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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青铜时代甘肃文化发展的考古叙事
摘要: 王 辉 王辉 1964年生于甘肃会宁。1987年北京大学考古系硕士毕业，2006年日本神户大学文化学研究科博士毕业。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研究员，曾任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主要从事甘青地区新石器—青铜时代考古研究、早期丝绸之路和早期秦文化研究工作。 五 大约与马家窑文化同时或稍晚，在陇东地区发展起来了常山 ...
王 辉
王辉 1964年生于甘肃会宁。1987年北京大学考古系硕士毕业，2006年日本神户大学文化学研究科博士毕业。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研究员，曾任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主要从事甘青地区新石器—青铜时代考古研究、早期丝绸之路和早期秦文化研究工作。
甘肃位于西北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的交会处，地形地貌复杂多样，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决定了甘肃古代文化发展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依据地貌形态可以将甘肃分为祁连山地、河西走廊、北山山地、青藏高原东北部、陇中黄土高原、甘南草原、陇南山地和陇山山地等地理区。
甘肃的河流主要属于三个流域：内陆河流域均在河西走廊，自东向西分别为石羊河水系、黑河水系和疏勒河水系，内陆河大多发源于祁连山，向北流入内陆湖泊或消失于沙漠戈壁中；长江流域主要为嘉陵江水系；黄河流域包括黄河干流（包含上游黄河玛曲段及支流大夏河、庄浪河和祖厉河等）、洮河水系、渭河水系、泾河水系和清水河水系等。
甘肃的气候属于东亚季风的尾闾地带，对气候的响应十分敏感。甘肃现代气候处于由半湿润—半干旱区向干旱区过渡的地带，气候由东南向西北逐步变得干燥，地貌也由草原渐变为荒漠。大部分地区气候干燥，地区气候差异很大，自南向北有亚热带季风气候、温带季风气候、温带大陆性气候和高山高原气候等四大气候类型。
一
大约在旧石器时代早期，第一批狩猎采集者进入了陇原大地，他们晨星般散布在陇东黄土高原。旧石器时代中期，甘肃大地上依旧人烟稀少，在陇东黄土高原上发现的旧石器以石英岩为主要原料，采用锤击和砸击制作。石器的加工比较粗糙，在文化传统上可能与匼河—丁村系关系密切。到了旧石器晚期，人群的活动范围扩展到了甘肃中部，甚至到达了河西走廊和马鬃山地区，在马鬃山就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霍勒扎德盖遗址。该遗址中石器的制作技术延续了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传统，仍以锤击法为主要的技术加工手段，以单面加工为主，石制品以石片石器为主，个体较小，器物组合中刮削器占比极高，尖状器仍然是主要器形。文化传统上，它们具有华北旧石器文化的共同特征，属于以峙峪文化为代表的小石器传统。另外，以刘家岔遗址为代表的另一类文化遗存代表了旧石器时代晚期在黄土高原西部形成的一种新的文化类型。旧石器时代，从陇东到陕西东部这片区域内的石器风格十分接近。
二
距今8000年左右，新石器时代文化在甘肃东南部的天水、陇南一带首先发展起来了，目前发现的遗址有10处左右。在秦安大地湾发现的大地湾一期遗存，其文化面貌和关中地区的老官台文化极相似，是老官台文化在甘肃的地方类型。大地湾一期文化时期的人们多在靠近河岸的地方生活，居住在半地穴式的房屋当中，农业和家畜的饲养业得到发展，种植了黍，饲养猪和鸡等。从黍的形态观察，尚处于驯化的初级阶段，猪也可能是随意放养的，狩猎采集经济仍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他们过着相对固定的定居生活，发展起来了相对发达的制陶业，生产生活用具也作为死后的随葬品随葬。陶器的种类相对单调，颜色多为暗红色和砖红色，主要器形为三足钵、三足罐、筒形罐、圈足碗、小口鼓腹罐和圜底钵等，多以泥片贴塑法制成，烧成温度较低，纹饰以交错绳纹最为常见，陶钵口沿外侧的紫红色宽带是甘肃最早发现的彩陶。
老官台文化的产生与距今8000年—7000年的有利环境条件有密切关系。当时的秦安—天水一带是以森林、灌丛为主的森林、灌丛和草原多生态环境，气候温暖湿润，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使得生业形态中狩猎采集经济占有极大比重，因而限制了人口的增长，表现在文化格局上就是聚落小而分散，遗址的数量少。
尽管这一时期发现的遗址数量很少，但它们犹如陇原大地上的星星之火，奠定了以后甘肃文化和文明发展的基础。
到公元前4900年—公元前4000年之间，甘肃的文化发展进入了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时期，尽管未在甘肃发现半坡类型早期阶段的遗址，此时甘肃文化的面貌与渭河中游也有着细微的差别，但总体面貌上的共性远大于个性，和渭河中游的关中地区仍属于同一个文化区。他们有着共同的信仰——鱼和葫芦，也有着共同的向心式的聚落结构。
半坡类型在甘肃的分布范围广大，在甘肃东部和东南的渭河上游和泾河中、上游地区，以及西汉水上游和白龙江上游的部分地区都有分布。
半坡类型的陶器是在老官台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陶器的类型比较丰富多样，主要的器类有盆、圜底钵、小口尖底瓶、葫芦口瓶、弦纹罐等。彩陶比例增加，花纹母题多为鱼纹、人面纹、三角纹、折线纹和网纹等。写实的鱼纹形象生动逼真，在不断的演化中，写实的鱼纹也逐渐演变为抽象的几何图案，这些抽象的图案化纹饰活灵活现，神态万千，陶色多呈比较纯净的砖红色，代表了当时人们的审美观。
甘肃半坡类型早期遗址的缺失和文化不连续的现象，与距今7200至6400年间开始的干旱事件的影响有关。干旱使狩猎采集经济受到严重打击，栽培作物的作用得到了显著提升，人们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有所降低，农业经济取代狩猎采集经济成为生业形态的主体，黍类作物的驯化状态良好，猪的饲养也可能采取了圈养的方式。
栽培作物为人们提供了比较稳定的食物来源，促进了人口的增长，在数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半坡类型文化的人口一直在稳定增长。人口增长造成的资源压力是半坡类型逐渐向西扩张的主要动因。
大约距今6000年—5500年之间，发源于晋南豫西地区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开始大规模向外扩张，这一时期也是“早期中国”的文化认同形成的时期。文化的融合进一步加强，形成了大范围文化面貌的空前统一。甘肃的庙底沟类型遗存中花瓣纹、变体鸟纹和双唇口小口尖底瓶等典型元素和庙底沟类型大同小异，区别只在于缺少鼎等细节方面。在庙底沟类型的偏晚
阶段，该地区的彩陶明显变得繁复，与关中东部地区渐趋简化的趋势正好相反，反映出核心区域和边缘地区的差别逐渐扩大。庙底沟类型在短时期内迅速扩展到甘肃中部和洮河上游，其西界抵达青海东部。在甘肃，庙底沟类型的分布不仅范围扩大，遗址的数量也大幅增加。
庙底沟类型时期的栽培农作物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由半坡类型时期黍占绝对比例发展到粟的比重大幅增加，这种情况的发生也是以粟为主要作物的庙底沟类型文化扩张的结果。
庙底沟类型时期，气候又变得湿润，甘肃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得到稳步发展。
三
在距今5500年左右，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铜石并用时代，仰韶文化的发展也进入了仰韶文化晚期。甘肃的仰韶文化晚期遗存是从庙底沟类型发展起来的具有明显自身特征的地方类型，其文化面貌和关中地区出现了较大的差别，形成了甘青文化区的雏形。
仰韶文化晚期在甘肃的东部和中西部均有密集的遗址分布，分布范围和庙底沟时期接近，在古浪陈家场子遗址出土的喇叭口彩陶平底瓶或许昭示着仰韶文化晚期的分布范围已经深入到河西走廊东端。
仰韶文化晚期的聚落规模相差悬殊，出现了以秦安大地湾、西峰南佐和礼县高寺头等为代表的中心聚落。在秦安大地湾发现了面积达900余平方米的宫殿式建筑,,这座建筑有前堂后室和门前的广场，应该是一座用于公共活动的大型建筑。该建筑在建造地面时，大量应用了人造黏土陶粒轻骨料和以这种轻骨料为集料、烧料礓石为胶结材料的轻混凝土,,是我国建筑史上的重要发现。在F411房址灶后侧的地面上发现了用黑色颜料描绘的地画，这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的地画，尽管目前学界对绘画所表达的含义尚有争议，但毫无疑问，这座建筑一定具有特殊的性质和用途。在南佐遗址也发现有面积达600多平方米的大型建筑。说明在仰韶文化晚期，社会的复杂化进程得到了较大的发展，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了文明社会的前夜。
仰韶文化在经济形态上的明显变化是粟类作物向洮河流域及更西北的干旱和半干旱区扩散，并且在栽培作物中粟的数量有进一步增加的趋势，粟在栽培作物中的比重已经接近或超过黍。在庆阳南佐和礼县还发现了仰韶文化晚期的碳化稻米，但无法判断是当地栽培还是交换所得。
在距今5500年—5000年的仰韶文化晚期，气温再次呈现下降的趋势，草原范围进一步扩大，森林减少。气温的下降导致野生动物减少，家畜饲养变得发达。环境变化造成的压力促使能够适应干旱环境的粟的大量栽培，家畜饲养的发展为人类提供了比较稳定的经济来源，人们追寻着祖先的足迹继续向西开拓。
仰韶文化晚期是甘青文化区的初成时期，尽管在文化面貌上与关中和中原腹地出现了较大差别，但在文化发展水平上仍然和上述地区基本同步。
四
在仰韶文化之后，距今5000年左右，甘肃古代文化发展的地方特征得以确立，甘青地区自身独立的文化格局在这一时期形成，同时，和周边文化的交流和互动
更加广泛和深入。在甘肃存在着两支主流文化——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
渭水上游、陇山和六盘山以西地区在仰韶文化西渐的过程中发展出马家窑文化，最终形成了马家窑、半山、马厂三个相互联系的马家窑文化体系；泾河和清水河流域的六盘山以东地区，受关中西部的案板三期文化的影响发展起来了常山类型，形成了齐家文化体系。它们都继承了仰韶文化晚期形成的以橙黄色为主要陶色的传统。马家窑文化系统发展起来了发达的彩陶工艺，是中国彩陶文化发展的最高峰和代表，房屋的地面为泥土和红烧土。常山类型和齐家文化系统继承了仰韶文化晚期白灰面地面的传统，在陇东黄土高原地区还发展起来了窑洞式房屋。
马家窑类型主要分布在甘肃中南部，从分布的地域特征上看，从早到晚有向南和向西扩张的趋势，在渭河流域逐渐向西收缩，最南端到达岷江上游和川西北地区，最西界在河西走廊西部的酒泉一带，由于所处地域不同，有着不同的地方类型。东乡林家遗址中出土了马家窑文化的青铜刀和炼渣，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
半山类型的分布范围较马家窑类型时期缩小，兰州—青海东部的湟水流域是半山类型分布的中心区域，洮河和大夏河流域主要为半山类型的早中期遗存，西界可抵河西走廊中部的张掖。在兰州以东的葫芦河流域和清水河流域也有零星的半山类型的遗物发现。半山类型发展的总体格局是逐渐向西移动。半山类型的年代范围在距今4500年—4300年之间。
半山类型时期开始流行二次扰乱葬，随着不同地区和时间的变化，葬俗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丧葬习俗的变化反映了各区域之间人群的移动。齐家文化系统的不断向西扩张迫使半山类型逐渐向西移动，同时也引起了半山类型内部的人群流动。半山类型中洞室墓的出现应该是接受了齐家文化系统菜园类型影响的结果，半山类型在兰州北部的消失也与菜园类型的兴起和西渐有关。
在距今4300年—4000年左右，马厂类型取代了半山类型。兰州—湟水—大通河一线是马厂类型分布的中心区域。马厂早期以后，在甘肃中部的渭河上游和祖厉河一带，马厂类型基本绝迹。在洮河、大夏河流域和青海东部的黄河沿线，马厂类型遗址的数量也较半山时期明显降低，但各地所出土的陶器保持了风格的一致性。马厂中期是马厂类型的繁荣期，在文化面貌上形成了东西两大区，河西走廊和湟水流域已经显示出比较明显的差异。在中期偏晚阶段，遗址十分密集地集中在兰州—湟水下游地区，河西走廊远达金塔一线。马厂晚期仅在湟水下游和兰州附近发现少量的马厂类型遗存。在河西走廊，马厂类型开始向西城驿文化转化。
马厂类型的墓葬同样呈现出多样、复杂和地域性特点，有竖穴土坑、土洞墓等形制，葬俗有仰身直肢葬、侧身屈肢葬、俯身葬等多种葬式，葬具发现有木棺。马厂类型文化格局和葬俗的变化与齐家文化的西渐有着直接的关系，随着齐家文化的西进，马厂类型分布的区域逐渐为齐家文化所蚕食，迫使马厂类型的人们向更西的地方迁徙。马厂类型晚期大量流行的偏洞室墓就是受到了齐家文化影响的产物。
从马家窑文化的陶器可以看到甘肃地区早期的文化既有紧密联系又有发展变化的特征。马家窑类型早期有明显来自仰韶文化晚期的器形和彩陶纹样，彩陶多为黑色单彩，晚期出现红彩。彩陶器形规整、造型精
美，彩陶花纹主要以流畅的曲线构成，以网格纹、圆点纹填充和点缀。花纹母题主要为旋涡纹、波浪纹、网格纹和垂帐纹等，早期还有来源于仰韶文化晚期的弧线三角纹和鸟纹、蛙纹等。彩陶线条流畅，花纹繁缛，充满动感，花纹在陶器上的布局科学合理，达到了中国彩陶艺术的巅峰。出土的舞蹈人物纹彩陶盆描绘了数组牵手舞蹈的人物图案，具有极高的艺术水准。半山类型的彩陶继承了马家窑类型的特点，彩陶以红、黑两色复彩为主，新出现了锯齿纹、棋盘格纹、葫芦网格纹等新的花纹母题，彩陶艺术同样具有相当高超的水准。马厂类型的彩陶普遍施红衣、绘黑彩，花纹母题主要为旋涡纹、四大圆圈纹、回形纹等，基本继承了马家窑文化的传统，但晚期的彩陶图案构图潦草、色彩暗滞，呈现出颓败和衰落的迹象。
在马家窑类型和马厂类型时期可能都在区域内存在彩陶的交换和贸易，在茂县营盘山出土的马家窑类型的彩陶中就有产自当地和来自甘肃两类，湟水流域的马厂类型彩陶也有产自当地和来自外地两类。
五
大约与马家窑文化同时或稍晚，在陇东地区发展起来了常山类型，其绝对年代上线在距今4900年左右。常山类型是陇东地区仰韶文化晚期在发展过程中受到关中西部案板三期文化西进影响的产物。在常山类型的陶器中既有继承仰韶文化晚期发展而来的器类，也可以找到马家窑文化影响的因子，篮纹被大量使用在陶器装饰上。其后的菜园类型是常山类型在西进和北上的过程中与半山类型以及河套地区的海生不浪类型和阿善三期类型碰撞和融合后形成的。菜园类型遗存的碳-14年代数据集中在距今4500年—4200年之间。
齐家文化是常山类型经菜园类型的发展，并受到客省庄文化的影响而形成的。空三足器和蛇纹器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以各类带耳或无耳的盆、罐类为陶器的主要器形。在齐家文化早期，主要分布在甘肃东部、渭河上游、西汉水上游和白龙江流域，向西到达甘肃中部。齐家文化中期的分布范围几乎遍及甘肃全境，到晚期时分布范围萎缩，在甘肃主要集中在洮河和大夏河流域。
因所处地域的不同，陇东地区的齐家文化更多受到客省庄文化的影响，陇山以西地区的齐家文化则和马家窑文化存在着更多的交流。齐家文化也极具扩张性，它的影响和辐射范围大大扩展，北部到达河套地区;;南部通过白龙江和岷江的孔道进入了四川盆地；向东进入关中盆地,,并和二里头文化存在着交流。已经发现的资料显示，齐家文化和欧亚草原的青铜文化也存在着交流，尤其是表现在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和安德罗诺沃文化对齐家文化铜器的影响上。
齐家文化的中晚期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文化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特征。铜器在齐家文化中晚期开始大量使用，主要用于制作工具和装饰品，铜器既有红铜有砷铜和青铜，制作技术既有锻打，也有铸造。玉礼器出现并产生了用玉制度。齐家文化中使用权杖彰显权力和地位，不同于中原和东方代表权力和威信物的斧钺系统，应该是受到了西方的影响。祭祀和占卜系统比较发达，发现有卜骨和祭祀的石圆圈,,表明了祖先崇拜和宗教信仰的发展。以洞室墓和二次扰乱葬为特征的埋葬习俗进一步反映了本区域文化的独立性和特征。栽培作物向多元化发展，种植粟、黍、水稻、麦类和大麻等作物。饲养猪、狗、黄牛、绵羊等家畜。
在社会转变复杂化发展的进程中，马家窑文化时期已经发生了向等级社会转变的较大的变化，但仍可以说是尚未产生绝对权威。齐家文化时期已经发展起来了比较完善的等级制度,,在墓葬中出现了人殉。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的墓葬资料显示，虽然存在着层级的差别和贫富分化，但不如东方社会明显，社会的分工水平也不能和东方相提并论。在甘青文化区形成之后，甘青地区大体同时并存着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两个主流文化系统，只不过随着齐家文化的发展，马家窑文化逐步衰落，最终被齐家文化所取代。甘青文化区和周边的文化互动更加频繁和广泛，也对周边地区的同时代文化产生了强烈影响。这一时期文化的发展奠定了甘青地区羌戎文化发展的基础，也形成了古代东夷、南蛮、北狄、西戎、华夏等五大集团的族群基础。
六
齐家文化之后，甘肃由大一统的文化格局变成分散发展的多元文化并存的局面。这些青铜时代文化有着各自不同的文化特征和分布地域，消亡的时间和流向也各不相同。在甘肃境内主要有寺洼文化、辛店文化、西城驿文化、四坝文化、沙井文化和骟马文化，寺洼、辛店、西城驿和四坝文化均与齐家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有学者形象地称之为“一元多子”。沙井文化和骟马文化的下限已经进入了铁器时代。
在甘肃境内的洮河、大夏河、黄河上游和湟水流域并存着辛店文化和寺洼文化。辛店文化主要是齐家文化晚期遗存的分化和发展。辛店文化早期主要分布在黄河、洮河和湟水的交汇地带，到辛店文化中期以后，由于受到周秦势力的挤压逐步深入湟水中上游地区。
寺洼文化的年代大体相当于中原商至西周晚期，绝对年代约在距今3400年—2500年之间，寺洼文化的主要源头也是齐家文化。寺洼文化在洮河上游发源之后，迅速向南、向东扩展到渭河上游、泾河上游、西汉水上游和白龙江上游地区，影响波及四川盆地西部的青藏高原东缘。寺洼文化和辛店文化因为分布地域相近，两者之间存在着文化互动。同时，我们还能在洮河上游的寺洼文化中看到商文化因素的影响，而陇东的寺洼文化和周文化、早期秦文化有密切的交流。
在距今4000年—3700年，在河西走廊出现了以西城驿文化为代表的一类文化遗存，基本上占据了河西走廊全境，向西进入了新疆东部。西城驿文化的面貌比较复杂，其中包含了由马厂类型晚期发展出来的文化因素和新产生的文化因素，并且与齐家文化共存,,彩陶在西城驿文化中得以延续。齐家文化在河西走廊终结的年代要早于洮河流域。
西城驿文化出现了土坯建筑的房屋。人们种植粟、黍、大麦和小麦，采摘沙棘和白刺等沙生植物。麦类在河西走廊西部出现后迅速传播，成为齐家文化人群农业的一部分，对以后中国人的食物结构产生了重大影响。河西走廊是麦类作物传入的一条主要途径。至迟在马厂时期，西亚驯化的牛和羊已经传播至河西走廊，马厂文化时期主要饲养黄牛、绵羊、猪和狗等家养动物，其中猪和羊是重要的肉食资源。西城驿—四坝（齐家）文化时期，牛羊的养殖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西城驿文化的手工业较为发达，除陶器、石器、骨器等的加工生产外，还从事玉石器生产和铜冶金活动。
铜冶金是西城驿遗址最具代表性的手工业。河西走廊地区的冶金活动在距今约4100年—4000年的马厂文化晚期就已存在，至距今4000年—3700年左右的西城驿文化时期，冶炼活动规模空前，形成“西城驿—齐家冶金共同体”。当时冶炼所用矿石主要来自河西走廊北部的北山地区，使用了“氧化矿—铜”的冶炼工艺，以冶炼红铜为主，存在先冶炼纯铜，在冶炼流程后段添加含砷、锡等合金元素的矿石炼制青铜合金的技术。铜器均为小型器物，器类主要为工具、饰品。材质有红铜、砷青铜、锡青铜、锑青铜，以红铜为主，砷铜次之。加工技术以热锻为主，铸造次之，逐渐形成石范铸造传统。当时各冶金聚落独立进行冶金活动，难以看出聚落间有没有支配关系，各聚落独自管理自己的冶炼活动，也未实现冶炼和铸造的空间分离，形成了与辽西、中原不同的早期冶金格局。河西走廊的马家窑—马厂—西城驿—四坝文化的人们是冶金技术的主要掌握者，齐家文化正是通过与河西走廊人群不断的接触和交流，获取并传播了冶金产品或冶金技术，并对中国其他区域早期冶金技术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大约在距今3700年左右，在河西走廊张掖至酒泉地区发展起来了四坝文化。四坝文化来源于西城驿文化，但仍有齐家文化的因素共存。四坝文化分布在河西走廊的中西部，向西发展也进入了新疆东部。四坝文化陶器中的彩陶均为黑彩，图案绝大多数为直线和斜线组成的几何纹，彩绘的颜料颗粒较粗，凸出于陶器表面。四坝文化时期土坯建筑仍然是房屋建筑的主要形式之一。农业以种植粟、黍为主，麦类为辅。绵羊在先民的经济生活中所占比重较高，绵羊、家猪和牛是他们最主要的肉食来源；饲养绵羊更多的还是为了获取羊奶或羊毛等次级产品而非单纯的肉食,,马在这一时期也传入了河西走廊。四坝文化冶金技术进一步发展，与欧亚草原冶金技术交流的力度加大，出现了一些新因素，如喇叭口耳环、竖銎斧、权杖首等。
距今4100年—3500年间，该遗址区域的气候环境发生了变化，约以距今3700年为界，之前气候温凉湿润，其后气候较为干旱。从考古发现的洪积层直接证据来看，距今4100年—3500年间，可能曾有多次洪水发生，很可能对该区域文化的发展演变产生一定的影响。距今4000年前后，中国北方地区的气候开始向干冷趋势发展，在河西走廊表现得也很明显，在齐家文化
和西城驿文化时期，气候快速走向干冷，四坝文化时期气候持续恶化，粟、黍生长所需的积温和降水的缺失严重影响了粟、黍的生产，使得粟、黍作物不能满足人类的生计，大麦的耐寒特性使得四坝文化时期大麦种植得到快速发展。
四坝文化之后，河西走廊的文化格局再一次发生了变化，以山丹、永昌为界，东部为沙井文化，西部为骟马文化。
沙井文化主要分布在石羊河下游腾格里沙漠边缘的永昌、民勤盆地，年代约在公元前1000年—公元前400年之间。沙井文化的陶器类型比较单调，主要为带耳圜底罐和平底罐、带耳杯及鬲，流行在器表施紫红色陶衣，花纹主要为几何纹和动物纹，是甘肃彩陶的绝唱。竖穴偏洞室墓和二次扰乱葬延续了甘青地区传统的葬俗。沙井文化中具有浓郁的北方草原文化元素，表现在随葬品中，就是陶器较少；铜器主要为小型工具、武器和装饰品，器形也具有明显的北方草原文化风格；使用马、牛、羊等动物的头、蹄为殉葬品。沙井文化的人们在体质人类学特征上和蒙古人种北亚类型接近，与四坝文化有别。
骟马文化主要分布在酒泉市境内。骟马文化的陶器制作粗糙，器形简单，主要为各式罐和鬲。纹饰较有特色的是各类刻划纹，以平行连续折线纹、内填斜线的三角形、网格纹、横行折线纹等为主。骟马文化的陶器器形可能受到沙井文化和卡约文化的影响，铜器具有明显北方草原文化的特征。
七
总体来说，甘肃的新石器—青铜时代文化具有多变的文化面貌和复杂的谱系。文化发展的总体趋势是由东向西的波浪式推进。甘肃作为环境变化的敏感区域，古代文化的发展受环境影响较大。距今4000年前后发生的显著的干旱降温事件对甘肃古文化的发展影响尤其强烈。随着植被的减少和自然环境的改变，洪水和干旱等自然灾害更易发生。这次剧烈的环境变化造成了甘肃文化格局的重新整合。人类活动的规模缩小，大一统的齐家文化解体，形成了多元文化并存的格局。环境变化导致畜牧业在经济构成中的比重不断增大，形成了畜牧业—农业混合经济。牧业比重较大的经济形态由于其具有的不稳定性和流动性，社会的聚合力降低，社会组织相对松散，文化的凝聚力降低，也不容易形成较大范围的观念认同。这也迟滞了甘肃古代文明发展的进程，导致了甘肃古代社会的发展停留在了国家形态的门槛前。
甘肃的新石器—青铜时代文化发展经历了与关中和中原文化核心区相同的文化面貌到发展出自成体系
的独立文化区的过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羌戎文化区和羌戎系族群，这一族群在以后的历史过程中参与了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为中华文明贡献了自己的智慧。
甘肃地处汉代以后形成的丝绸之路的黄金段，也是西北和西南地区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地理位置决定了甘肃是古代文化交流的枢纽地位。甘肃早在青铜时代就与欧亚草原地带存在着文化交流，来自欧亚草原的文化因素对甘青地区青铜文化的面貌有着较大的影响。来自西方的冶金术、麦类作物、黄牛、马和绵羊等首先传入了这一地区，进而通过齐家文化的扩张扩散。
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甘青地区族群的体质人类学特征一直比较一致，被称为“古西北类型”。在春秋时期，具有北亚类型体质特征的人群进入了河西走廊东部。（下） （原文刊登于《人文甘肃》第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