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平城之战的爆发与冒顿以前匈奴与中原政权交战的惨败、匈奴活动地区自然灾害的发生密切相关；在平城之战中，冒顿欲获取与中原政权交战的经验，并通过迫使刘邦屈服以达到获取农耕民族“岁奉”的经济目的，此外，平城一带有着直通塞北的交通地理优势，冒顿选择在此围困刘邦，一旦战事失利，即可利用当地之交通便利撤军；平城之战后，匈奴虽获取了一定的利益，但是长时间的和平损害了其尚武的民族特性，以至于在武帝以降的反击战中接连败北。

关键词：匈奴；平城之战；目的；影响

中图分类号：K234.1  文献标识码：A

汉匈平城之战历来是史学界关注的一大重点，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平城之战与汉匈关系。如，王进先在《从史料文献记载看白登之围与汉匈政策的转变》[1]一文中探讨了平城之战对汉匈双方的政策和策略上的双面影响。彭年[2]、张烈[3]等也有类似的观点。其二，评说平城之战中的历史人物。如，孙健在《关于“白登之围”若干问题之探究》[4]一文中认为刘邦进军不是“急于功力”、“邀功远夷”，而是想一劳永逸的解决匈奴问题；王庆宪在《从平城之役看匈奴冒顿单于的“诱”兵之策》[5]一文中对冒顿的军事才能进行了论述。其三，对平城之战相关问题的考辨。如，曾宪法在《“白登之围”兵员数目考》[6]一文中认为汉匈双方兵力均有夸大的成分，实际上双方参战的兵力不过十一；景凯旋在《平城之战行军路线推测》[7]一文中对汉匈双方的行军路线进行了梳理，指出史料之间的抵牾；张畅耕、解廷琦的《白登考》[8]和靳生禾、谢鸿喜的《汉匈白登之战古战场考察报告》[9]分别对平城之战的发生地———“白登”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和论证。

以上学者的研究是值得充分尊敬的，对后学研究的指导作用不言而喻。平城之战在汉匈关系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对匈奴而言，平城之战在其民族发展乃至历史走向等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是其与两汉四百年关系史的开始。因此，以匈奴民族为视角探讨平城之战爆发的历史背景、冒顿发动平城之战的目的和平城之战对匈奴的影响等问题，或许会较以往的研究得出相对全面、准确的看法。

公元前200年“匈奴攻韩王信马邑”，[10](卷8《高祖本纪》,P384)由于刘邦处置不当致使韩王信投靠匈奴。为平定匈奴的入寇和韩王信的叛乱，刘邦亲率大军迎战，先后在铜鞮、晋阳等地击败匈奴，之后刘邦为彻底击败匈奴，罔顾刘敬的劝谏，带领部分汉军追击北徙的冒顿，中了冒顿的诱兵之计，被匈奴骑兵围困在白登达七天七夜。史书中没有记载冒顿发动这场战争的缘起和动机，而汉军事先也没有觉察匈奴进军的消息，似乎平城之战的爆发没有任何预兆。但是我们仔细揣度匈奴的社会形势，发现平城之战的爆发是有深刻的历史背景的，笔者以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战国秦时匈奴之“却”    战国时期赵国与匈奴相邻，匈奴时常入寇严重威胁到赵国北部的安定。至李牧为边将时“大破杀匈奴十万余骑”，使匈奴“单于奔走”。[10](卷81《廉颇蔺相如列传》,P2450)这场大战使匈奴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损失十万多军队，长时间内难以再次侵扰赵国，史载“其后十余岁，匈奴不敢近赵边城。”[10](卷81《廉颇蔺相如列传》,P2450)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匈奴势力已越过阴山占据河南地，而河南地与咸阳在地理位置上密切相关，有学者指出“秦建都咸阳，北去匈奴所居河南之地不远，一旦有警，不数日，咸阳即直接受其威胁。始皇欲解除后顾之忧，必使匈奴北退而后可，不然，则始终不能安枕也”。[11](P130)为确保京畿的安全“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北击胡，略取河南地”，[10](卷6《秦始皇本纪》,P252)最终“头曼不胜秦，北徙”，史载“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抱怨”，[10](卷6《秦始皇本纪》,P280)匈奴再次惨败。

揆诸上文，可见至冒顿即位之前匈奴与中原政权的交战基本是以匈奴惨败而告终，如“杀匈奴十万余骑”和“却匈奴七百余里”。“这种积弱的情势显然不为争强好胜的冒顿所忍受”。[12]他必须着手改变这个现实，以扭转匈奴社会中可能出现的畏惧中原武力的社会心理和匈奴在与中原政权交战中多败的形象，同时在新一代中原政权中树立统一的匈奴国家的权威和军威。如此，匈奴和西汉的战争便无法避免。

（二）自然灾害的发生    关于冒顿侵扰西汉的季节，史籍有确切的记载：“及高祖七年冬”，[10](卷6《韩信卢绾列传》,P2639)“会冬大寒雨雪，卒之堕指者十二三”，[13](卷94《匈奴传上》,P3753)可知冒顿侵扰西汉应在冬季。冬季是许多游牧人群生活比较艰难的季节，为了避风寒，牧民大多居于山谷或靠近山坡的冬场，非有必要不长程迁徙。[14](P125)如此，冒顿何以违反匈奴游牧的季节性规律而在“大雨雪”的天气中率领匈奴精锐南下侵汉呢？笔者推测，匈奴可能遭遇了自然灾害。对于蒙古草原来说，除了干旱外，冬季与初春突来的大雪，也会对蒙古草原的农业及畜牧业造成严重伤害。[15](P9-26)史载：

发生在前104年、88年、71年的“大雨雪”自然灾害使匈奴付出“畜多饥寒死”、“畜产死，人民疫病、谷稼不熟”、“人民畜产冻死，还者不能十一”的惨痛代价。匈奴“急则人习攻战以侵伐”，此“急”当有生存难以为继之意。自然灾害威胁到其生存，匈奴人必须从定居的农业人口中获得生存资源，以缓解自然灾害带来的惨痛代价，而与其地理位置相连且资源丰富的西汉就是一个较好的选择。故自然灾害的发生使冒顿不得不违背匈奴游牧的传统，在“大雨雪”的天气中率军从“马邑”至“代谷”的广阔的地域内获得生存资源。此外，冒顿的“阏氏”和军中的“羸弱”之众属于匈奴社会中的“老弱”，一般不参加对外作战，而此时却出现在匈奴军中，当有躲避草原自然灾害之意图。

综上所述，从史籍的记载看，至冒顿时期匈奴与中原政权的交战基本上以匈奴的惨败而告终，这是冒顿难以忍受的，他必须在新一代中原政权中树立匈奴帝国的权威和军威；从匈奴的社会现实看，匈奴可能遭遇到严重的自然灾害，须从西汉统治区域内获取生存所需资源。总之，上述诸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平城之战不可避免的爆发了。

关于平城之战的具体经过前贤已有较多的研究，此不赘述。结合上文介绍的平城之战爆发的历史背景，笔者以为冒顿单于发动平城之战，大致想达到以下几个目的。

（一）获取和中原政权交战的经验    自冒顿杀父自立后，便开启了一系列的征服战争，史载：“大破东胡王，而虏其民人及畜产。既归，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后北服浑庾、屈射、鬲昆、薪棃之国。”[10](卷110《匈奴列传》,P2893)上述战争的胜利使冒顿单于不仅巩固了自己在匈奴社会中的地位，而且赢得了匈奴贵人拥护，史载“以冒顿单于为贤”。[10](卷110《匈奴列传》,P2893)然冒顿单于之“贤”的获得只限于北方的部分游牧民族，虽也有“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肤施，遂侵燕代”[10](卷110《匈奴列传》,P2889)的事迹，但是冒顿夺河南地正值楚汉相较、中原政权无暇北顾之时，从根本上讲冒顿和中原军队的主力并没有真正的交战过，缺乏与中原军队主力作战的经验。对于冒顿来说，通过一场和西汉的大战正是弥补这种欠缺的不二法门，也是巩固匈奴“百蛮之长”地位的有效途径。

（二）恐吓汉朝，迫使其屈服    经过铜鞮和晋阳之战后，刘邦的信心大增，以为可以彻底消灭冒顿，乃不顾刘敬的劝谏，率军冒进，被冒顿的大军围困在平城七天之久，“汉兵中外不得相救饷”。[13](卷94上《匈奴传上》，P3753)但令人困惑的是冒顿并没有杀掉或俘虏刘邦，而是“开围一角”放了刘邦，有学者认为是刘邦采用了陈平之计“乃使使间厚遗阏氏”，使冒顿相信了阏氏的“两主不相困……且汉主有神”[13](卷94上《匈奴传上》，P3753)的进言，刘邦才得以脱险，但是我们仔细揣度匈奴的社会现实，发现冒顿放走刘邦背后隐藏了深刻的社会经济的因素。

首先，匈奴的主要活动区域蒙古高原和阴山地区，年降雨量只有150－250毫米，“降水量不平均且变化大是其特点”，[16](P31-32)且“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风”，[13](卷94下《匈奴传下》，P3825)自然条件较为恶劣，同时匈奴活动区域内自然灾害也频繁发生，据统计，“两汉时期匈奴地区的自然灾害记录有12次，灾种有雪灾、寒冻灾、旱灾和蝗灾等”，[17]频发的自然灾害常造成匈奴牧民的牲畜大量死亡，甚至威胁到匈奴民族的生存，如“匈奴中连年旱蝗，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太半”。[18](卷89《南匈奴传》，P2942)其次，匈奴是一个游牧民族，畜牧业是其主要的经济部门，史载：“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10](卷110《匈奴列传》，P2879)“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毡裘。”[10](卷110《匈奴列传》，P2879)可见“畜群是主要财富，既是生产资料，又是生活资料”。[19](P105)但对大多数的游牧民族而言，游牧并不是一种能自给自足的经济生产方式，他们必须从其他地区获得生产生活所需。

生存环境的恶劣、自然灾害的频发和游牧经济的难以自给自足，使匈奴不得不从其他地方获得生存所需的物质资源，而以定居农业为主的汉帝国拥有丰富的生产生活资源，对匈奴具有极大的诱惑。斯时，冒顿率领的匈奴骑兵可以轻易的消灭或俘虏刘邦，但是冒顿却选择在“白登”摆出了“西方尽白，东方尽駹，北方尽骊，南方尽骍马”[13](卷94上《匈奴传上》，P3753)的阵势，其意在烘托出一种紧张的氛围，借以威胁和恐吓刘邦及其率领的汉军，树立匈奴的军威。王明珂将匈奴对汉的掠夺分为“生计性”掠夺和“战略性”掠夺，其中“战略性掠夺”是为了威胁、恐吓定居国家以遂其经济或政治目的的攻击行动，[14](P125)而冒顿七天内没有进攻或消灭刘邦显然是一种战略行为，意在使刘邦屈服。

最终，冒顿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刘邦答应与匈奴和亲特别是满足其经济的要求，才结束了围困，正如武沐所说“和亲之事早在白登之围时就已由陈平提出，白登之围后刘敬的‘和亲’建议不过是掩人耳目之举”[20](P118)罢了。对于冒顿来说，发动与西汉的战争意在获取中原地区的物资和财富，此时目的业已达到也就没有杀掉刘邦的必要了，而且“从长远上看，（冒顿）于掠夺边郡的同时，让汉王朝保留下来，迫使它每年进供，源源不断的将各种农产品、手工业产品运到龙庭来，这种压榨勒索的办法应是最有利的。”[21]日本学者杉山正明认为，“处于秦朝的统一及崩溃之间，项羽与刘邦及冒顿三人，超越了草原及中原的界限而浮出表面。至少到司马迁的时代为止，冒顿应该才是最终的胜利者。”[22](P79)可见，冒顿从围困到“开围一角”放走刘邦，始终贯穿着其战略目的，围困是迫使刘邦屈服，而“开围一角”则是让屈服后的刘邦“岁奉”源源不断的物品。刘邦屈服后，西汉便开始长时间的满足匈奴的政治和经济要求，史载：

（三）减轻己方的损失    上文已述，冒顿率领匈奴军队侵扰汉朝发生在冬季。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冬季是最艰难的一段时间，牲畜也最为羸弱，需要专人的照顾，最好找一个舒适温暖避风的地方以度过寒冷的冬季、初春。而冒顿却在冬季带领军队侵扰汉朝，这不但违反游牧民族的生活规律而且本身也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冒顿作为匈奴的单于不会不清楚。据研究冒顿单于时期的匈奴人口约有130至140万，[23]姑且以“五口而出介卒一人”[24](P123)计算，则匈奴此时应该有军队26至28万之间。如果上述统计属实，那么冒顿率领的几乎是匈奴的全部军队，一旦战事不利，无法及时撤回草原，对于匈奴民族来说无异于灭顶之灾。后世的虚闾权渠单于就因在冬天进军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史载：

其冬，单于自将万骑击乌孙，颇得老弱，欲还。会天大雨雪，一日深丈余，人民畜产冻死，还者不能什一。于是丁令乘弱攻其北，乌桓入其东，乌孙击其西。凡三国所杀数万级，马数万匹，牛羊甚众。又重以饿死，人民死者什三，畜产什五，匈奴大虚弱，诸国羁属者皆瓦解，攻盗不能理。[13](卷94上《匈奴传上》,P3787)

晋阳之战后，刘邦希望北上寻找冒顿率领的匈奴主力决战，史载：“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于边，闻匈奴聚于代谷之外而欲击之”，[10](卷112《平津侯主父列传》,P2955)《正义》代谷是“今妫州”，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张家口中南部和北京西北部一带，冒顿单于在得知刘邦越过句注山后，便立刻停止了对代谷一带的掠夺而转向平城，为何会如此呢？其实这和两地的交通地理有着密切的关系。

代郡以北为东西走向的阴山支脉桦山和大马群山，群山隔绝，南北交通甚是不便。而平城位于桑干河支流御河谷道之中，处于蒙古高原通向雁门郡等地的南北交通要道上，历代北方游牧民族进入今山西地区也多经此地，且平城所在的大同地区长期以来就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交汇处，顾祖禹曾评价大同的地理位置说：“府东连上谷，南达并、恒，西界黄河，北控沙漠，三面临边，最为要害”。[25](P1992)冒顿率军撤到平城，应是深谙平城处于南北交通线上的优势地位，提前占领交通要道，当有应对一旦冬季行军和战事不利，可利用平城的交通优势方便迅速撤到蒙古草原，以减轻损失的考虑，这也与匈奴“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10](卷110《匈奴列传》,P2879)的习俗相吻合的。

综上所叙，游牧经济的难以自足以及生活地域环境的恶劣、自然灾害的频发，使得匈奴为了生存必须借助外部的稳定的资源，而公元前200年冒顿单于率领军队入寇西汉显然是一种战略性掠夺，其目的就是迫使西汉屈服以获得源源不断的物质资源。同时冒顿在冬季率领匈奴大军入寇汉朝对匈奴来说也是极其危险的，冒顿必须考虑到军队的安全问题，选择在方便撤离的平城围困刘邦亦是其避免危险的一种方式，借助此次战役也使冒顿获得了与中原国家交战经验，加深了对中原军队的认识。

平城之战后汉匈开始和亲，匈奴获得了西汉源源不断的生产和生活用品和部分奢侈品，史载：“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巴菲尔德认为，“这些礼物与奉贡是单于提供给部落首领们的经济收益，而这也与强大的军事威胁结合起来，用以保证游牧帝国的完整。”[26](P59)与此同时汉朝“岁奉”的这些物品对匈奴的社会发展礼也产生了另一方面的重要影响，史载：

由上可知，即便有中行说的劝谏和“教单于左右疏计”，可匈奴社会中包括单于在内的匈奴各个阶层普遍喜欢西汉的“缯絮食物”已成不可逆转之势，匈奴社会中形成了“自单于以下皆亲汉”的现象。据笔者统计，至马邑之战前匈奴与西汉发生的战争只有10次，平均六七年一次，且规模较小远不及平城之战。王绍东认为“在与汉朝的战争中，冒顿单于始终保持了战争的限度，战争的目的不是为了推翻中原政权的统治并取而代之，也不是为了攻战内地的城池并为己有，更没有占领土地进行农业开发的想法，而是为了通过战争威胁获得物质财富。”[27]而冒顿以后的匈奴单于，发动较小规模的战争的主要目的便在于敦促西汉政府履行和冒顿单于达成的“旧约”，以获得西汉的物品，双方总体上维持着一种相对和平的局面。

依靠强大的军事实力建立起来的匈奴帝国在长时间的和平生活中，虽不断的获取西汉的物质资源，部分的满足了自身的愿望，但对一个尚武的游牧民族来说六七十年的稳定生活，而且和定居的农业民族保持密切的关系，这不得不说对“匈奴明以攻战为事”，[13](卷94上《匈奴传上》,P3760)崇尚武力的民族特性有一定损害的，正如董仲舒所言“故与之厚利以没其意”。[13](卷94下《匈奴传下》,P3831)降至武帝时期，西汉国力大增“乃探平城之事”，[13](卷64下《贾捐之传》,P2832)先后发动河南之战、河西之战、漠北之战，最终，匈奴失败、远徙漠北。匈奴的失败与平城之战至马邑之战之间长达六七十年的和平局面之下使匈奴崇尚武力和好战的民族特性的下降是不无关系的。冒顿或许只想通过平城之战为匈奴社会创造一个长久且少劳多获的舒适生活，以巩固孪鞮氏的统治，但冒顿没有意料到这样的生活最终会埋葬了匈奴民族尚武的特性，这和冒顿的最初的愿望是背道而驰的。

平城之战的爆发与冒顿之前匈奴与中原政权交战的惨败经历，以及匈奴活动区域内自然灾害的爆发密切相关。冒顿发动平城之战当有获得与中原政权作战的经验和迫使西汉屈服以获取源源不断物质资源的目的；同时，对于游牧社会来说，冬季进军亦十分危险，冒顿选择在平城围困刘邦应亦有利用平城与塞北的交通优势，便于撤军、降低战争风险的考虑。对于匈奴来说，战后虽然获得了一定的利益，但是长时间的和平对其尚武的民族特性有一定伤害，以至于在武帝以降的反击战中常常败北，最终退出漠南地区，这是冒顿始料未及的。总之，以匈奴民族为视角考察平城之战爆发的历史背景、冒顿发动平城之战的目的和平城之战对匈奴的深远影响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可增加学界对平城之战相关内容研究的厚度，丰富现有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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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引用自《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12月，第31卷第6期，如需引用，请核对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