房基的确认和骨笛的发现。


贾湖遗址考古发掘工作照  摄于1986年春


41号墓位于T5西南角,T11、21、22的连接处(为避免与试掘的T1~3 混淆,第二次发掘的T1~3后改为T21~23),经鉴定为一位12到15岁的女孩墓,俯身直肢一次葬。


虽然只是一名未成年的女孩,但随葬品却非常丰富,除随葬石斧、砺石、骨针、牙削各一件、骨鱼镖5件外,胸前和腰间挂满了用鸟肢骨管横截而成的成串的小骨环。因极其细小,又有不少压在骨骸下,在现场难以清理其数量,只得套箱整起运回郑州。


从墓坑往车上抬时,几个小伙子费了好大的劲,肩膀都压出血了。我们计划后期到室内进行整理,却怎么也找不到压在考古所库房哪里了,很是遗憾。

 

第四次发掘清理出不少灰坑,但其中有无房址一直拿不准。所幸在发掘接近尾声时,应该是5月中旬,省所的几位专家来工地检查指导工作。主持发掘与贾湖同时代的密县莪沟遗址的杨肇清,确认了H28、H37、H82均为早期残房基,H28和H48为同一房基的两层居住面。这对我正确判断此后的遗迹现象产生了一定的指导作用。


杨肇清、曹桂岑等到工地检查指导  摄于1986年春


如果说前两例仅为发掘技术层面的收获,贾湖骨笛的发现对后来的影响则更具轰动性。那天正是五一劳动节,在工地主持发掘的杨振威和技工贾分良告诉我,78号墓出土了两支“笛儿”。

我随即前往M78处,发现确有两支穿孔骨管放置在墓主人左股骨两侧,可见一支末端稍残,另一支保存完整,均在骨管的一侧钻有7个孔,但未见吹孔,更无笛膜孔。这显然不同于现代的横笛,若说是箫,又不见吹奏用的山口。当时我对他们说,先不急于命名,将来发掘结束,请专家鉴定后再定,发掘日记上暂可记录为“穿孔骨管”或“笛形器”。
 
后来在121号墓又发现一支,更加引起我的重视。实际上,早在发掘73号墓时已经发现了一支,只是太残,仅存尾端,当时未被注意到。
 
发掘结束后,我把M78和M121出土的三件标本带回郑州,找到裴李岗文化的发现者赵世纲鉴定。赵先生对淅川下寺楚墓出土青铜编钟颇有研究,故与音乐界学者有所往来。同年8月,吕骥、黄翔鹏、李纯一等中国音乐史界大腕,于郑州召开纪念朱载堉诞辰450周年的纪念会议,赵先生与冶金考古专家李京华应邀参加。借此机会,我们三人来到音乐家们下榻的郑州国际饭店,请其为标本鉴定。

第一位专家看后,表示其孔小而音尖,故不成音列,可能仅在打猎时用于模仿动物的声音,而非乐器。听到这样的意见,有如当头一棒,我们再不敢找其他专家献丑了,悻悻而归。不过,在贾湖骨笛测音结果公布之后,这位专家也改变了当初的看法,给予了充分肯定。如果那天我首先找到其他专家鉴定的话,则贾湖骨笛可能在1986年便闻名于世了,当然这是后话。
 
这次发掘还有一项更为重要的工作——人骨鉴定。贾湖遗址已经发掘了一百多座墓葬,虽然其中骨架保存较好,但一经起取必然散落,故只得原地封存,待积累到一定数量时再请专家到现场鉴定。

5月上旬,河南医学院几位专家在杜伯廉院长的率领下,来到贾湖发掘工地,对贾湖遗址发掘出土的几十具人骨进行现场鉴定,鉴定的主要项目有性别、年龄、身高、疾病等。这次鉴定除了骨质增生等退行性疾病等常见疾病外,还有三个有意思的发现:

一是杜伯廉发现,贾湖人的寰椎和枢椎关节面与现代人相比有明显区别,显示其头部活动范围较现代人小,这从人体进化的角度反映出贾湖人的原始性;


 

二是范章宪发现,贾湖人有几例龋齿病例。龋齿病是食用淀粉人群的常见病,虽然病例不多,但为研究贾湖人的食物结构提供了重要证据;


 

三是关于性别鉴定。按说对上述人体解剖专家而言,判断人骨的性别应该不是问题,但贾湖的这批人骨却很难轻易辨别,不少人骨架既存在支持男性的特征,又有支持女性的特征。在不可能运用诸如DNA等手段检测的情况下,直接下结论确有难度。几位专家常常就某一人骨架展开现场讨论,印象最深的是M132这座合葬墓的一次葬墓主人,大家讨论时间最长,最后根据部分主要特征才判断为女性。



第五次发掘


当年春天的发掘结束之后,到秋天是否继续又成为讨论的议题。因上级部门要求缩减主动发掘项目的数量,加之所内有领导认为贾湖遗址的发掘资料已经足够撰写发掘报告,主张不再继续发掘。


但我坚持认为,贾湖遗址的重要价值远远没有揭露出来,很多问题的线索仅初露端倪,且彼时专项经费仍很充裕。通过在考古所内部由我作专题汇报,就继续发掘贾湖遗址进行了认真讨论,最终决定继续发掘两个季度,从而将特殊埋葬习俗、聚落布局、文化面貌及与裴李岗文化的关系等问题总结出具有倾向性的答案。

 

1986年秋天的发掘始于9月。第五次发掘的诸项事务均由我一人负责,是我最累的一次,但由于有了更清晰的发掘思路,并积累了较丰富的发掘经验,此次收获确实不小。


3个月的发掘,共计清理房基12座,灰坑73座,陶窑1座,墓葬102座,以及狗坑、灶坑等200多个遗迹单位。期间又发现了几座出土随葬骨笛的墓,大多为一墓两支。

 

特别是M253出土的两支骨笛,其中一支为八孔笛,上刻有符号,是贾湖遗址出土的唯一一支八孔骨笛。


第六次发掘


贾湖遗址的第六次发掘是规模最大的一次,郑州大学考古专业师生近20人也加入进来,尤其是有田野考古丰富经验的贾州杰老师和宋豫秦、张国硕老师带队,工地终于有同行可以随时讨论了。


贾湖遗址部分发掘现场  摄于1987年春

发掘队伍的壮大,使我能集中精力开展对中区和东区有限的揭露,以了解遗址的全貌。东区则主要由郑州大学师生承担,经过钻探,我将布方点选在两家的农田里,南北向开了15个边长5米的探方(T61~75),被学生戏称为 “一字长蛇阵”。

探方T61~75发掘工作照  摄于1987年春


1987 年,可谓贾湖遗址考古发掘的丰收之年。首先体现在此次发掘基本摸清了各类遗迹的埋藏规律。
 
房基:在上两个季度基本搞清了单间房和双间房的基础上,我们又发现了几座依次扩建的三间一套的房基和四间一套的房基,特别是四间一套的F17,刚发现开口时分别编为三个灰坑(H181、H187、H219),清理过程中才逐步探明为遗迹相连通的整体,甚至还发现了分布在周围的柱洞和柱础,有几个十分讲究。
 
陶窑:保存较好的陶窑首先于东区的T62发现,由贾洲杰老师指导并确认。这座陶窑(Y8)保存有较为完整的火塘、火门、窑室、烟道和出烟口,以及近0.2米高的红烧土窑壁,烟道内残有十分细腻的厚烟灰。中区Y5、Y6间发现的陶窑作坊区,特别是H288淘洗池的发现同样令人兴奋。在Y5、Y6和H288间约30多平方米范围内,分布着许多较小且规律性不明显的柱子洞,我推测其应为用于晾陶坯的简陋设施遗迹,且H288内尚存有半坑非常纯净、有明显人工淘洗痕迹的细泥。这里还分布着几座陶窑,并存在固定的作坊遗迹,表明当时贾湖聚落内已经出现较为集中的制陶作坊区。
 
瓮棺葬:在前几个发掘季度,西区和西北区曾偶然发现有陶器竖置于地层中的现象,但未引起重视。而此次东区发掘中,出现了成片的陶器竖置现象。把陶器整起后,淘洗陶器内填土,除发现有大量碎骨粉外,还发现了一枚婴儿的似未萌出的门齿。据此可以判定,这类竖置陶器,应为婴儿瓮棺葬。而在骨架现场鉴定时发现,几岁的小儿都是和成人一样埋在墓地中,故判断瓮棺之中的,应是刚出生不久便夭折的新生儿。
 
而狗坑的发现也颇为有趣。它基本出现在墓地的边沿地带,或房基旁,我认为这一规律性可能具有一定的文化意蕴:狗是人类最早的动物朋友,活着时帮人打猎,为主人看家护院,死后仍可让其履行这一使命。这也是我国发现的时代最早的葬狗现象。

贾湖遗址狗坑


此外,墓葬区的发掘出现了不少新的发现。包括随葬成组龟壳的墓,龟壳通常一组八个,既有一次葬,也有二次葬,有的还伴出骨笛和叉形骨器。

例如M344,为仰身直肢一次葬墓,唯不见头骨,而在该部位放置了一组八个龟甲,龟甲堆上有叉形骨器和砺石各一件,以及右肩上方有两件陶壶,左肩外侧有两件七孔骨笛和一件骨饰,两小腿和脚部则放置六件骨鱼镖、六件骨箭头、两件牙削和四件牙饰,随葬品相当丰富。其中一件龟甲上刻有眼睛形符号,引起学界高度重视。

贾湖遗址出土龟甲


提及贾湖符号的发现,不得不说的便是T33中M330墓葬出土的一件似剑柄石器。这是一座堆放式二次葬的墓葬,四肢骨、盆骨、锁骨和部分肋骨、指骨等,整齐地堆成纵向放在墓葬正中,头骨面向上置于长骨近端,显得恭敬而虔诚。柄形石器就放置在长骨堆上,其顶端弧面上清楚地刻有一行符号。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些符号的音义,但可以肯定是人为刻划的。
 
在发现柄形石器的第二天上午,我正在M344做清理。起取随葬龟甲时,忽然发现龟腹甲上似乎有刻划痕迹,便随手拿起清理人骨架用的毛刷除去泥土,又拿着它跑到西侧101内已出水的H172灰坑,把上面粘附的泥土清洗干净后,一个“目”形符号清晰地呈现于眼前。此后H335出土的龟腹甲片上又发现了一个“曰”形符号。


贾湖遗址刻符龟甲

不仅如此,其他墓中出土的龟甲片、骨笛、骨叉形器,以及一些石器和陶器上也陆续发现符号,共十几件。

符号的发现,随即引起了考古所的重视,领队裴明相也来到工地视察。那天我们正在清理 M282,一只七孔骨笛(M282:20)于墓主左大腿内侧被发现,保存非常完整,油光发亮。

贾湖遗址出土骨笛墓葬M282


裴先生见了很是兴奋,不顾泥土尚未掏出,当即拿起来以吹箫的方式,把骨笛一端对着嘴,比划着吹了起来。当然,因为骨笛里的泥土未掏,吹不出音来。

直至 6 月初,本次发掘终于结束,进入全面整理阶段。


第七次发掘


在对舞阳贾湖遗址及其发掘资料进行发掘与研究过程中,我深切地感受到现代科学技术在考古学研究中运用的必要性、重要性和迫切性。适逢中国科大的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刚成立不久,需要传统考古学方面的师资,以培养懂得传统考古的科技考古人才。我于 2000年6月调至中国科大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任教,第七次发掘即在此之后展开。
 
这是我第一次带领科技考古专业的研究生进行田野考古实习,内心十分希望能取得成功。而成功意味着不能挖空,故发掘对象必须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要找一个我最为熟悉的遗址作为田野考古教学生涯的开篇之作,贾湖遗址最为理想。

2001年3月,一切准备就绪,我和秦颖、邱平两位老师带领陈鹏、夏季、杨益民、姚政权4名研究生前往舞阳,组成此次发掘的主力,河南省考古研究所委派潘伟斌先生到工地协助我。
 
本次发掘的第一批探方,分散于两处,即T106和T107的北半部、T110和T115的西半部,均为边长5米探方。
 
前者主要目的是将T101、102墓葬区的南部边缘找出,后者是为了扩大其东侧的早期墓地,以寻找规律。从发掘结果看,前一个目的达到了,但第二个尚未完全实现,在T110A、T110C、T115A、T115C四个探方中,墓葬仍呈零星分布状态。这几个探方已紧靠护庄堤,无法再向东开掘,为此第一批探方发掘结束后,我们避开护庄堤,在其东侧布了两个边长5米的东西向探方(T43、T44)。
 
结果在紧靠护庄堤的T43内未见到墓葬,这表明T110、T115内的墓葬区已经在护庄堤处到边了。从分期结果看,该墓地最晚到第二期早段,故零星分布的墓葬即为早期墓葬的特点,第二个目的也算达成了。

2001年贾湖遗址墓葬发掘


令人感到意外的收获是T44及其东扩和南扩发现了一片新的墓地。

从分期上看,第一至第三期均存在,共计有二十六座墓葬,墓地中心区则在东扩范围内。东扩位于原护庄堤东的取土沟内,上文化层已被破坏,下文化层尚在。被破坏的墓葬密密麻麻,其中有一座墓葬为一次葬人和至少25人的二次葬的合葬墓,准确的埋葬人数已无法得知,但即便如此也是目前发现的该时代合葬人数最多的墓葬了。

还有两座墓葬十分特别,墓主身上佩戴有多串用鸟肢骨横锯成的厚度仅约一毫米的小骨圈,与第三次发掘时发现的M41的小骨圈类似,但数量更多,且在双耳附近还有绿松石耳坠。其中一墓主眼眶处置有绿松石瞑目,应是目前发现的同类葬俗的最早实例了。

M478出土绿松石瞑目及其位置

此外,在西南区原T33、T34、T35东侧布的探方(T40〜42),出现多处墓随葬石铲或石铲与石镰组合的现象。

贾湖遗址出土石镰


结合同类现象,发现该墓地出土农业生产工具的墓葬明显多于其它墓地。距此墓地几十米的西区墓地、百米外的西北区和中区墓地则很少见农具随葬,皆以渔猎工具为主。该现象引起我的极大兴趣:难道同聚落的不同人类群体之间,其生业形式也会有很大的区别?
 
我们还邀请植物考古学家赵志军,共同拟定对本次发掘清理出的文化层和遗迹单位中的填土的全浮选工作实施方案和技术路线。通过现场浮选,获得了传统方法无法收集的大量动植物遗骸,为更深入的研究奠定了科学基础。

作者在贾湖遗址发掘工地浮选  摄于2001年春


3个月的发掘共发现房基、灰坑、陶窑、兽坑等遗迹百余座,墓葬近百座,各种遗物数百件,以及大量动植物标本。更重要的是,我们围绕多年来贾湖遗址研究的问题,以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思路指导发掘工作,对科技考古专业研究生展开田野考古训练,从而产生的教学成果,其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发掘结束后,出土的百余件完整器物被带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举办的考古实习汇报展览上。在展览开幕式上校长朱清时院士致辞,著名管乐演奏家刘建国现场吹奏与贾湖骨笛吹奏方式相同的筹(或称龠)。这是科大校园内首次举办文物考古成果展,也为第七次发掘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贾湖遗址发掘汇报展开幕式上吹筹表演


第八次发掘


2012年,将迎来贾湖遗址首次发掘30周年。同时,国家文物局大遗址考古公园计划已经启动,为配合遗址博物馆和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也需要进行一次考古发掘。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13年9月至12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再次合作,在漯河市和舞阳县文物部门的配合下,对舞阳贾湖遗址进行了第八次考古发掘。


此次发掘,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委派我的学生蓝万里博士全程协助,我们系的杨玉璋老师和崔启龙、程至杰等十多个研究生为主力,舞阳县博物馆朱振甫馆长又一次参加发掘。


贾湖遗址全景及第八次发掘现场  摄于2013年


此次发掘区域位于贾湖遗址中部,布边长10米探方6个,各开一半,实际发掘面积300平方米。又发现了一批丰富的贾湖文化遗存,共清理墓葬97座,房址9座,灰坑25座,兽坑2座,出土陶、石、骨、角、牙等器物600余件及大量陶片和动植物遗存。

此外还采集了浮选土样、环境学分析样品、墓葬腹土等多种分析样品,拟开展多学科合作的科技分析工作。除了前七次发掘中出现过的骨笛、骨叉形器、龟甲等,还发现了很多新的重要文化现象,例如制作精美的象牙雕板,其形制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极为罕见;随葬有大量精美绿松石串饰的墓葬;一墓三笛以及有可能作为房屋奠基或祭祀的墓葬现象等。

贾湖遗址出土象牙雕板


这些发现不仅进一步深化了对贾湖文化的认识,丰富贾湖遗址的文化内涵,还为淮河流域新石器时代人类文化和社会结构的探讨提供了新的证据。(本文原稿曾在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立六十周年纪念文集上发表,本刊发表时有所增删和调整)



本文编辑:水田耕云

文中图片皆采自《美成在久》第34期

『中国最早的骨笛发现始末:贾湖遗址考古回忆录』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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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贾湖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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