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河东地区，笼统指黄河以东包括今银川市兴庆区部分辖区、灵武市以及吴忠市盐池县的中北部，当时分属宁夏总镇中路灵州及东路后卫管辖。正统以后，河套渐次失守。宁夏河东地区由于地形平漫，易攻难守，遂为虏冲，修边事宜成为“防虏至要”。终明一代，前后在河东地区三次较大规模地修筑过边墙。徐廷章、杨一清、王琼等多任巡抚、总制筹划、参与其事。后经唐龙、刘天和、张珩等后任督抚不断修缮增筑，遂使至今该地区遗留了多道长城痕迹及相关不同名称。由于史料芜杂，加之多次修边后残留遗迹错综复杂，学界在相关史料引述及遗迹考证上观点并不尽一致，甚至互异①。本文拟就相关史志资料结合野外调查实情，对上述修边活动略作梳理考证。

　　1.“河东墙”修筑。河东边墙最早于成化十年(1474年)，由宁夏巡抚徐廷章奏筑，自黄河东岸黄沙嘴起至花马池止，长三百八十七里，时称“河东墙”[1]19。始设之意，不仅限于扼守要塞，而且“草茂之地，筑之于内，沙碛之地，筑之于外”，使敌人无法结庐驻牧[1]19。正德元年(1506年)，经杨一清沿线详细勘察确认，这道边墙从延绥定边营以东石涝池地界起至宁夏境内横城止，共长三百里。沿边设有墩台七十一座，并提及墙外开挖有沟堑一道。边墙高一丈，加上垛墙三尺，共高一丈三尺。边墙底宽一丈，顶部向内收为三尺五寸，除去垛墙根砖一尺五寸，墙顶余宽仅二尺。墙外壕堑深八尺，口宽一丈，底宽四尺[2]1091、1093。此事《嘉靖宁夏新志》记为“成化十年，都御使余子俊奏筑，巡抚都御使徐廷章、总兵官范瑾力举而成”[1]19，而王琼的《北虏事迹》中记为“巡抚宁夏都御使徐廷章、镇守都督范瑾奏筑河东边墙”[3]64。余子俊时为延绥巡抚，于成化八年九月上疏奏修延绥边墙并获得朝廷同意，十年闰六月上疏修边完毕。“起陕西民夫五万名”，“两月之间，边备即成”。[2]487其修边工程，东至清水营②紫城寨③，西至宁夏花马池营界牌止，东西长一千七百七十里一百二十步。而花马池至横城属宁夏镇辖境，如需修边，亦属宁夏巡抚责任，余子俊当与此事无涉。但因两镇边防唇齿相依，余子俊延绥修边功勋卓著，因此亦有人将随后宁夏修边举荐之功归其名下。徐廷章任宁夏巡抚时间为成化七年十月至十年六月[4]卷97，11;卷129，3-4，范瑾充任宁夏总兵官时间为成化八年四月至十三年十二月[4]卷103，9;卷173，1。据《明实录》，成化十一年九月，尚依据余子俊延绥修边例，“免宁夏修筑备边墙夫将一万两千名成化十年本户远运边粮各两石”[4]卷145，1，可见河东墙当主要是在此段时间内修筑。魏焕《论边墙》记载黄沙嘴记作黄河嘴[2]2629，其余著录均作黄沙嘴，当以后者为是。

　　2.“沿河边墙”修筑。成化十五年(1479年)十一月，宁夏巡抚贾俊役使一万人修筑了宁夏“沿河边墙”[4]卷197，5—6，以防止敌人趁冬季河水结冰渡河。杨一清在正德初年重修宁夏边墙时曾将此道边墙纳入重修整饬计划，对其保存及防御情况记载较详。这道边墙处于宁夏横城以北黄河东岸，长一百八十五里，另外墙外还有壕堑一道，墙堑规模大体同花马池一带河东墙相当。从南到北原有墩台十八座，后来防守官员觉得稀疏，每两墩间又增筑一座墩台，现有墩台三十六座。后来又设置石嘴、暖泉二座墩台用以瞭望，其中第十八墩④正好与河西的黑山营、镇远关相对。后来河东墩军经常被敌人虏掠，石嘴、暖泉二墩及新旧三十六墩都被废弃，仅在河西筑立墩台十五座守护瞭望。[2]1099王琼《北虏事迹》所记与杨一清大致相当。[3]79

　　1.王珣、秦纮增筑“河东墙”。弘治九年(1496年)至十五年，张祯叔、王珣巡抚任内，先后沿河东墙外侧挖设“品坑”44000有余[5]卷1，38。这种品坑也称“品字窖”，主要为阻滞敌骑靠近边墙，一般坑内撒有铁蒺藜等。处于红山堡长城北侧的一处品坑遗迹经考古发掘，南距长城五十余米，与墙体并行，共三排错落分布。坑形为长方形，大致长1.2米、宽0.9米、深1.1米[6]28。杨一清正德元年考察河东墙时并未提及墙外品坑，可能与其遭风沙填埋严重、实际防御效果不理想有关。王珣任内曾计划增筑河东旧墙延绥至宁夏三百里间，墙沟三道，通计九百里[2]575。后任宁夏巡抚刘宪准备依王珣计划行事。弘治十四年九月，秦纮任三边总制，认为其“费工难行，徒劳无益”，另提出“花马池迤北柳杨墩、红山墩迤西二百里该筑十堡，花马池至小盐池二百里间二十里增筑一小堡”以及修筑固原以北内边墙等建议[2]575-577。兵部采纳了秦纮建议。弘治十七年，秦纮奏报，其任内督修边堡14000余处、边堑6400余里[7]卷211，8。宁夏境内，刘宪等地方官员虽迫于兵部压力，但因拘泥于不同意见，又怕劳民伤财，仅于花马池以西至小盐池间添修了四五座小城堡，北部边墙沿线则增筑了红山堡等边堡，增筑旧墙的计划未能实施。

　　2.杨一清增筑“河东墙”。正德元年(1506年)，三边总制杨一清全线考察徐廷章所筑外边墙后，发现“壕堑窄浅，墙体低薄，墩台稀疏”，难于阻敌。他提出从延绥安边营石涝池至横城三百里间，增筑旧墙并增设敌台九百座，暖铺九百间，同时修缮宁夏横城以北黄河东岸原185里长的沿河边墙及河东三十六墩等边墙壕堑的计划。[2]1091-1100正德元年九月，杨一清上疏获准。二年二月兴工，征用宁夏镇、平凉、固原一带军民八万人。但因当时“二月以来，时雨连降”[8]卷25，6-7，“人众聚集，汲爨艰难，又皆露宿，风雨无避，多生疾病，至有死者，人心怨愤”[3]65，发生了民夫哗变，仅修完包括横城堡在内以东四十里。花马池城筑完，朝廷即令遣散民夫，杨一清亦引疾离职，所余经费全部交还，工程半途而废。关于杨一清修边时间，《嘉靖固原州志》作弘治十八年[9]28，《嘉靖宁夏新志》叙作正德二年[1]123。此事《北虏事迹》、《明史·杨一清传》记载较为详尽。关于筑墙里程，《嘉靖固原州志》[9]28、《北虏事迹》[3]65中均作三十里，而《万历固原州志》[9]170中作“四十余里”，《明史·杨一清传》中作“其成者，在要害间仅四十里”[10]卷198，5227。《嘉靖宁夏新志》亦作“迄今清水营四十里”[1]123，则当时主要修筑清水营辖内旧有边墙。正德五年，杨一清因平复寘钅番之乱再至宁夏，“阅旧筑边墙，自红山至横城，高厚坚完，俨然巨障”，“惜成功之难，叹前志之未遂”[11]308等语，可知当时完工者仅红山至横城段。所谓针对河东墙的五年修边计划及随后修缮沿河边墙墩堑的计划均未能完全实施，王琼随后重修河东墙规划及对沿河边墙的现状记载亦证实了上述情况。

　　杨一清宁夏修边，事虽未成，但当时影响很大。尤其是刘瑾事败后，杨一清重新起用，先后有边宪、王时中、王挧、张润、周金等人“或请逐岁修举，或请先固要害，或请征夫役，或请发帑银”，提出依其方略，续修边墙。嘉靖七年三月，明廷部议后同意实施，还专门委任杨廷相到宁夏主持接修边墙事宜[12]卷86，1。但随着王琼被委任为三边总制，重勘线路，改置“深沟高垒”后，续修河东墙的计划就不了了之。

　　1.王琼改置“深沟高垒”。嘉靖八年(1529年)十一月，三边总制王琼向朝廷提出了延宁修边计划，嘉靖以当时“全陕灾伤，军民困敝”为由延推[12]卷107，7。次年，王琼令延绥西路管粮佥事张大用、宁夏管粮佥事齐之鸾负责于宁夏花马池、延绥定边营相接地方，挑挖壕堑一道，长42里;兵备副使牛天麟负责定边营南至大山口原先余子俊所修墩墙的修补挑挖。工程于当年十月地冻之时完工[9]122。

　　当年十月甲申，王琼再次向朝廷提出了修边建议。他认为杨一清增筑旧边墙计划费工费钱而御敌效果不好，提出修筑“从花马池西北至安定堡四十一里，安定堡至兴武营四十八里，兴武营至毛卜剌二十四里，毛卜剌至清水营二十八里，清水营至横城堡大墙二十五里，通计一百六十六里”的“深沟高垒”计划[9]122，受到兵部及皇帝赞同。

　　嘉靖十年春，该计划正式实施。其中齐之鸾以按察副使督领宁夏。修边自西向东，从红山堡黑水沟开始，其中黑水以东五十里，由参将史经统领部下士兵二千人负责挑挖;毛卜剌以东二十四里，由都指挥吴吉、郑时领宁夏镇所辖防秋兵三千人挑挖;自兴武营以东四十八里，由征西将军周尚文及诸将士以及其他地段工程先期完成的士兵共计一万二千多人挑挖⑤;安定堡以东十七里，由参将王玑统领部下士兵一千二百人负责挑挖;红石崖以东至盐场堡四十七里，由游击将军彭椷、指挥穆希同率领陕西游击兵三千、延绥防秋兵二千负责挑挖。工程于当年三月开工，至秋季九月完工。完成后的工程“堑深、宽均为二丈，堤垒高一丈，广三丈”，沙土易圮处筑墙均二丈多高。沿线每三里、五里设置周庐、敌台若干，每处设守卫二十人。又于毛卜剌设置暗门一处。花马池营北六十步处设置东关门关城一座，上建高台层楼，设有四座关门，东门称“长城关”，其余三门分别以“清水”、“兴武”、“安定”三座营堡命名，这段新筑边墙因之又被称为“东关门墙”[1]247-248。这段沟垒经后任督抚维修，计长五十四里，沿线设有墩铺五十座，至嘉靖二十六年仍存留沿用[13]卷3，128。延绥境内定边营段由张大用负责督修。从定边营城东南至大山口，计二十一里一百三十五丈。定边营西北至宁夏接边处长二十二里一百四丈五尺，七月即告完工[3]96-97。则宁夏境内所修共计186里，延绥定边营段实际修边里程为43里239丈5尺，合计，约229里。《王琼集》载“定边营南山口起，西北至横城旧墙止，共长二百二十八里，内筑墙一十八里，开堑二百一十里”。其中筑墙地段标注在花马池至定边营、定边营至南山口段[3]88-90。

　　2.“横城大边”的增筑完善。王琼之后，唐龙继任，对于前人修筑的边墙设施，继续维修维护。[1]249嘉靖十五年，三边总制刘天和修筑黄河东岸长堤一道，顺河直抵横城。实际上是维修了旧有“沿河边墙”。十六年，他主持兴武营一带七十八里，“沿边内外挑壕堑各一道，袤长五十三里二分，深一丈五尺，阔一丈八尺”[1]20;从横城至南山口奏筑垒堤一道[12]249，与不断续修的壕墙两道并行，“花马池一带壕墙、垒墙”并存[2]2629。张珩总制任内⑥，于是沿原旧墩铺空内添筑敌台263座，帮筑417座[2]2022。万历初，巡抚罗凤翔将横城以北、西至河堰的一段长七十五丈的土墙改建为石墙，以杜防河水泛毁[15]卷2，86。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巡抚黄嘉善于安定堡一带沙湃处“效云中台式”，砖石券甃，修建跨墙敌台四座[15]卷2，。88。关于这道边墙的续筑、维修情况，刘天和嘉靖十五年奏疏陈[12]卷190，4-5和《万历固原州志》引《皇明九边考》[16]459均有记载。

　　另外，嘉靖四十一年[12]卷507，1、隆庆四年(1570年)[17]卷45，7、隆庆六年[17]卷7，6、万历三年(1575年)[18]卷35，11均修缮过。这道完善后的新边墙此后遂成为明军防御、维护的重点，被称为“横城大边”。其北废弃的原“河东墙”亦因之被称为“旧边”、“小边”或“二边”。今当地百姓习称后筑为“头道边”，徐廷章所筑“河东墙”为“二道边”。经实地调查，这两道边墙从横城黄河岸向东至今盐池县城东宁陕省界处，均长约123公里，“头道边”沿线有敌台518座⑦。另外，在花马池城(今盐池县城)北迤西至红沟梁，大边北侧数十米，尚存一道长约15.5公里的沟垒遗迹，两端与头道边“壕墙”相接，沿线分布敌台7座。另外在花马池城以东至定边县境内头道边北侧、毛卜剌堡东西两端以及清水营以东大边内侧均发现有沟垒遗迹，这些当是王琼修筑所谓“深沟高垒”及其后任维修改筑壕墙后的孑遗⑧。至于“沿河边墙”，经刘天和修筑为“长堤”，后为河水泛毁，现仅存数公里，残存大部处于原陶乐境内，因此又被称为“陶乐长堤”。

　　明制五尺为一步，三百步为一里。明代量地尺一尺约合今32.65厘米[19]156，一里约合490米。今123公里约为明制251里。另据《嘉靖宁夏新志》所载相关堡寨间里程推之，横城至花马池亦为250里⑨。所谓大边“五百里”、“三百八十七里”之数，皆有虚报、夸大之嫌，而王琼所报“定边营南山口起，西北至横城旧墙止，共长二百二十八里”，当更接近实际里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