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考古发掘按照程序一铲一铲往下掘进时，伴随深度的增加，我的心情也一天比一天紧张。不规则的长方形墓圹，“歪门邪道”的墓葬出入口（墓道），离奇的分区埋葬和黄色硬土层……下面究竟会有多少稀奇古怪的情况发生，只有天知道！反正江西考古的东西总是出人意料。

2007年1月6日，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李洲坳考古队全体成员到达李洲坳。县里也成立了以县长为组长的考古发掘领导小组，协调考古发掘工作。考古发掘由此正式拉开序幕。

按照田野考古规程,清除土墩上的树木后，以土墩顶部为中心基点，往四周向下，像切西瓜一样将土墩划分为四等份；然后对其中一等份，往下科学发掘。希望以较快的速度了解墓葬的封土结构。

1月24日，是值得庆祝的日子。当工人们仔细地刮平面时，我突然发现在发掘区西部，有一块红土和黑土呈直线分布。这是重要迹象的出现！我抑制不住激动，迅速从工人手中抢过锄头，亲自顺着带状直线向北侧一路刨去，尽管气喘吁吁，我仍不停地在地上刨着。墓圹一角终于露出端倪，8.4米！虽然终点线不甚明了，但西侧墓边至少有8.4米！由此，大致可以推断墓圹的分布范围为8.4×8.4米左右。顺着已找到的西侧墓圹，其余三条墓边应该很容易找到了。

确立了工作思路，接下来的所有任务就是寻找其他墓边。墓葬的长度不断改写，西侧的墓边居然长达12.7米。带着疑惑，带着兴奋，我们继续寻找其他墓边。南北长14.7米、东西宽11.4米，面积最终定格在160平方米，还带有3米宽的斜坡墓道！这是什么概念啊，江西首次发现啊！要知道之前江西省发现的最大墓葬——新干大洋洲商墓，也才不到30平方米的规模！难道这里曾有过诸侯王？难道是徐国贵族墓葬？我激动万分，带着一系列的想法，加快了发掘进度（图三）。

2月4日，天气十分晴朗，照得我们的心暖洋洋的，而这天也是我国传统的立春节气，似乎昭示着一个春天到来的好运。下午休工时止，已发掘深度2.7米。为摸清墓室的分布范围及地层堆积情况，在此层面上，往下钻探，共打探眼9个。钻探结果，在距现层面2.1米下普遍有木板。墓室内棺板分布面积达到10×8平方米，面积达80平方米以上。

有80平方米左右的棺椁分布！毫无疑问，一个重大的发现即将成为现实。多日以来对地下文物的种种猜测、疑虑都可以抛到九霄了。

春夏之交的江南，寒气尚未退去，雨水提前来临。4月5日，发掘至东南部填土深约3.5米时，出现大量地下水，并发现棺板。次日，清理中部填土时，发现填土下有一层铁锰质坚硬质层，此层呈圆坡状分布，恰似一具棺顶。这样看来，下面棺椁似乎是单独成室的，每室一冢，每冢结构一致，各自成一单元！——或许是各自成一体的圆形冢。那么难道没有完整的椁室吗？下午，在东壁南侧又发现不规则墓道（不在中间，与墓壁还不垂直），很有意思——不知目前国内有无此种现象？是楚墓的变异？还是新族属的特殊葬式？谜团接踵而至。

4月14日，经历了发掘以来最大的一次暴雨。大雨初歇，我与小饶下墓穴，用钢钎试探各角落时，小饶突然踩空滑倒！用钢钎试探，在20厘米下有整块木板分布，用手一摸，居然发现有圆拱形棺盖！宽度约60-70厘米。从其他低洼处摸索，又有同样结果！

原来是一些由众多小棺组成的地下棺阵（图四）。这时，我多少有些失落。小棺的发现，至少可以说明，像楚墓内那样宏伟华丽、品种丰富的青铜器没有了，能发出低沉浑厚乐曲的编钟不会有了，在这么小的棺内甚至连尸骨也不会有了。但是，它是我国发现的最奇特的墓葬现象，这就是李洲坳墓葬的最大看点，我安慰自己，也安慰大家。

最后对墓葬的清理表明，该墓葬为一处有封土的大型土坑竖穴墓葬。原封土高约12米，分五层呈水平状夯筑，间隔有成片的石块。封土正中下方为墓穴，墓口至底部深约4米，墓葬东壁南端为东西向斜坡墓道，宽约3米，受现代公路的破坏，残长5米。墓葬底部整齐排列着尺寸基本相当的大小棺木47具。

抛却往日的种种猜测，重新回到墓葬旁边。当墓底的淤泥一车一车外运时，展现在世人面前的竟是一幅神奇棺阵！47具棺木组成的棺阵整齐排列在一个墓穴之中。究竟哪一口棺木是墓主人的呢？而墓主人究竟是谁呢？

北大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教授来了，他代表国家文物局第一批专家前来检查指导，他说这是我国南方地区东周青铜文明的又一次重要发现。专家们的肯定使得我们信心大增。5月17日，雨后的傍晚，天黑比往日来得早些。余江安和傅雪如正在紧张地对昨天编号为“G47”的棺木外侧露出的陶环进行清理，我在外围密切注视着。忽然，瞥见老余匆忙地爬出墓道，很神秘地向我招手。走到墓道口，顺着老余的手指向G47望去，只见在略显昏暗的棺木外侧有小块金属片在发光。我快步冲下墓道，跃到了棺头。只见黑色陶环中央，一块半圆形金属闪闪发亮：是金器！狂乱的心跳伴着沉重的呼吸，我亲自拿起竹签、木铲，躺到地下木板上，与他们一起清理起来。我们静静地将覆盖在金器上面的膏泥一层层剥去。渐渐地，金器终于显出“庐山真面目”：这是一件硕大无比的圆形金器（图五）！直径达到30厘米，表面捶揲着精美的花纹（图六）！可能就是族徽或者图腾！经历三季，历时130天，终于等到这一刻了！它标志着这是一座等级很高的墓葬，而这肯定就是主棺，主棺内部一定有更多的随葬物品！至于墓的主人，我产生了一个奇妙的灵感：在春秋晚期，徐国一直遭到吴国和楚国的战争威胁，这座大墓可能跟当年的战争有关。也许在一次保卫国土的惨烈的战斗中，一位将军和他的部下不幸全部阵亡。国君悲痛万分，下令将他们集体厚葬。

带着这样的猜想，我热切地盼望着开启主棺，如果里面的文物出现兵器，那么关于将军墓的推测就能得到部分的证实。庞大的主棺总重量超过了1吨。在起重机的帮助下，棺盖终于被打开。全体队员急切地拨开棺木中的淤泥。但是，结果令人大失所望：不但棺主的尸骨已经腐烂得荡然无存，而且竟然没有陪葬品。

有人认为可能是墓葬在早期遭遇盗墓。但由于这具棺木，没有放在墓穴中心，而是摆放在临近墓道口的地方，所以盗墓贼不会判断出这就是主棺。我认为，如果说主棺被盗的话，为什么盗墓贼不继续往里面盗？所以我分析，主棺的破坏很可能是自然原因造成的。清理主棺唯一的收获是一枚龙形玉佩。这枚玉佩呈半月形，质地通透，上面有一个挂绳子的孔，厚度只有2到3毫米，双面都雕有微小细致的云雷纹（图七）。

更让人感到困惑的是，就在离主棺最近的位置，还有一个棺床，显然是给地位仅次于主棺主人的人准备的。但是，这个棺床上没有棺材。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在那些还没有打开的棺木中，会不会留下些什么呢？我们将大部分棺木运回室内进行清理。清理工作复杂而枯燥：用喷壶冲洗泥沙，以虹吸法去除污水，再用毛笔轻轻刷掉表面的污点。

在47具棺木中，有22具保存较为完好的人骨遗骸，还有一些随葬品。不过，这些随葬品几乎都是生活工具，而没有兵器，我关于将军墓的猜想在此时动摇了。为了进一步调查这些人的身份，我们对人骨遗骸的各个部位进行了精密的测量和鉴定。出人意料的结果是，能鉴别出性别的7具人骨遗骸均属女性，年龄在15岁到25岁之间（图八）。这些年轻的女性显然不会是骁勇的战士，这一检测结果彻底否定了将军墓的猜想。

在清理棺木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在许多棺木中都有同类型的香瓜籽。最后总共出土了上百颗之多（图九）。这些没有消化的瓜子告诉我们两件事实，一是这些人死在瓜果成熟的夏季，二是这些人是在同一时间死去的。目前为止没有发现这批死者生前有被捆绑痕迹，也没有发现这些骨头上有任何的砍砸痕迹，或者是利器砍伤痕迹。所以她们不是在战争中被集体杀戮的。

编号为G25号的棺木内的人骨遗骸保存得最完整，而且姿势也非常奇特。它向右侧卧，左腿架在右腿上，右手顺势枕着头部，仿佛很舒适地睡着了。这样的动作显然不是自然死亡的状态，而是在下葬的时候刻意摆放的。这时，又一个奇怪的现象发生了：在11具人体遗骸的骨骼中都发现了一种绿色的结晶体（图十）。这些结晶体呈细长的菱形，颜色深浅不一，分布十分广泛，在膝盖骨、颅骨、牙齿根部，甚至有些尸骨的整个骨腔里都长满了结晶体。有人联想起之前发现的上百颗香瓜籽，提出了一种新的推测：这些人在临死前不久，曾在一起进食，食物包括香甜的瓜果。而这是她们的最后一餐，因为食物中掺杂着毒药。这些年轻女子很快毒发身亡，被集体安葬。两千多年里，在幽暗潮湿的地下，毒药产生了化学变化，形成了这些结晶体。

随着清理工作的深入，又出现了更多不好解释的现象。在她们衣服的局部，可以清晰地看见残留的朱砂印纹。在那个时代，朱砂是一种高级染料，只有身份高贵的人才能穿着这样的服装。但是，这些曾经非常精美的服饰和淤泥混在一起，两千多年的自然变化使得它们紧紧地附着在尸骨上，难以分离。所有织物都变得很脆弱，一点不慎的触碰，就会化为粉末。

我们将尸骨与紧紧附着在上面的织物进行剥离，再小心翼翼地将尸骨取出。完整取出的织物，还需要浸泡在水里，一遍遍地清洗、换水。当这幅纱布完好地呈现在人们眼前时，大家都为古人高超的纺织技艺而折服。经过清理发现丝织品品种有桑蚕丝和麻两种。桑蚕丝织物有各种不同密度纱、绢、绮、织锦、刺绣及经编织物--组带。其中G11出土的一块188cm×150cm的方孔纱是中国纺织品文物出土时代最早、面积最大的整幅拼缝丝织物（图十一）。最引人瞩目的是，出土了中国密度最高的第一块织锦实物，织物经线密度每厘米达到240根！即使当今技术都难以企及。这块织锦由朱砂矿物颜料染线织造花纹，花纹有各式几何纹、狩猎纹和动物纹样（图十二），构图精美，栩栩如生。还发现了中国最早的服装实物，以及几种复杂的纺织新品种。服装可以辨别出领口、右衽、云雷纹袖口和圆角下摆（图十三）。这些丝织品文物，品种丰富、色彩鲜艳、工艺精湛，是我国发现的时代最早、数量最多的丝织品；采用朱砂矿物质原料染色的织锦服饰，堪称我国春秋时期的丝织品宝库（图十四）。

在考古发掘史上，西汉的马王堆汉墓曾出土过一件只有48克重的丝绸织物名叫素纱禅衣，衣长160厘米，袖通长195厘米，重仅48克，还不到一市两，真是轻若烟雾。经测算原料的纤度为10.2旦尼尔，即900米的纤维重1克，这种高超的缫丝技术让人惊叹不已，目前现有的复制技术还达不到它的重量。但它的经线密度才达到一百多根，由此可见，早在2500年前，李洲坳的纺织技术就已经达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高度。

中国古人在纺织方面的高超技能是众所周知的，但在李洲坳古墓发掘之前，我们没有想到古人在两千多年前能达到这样的高度。那么，这种不可思议的事情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

在这些棺木里都随葬着一个小竹笥，里面装着各种纺织工具：小铜刀细薄锋利，陶制的纺纶小到玻璃珠一般（图一五）。纺织工具如此纤巧，难怪能织出这些精美的织物。不过，还有些工具，连专家都无法判断出它们的真实用途。李洲坳所属的靖安县从古到今都有种麻养蚕的传统。离靖安200公里外的麻田村，是著名的夏布之乡，几乎家家户户都还在用最原始的方法织布。这些木织机上的小零件，就和靖安古墓里的纺织工具十分相似（图一六）。但是，现代人织出的夏布质地却显得有些粗糙。那么，是否有一些绝技在岁月的流逝中已经失传？

 在龙虎山崖墓中也是用竹笥作为随葬品，竹笥里面盛放小型的纺织工具和小型的刻刀，小型的青铜加工工具，包括湖南地区的越人墓也是这种现象，所以当时南方的越人集团中，可能普遍地随葬这种物品，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应该是南方地区越人的一种随葬风俗或共同喜好，而不是说它一定就是纺织女工，也许她们是墓主人的妻妾和宫女（图一七、图一八）。

其实早在4月份，我们还猜测此墓是贵族墓的时候，工地民工就说下面有50具棺木，并且言之凿凿地说是金丝楠木棺。我们笑其愚钝：这老乡哪知道中国古代墓葬的棺椁特点啊。他们说这是前辈们传下的故事，原来还有守墓者，直到自己要离开人世时才可以告诉下一代，就这样代代相传。在后来发掘中，当我们发现古人用３道竹绳捆绑棺木时，老乡还告诉我，李家村现在还有此习俗。

奇特的葬俗，牵动着无数人的心。北京大学的李伯谦教授分别在四月份和九月份来到李洲坳，黄景略、徐苹芳、张忠培、徐光冀等专家也闻讯赶来，张忠培视察后激动地说：太震撼了！再震撼就要崩溃了！为什么如此多的专家不约而同对这座古墓产生浓厚的兴趣呢？因为这座墓葬的埋葬方式非常奇特，是国内首见。

此墓有高高的封土，在东西两座山之间开挖完墓穴，并经过复杂的埋葬过程之后，堆起高大的封土。封土和山包形成了连绵不断的自然山势，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使得墓葬两千多年来未曾受到后人的侵扰。

墓穴在营建过程中，底部东南高，北部低，不甚平整。填土由北往南逐层夯筑填起，共四层，填土经过层层夯打，圆形夯窝保存十分清晰。各层颜色均有所不同，之间有硕大石块间隔。填土顺序是首先填北面，然后南面和墓道口，最后填西南角。填土深度达到墓葬开口后，开始扩大面积，堆筑封土。

墓葬内的棺木之上包裹了一层青膏泥，青膏泥上垫有纯净的黄土。黄土经过了夯打和火烤。经科学分析发现，棺木上的黄土层在平面上明显分为三个区域，可能与死者的身份地位或者社会组织形式有一定关系。G47为主棺，有棺有椁，独享墓穴东南一角，正对墓道，首先下葬，下葬后单独成小冢。然后由北往南埋葬其余46棺。填埋时，首先在墓底垫厚约40厘米～60厘米的浅黄色膏泥，使底部平整，然后在浅黄色膏泥上铺上一层竹席，竹席上放置棺木46具。棺木用1～3层竹席包裹，并用竹绳或竹篾分左、中、右３道将棺木捆绑。下葬时用粗约3厘米～4厘米的竹绳捆绑棺木；棺木放置妥当后，就地将竹绳松开，使竹绳在竹席上散乱分布。我们发掘的时候，竹绳、竹席层次关系清楚，没有明显的打破关系，这从考古层位学上证明它们是同时下葬的。下葬之后，再次用40厘米～60厘米厚的青膏泥覆盖棺木；膏泥覆盖棺木时，还有意识地进行了分区。因此黄土包裹层、青膏泥和棺木就像一个有蛋壳、蛋清保护着蛋黄的鸡蛋一样，形成里、中、外３层。这种严密的包裹方式使得空气、地下水中的有害菌难于渗透进去，这也是这座墓葬历经两千多年而保存相当完好的最重要原因（图十九）。

每副棺木均为上下半圆形结构，是用整根原木对半剖开，然后用斧、锛类工具掏成的。里面内空部分，可分为长圆形和长方形两种，以长方形为多。棺木两端上下都预留有4个抬手，长7厘米～21厘米，呈圆柱状，直径约3厘米～7厘米。下葬时多数抬手被有意砍断，表明这些抬手的功能在下葬后就已经完成，应当是用于方便加工棺木，或者下葬时作固定棺木之用。经南京林业大学初步鉴定，所有棺木尚未发现使用锯子的痕迹，棺木木质除一具为楠木外，其余均为杉木（图二十）。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尽管李洲坳墓葬处在春秋时期，那时的中国已经发明了铁器，应该有了铁制锯子、刨子等手工工具，但尚未普及，李洲坳显然没有使用。出土文物中，没有发现铁器，甚至相对大件的青铜工具也未见到，说明这里的生产力水平还比较滞后，劳动者仍然使用小型的青铜器，或者粗笨的石器来从事农业生产或埋葬活动。

这种整根原木做棺的形式很容易让人联想到2000年在四川省成都市商业街发现的船棺葬。那是战国时期蜀国的一处家族墓地，其中的船棺也是采用整根原木制作的。这一共同点也许是植被茂盛的南方地区共有的现象，但它们的不同点也很明显，商业街船棺葬是多代蜀王的家族墓、以木架支撑墓底的多次葬，李洲坳墓葬则是一次葬、土坑墓葬、带有墓道并且在墓底分区以膏土作底、夯打并火烤。诸多相异之处又将我们的思路打散了。虽然如此，可这仍然是一项多么浩大的工程！又是一场多么隆重的葬礼！从墓地营建到准备棺木、入殓、下葬、封埋，到最后形成封土山，这个过程耗费的人力、物力，所动员的社会资源是非常巨大的。按照工程量估算，即使用现在的挖掘工具人力挖掘，仅墓穴的营建都要一万个工人以上。抛开无法解释的葬俗不论，在淫雨纷飞的南方夏季，短时期内能够动用成千上万的劳动力分工合作，完成这项工程，起码说明这个墓葬的背后有一个很强大的政治集团（图二一、图二二、图二三）。

之所以将G47定为主棺，除了它是唯一的具有棺和椁两重高等级葬具外，很大原因在于在它外面发现的那件金器，它表面捶揲着里（3条）、中（5条）、外（7条）３层共15条龙的图案，标志着墓主人的显赫地位。按周代礼制，祭祀或宴飨时，天子使用九鼎八簋，诸侯使用七鼎六簋，卿大夫用五鼎四簋，元士用三鼎二簋，士用一鼎。鼎本来是古代的烹饪之器，相当于现在的锅，用以炖煮和盛放鱼、肉。鼎的形状多为圆形，也有方形。陶鼎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出现，青铜鼎最早见于夏代晚期。鼎是青铜礼器中的主要炊食器，是统治阶级权力和等级的标志。簋是古代盛食物的器具，用于盛放黍、稷。青铜簋出现在商代早期，西周时期是簋的盛行期。簋常以偶数与鼎相配，如八簋配九鼎、六簋配七鼎等，成为列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使用“七”组龙纹的级别应该相当于诸侯王一级。中国的神话与传说中，龙是一种神异动物，具有虾眼、鹿角、牛嘴、狗鼻、鲶须、狮鬃、蛇尾、鱼鳞、鹰爪，九种动物合而为一。《山海经》记载，夏后启、蓐收、句芒等都“乘雨龙”。另有书记“颛顼乘龙至四海”、“帝喾春夏乘龙”。前人分龙为四种：有鳞者称蛟龙，有翼者称为应龙，有角者称虬龙，无角者称螭龙。传说龙能隐能显，春风时登天，秋风时潜渊。又能兴云致雨，后成为皇权象征，历代帝王都自命为龙，使用器物也以龙为装饰。无独有偶，在安徽省蚌埠市双墩1号春秋墓中，也发现了几件属于东夷集团钟离国国君的圆形金器。它们表面装饰有多组龙形纹饰，只是尺寸比李洲坳的小。拥有该金器的李洲坳古墓主人可能是一方诸侯，而箔片的圆形形状又让人联想到先民的太阳崇拜，这与三星堆青铜器和钟离国君墓葬中箔片的造型非常相似。徐国属于东夷的一支，钟离国呢，则是徐国的附庸国。最新考古发现，钟离国君墓中出土了一件青铜戟，其上就刻有铭文：“徐人钟离”。整个东夷是崇拜太阳的。他们认为天是圆的，天里面最高的神是太阳神，而太阳神正是东夷人的首领。李洲坳古墓的这块金箔制作成象征太阳的圆形，它正代表了古人崇拜的太阳图腾，这也可能是一个国家的标志。在等级森严的时代，龙的图案绝对不是一般人能够使用的。但是在李洲坳当地的文献中，没有任何有关于两千五百年前诸侯王的记载，江西在东周时期只有赣北地区有两个县，离这里很远。在交通运输极不发达的年代，很难想象一个诸侯王会把他的墓葬安排在如此偏僻而遥远的地方。墓主人到底是中原系统的王侯、贵族，还是南方先民的酋长？

从江西地形图上可以清晰看出，靖安属于赣北偏西的潦河流域，东面紧邻安义县和南昌市，为鄱阳湖平原向丘陵过渡地带，西部为九岭山余脉的山地。其中面向东部地带的丘陵山地过渡地带，河流众多，河谷盆地密布，非常适于人类居住。古墓发现之后，考古工作者在墓葬周边十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进行了拉网式的密集调查，调查结果令人震撼！80余个从新石器时代到东周时期的古文化遗址遍布大小山包，一座30余万平方米的大型周代城址也奇迹般地被探测了出来。这一切都表明，李洲坳东周墓葬的存在绝非偶然，它有着极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就像拼图游戏有了新的线索，人们很自然把它和1888年以及1979年两次在这一带发现的徐国青铜器联想到一起。

东周时期，江西处于吴头楚尾地带，靖安县恰恰处在吴楚交接的区域。考古发现表明，靖安一带的古文化面貌主要还属于南方越人系统，并受到楚文化的强烈影响。从政区划分，这一带应属楚之东境。

就在这“楚之东境”，竟然曾经发现过三批“身在楚营心在徐”的徐国青铜器，难道这次李洲坳古墓也是徐国与徐人的作品吗？

这三次发现的第一次是清光绪十四年（1888），江西高安县城西45里村前市山坡出土徐国铜耑（duān），上面刻着"徐王义楚"的史事，证实了《左传》中所载 “徐子义楚，遣使者访问楚国”的真实性。

第二次是1979年，在和李洲坳处在同一盆地的李家村，曾经出土过3件徐国青铜器，两地相距不到500米。那三件青铜器分别是盥盘、炉盘和炭铲（图二四、图二五）。其中盥盘大口，广腹，平底，颈部有两扁平兽首状附耳。口沿内外饰纤细规整的云雷纹，颈部布满星点状蟠虺纹，颈腹处间以一周绳索状堆纹和云雷纹组合。腹以下至器底饰瓦纹，附耳饰兽面纹与云雷纹。器通高14厘米、口径37.6厘米、底径15厘米，重4.5公斤。盘内底部正中央，有两行自右至左直书的12字铭文：“徐王义楚，择其吉金，自做盥盘”。铭文的大意是，徐国国王义楚，选择上好的铜料，铸造了这个洗手洗脸用器。铭文中的徐王义楚，即左传鲁昭公六年（公元前536年）传上所载的“徐仪楚聘于楚”的徐仪楚，聘是访问、联络情感之意。另一件炉盘重16公斤，分为盘体与底座两部分。盘体口径55、深8.5厘米，平底，有两个对称的环链状附耳。器表满饰工整的蟠虺纹，状似云雷纹组合。底座为环形，直径45厘米，其上置十个兽首衔环状支柱，尾端上呈盘体。环座与支柱均饰绳索状线纹。盘与座通高19厘米；若提起环链耳，通高36厘米。盘内底部中央刻铭文，共18字：“疾君之孙徐令尹者旨荆，择其吉金，自做卢盘”。据考古专家认证，疾君为人名，也有人认为疾字是雁字，古时候雁和偃通用，雁君即徐偃王。令尹乃楚国职官名，相当于相，这也进一步说明了“徐人奔楚”的史实。最后一件是炭铲连柄长46.5厘米、宽24.3厘米—25.5厘米、深6厘米—8.8厘米，重5公斤。柄中空，略呈扁八角形，长12.7、径4.5—5.2厘米，其上有一圆形拴洞。底于两侧布满排列整齐的方形孔99个，全器素面无铭。

在考古界中还有一种说法，有的考古工作者认为，春秋后期各国混战，楚国也攻打过徐国。江西发现那么多的徐国青铜器，那是楚人打败徐人后带来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战利品那自然应该带回楚国国都郢都（今湖北省荆沙西北）。楚之国都不在江西，但徐器却没有出在郢而是出在赣，这就证明了徐器是楚人带入之说不能令人信服。从江西境内出土的徐器来看，徐人迁入江西的应该是徐王义楚或者是徐偃王的后代。

第三次是2007年5月在江西省安义县城工业园区出土了簠（fǔ）、盧（lú）、簋（guǐ）、洗、壶、盒、三足盘、盝（lù）顶形祭器等8件青铜器，其中有一件盝顶形祭器与浙江绍兴出土的另一件徐国器物无论是造型还是装饰风格都比较相似，可能也是徐国的青铜器。

三批青铜器的出土，特别是水口李家村青铜器的出土具有特别意义。李洲坳墓葬发掘之后，我们对1979年发现青铜器的地点进行了重新勘查，对原推测的遗存性质进行了重新分析，结果发现，李家村铜器应为一处祭祀遗迹，而李家村村后现在还保存有20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群，并出土了大量的陶器和石器，其规格尺寸均暗示这是一处高等级的遗址。

三件徐国青铜器，2件带有铭文，出土于祭祀台之上，周围又有大型的聚落遗址，不难想象，这些聚落遗址与徐国铜器之间存在某种必然联系。而李洲坳墓葬特殊的结构形式、埋葬习俗，均与以往的考古发现无法对应，显示出墓葬本身所代表的一种新的文化因素。特别是主棺外部出土的圆形金器，与同处东夷集团的钟离国出土圆形金器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说明两者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徐国经历了夏、商、周三代，历44代君王，存世1649年。夏代伯益因为辅佐禹治水有功，其子若木受封于徐（今山东中南部，郯城一带），建立领地，这就是徐国的创始。商末周初，徐国建都泗水为鼎盛时期。《东夷传》记载：“（商王）武乙衰微，东夷侵盛，遂分迁淮岱，渐居中土。”淮水早有徐国，或称徐戎、徐夷、徐方、徐城，此系因时代之不同或因人而异的称谓，皆为淮夷中的一个部族。泰山之南建有徐奄。“西至河上”，徐民迁徙济水之东。徐偃王时，徐民一部迁往舒城、庐江一带，建有舒国，以国为姓，舒姓，偃氏，自成独立部族，都舒城，故有徐舒相通之说。在西周时，徐国为东夷集团中最大的国家。《韩非子》说徐国地域五百里，疆域最大时包括整个苏北、皖中、鲁南等江淮广大地区，陆地而朝者三十六国。春秋时，齐国等诸侯国割据称霸，徐国再度南迁到淮南、江北苏皖接壤的淮泗地区。那时，徐国已经国力弱小，民心比较松散，没有多强的抵御力量，夹在大国之间，小心翼翼生存。

公元前512年，吴王夫差，北渡淮河伐徐，放泗水淹徐国。徐王章禹带着王室族人逃奔了楚国，楚王安置其在夷城（今安徽亳州东南）居住，随后又迁住徐城（今泗洪徐城县劭里大徐城故址），自此徐国失去国号。灭亡之后，徐国遗民离开了汉东（淮河中下游地带)，一部分迁移到江西北部。

因此我们推测，拥有大型聚落遗址、大型祭祀场所、城址和大型墓葬的靖安李洲坳一带，或许就是徐国的最后归属地。因其同时处于楚国境内，所以不可避免的又吸收了楚文化的某些因素，李洲坳东周墓葬中的种种难解之谜，也许正是徐国文化、楚文化与当地土族的越人文化相结合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