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资料库
旅顺博物馆藏敦煌文献
摘要: 敦煌文献全集《旅顺博物馆藏敦煌文献》全彩图录整理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25年03月04日 19:59上海“敦煌文献系统性保护整理出版工程”项目成果2021-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重点出版项目“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项目旅顺博物馆藏敦煌文献（全二册）旅顺博物馆 编 王振芬 主编2025年1月出版6200.00元978-7-5732-148 ...
敦煌文献全集《旅顺博物馆藏敦煌文献》全彩图录整理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5年03月04日 19:59 上海
“敦煌文献系统性保护整理出版工程”项目成果
2021-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重点出版项目
“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项目
旅顺博物馆藏敦煌文献（全二册）
旅顺博物馆 编 王振芬 主编
2025年1月出版
6200.00元
978-7-5732-1484-3
内容特色
敦煌文献系统性保护整理出版工程是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主持，中国学术界、文化界、出版界共同推进实施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敦煌文献全集》作为其中的重点项目，旨在以高清全彩方式高水平集成刊布、高质量系统整理散藏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本书为《敦煌文献全集》之一种，是旅顺博物馆藏敦煌文献的高清彩色图录。
《旅顺博物馆藏敦煌文献》（全二册），首度以高清全彩方式完整公布旅顺博物馆藏14件敦煌文献图版。该馆所藏主要来源于大谷光瑞探险队收集品和罗振玉旧藏。主要为唐、五代写经，品相较好，价值重大。装帧形式包括卷轴装、经折装、缝缋装等，内容有《大宝积经》《肇论》《量处轻重仪》《因缘心论释开决记》《六门陀罗尼经论广释》等，主要为佛教典籍，多为藏外文献，其中唐释法海等辑、后周显德五年（958）所抄早期禅宗文献《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习称《旅博本六祖坛经》），尤为珍贵。
本书出版特点如下：其一，完整刊布了旅顺博物馆藏敦煌文献的图版。根据旅顺博物馆馆藏编号顺序编排，依次呈现文献外观、包首、正面、背面等。其二，高清全彩，八开精印，高度还原文献面貌。图版尽可能地还原原卷尺寸和面貌。其中的朱点、朱笔文字、朱印及部分墨色黯淡的小字和押印等细节，均纤毫毕现；纸张材质、染色和装裱形式，都得以理想展示。三是汇集吸收前人最新研究成果，遵循古籍整理和出土文献整理的规范，对全部文献全新精确定名。四是设计多元、细节完备。根据每一编号的文献情况，视情况附加总图、局部图等，同时刊布写卷原装帧形态。对重要长卷，跨页通版接排，突出长卷的整体性。图例中，为每一编号文献标注比例尺、色卡。连续图版的上方特别设置三角标记符号，用以提示图版重复部分。
第一册目录
前 言
（王振芬）
敦煌文献系统性保护整理出版工程是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主持，中国学术界、文化界、出版界共同推进实施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敦煌文献全集》作为其中的重点项目，旨在以高清全彩方式高水平集成刊布、高质量系统整理散藏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本书为《敦煌文献全集》之一种，是旅顺博物馆藏敦煌文献的高清彩色图录。
众所周知，旅顺博物馆藏敦煌文献是日本大谷光瑞（1876—1948）组织的中亚探险队在我国甘肃敦煌攫取的。1910年8月大谷探险队开始了第三次中亚考察，此次考察的主要目标之一即是敦煌，因为在此之前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已经都先后去过敦煌，中国政府也在罗振玉等学者呼吁下将部分敦煌文献运送北京。大谷探险队派到敦煌的队员是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他们二人在敦煌的时间是1911年10月至1912年2月，二人获得的写卷主要如下：从当地村民手中得到7卷；主要的部分是通过王道士获得的，但当时的记录很不完整，只记录一次得到169卷，另一次得到200卷。橘瑞超早于吉川小一郎于1912年6月带着大部分获得品返回日本，将其存放在由大谷光瑞刚刚组织建立的大谷收集品在日本的最后存放地二乐庄，并进行了初步的整理，最主要的就是对这些经卷特别定制带有云龙图案的织锦加以装裱。吉川小一郎回到日本的时间是1914年7月，此时大谷光瑞已经辞去了西本愿寺主持的职位，二乐庄也已经进入到转卖给新的主人的阶段，所以吉川小一郎带回的这部分写卷是未经过织锦装裱的。这使得大谷收集品中的敦煌文献呈现出两种典型的外观特征，并一直保留到现在。同时，也形成了两组不同的序号登记方式①。
1916年，大谷光瑞带着他的大部分大谷收集品来到旅顺，将其寄存在刚刚建立的“关东都督府满蒙物产所”（现旅顺博物馆的前身），随之橘瑞超与物产所的工作人员一起对这部分大谷收集品进行整理、登记、编号。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存放在旅顺博物馆的敦煌文献并没有与其他大谷收集品一起登记在文物帐册上，而是将其登记在纸本图书中存放在图书室，直到1928年从博物馆图书室分离出独立的图书馆，很显然，敦煌文献仍然被幸运地保留在博物馆里②。
也许是到了1951年，经历了近半个世纪历史沧桑的旅顺博物馆终于收归中国的时候，这些敦煌文献还是没有被规范地登记，因为从保存至今的现有馆史资料中保存着一份旅顺博物馆（时称旅顺东方文化博物馆）上呈上级主管部门旅大市人民政府文教局的文件：
关于呈送敦煌写经目录事
接奉旅大市人民政府文教局十月十一日教字五九九号，关于注意保护敦煌写经并造目录分两份送局以便转呈东北文化部的函，以后即进行敦煌写经整理登记编目工作，共计三百五十六卷。分装两木箱。箱内放置防虫剂，特别注意保管。兹将敦煌写经目录两份送上祈查收。
此呈 旅大市人民政府文教局
旅顺东方文化博物馆
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五日
这份目录的手抄本现还存于馆内，名称为《敦煌写经登记存底》，上面记录的时间与上述完全一致，同时注明“抄写清册三份，一份存馆，一份送文教局，一份送东北文化部”。从馆史推断，这份目录的形成应该是中国政府收回旅顺博物馆后进行的第一项馆藏品整理工作，而馆藏其他文物的整理与重新登记是两三年之后的1955年了。
1954年1月，旅顺博物馆藏敦煌文献的命运又一次发生了改变，经当时的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商议，将旅顺博物馆藏敦煌文献移交给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移交的数量为:
已装裱经卷(第一箱至第五箱)三五五件
未裱经卷(第六箱)五七件
西藏经卷(第七箱)二〇八件
共计七箱六二〇件
以上是旅顺博物馆藏敦煌文书的整体变化情况。
关于大谷收集品中敦煌文献的著录和散佚情况，有部分学者已经做过相关资料整理工作，有些问题已经明确：第一个著录的目录是1914年罗振玉《日本橘氏敦煌将来藏经目录》，之后是1926年叶恭绰的《旅顺关东厅博物馆所存敦煌出土之佛教经典》，1929年高楠顺次郎等《大连图书馆旅顺博物馆藏大谷光瑞氏将来敦煌出土经典目录》，大约1928年前后形成的《关东厅博物馆大谷家出品目录》，1935之后的《大谷光瑞氏寄托经卷目录》，还有1954年记录的《敦煌经卷交接清册》，这中间还存在1951年旅顺博物馆整理的手写本《敦煌写经登记存底》（正目及续目）。1991年，尚林、方广錩、荣新江三位学者共同对这宗敦煌文献进行了细致的调查，并对各目录梳理比对，基本弄清了相关情况，汇编成《中国所藏大谷收集品概况——特别以敦煌写经为中心》一文。这是目前所有大谷收集品中有关敦煌文献最具权威性的资料，特别是其中的核心附表，即“大谷收集品敦煌写经诸家著录存佚调查表”，从中可以统计出这样的数据:
大谷探险队所获敦煌文献约714件，其中汉文写本504件（经装裱的橘氏携归部分430件，未经装裱的吉川氏携归部分74件），藏文写本210件。
1916年回流到旅顺博物馆的敦煌文献为639件，其中汉文写本429件（装裱361件，未裱68件），藏文写本210件。
共计佚失75件，其中汉文写本73件（装裱69件，未裱4件），藏文写本2件。
如果以上述1928年的《关东厅博物馆大谷家出品目录》作为最初回流旅顺博物馆敦煌文献的目录，以1954年的《敦煌经卷交接清册》作为旅顺博物馆存留的目录，那么从两份目录的差别角度来统计，又形成了如下的结果：
佚失装裱部分5件，分别为：
姜（千字文号，下同） 大般涅槃经卷一二
造 律残卷
物 瑜伽师地论卷二五
渭 瑜伽师地论卷四〇分门记
殿 太上妙本通微妙经卷一〇
佚失未裱部分3件，分别为:
一九 四分戒本
二〇 救诸众生菩萨经
二七 佛名经卷一五
再有就是2件藏文写经。
其他佚失的经卷，《关东厅博物馆大谷家出品目录》没有著录，不能排除和大谷收集品的其他部分文物一样或者原本就未被带到旅顺，当然也不能排除有其他可能性。
还需指出的是上交国家图书馆中有两件（序号54784、54785），只存在于上述1935之后的《大谷光瑞氏寄托经卷目录》中（序号431、432），经名均为《大般涅槃经》，分为卷五、卷二六。实际上这两件并不是大谷收集品，而是1930年博物馆自行购买的。
旅顺博物馆现存大谷收集品中的敦煌经卷10件，他们构成了本图录的核心部分。从形态来说，10件皆未装裱，为吉川小一郎1914从敦煌携归的74件中的经卷。其中一件经名为《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多经》的写卷，自从1935之后的《大谷光瑞氏寄托经卷目录》著录后就被认定为佚失的经卷，由于该经在敦煌文献特别是中国禅宗典籍中的重要地位，成为许多学者非常关注且多方寻找的对象。幸运的是，2010年在旅顺博物馆的文献典籍类文物中，这件写卷重新被“再发现”，终于了却了一桩多年的学术“公案”③。
另外，本图录还将旅顺博物馆所藏原属罗振玉旧藏的经卷也一并汇编进来，可惜的是罗氏将这些经卷都裁割成单页，有的还制作成了册页。
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馆藏敦煌文献的出版，除了是首次对现存馆藏敦煌文献的集中公布外，还是首次以高清彩色图版的方式刊布。不仅能清晰地辨识文字，特别是像《因缘心论释开决记》这样的敦煌僧人的个人撰述类文献因为是两面都有文字，过去公布的照片很难让人看清楚。更何况，馆藏文献以往公布的都是局部的、黑白的图片。学者们想利用这批文献只能到馆内查看原件。从文物学的研究角度来看，高清彩色图版还能对纸的物质形态进行观察，这是过去不能想象的事情。另外，与以往馆藏敦煌文献公布仅著录目录、尺寸（个别有简单的题记）等信息不同，此次的整理方式也有了很大进步。特别是在定名方面，吸收了世界范围内敦煌文献研究的最新科研成果，尽可能地找到每件文献与其他各宗收藏的关联，达到定名的规范性、资料的准确性、研究的学术性。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也许本图录所刊的14件敦煌文献与上交给国家图书馆的其他620号敦煌文献数量比起来微不足道，但作为敦煌文献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非常有整理刊布的必要，况且其中还有敦煌本《六祖坛经》这样重要的文献资料。《敦煌文献全集》的出版由学术界、文化界、出版界共襄盛举，《旅顺博物馆藏藏敦煌文献》的整体刊布躬逢其盛，希望能补益于日益蓬勃发展的敦煌学研究。
二〇二四年十月二十日
①橘瑞超携归的汉文写经部分据罗振玉《日本橘氏敦煌将来藏经目录》为430件，用千字文编号。吉川小一郎携归的部分用两日文字母，分为两组，一组37件。推测这两种编号的经手人应该就是两位携归者，编号整理的时间应该是在日本二乐庄分散前期。
②1937年出版的《新西域记》中所附《关东厅博物馆大谷家出品目录》以敦煌文献为主，显然该目录就是在从博物馆图书室分离出独立的旅顺图书馆过程中形成的，而我们推定目录形成的时间下限依据是旅顺图书馆成立的时间，1928年。
③参见王振芬《旅博本〈坛经〉的再发现及其学术价值》，《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十二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367—380页。
“敦煌文献系统性保护整理出版工程”项目成果
2021-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重点出版项目
“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项目
旅顺博物馆藏敦煌文献（全二册）
旅顺博物馆 编 王振芬 主编
2025年1月出版
6200.00元
978-7-5732-1484-3
内容特色
敦煌文献系统性保护整理出版工程是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主持，中国学术界、文化界、出版界共同推进实施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敦煌文献全集》作为其中的重点项目，旨在以高清全彩方式高水平集成刊布、高质量系统整理散藏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本书为《敦煌文献全集》之一种，是旅顺博物馆藏敦煌文献的高清彩色图录。
《旅顺博物馆藏敦煌文献》（全二册），首度以高清全彩方式完整公布旅顺博物馆藏14件敦煌文献图版。该馆所藏主要来源于大谷光瑞探险队收集品和罗振玉旧藏。主要为唐、五代写经，品相较好，价值重大。装帧形式包括卷轴装、经折装、缝缋装等，内容有《大宝积经》《肇论》《量处轻重仪》《因缘心论释开决记》《六门陀罗尼经论广释》等，主要为佛教典籍，多为藏外文献，其中唐释法海等辑、后周显德五年（958）所抄早期禅宗文献《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习称《旅博本六祖坛经》），尤为珍贵。
本书出版特点如下：其一，完整刊布了旅顺博物馆藏敦煌文献的图版。根据旅顺博物馆馆藏编号顺序编排，依次呈现文献外观、包首、正面、背面等。其二，高清全彩，八开精印，高度还原文献面貌。图版尽可能地还原原卷尺寸和面貌。其中的朱点、朱笔文字、朱印及部分墨色黯淡的小字和押印等细节，均纤毫毕现；纸张材质、染色和装裱形式，都得以理想展示。三是汇集吸收前人最新研究成果，遵循古籍整理和出土文献整理的规范，对全部文献全新精确定名。四是设计多元、细节完备。根据每一编号的文献情况，视情况附加总图、局部图等，同时刊布写卷原装帧形态。对重要长卷，跨页通版接排，突出长卷的整体性。图例中，为每一编号文献标注比例尺、色卡。连续图版的上方特别设置三角标记符号，用以提示图版重复部分。
第一册目录
前 言
（王振芬）
敦煌文献系统性保护整理出版工程是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主持，中国学术界、文化界、出版界共同推进实施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敦煌文献全集》作为其中的重点项目，旨在以高清全彩方式高水平集成刊布、高质量系统整理散藏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本书为《敦煌文献全集》之一种，是旅顺博物馆藏敦煌文献的高清彩色图录。
众所周知，旅顺博物馆藏敦煌文献是日本大谷光瑞（1876—1948）组织的中亚探险队在我国甘肃敦煌攫取的。1910年8月大谷探险队开始了第三次中亚考察，此次考察的主要目标之一即是敦煌，因为在此之前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已经都先后去过敦煌，中国政府也在罗振玉等学者呼吁下将部分敦煌文献运送北京。大谷探险队派到敦煌的队员是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他们二人在敦煌的时间是1911年10月至1912年2月，二人获得的写卷主要如下：从当地村民手中得到7卷；主要的部分是通过王道士获得的，但当时的记录很不完整，只记录一次得到169卷，另一次得到200卷。橘瑞超早于吉川小一郎于1912年6月带着大部分获得品返回日本，将其存放在由大谷光瑞刚刚组织建立的大谷收集品在日本的最后存放地二乐庄，并进行了初步的整理，最主要的就是对这些经卷特别定制带有云龙图案的织锦加以装裱。吉川小一郎回到日本的时间是1914年7月，此时大谷光瑞已经辞去了西本愿寺主持的职位，二乐庄也已经进入到转卖给新的主人的阶段，所以吉川小一郎带回的这部分写卷是未经过织锦装裱的。这使得大谷收集品中的敦煌文献呈现出两种典型的外观特征，并一直保留到现在。同时，也形成了两组不同的序号登记方式①。
1916年，大谷光瑞带着他的大部分大谷收集品来到旅顺，将其寄存在刚刚建立的“关东都督府满蒙物产所”（现旅顺博物馆的前身），随之橘瑞超与物产所的工作人员一起对这部分大谷收集品进行整理、登记、编号。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存放在旅顺博物馆的敦煌文献并没有与其他大谷收集品一起登记在文物帐册上，而是将其登记在纸本图书中存放在图书室，直到1928年从博物馆图书室分离出独立的图书馆，很显然，敦煌文献仍然被幸运地保留在博物馆里②。
也许是到了1951年，经历了近半个世纪历史沧桑的旅顺博物馆终于收归中国的时候，这些敦煌文献还是没有被规范地登记，因为从保存至今的现有馆史资料中保存着一份旅顺博物馆（时称旅顺东方文化博物馆）上呈上级主管部门旅大市人民政府文教局的文件：
关于呈送敦煌写经目录事
接奉旅大市人民政府文教局十月十一日教字五九九号，关于注意保护敦煌写经并造目录分两份送局以便转呈东北文化部的函，以后即进行敦煌写经整理登记编目工作，共计三百五十六卷。分装两木箱。箱内放置防虫剂，特别注意保管。兹将敦煌写经目录两份送上祈查收。
此呈 旅大市人民政府文教局
旅顺东方文化博物馆
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五日
这份目录的手抄本现还存于馆内，名称为《敦煌写经登记存底》，上面记录的时间与上述完全一致，同时注明“抄写清册三份，一份存馆，一份送文教局，一份送东北文化部”。从馆史推断，这份目录的形成应该是中国政府收回旅顺博物馆后进行的第一项馆藏品整理工作，而馆藏其他文物的整理与重新登记是两三年之后的1955年了。
1954年1月，旅顺博物馆藏敦煌文献的命运又一次发生了改变，经当时的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商议，将旅顺博物馆藏敦煌文献移交给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移交的数量为:
已装裱经卷(第一箱至第五箱)三五五件
未裱经卷(第六箱)五七件
西藏经卷(第七箱)二〇八件
共计七箱六二〇件
以上是旅顺博物馆藏敦煌文书的整体变化情况。
关于大谷收集品中敦煌文献的著录和散佚情况，有部分学者已经做过相关资料整理工作，有些问题已经明确：第一个著录的目录是1914年罗振玉《日本橘氏敦煌将来藏经目录》，之后是1926年叶恭绰的《旅顺关东厅博物馆所存敦煌出土之佛教经典》，1929年高楠顺次郎等《大连图书馆旅顺博物馆藏大谷光瑞氏将来敦煌出土经典目录》，大约1928年前后形成的《关东厅博物馆大谷家出品目录》，1935之后的《大谷光瑞氏寄托经卷目录》，还有1954年记录的《敦煌经卷交接清册》，这中间还存在1951年旅顺博物馆整理的手写本《敦煌写经登记存底》（正目及续目）。1991年，尚林、方广錩、荣新江三位学者共同对这宗敦煌文献进行了细致的调查，并对各目录梳理比对，基本弄清了相关情况，汇编成《中国所藏大谷收集品概况——特别以敦煌写经为中心》一文。这是目前所有大谷收集品中有关敦煌文献最具权威性的资料，特别是其中的核心附表，即“大谷收集品敦煌写经诸家著录存佚调查表”，从中可以统计出这样的数据:
大谷探险队所获敦煌文献约714件，其中汉文写本504件（经装裱的橘氏携归部分430件，未经装裱的吉川氏携归部分74件），藏文写本210件。
1916年回流到旅顺博物馆的敦煌文献为639件，其中汉文写本429件（装裱361件，未裱68件），藏文写本210件。
共计佚失75件，其中汉文写本73件（装裱69件，未裱4件），藏文写本2件。
如果以上述1928年的《关东厅博物馆大谷家出品目录》作为最初回流旅顺博物馆敦煌文献的目录，以1954年的《敦煌经卷交接清册》作为旅顺博物馆存留的目录，那么从两份目录的差别角度来统计，又形成了如下的结果：
佚失装裱部分5件，分别为：
姜（千字文号，下同） 大般涅槃经卷一二
造 律残卷
物 瑜伽师地论卷二五
渭 瑜伽师地论卷四〇分门记
殿 太上妙本通微妙经卷一〇
佚失未裱部分3件，分别为:
一九 四分戒本
二〇 救诸众生菩萨经
二七 佛名经卷一五
再有就是2件藏文写经。
其他佚失的经卷，《关东厅博物馆大谷家出品目录》没有著录，不能排除和大谷收集品的其他部分文物一样或者原本就未被带到旅顺，当然也不能排除有其他可能性。
还需指出的是上交国家图书馆中有两件（序号54784、54785），只存在于上述1935之后的《大谷光瑞氏寄托经卷目录》中（序号431、432），经名均为《大般涅槃经》，分为卷五、卷二六。实际上这两件并不是大谷收集品，而是1930年博物馆自行购买的。
旅顺博物馆现存大谷收集品中的敦煌经卷10件，他们构成了本图录的核心部分。从形态来说，10件皆未装裱，为吉川小一郎1914从敦煌携归的74件中的经卷。其中一件经名为《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多经》的写卷，自从1935之后的《大谷光瑞氏寄托经卷目录》著录后就被认定为佚失的经卷，由于该经在敦煌文献特别是中国禅宗典籍中的重要地位，成为许多学者非常关注且多方寻找的对象。幸运的是，2010年在旅顺博物馆的文献典籍类文物中，这件写卷重新被“再发现”，终于了却了一桩多年的学术“公案”③。
另外，本图录还将旅顺博物馆所藏原属罗振玉旧藏的经卷也一并汇编进来，可惜的是罗氏将这些经卷都裁割成单页，有的还制作成了册页。
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馆藏敦煌文献的出版，除了是首次对现存馆藏敦煌文献的集中公布外，还是首次以高清彩色图版的方式刊布。不仅能清晰地辨识文字，特别是像《因缘心论释开决记》这样的敦煌僧人的个人撰述类文献因为是两面都有文字，过去公布的照片很难让人看清楚。更何况，馆藏文献以往公布的都是局部的、黑白的图片。学者们想利用这批文献只能到馆内查看原件。从文物学的研究角度来看，高清彩色图版还能对纸的物质形态进行观察，这是过去不能想象的事情。另外，与以往馆藏敦煌文献公布仅著录目录、尺寸（个别有简单的题记）等信息不同，此次的整理方式也有了很大进步。特别是在定名方面，吸收了世界范围内敦煌文献研究的最新科研成果，尽可能地找到每件文献与其他各宗收藏的关联，达到定名的规范性、资料的准确性、研究的学术性。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也许本图录所刊的14件敦煌文献与上交给国家图书馆的其他620号敦煌文献数量比起来微不足道，但作为敦煌文献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非常有整理刊布的必要，况且其中还有敦煌本《六祖坛经》这样重要的文献资料。《敦煌文献全集》的出版由学术界、文化界、出版界共襄盛举，《旅顺博物馆藏藏敦煌文献》的整体刊布躬逢其盛，希望能补益于日益蓬勃发展的敦煌学研究。
二〇二四年十月二十日
①橘瑞超携归的汉文写经部分据罗振玉《日本橘氏敦煌将来藏经目录》为430件，用千字文编号。吉川小一郎携归的部分用两日文字母，分为两组，一组37件。推测这两种编号的经手人应该就是两位携归者，编号整理的时间应该是在日本二乐庄分散前期。
②1937年出版的《新西域记》中所附《关东厅博物馆大谷家出品目录》以敦煌文献为主，显然该目录就是在从博物馆图书室分离出独立的旅顺图书馆过程中形成的，而我们推定目录形成的时间下限依据是旅顺图书馆成立的时间，1928年。
③参见王振芬《旅博本〈坛经〉的再发现及其学术价值》，《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十二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367—3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