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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青铜文明的圣殿 ——吴城商代遗址
“人类假如想看到自己的渺小，并不需要仰视繁星密布的无垠苍穹，只要看看在我们之前几千年就存在过，繁荣过，而且已经灭亡的世界古代文化就足够。”——希拉姆（西拉姆著，刘迺元译：《神祗·坟墓·学者》，三联书店，1991年）
樟树地处江西省中部，鄱阳湖平原的南缘，市境跨赣江中游两岸，扼赣、袁二水汇流口，控浙赣铁路与昌赣、沪昆公路转运枢纽，为全省水陆要津。其为市境东西长而南北宽，古志形容“如太阴半月之形”，赣水将境域分为河东、河西两部分。樟树土沃水清，气候温和，四季分明，雨水充沛，月照充足，宜于作物生长，“夹岸桃花燕子飞，一江春雨鳜鱼肥 ”，是樟树在正常年景下鱼米之乡的写照。正因有着如此优越的地理环境，远在距今4500年前人类就生产、生活于此境。
20世纪70年代吴城遗址的发现是中国南方青铜时代考古的重大突破，说明这里的文明既与中原殷商文明有密切联系，又有地方特色，是与商王朝处于同一社会发展阶段的雄踞一方的方国，其当之无愧被评为二十世纪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之一，并成为研究南方青铜文明的圣殿之一。现在就让时间老人引领我们踏入这神圣的殿堂，去领略赣鄱地区古代方国文明的风采和神韵吧！
壹
“考古学家的生命和考古学最大的乐趣就在于田野的发掘。”
——张光直
吴城遗址被发现之前，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山村，遗址北面地势开阔平坦，尽为良田沃地，围绕村庄有一座垒筑而成的土城，当地老乡称之为吴城，亦谓“铜城”。巍巍壮观的土城，前有萧江作护卫，浩渺四环；隔江对岸又有律坪作案山，秀列如屏；后有三岭作主心，翠耸如画；左有马鞍山，循环拱抱；右有木鱼山，美锁水口。其形势可说是“天造地设”，确是人类生息繁衍的绝好胜地（图一）。
图一 吴城遗址全景
“那些唤回已经消逝的事物重见天日的人享有犹如造物的狂喜”——这正是江西考古人对于自己从事的事业和不断的“创造”感到无比骄傲的真实写照，正是因为有着强大精神力量的鼓舞，这些被称为“尘土学者”的考古工作者，“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终年栉风沐雨，跋涉在江西的山山水水，辛勤追寻古代文明之光，探索华夏文明的奥秘。下面就让我们回眸历史，重温江西考古人是怎样地追寻赣鄱流域古代文明的踪迹。
上世纪70年代初，全国各地都兴起了大兴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高潮。为了制服萧江水患，造万亩良田，1973年，当时的清江县革命委员会决定在吴城村兴修水库。适时，清江县博物馆的同志会同社员群众在这里进行考古调查，采集到一些印有几何形图案的陶片和稀奇古怪的文物。出于保护文物的责任心和职业的敏感性，清江县博物馆及时上报江西省历史博物馆，并共同将文物标本照片寄送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苏秉琦教授和有关专家鉴定，认为这是江南地区首次发现的夏商时代遗址。8月28日，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函告江西省革命委员会，要求切实加强吴城商代遗址的保护。鉴于吴城遗址的重要性，江西的考古人为全面、科学地了解吴城遗址的面貌，自此以后开始了漫长的探索之路。自1973年秋季开始，考古工作者对吴城遗址先后进行了十次科学发掘（图二）。
图二 1975年第四次发掘
1986年4月，江西省文化厅和江西省文物工作队下拨专款兴建吴城考古工作站，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在贺信中指出：“建立吴城遗址工作站，是江西省文物考古工作向前迈了一大步，可喜可贺。”（图三）
图三 吴城考古工作站
1996年11月20日，国务院公布吴城遗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图四）。
图四 吴城遗址全国文物保护单位标志碑
吴城遗址从1973年至今经历十次发掘，主要成果体现在分期及年代的确立，以及祭祀广场和龙窑等手工业作坊区的发现。但是整个城邑的布局尚不明了，诸如宫殿区、墓葬区、道路等等相关信息，尚待我们继续发掘、继续探寻。苏秉琦先生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古国”是文明起源的三历程，明确提出了这是“从氏族公社向国家转变的典型道路”，古国、方国、帝国是国家形态发展的三部曲，北方原生型、中原次生型、北方草原续生型是国家形成三模式。吴城青铜文明是较为成熟的青铜文明，因而通过对吴城遗址的进一步发掘、研究和理论概括，溯本追源，对于赣鄱地区古代文明三历程、三部曲及方国形成模式的确立，从中揭示青铜时代江西先民生产、生活、社会组织、观念形态以及他们所处生态环境等方面的状况，据以复原古代社会原貌，重现江西地区古代文明逻辑的历史的发展过程。
可以预见，吴城遗址的发掘和研究是一次长期的艰巨的系统工程，吴城遗址的探索之路还很长，很长……它需要我们江西考古界几代人不懈的探寻。
可以相信，通过江西考古人不懈的探寻，江西古代文明之光，必将照耀于赣鄱大地，梦不再是梦，让我们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吧！
贰
“当前众多激动人心的发现不仅来自新的发掘，而且也出自诸如放射性碳素断代法和分子遗传学研究等新技术的应用，它们大大改变了我们研究和理解过去的能力，考古学理论的发展已使我们进一步意识到，我们不只在重新发现过去，而且是在创造过去，因为从地下挖出来的各种史料自己不会直接说话，必须由人来解释它们，而我们正是它们的解释者，‘过去’尽管是建立在经考古学家的手铲挖出的全部伟大发现基础上的，但它在一定意义上仍然可以说是我们的创造之物。”（保罗·G·巴恩主编，郭小凌、王晓秦译，《剑桥插图考古史》，山东画报出版社）
吴城遗址历经三千多年风雨，静静地矗立在萧江南岸，古代先民无以伦比的创造，无声地埋藏在这片秀美的红土地下，象待字闺中的美女，等待人们的再创造，而进行再“创造”的正是被称之为“尘土学者”的考古工作者，考古人用手中的手铲将赣鄱古代文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那些辉煌的篇章，展现在现代文明面前。吴城遗址就像一本内涵丰富、精彩纷呈的无字地书，它真实地记录了商殷时期江西古代文明的演进过程。现在就让我们穿越历史的时间隧道，目睹吴城先民是如何胼手胝足，披荆斩棘，在这块红土地上创造出的璀璨夺目的古代历史文化。
一、降丘宅土
人类一诞生，便与大地母亲结下了不解之缘，人类的衣食住行，无不取自于大地，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大地永远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空间环境。
上古时代，人类抵御洪水的能力较为低下，因此一般大江大河的冲积平原地带，还不是很适合于人类居住，人们选择的大多是大河支流的丘陵山地，亦即所谓“山前地带”，江西商周遗址大多具备这种特征，吴城遗址的选择同样如此。因此吴城遗址的存在是有其天然的合理性。它是人类早期生活自然选择的必然结果，它是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典范。可以想见它是吴城先民通过对自然地理环境的不断考察的一种必然的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天意和人意的完美结合，是人地关系的一种和谐统一。
二、文明之邦
“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书·舜典》）
夏鼐先生在《中国文明的起源》一书中根据现代汉语中给文明下了这样一个定义：人类社会进步的状态。现今史学界一般把“文明”一词用来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有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
在一个多世纪的有关文明史的研究中，许多卓越的社会科学家都是将文明与国家联系在一起的，国家是文明的政治表现，是文明社会的概括。有关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形成的探讨，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考古学和人类学的实践问题。在文明起源的标志问题，既要有抽象性的概括，又要有具体性的区别对待，并能将这种抽象性寓于具体性之中，将共性寓于个性之中。在较为抽象的社会结构这一层次上，可以将国家的出现作为进入文明社会的共同标志，而同时又允许这种统一的共同标志在不同的生态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中有不尽相同的文化表现和物化形式，基于大量的考古发掘和研究的成果，在阶层或阶级分化的基础上出现的城邑、都市之类，可以作为国家出现的标志物或物化形式。工程庞大的城墙及城内的庙宇宫殿的建筑，充分显示了人力、物力资源的集中，显示了行政控制与组织管理的复杂。（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
通过对吴城遗址三十多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并对比上述文明诸社会因素的物化表现形式，吴城遗址（应称为吴城城邑）具备了城邑同阶级阶层分化相结合的国家的形态，是商时期长江下游地区跨入文明门槛的古代方国之一。
（一）高耸的城墙，深陷的壕沟
中原地区是中国最早在聚落周围修筑夯土城墙的地区之一，河南郑州发现的西山村古城，其年代可以早到仰韶晚期，龙山时代，中国许多地区都出现了具有城墙的聚落。《礼记·礼运篇》曾经记述到由“大同”时代过渡到“小康”时代（阶级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城郭沟地”的出现，正如恩格斯所说：“在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墙壁并非无敌，它们的壕沟深陷为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耸入文明时代了。”
毫无疑义，吴城具有城邑的形态。作为长江下游进入文明阶段的代表性遗址，有城墙与否，应该是较为关键的，毕竟它是文明物化形态的一种主要的考古遗存（图五）。
图五 吴城城址北城墙
我们初步认为：
1、城垣的始建年代应为吴城一期，吴城二期进行了大规模的重修，奠定了吴城城垣的规模和体量，之后，还经年进行过维修，其废弃年代在吴城三期（图六）。
图六 吴城城址西段城墙剖面
2、城垣的结构由基槽、墙体两部分组成，外端有人工挖建而成的壕沟（图七）。
图七 吴城城址西段城墙和壕沟剖面
3、城垣具有防御和防洪的双重功能，尤其是北城垣，面临萧江，更具有防洪的功能。
4、城垣的修筑方式为垒筑，这是南方地区独特的不同于北方的修筑城垣的技术传统，其主要是依据整个吴城遗址的地形地貌，依据天然的山体的走势，挖高补低，一层层堆垒，并逐层泼水踏实。堆垒所用土主要是利用挖建壕沟所出土，余部则是就近取土，并形成了城内连片的蓄水塘。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城壕第14层堆积中，在不足4平方米的面积内，共出土人25个头颅骨（包括1995年出土的），颅骨埋藏或散落状，或叠压状，未发现头颅以外的躯干及肢骨，并有少量动物骨骼（图八）。
图八 吴城城址西城壕颅骨出土状
根据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专家对出土的部分颅骨的形态特征鉴定结果表明，其中可能男性的为5具，性别不明的为11具。结合牙齿齿冠磨损状况和颅骨缝愈合度判断，年龄大多为20～40岁的青壮年。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其中二具颅骨有明显的被锐器砍伤的痕迹，年龄在20～30岁之间，可能与战争或俘虏有一定的关系，它是上古时代战争与献祭的历史再现。保护比较完整的几个颅骨的形态特征，具有蒙古人种的某些特征（图九）。
图九 吴城城址西城壕出土颅骨
同时，通过对出土颅骨进行Y—DNASAP分型测试结果，可以初步推断吴城遗址出土个体在族属上接近于苗瑶民族。
（二）敬天祭祖，礼仪中心
殷代社会氛围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宗教信仰的巨大影响，商殷文化有着深刻的宗教烙印（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第561页，中华书局，1988年）。
由于以往对于殷代宗教的认识基本上来源于甲骨卜辞以及先秦古籍中的关于宗教方面的记载，而对于当时具体的宗教祭祀场所的面貌则处于一虚渺的幻觉中。吴城所揭露出来的宗教祭祀场所，则为我们提供了形象的物质文化遗存。
从目前揭露的状况看，吴城商代宗教祭祀场所主要由路、建筑基址、祭祀台座、红土台地、柱洞群五大部分组成，并由路把它们连接在一起，有机地构成了一个规模宏大、庄严肃穆的商代宗教祭祀场所（图一○）。
图一○ 吴城城址祭祀广场
（1）路
从目前揭露的情况看，路全长约91.8米。从路的建造方式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居住在吴城的殷代先民们为了适应南方地区潮湿多雨、土壤粘性大的特征，特意在路面上铺筑了大量的碎陶片和鹅卵石，以利安全便利行走，显示了其聪明才智，表明地理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正如马克思所说：“不同的共同体，在各自的自然环境内，发现不同的生活资料的，所以他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生产物是不同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423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图一一）
图一一 祭祀场所长廊式道路
（2）建筑基址（F1）
F1整体形状为一圆角长方形，面积约30平方米（图一二）。
图一二 建筑基址
门向西南。门道两端各建有一构筑特殊的门墩，两门墩内侧各有一柱洞，可能已使用转轴式门。两门墩的建造方式都为挖穴起墩，显然是有意为之，可能起着代替檐内柱以支撑门檐，从而使门墩内两对称柱起着转轴的作用（图一三）。
图一三 建筑基址之门墩
根据此建筑基址在整个场所中所处的位置，以及结构，我们初步推断为祖庙。
（3）红土台座
其平面形状作满弓状，形如六瑞之一的玉珩。我们初步推断红土台座为宗教祭祀时用以献祭仪式之祭台，献祭仪式起着沟通人神的作用，并以此取悦于神（图一四）。
图一四 红土台座
（4）柱洞群
红土台地边缘西南侧与路拐角处三角地带，以及台座的东南侧，分布着大小不一的柱洞上百个。从布局看，它们与上述遗迹属同一群体（图一五）。
图一五 柱洞群
（5）红土台地
红土台地基本位于路的北侧，与路处于平行状态。红土台地从整个地形和地貌观察应是在一原始丘陵岗地上，采用人工的方式将其筑平、挖高补低，形成一平整、壮观的宗教祭祀广场，正如《礼记·曲礼》所曰：“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凡家造器为先，牺赋为次，养器为后。”
从整体布局分析判断，我们认为，路、建筑基址、红土台座、柱洞群、红土台地组成了一个大型的宗教祭祀仪式场所。其中路起着沟通、连接的作用，而不同建造方式及规格的不同，则表明行走于其上之人的身份等级的不同，建筑基址从其构造和规模，我们判断其是祖庙，柱洞群则起着宗教标志及区域标志的双重作用，一方面，它象征或代表着一个或多个宗族，柱洞则是插这种标志所遗留下的信息。一方面，它在这种庄严的宗教场所里起着栅栏的作用，作为区域的标志；红土台座在整个宗教祭祀场所中则作为献祭仪式的祭台，神秘而恐怖。
总之，这种祭祀场所的边界和组成部分是人为的，它由三部分组成。
区域一：氏族成员集合处，这个区域要接近，又要分离于祭坛，在举行宗教仪式的场合中，一般氏族成员是不能进入为巫师和其他氏族的首领特备的祭坛的。
区域二：中间地带，多数宗教、祭礼仪式活动在此举行，它也是为巫师准备的。
区域三：祭坛，由祭祀台座、祖庙等某种明显表示这是神位的偶像符号组成，是整个仪式活动中最为神圣的区域。
从红土台地在整个遗址的地理位置状况看，它是处于整个吴城城址的中轴线上，因而从祭祀所在的地方来分，属于城内祭祀，包括宗庙、社稷之祭祀。它是吴城先民敬天祭祖的考古学物化表现形式。
（三）政治权力的工具——青铜器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中国古代青铜器兼具这两方面的功能，青铜时代诸多的青铜礼器和兵器，即是其代表性的器物。
作为南方地区青铜文明的代表——吴城城邑，亦毫无例外地拥有了自己的青铜器，拥有了冶铸青铜的技术。
几十年来，吴城遗址共发现青铜器30件。其中礼器5件，有鼎、尊、斝及器盖等；兵器11件，有矛、戈、剑、镞等；生产工具14件，有斨、锛、锸、凿、刀等。此外，出土的还有青铜残片和铜渣。
礼器中的一件青铜斝，敞口，方唇，高束领，中腰微束，腹部略鼓，平底，最大腹径在近底处。三空心足外撇，与腹通，横截面近似等腰三角形。口沿之上立两菌状柱。器身外侧除口沿及足部素面外，颈、腹部均饰单线条的卷云纹和凸出的目纹，颈部下侧、腹部上下缘均饰一周连珠纹，立柱菌头为火纹（圆涡纹）。足与器身一次铸成，三外范，范缝明显，立柱分铸。通高19.8厘米、口径15厘米，重935克（图一六）。
图一六 青铜斝
器盖为凤首钮盖。整个器形近似鼓起的半圆伞状，口内敛，已残。盖正中有捉手，捉手成鸟头状，高冠（残），凸目，尖勾喙，粗颈竖立，敛尾。颈部饰宽线条的卷云纹。盖外表，环绕凤首的器盖中部饰纹样。盖饰一圈云雷头的卷云纹，风格粗犷，但线条流畅。通高10.7厘米、口径23.3厘米，重795克（图一七）。
图一七 凤鸟器盖
青铜戈中的一件凸脊戈，直内，援较长，有脊上饰三道弦纹，形成两凹槽。上下有阑。内末端呈弧形，有一圆穿，阳刻有云纹。色青绿。残长22.3厘米，厚0.4厘米（图一八）。
图一八 戈1
图一八 戈2
余如礼器中的鼎、尊，兵器中的剑等虽已残损，但从规整的造型和精致的纹饰看，都不失为青铜器中的精品。兵器中的五件矛（图一九）、三件戈，生产工具中的四件斨，皆形制多样，美观而又实用。而铜渣的出土，更为吴城文化遗址已有铸铜工艺的存在，添了注脚。
图一九 矛1
图一九 矛2
吴城青铜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在冶铸工艺技术方面别具特色，在熔铜方面，吴城出土了大批冶铸遗物，就是不见有冶炼器皿。根据吴城发掘出的一个圆形竖坑资料判断，应该是采用平地挖坑立起一个小型竖炉的办法熔铜的（图二O）（彭适凡：《吴城青铜文化与古扬越》，《江西先秦考古》，江西高校出版社，1992年版）。
图二O 冶铸遗迹1
图二O 冶铸遗迹2
在铸造方面，铸型以石范为主，陶范很少，石范绝大部分铸造锛、斧、凿、刀、戈、镞、钺、矛等工具和武器。像江西吴城这样大批发现石范的遗址，目前不仅在中国，就是在南亚都甚为罕见（图二一）。
图二一 车马饰件范
图二一 锛范1
图二一 锛范2
依据中国古代青铜文明逻辑和历史的发展演变规律以及江西地区有如此丰富的铜、锡矿藏，我们初步认为鄱阳湖—赣江流域的早期铸铜工艺应是在先进的中原青铜文明的影响和刺激下产生的，同时结合本地区特有的物产资源进行了相应的技术创新和独创，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本地区独有的青铜铸造工艺和技术，在晚商时期成为赣鄱地区青铜文明的中心。
（四）遗失的古文字
摩尔根在其《古代社会》一书中认为，文明时代“始于标音字母的发明和文字的使用”，“刻在石头上的象形文字可以视为与标音字母相等的标准”。（摩尔根：《古代社会》（上册），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恩格斯进一步认为，正是“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吴城遗址自1973发现至2002年历经十次考古发掘出土大量石、陶质文字刻符，主要集中在器物的底部、肩部、器表和口沿部。(图二二)。
图二二 吴城遗址出土陶文1
图二二 吴城遗址出土陶文2
图二二 吴城遗址出土陶文3
图二二 吴城遗址出土陶文4
吴城遗址陶文、刻符大多是在陶器入窑前和制作石范过程中刻划上去的，贯穿吴城遗址三期文化之中(图二三)。
图二三 吴城遗址出土陶文1
图二三 吴城遗址出土陶文2
图二三 吴城遗址出土陶文3
从二期开始至三期出现一种用模具压印文字的工艺，这种压印的文字，是在制坯前拍好纹饰之后，再把器表上的纹饰刮削掉，然后用模具压印上去的。从模印文字看，其笔划之端正，镌刻之精工，显示出高超的工艺水平，其风格与甲骨卜辞、钟鼎铭文等官方文字相一致，显得工整、庄重(图二四) 。（ 周广明等：《清江吴城遗址第六次发掘的主要收获》，《江西历史文物》1987年第2期）
图二四 吴城遗址出土陶文
要之，吴城文字性质与特征主要体现在如下三方面：
1、记事性质文字释义及反映的殷商时期之史实 (图二五)。
图二五 吴城遗址出土陶文1
图二五 吴城遗址出土陶文2
图二五 吴城遗址出土陶文3
图二五 吴城遗址出土陶文4
2、记数性质文字释义及反映的殷周时期“易卦”之意义
吴城遗址数字卦标本的出土，扩大了人们对殷周“易卦”卦爻的认识，为吴城文化提供了更广大的研究空间(图二六)。
图二六 吴城遗址出土陶文1
图二六 吴城遗址出土陶文2
图二六 吴城遗址出土陶文3
图二六 吴城遗址出土陶文4
3、刻符性质蠡测
陶器符号是在陶器的特定部位上，而且限于较小的局部，其性质多为助记类符号，目的是装窑时区分窑位达到助记作用，此与窑址出土器上之刻符相吻合。另有一部分当为表示“所有关系”，如器物属于某人或某家庭、氏族所有。有的还可能是制造陶器的个人或宗族、氏族标记，这同样可以说是一种“所有关系”（图二七）。
图二七 吴城遗址出土陶文1
图二七 吴城遗址出土陶文2
图二七 吴城遗址出土陶文3
图二七 吴城遗址出土陶文4
(五)有关生死观的文明史——葬俗
吴城遗址先后发掘清理了共计20座墓葬。从吴城遗址历次发掘的墓葬分析，首先，对葬地的选择，从目前墓葬分布来看主要分城内和城外两部分，城内主要在城南杨家岭山地和西南部大士院，城外主要分布在城南关外正塘山和城北律坪后山和黄明弓后山；其次葬式主要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和瓮棺葬，而以长方形土坑竖穴墓为绝大多数，人骨架均不存；再次从随葬品看，主要随葬品为陶器，只有73QSW正M3随葬有青铜器。从墓葬分布状况分析，我们初步推断城南关外正塘山应为主要的墓葬区，从墓葬规模大小、形制结构及随葬品等方面分析，可以初步推断有一定的等级区别，尤其是随葬青铜器的73QSW（正）M3明显属于等级较高的一类墓，但由于吴城遗址尚未发现和发掘大规模的墓区，尤其是代表最高等级的王陵的缺失，制约了我们对殷商时期这一地区古代葬俗的进一步分析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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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存之道
（一）食物生产
食物是人类生存的基本前提，迄今为止，人类的食物主要来源于植物与动物，获取食物的方式则不外乎采集、渔猎、畜牧以及种植，吃什么、怎么吃以及如何获取食物，一直伴随着人类的进化和文明发展史，并成为人类进化与文明发展之重要阶段的标志。
从吴城遗址出土生产工具的功能分析，我们初步判断吴城先民的经济类型，应以稻作农业为主，渔猎和采集为辅。
从生产工具的形态特点来看，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如石锛中的有段石锛和无段的方形、梯形锛正是南方古代居民从新石器时代以来广为使用的特有工具（林惠祥：《中国东南区新石器文化特征之一：有段石锛》，《考古学报》1958年3期）（图二八），而且吴城遗址的有段锛多数段脊不很突出，往往带一横凹槽，即所谓退化型的凹槽锛（彭适凡：《试论先越民族的两种生产工具》，《百越史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和新石器晚期盛行的“高级型”锛不尽相同。吴城还出现一种少见的凹刃石斧和凹刃石锛，特点是一面弧刃，另一面凹刃。此种凹刃石器目前只在赣粤闽一些遗址中有所发现。此外，石刀以马鞍形为多（图二九），以及较多小型石锛、石铲之类生产工具等特点，都表现出其与中原有异而和南方古代文化关系密切。
图二八 吴城遗址出土石锛1
图二八 吴城遗址出土石锛2
图二八 吴城遗址出土石锛3
图二八 吴城遗址出土石锛4
图二九 吴城遗址出土石刀1
图二九 吴城遗址出土石刀2
陶质工具中以马鞍形陶刀出土最多，多双孔，单面刀，有陶质的，也有釉陶和原始瓷质，有素面的，也有刻划成压印方格纹、圈点纹、叶脉纹等几何纹样的，其上刻划有文字和记号的也不少，且多数在中间断成两截，说明这种陶刀非一般的装饰品，而应是作为收割或制陶的一种实用工具（图三O）。
图三O 吴城遗址出土陶刀1
图三O 吴城遗址出土陶刀2
图三O 吴城遗址出土陶刀3
图三O 吴城遗址出土陶刀4
但令人感到疑惑的是青铜生产工具在吴城遗址少见或基本不见。从吴城遗址出土的生产工具来看，确实主要为石质和陶质，但青铜兵器又多有出土，青铜容器亦有出土，青铜器主要表现在“祀”与“戎”这两个“国之大事”之上，个中原因值得深究。至于当时人们的耕作方式，我们只能根据文献记载而作一蠡测，《史记·货殖列传》云：“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执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汉书·地理志》与《盐铁论·通有篇》所记与此大致相同，这说明直到两汉时期甚至更晚南方地区仍停留在火耕水耨的水平，商时期处江南地区的吴城应不例外。
（二）饮食方式
在商周的考古研究上，青铜和陶制的容具提供了最为丰富、最为基本的资料，陶器和青铜容器不但是研究古代技术与年代的工具，同时更是饮食器具，张光直先生根据过去青铜容器各种分类以及文献中各种原料所作的饮食器具的名称，将饮食器具分为下举诸类：
1、食具
①、炊具：鼎、鬲、甗、釜、镬、灶。鼎、鬲和镬，大概是用于煮和炖的，甑和釜是用于蒸食的。
②、保存与贮藏器：
③、盛食器：这一类器皿下面有主要的四组：箸筷、勺子、盛谷类饭食的器皿和盛肉食蔬食的器皿，关于盛饭盛菜的器皿。其形状与原料都很复杂，盛饭器皿如豆和敦等是用青铜、陶土和编篮制成的，而盛菜器皿如豆、笾和俎则多以陶、木及编篮制成的，其中的豆，可说是盛肉食用的最重要的器皿，在商代是从来不用青铜做的（ 石璋如：《殷代的豆》，《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集刊》，1969年39卷）。另一种说法是青铜制作的盛食器主要是盛谷类粮食而很少来盛菜肴，这是很重要的一项区别。
2、饮具
①、贮水：
②、饮酒具：
③、盛水：
依据上述对饮食器具的分类，我们亦可以对吴城出土的器物（主要是陶器）列表如下：
从附表中，我们可以知晓，吴城先民炊具以鼎、鬲、甗、甗形器、釜、釜形器、深腹罐为主，其中鬲、甗、深腹罐为中原地区作风，而甗形器、釜、釜形器则是南方地区特有的炊具，尤以甗形器最有特色（图三一）。
图三一 吴城遗址出土炊器1
图三一 吴城遗址出土炊器2
图三一 吴城遗址出土炊器3
保存与贮藏器则以深腹盆、浅腹盆、折肩罐、折肩瓮、圆肩瓮、折肩尊、大口尊为代表的形态各异、型式不同的罐、瓮、盆、尊为代表（图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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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食器则以具有中原作风的“十字”镂孔假腹豆，以及真腹豆、圈足盘、矮粗柄陶盘等豆盘类器物为主，还有碗、缽类等（图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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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具则器类不多，主要有壶、盂类（图三四）。
图三四 吴城遗址出土饮具1
图三四 吴城遗址出土饮具2
图三四 吴城遗址出土饮具3
上述出土遗物中，食物上的所有需要在陶器上都可以得到满足。
（三）窑业技术
窑业是一个经济范畴，泛指一般的陶瓷制造产业，窑业技术，包括陶瓷生产过程中从原料采掘加工、成形装饰、烧造成器和包装贩运等各个环节（熊海堂：《东亚窑业技术发展与交流史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吴城先民窑业技术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是根植于本地区持续的自然条件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之中的，新石器时代灿烂的陶器文化，为三代文明奠定了良好的文化科学技术基础，促使殷商时期整个窑业技术亦取得了飞跃式的发展，吴城商代遗址制陶作坊区的发现以及吴城遗址出土的原始瓷就正是这飞跃发展过程的见证(图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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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商时期，中国南北方均发现出土有原始瓷，包括郑州二里岗、湖北盘龙城、河北藁城、上海马桥、江西吴城、角山等等，而其中尤以吴城遗址最具有特色，因而有的学者提出吴城及其邻近地区可能是当时原始瓷器的生产中心（陈铁梅：《中子活化分析对商时期原始瓷产地的研究》，《考古》1997年7期）。我们总结吴城遗址窑业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原始瓷的出现可以归纳如下：
第一、在从陶到瓷器的转变过程中，原料的选择与精选取是陶瓷工艺上的重大突破之一（李家治：《中国古代陶瓷科学技术成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
据郭演仪教授考证，中国瓷器的发明和发展，决定性的因素是使用了瓷石作原料。据地质条件分析，我国北方所产的高岭土多属沉积型，矿床赋存于石炭二迭纪煤系地层内，高岭土的化学组成中含有较多的A12O3、TiO2和有机质、粘性较大，吸附性较强，碎屑物质及含铁量低，因此适宜于用氧化焰或轻还原焰烧成，北方瓷土单独使用瓷石不易烧结成瓷。南方的高岭土在成因上则与花岗岩等酸性火成岩有关，多属风化残积型或热液型，有机质含量较低，含碎屑矿物较多，粘性和吸附性小，在化学组成上则TiO2的含量偏高，往往采用还原焰烧成（方邺森、方金满、夏志武：《瓷石和瓷土的类型和特征》，《景德镇陶瓷学院学报》1988年10月第9卷第1期）。瓷石矿广泛分布于中国南方诸省，瓷石在1200～1300度时即具有良好的瓷化特性，给瓷器的烧制成功提供了物质基础（郭演仪：《南北方古代的制瓷原料和瓷器的特征》，《景德镇陶瓷学院学报》1984年7月第5卷第1期）。
第二，在古代窑业遗存中历史信息最为丰富，技术含量最为密集，考察古代陶瓷技术最可信赖的资料，即烧造成器这一环节，其中与烧成技术相关的主要是窑炉，它是反映技术进步最敏感的指示器，是人类用以改变粘土制品的化学、物理性能而设计的专门设施，窑炉技术的进步主要表现为人类在利用这一设施控制火焰，高效率地烧制陶瓷，并在质与量的指标上所显示的生产能力。
根据发掘分布出来的材料，吴城商代遗址目前共发现窑炉12座，主要分布于遗址西北的丘陵坡地上，地处萧江上游，依山傍水，地势开阔，非常适宜制陶，
1986年发掘的编号为86Y6的“平焰龙窑”，保存状况良好（周广明、吴诗池、李家和：《清江吴城遗址第六次发掘的主要收获》，《江西历史文物》，1987年第1期）。窑床呈长方形，从窑头至窑尾残长754厘米，窑膛内底宽92～107厘米，窑壁残高10～37厘米，厚6～28厘米，后壁中部有明显的修补痕迹，表明此窑曾多次使用，延用时间较长。窑头朝西北，窑尾朝东南，东北一侧窑壁设九个投柴孔，一字形排开，排列有序。孔内堆积有陶片、烧土和炭屑及灰土混合物，孔底的红烧土硬面与窑床底硬面连为一体，处于同一水平线，窑头与窑尾水平高差为13厘米，坡度为1.7度(图三六)。
图三六 吴城遗址出土龙窑
值得关注的是，吴城商代龙窑已从平底的升焰窑改进为有倾斜度的平焰窑，虽倾斜度过小，尚处原始阶段，但已有了突破性的发展。根据龙窑的发展规律，窑身长度和容量随着升焰窑进化为平焰窑而逐渐增加，吴城商代龙窑残长7.54米，面积约8平方米，已经开始具备龙窑窑身长、容量大的特点，并独创了分段投柴的方法，为解决分段烧成的难题提供革命性的探索，它是龙窑技术上的第一次突破性的大发展。过去学术界一般认为分段烧成至迟到西晋才加以解决，因此，吴城龙窑投柴孔的发现和使用是吴城先民的一项伟大创举，是对中国古代窑业技术发展的一项重大贡献，这不仅在当时的江南地区，即使在整个中国大陆都堪称先进技术。
第三，从无釉到有釉是制陶技术上的一个重大成就，它是上古先民经过长期的生产实践，逐渐发现和发明了釉。远在新石器时代人们为了陶器表面粗糙带来的缺陷，采用修刮、磨光等方法，并在陶胎上施抹一层化妆土，以使烧制出来的陶器更加美观实用，随着窑炉技术的改进，烧成温度的进一步提高，涂抹在瓷胎上的化妆土在高温作用与燃烧过程中产生的草木灰有机结合，而自然而然形成了原始瓷釉，所谓的“窑汗”的产生，即是这一结果的真实写照，人们在生产实践中，认识到这一规律，自然而然由于不自觉发展到主动的予以施釉，这就表明釉的制作工艺是陶器涂层制作工艺的发展和演变的结果——即古代工匠在涂层工艺的基础上制作出具有一定厚度，在高温下熔融而完全玻化的釉层，原始瓷由此诞生了（宋健：《马桥文化原始瓷和印纹陶研究》，《文物》2000年第3期）
第四，过去学界对于中原地区出现原始瓷和印纹硬陶，学者们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是本地烧造，有的则认为是南方地区烧造的(罗宏杰、李家治、高力明：《北方出土原始瓷烧造地区的研究》，《硅酸盐学报》1996年6月第24卷第3期；安金槐：《对于我国瓷器起源问题的初步探讨》，《考古》1978年第3期；周仁、李家治、郑永圃：《张家坡西周陶瓷烧造地区的研究》，《考古》1961年第8期；程朱海、盛厚兴：《洛阳西周青釉器碎片的研究》，《中国古陶瓷研究》，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编，科学出版社，1987年；李家治：《原始瓷器的形成和发展》，李家治，陈显求等编，《中国古代陶瓷科学技术成就》，上海科技出版社，1985年；陈铁梅：《中子活化分析对商时期原始瓷产地的研究》，《考古》1997年第7期；宋健：《马桥文化原始瓷和印纹陶研究》，《文物》2000年第3期)。需要强调的是，在我国南、北方都有丰富的瓷土资源，商代南方地区之所以能烧造原始瓷，其根本不同，首先在于南北方原料的差异性，南方陶器所用的原料较之北方陶器所用的原料有较高的耐火度，而且北方瓷土单独使用瓷石不易烧结成瓷。其次在于窑炉技术的提高，尤其是龙窑的出现，为印纹硬陶和原始瓷的出现，提供了技术的基础。北方陶器的温度略高于南方陶器，但仍低于南方印纹硬陶，南方印纹硬陶的烧成温度已高达1100度，已接近原始瓷的烧成温度，这反映在原始瓷出现以前北方地区因窑炉技术发展的停滞尚不具备烧成原始瓷所需的技术。因此，毫无疑问，吴城商代遗址是中国原始瓷的发源地之一。
（四）、住宅形式
吴城遗址发掘清理房址三座。其中以73QSW竹T2F1（图三七）为代表。
图三七 吴城遗址房址
该房址位于吴城黄家村后竹林山东南侧边沿，即竹林区。方向为南偏东40度，北墙破坏较严重，西、南墙保存较好。门向东南，有通道，有灶台，房基，南北3.6、东西2.1米，墙壁残高5～70厘米。房基中间有一柱洞，洞径0.23、深0.35米，为房基中心顶柱。房基周围残留柱洞6个，均设于墙壁之中，洞径0.15～0.23、深0.12～0.48米。墙壁残高0.05～0.7、厚0.08～0.15米，墙壁和地面都经过焙烧，表面呈青灰色，门道呈柠檬黄色龟裂纹地面，烧面厚0.005～0.01米，灶台呈椭圆形，高0.15、径0.35米，中间有一圆坑，为烧坑，径0.2×0.1米，深0.1米，该房基为半地穴式，房基内堆积为红壤土夹烧土块和烧土粒，堆积底部出土遗物有鬲、尊、罐、钵等。房基周围还有几处红烧土壁露出地面，应是此类小型房基的分布区。
叁
“身处两个永恒——逝去的往昔与未知的将来——之间，我们从未停止追寻自己所处的位置和方向感，我们都想知道为什么，人是好问的动物，尽管有所发现，即相信我们已找到答案的信念会使我们彼此疏远，并且忘记我们的人性，但继续使我们走到一起，并把我们造就且保持为人的正是探索本身，我们不断在永恒的为什么中探索人性，在探索之中从寻找意义达到发现意义。” ——（美）丹尼尔·丁·布尔斯廷著，吴晓妮等译：（《探索者——人类寻求理解其世界的历史》，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
远古文明的身影已消失在历史长廊的尽头，只有那遥远的脚步声还在历史长廊中回响，这就是人类祖先遗留下来的丰富的典章制度，以及存埋于地面或地下的文物实体，对古代文明的研究决非“发思古之幽情”，历史科学的一切命题都内在地具有现代意义。探索遥远的古代文明是人类的一个永恒的主题，而考古工作者就是实现这个主题的使者，力争从祖先那里寻找创造现代文明的灵感。
吴城遗址自20世纪70年代发现、发掘以来，多少考古学人为研究和探索吴城遗址文化的年代、性质、文化内涵、族属等诸多相关学术问题孜孜以求，皓首穷经，其目的就在于探索中华古代文明的踪迹，以期走出疑古时代，重建中国上古史。在研究探索的过程中各位学者本着实事求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学风和学术态度，对吴城遗址进行了多层次、全方位的探讨，力求达到逻辑和历史的有机统一。可以毫无夸张地说，对吴城遗址的研究，是江西先秦史的精髓之所在，是江西考古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正因为如此，吴城遗址的发现和研究被视为打开研究江南古文化的一把“钥匙”和年代学的“标尺”，亦正因为如此，对吴城遗址的研究和探索，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有诸多不解之谜在困惑着人们，同时也吸引着人们，吸引着人们不懈地追寻和探索。正如西马库斯于公元384年在更换罗马祭坛胜利女神雕像时的演说：“我们拥有一个共同的天空，同一个苍穹笼罩着我们，各人借助何种学术理论寻求真理，这难道很重要吗？没有一条道路会将我们引向解开这么大的奥秘。”
对吴城遗址文化的分析，必须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三者结合，通过考古学的文化因素文化关系的研究，科学、真实地确定吴城文化的性质、发展阶段的划分、源流的考证，与其他考古学文化关系的探讨，以及其在中国考古学文化区及类型体系中地位的推断以及所反映的社会结构的研究，通过历史学相关文献的记载和古史传说，把吴城文化的发展放置于整个中国大历史的发展进程中，通过人类学相关文化演进、变迁的理论，来阐述吴城文化历史发展演进过程和规律，从而达到逻辑和历史的有机统一，走近历史真实——这是我们努力追求的目标和方向。
基于上述方法论的考虑，我们在此借用俞伟超先生的观点——“长江流域的青铜文化并非土生土长，而是二里岗文化时期的一支商人来到长江中游带来的，直到殷墟阶段，二里岗文化普遍向商王朝核心地区退却，在殷墟文化分布范围的四周才大量发展起本地的青铜文化。……而当这种青铜文化发展起来后，他立刻会成为本地区的中心，包括经济的、政治和文化的，换言之，掌握青铜的冶铸技术的族群，会成为本地区的霸主。”（ 俞伟超：《长江流域青铜文化发展背景的新思考》，《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研究》，高崇文、安田喜宪主编，科学出版社，2002年）吴城城邑国家的兴起就是在此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大的框架建构起来，并不说明一切问题就解决了，比如南下的商人是中原地区的哪一支？他们的迁徙路线又是怎样的？他们是出于什么动因和目的？比如南来之后，他们是如何与土著人融合在一起的？是通婚？是贸易？是战争？是结盟？比如……，诸多的不解之谜还在等待着我们破解，“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探索者，去探索吧，未来由探索构成。”
——奥尔特加·加塞特（摘引自（美）丹尼尔·丁·布尔斯廷著，吴晓妮等译，《探索者——人类寻求理解其世界的历史》，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
原文刊于李玉英：《故园寻踪：考古大发现》，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文章略有增删。
编辑：“江西考古”微信公众号编辑小组
终审：柯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