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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长安：数字人文时代历史城市的复原与想象
漫步长安：数字人文时代历史城市的复原与想象原创 唐克扬 装饰杂志 2025年04月11日 18:31 北京
内容摘要
本文简述了清华大学未来实验室项目“再造长安”的理论发展路线，并就此类项目何以是“数字人文”的一部分提出了新的看法。简单的数字化并不构成影响传统人文研究的前提，但是在社会层面广泛地提倡数字化，特别是强调它的具体“应用”，早已改变了人们对于人文研究自身的看法。在这个意义上，对于古典城市的复原研究必然从考古学走向“考现学”，是借助现代工具对城市现实的改造和参与。隋唐长安城提供了一个富于色彩的案例，不仅是数字人文还有“数字城市”，将历史城市的信息做哪怕最基础的数字化，也将面对现实中一样存在的并时事实和历史发展的关系，也就是视觉“复原”和想象“重构”的内在矛盾。“漫步长安”提示着历史认知中隐含的空间之维。
关键词：城市考古、隋唐长安城、长安学、古代都城研究、制图学、数字人文
隋开皇元年（公元581年），文帝杨坚决意在汉长安城东边的龙首山南麓营建一座崭新的“大兴城”，由将作大匠宇文愷总结前代得失，只一年时间，便“建成”了。隋唐长安是人类历史上最地广人稀的都会之一，大得远远超出实际的需要。“大”之一维是物理尺度，据考古发现，它的中轴线朱雀大街达到了110米的惊人宽度，可以媲美20世纪营建的北京长安街。“大”的另外一面是密度：虽然城市的一部分熙熙攘攘，但它的人口即使按争议数字的上限也和现代大城市不可同日而语。[1]相对于空前大的面积而言，这点居民数目导致大部分地方只能是虚空。以至于到唐朝灭亡时，“围外地”，也就是城南约三分之一的地方，依旧全不像城市，“耕垦种植，阡陌相连”。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并未意识到这座巨城的存在，明清时代成形的西安砖城构成了“长安”主要的印象。砖城之外废弃的隋唐城大多沦为村落和丘墟。只是在改革开放以来，召回隋唐长安的风貌成了地方发展的重要线索。一方面，对西部城市而言，仿古旅游和开发一直利润可观；另一方面，作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都城，现代人重访这一空间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当代的口号是“城市奔赴”。因此，隋唐长安的城市研究，不管是遗址保护还是文化研究，从一开始便带有强烈的实用导向。[2]它或不属于学者们关心的“长安学”典型议题，却可以帮助澄清这一学术领域的当代意义。[3]（图1）
1. 电影《妖猫传》剧照。图片来源：陆苇
现代人要“漫步”长安，意味着空间体验是上述现象的枢纽——这里说的“漫步”既是文化旅游之号召，又不能不是个现代社会学/建筑学的概念。[4]今人把巴黎、纽约的经验移植到古代城市中，第一时间就会暴露古今营城体系和体验基础的巨大差异：无论是真实置身于古城遗址，还是给现实赋予虚拟镜像，空间都不是简单的建筑模型。在此刻重建不复存在的长安，意味着城市不限于静态知识，而需要某种动观，“漫步”在拟似过去的空间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时空穿越”。
不像某些都城慢慢扩张，名实相协，长安是一开始就奠定了“无穷之业”的规模。它的基本设计手法是“化家为国”，首先划定宫城，也就是天子之宅的大小，然后再依次推演出皇城和里坊的模数，扩大到全城：大大小小一百多个比例同构的方块，构成里坊、宫苑。院内常有大十字街，四隅之内，理论上又各有一小十字街，依序组成了庞大的嵌套结构，精确约定了未来三百年城市基本用地单元的规制，以及不同等级、身份长安人的活动空间。[5]（图2）这种“远见”过于超前，更像一个只有近代巴塞罗那才能兑现的宏大规划模型，而规模实过之，不似真实的城市，倒是有那么一分“数字化”的意味。或许正因如此，夸张虚大的古代帝都，才能意外地成为诸多当代奇趣的载体。
2. 福山敏男绘《长安城坊推定图》。图片来源:《福山敏男著作集》之六《中國建築と金石文の研究》[M], 第111 页
清华大学未来实验室的“再造长安”项目探讨新技术手段助力古城文旅的可能，曾获腾讯研究院“探元计划”第一名。项目起初也是呼应文史学者的实用需求——我们企图创立一个有交互性的长安城市的数字原型，可以帮助对这一主题感兴趣的学者，把他们获取的文献和考古信息放在长安城的空间语境中立体、系统和具象化地印证。然而在这一过程之中，我们对于此类工作的看法也发生了质的变化：“数字”手段不再是“人文”的补缀，而是生发出了积极的理论意义；反过来，独特的“人文”也对“数字”的技术路线产生了重大的启发。
一、古典城市的当代悖论
在传统的建筑史研究中，长安一直是都城制度的典范之作，它近乎今日规划师眼中的理想城市。考古学家复原的宇文愷的长安城平面图，呈现出貌似严正的空间权力秩序：坐北朝南，由外及里，中央对称，符合《周礼》规制。城市的基本单元都是模数化、整齐划一的长方形，图解类似“规则”有据可循，这也是我们一开始选择隋唐长安城作为数字人文研究对象的原因。并且，大多数公众讨论集中于皇城和宫苑建筑的复原，其实占长安三分之二以上面积的里坊才是城市的大体，将权力中枢和日常城市分离利于管理是隋唐都城的独创之一。
可是，长安的人际观感又有种种“偶然”和“失衡”。例如，长安城是一个有显著地形的城市，整体由东南向西北倾斜而下，起伏颇为剧烈，纵贯全城的六道西南—东北方向的岗原，习以“六爻”称之。显然，爬坡上坎不可能都是大路、正道，这和城市笔直均布的道路以及方正阵列的城坊的逻辑有着天然的矛盾，因此地形起伏时也只能在相对偏僻之处。[6]（图3）不用说，有唐一代的历史中，城市又经历了好几次结构性的调整。继高宗在龙朔三年（663年）移居城外东北方向的大明宫后，玄宗又将自己在藩时的潜邸转建兴庆宫，变成了“东内”，长安变得“东重西轻”了。以上空间的变化立即带来了很多可见的研究问题，不限于建筑学而是和政治/经济/社会相关：比如，除了街东街西的差分，宏观视野中长安都有什么样的区域特征？（图4）微观上，具体到唐代文本和某个不知名的空间的对照，比如“白居易的新昌坊宅最可能在坊内什么位置？”等等。
3. 长安地形图。清华大学未来实验室“再造长安”项目。图片来源：吕天罡
4.基于妹尾达彦研究的长安分区图。图片来源：见Tang（同注释[16]）
空间本就不均质，在漫长的生命中城市又发生了这样那样的变化。一张标准的长安地图是无法囊括这些变化的——也许，这种时空错岐正是当代“City Walk”的乐趣：传统的城市图让我们直视被揭露出来的特定时期的古代遗产，不用顾及它完整的发展周期和自带的空间“坐标系”。[7]类似于迪士尼主题乐园首创的理念：无论是《白雪公主》的童话世界还是穿越回都铎王朝，甚至旅行至未来世界，漫步者都是在本地（local）观看的。步行或是乘坐同一列小火车，他只是从不同的时空中横穿而过，而他所能看到的东西仅是时空的切片，是典型标本，而不是活生生的有内在连贯性的东西。轻松浅表的动态掩盖了程序驱动的假象，不具有和游览者产生真正互动的可能。
虚拟的“漫步”备受当下文旅行当的关注，主要是像素和逼真度显著改善，沉浸感更强。游戏者在《黑神话·悟空》风格的虚拟环境中“漫步”，实质也是主题公园式的穿越，以各种真实历史建筑为宏大的背景，一路游览。但集邮式的建筑空间无法影响游戏自身的地图结构。在一个物理现实和世界“观”都发生剧烈变化的时刻，今人出于实用目的阐释古代长安，同样面临着这种悖论。为了能在现代条件下完成“漫步”，他无法超越自己世界的本分，而恰恰要违反古代空间的常情。他行走其上的绝不是唐代的大街，而是电影布景那样能够穿堂入室快速通行的拍摄轨道。就像庞贝和罗马的古代遗址那样，能让我们洞悉内情的建筑其实是一座座原有秩序已经消失的废墟。[8]（图5）
5. 古罗马论坛区域的废墟。作者摄于2009年
对于前代城市的“穿越”早不止是隐喻。北宋人张礼在长安毁灭二百年后的元祐年间出当时的京兆府城重访废都，将他们的所见写成《游城南记》。此时，废弃的外郭城连城门的名字都已罕为人知，原先的黎庶烟火已是广袤的田野。他们从唐皇城之安上门出发，踏入故城之“游”。漫步经过兴道、务本、永乐、安仁、晋昌诸坊，游览小雁塔所在的荐福寺塔院和大雁塔所在的慈恩寺。昔日锦绣变作草市民田，河渠、场坡，荆棘掩没的前朝燕游之地已无甚可观了。但是一行人也登塔望远，因为熙宁年间富民遗火，使得大雁塔中涂圬剥落露出唐人墨迹，其中不乏孟郊、舒元舆等名人。寺中见到褚遂良所书《圣教序》及《唐人题名记》《西平郡王李公晟先庙碑》……这才出寺，涉黄渠，上杏园望芙蓉园。“西行……出启夏门”。（图6）
6. 足立喜六在西安城墙上向南拍摄的照片，类似《游城南记》中张礼看到的视角。图片来源：[ 日] 足立喜六：《长安史迹研究》[M]，王双怀等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
“不堪回首风尘后，北斗城荒雁塔寒”（明·王越，《长安怀古》）。作为后代人，我们对于古代城市的理解首先始于对它们大大改变了的“看法”，不仅是因荒芜风景的外表。张礼的漫游所述已显露了这种不同的“看法”之来源。上述地点仅一小部分才是游览者亲历，无论对于隋唐长安还是宋代的城南，张礼和同行者并非浸入本地日常之中，而是划过最具特征的看点，快速做古人所不会做的“City Walk”。但是《游城南记》之“注”和“续注”用了远多于正文的篇幅，链接了这些地点附有的详细历史信息，表达了对于过去史事的洞察，及今昔对比的黍离之悲。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个访古者并非随心所欲地穿越城市，更不用说“非礼勿视”。
在现代，摄影术的引入将古城进一步变成研究者生命经验之外的游览客体。从德国摄影者柏石曼拍摄西安府城的照片开始，现代人的“看法”颇具新意，难尽贴合唐人对于帝都的体认。例如，按中国传统空间政治学的基本逻辑，君臣之分，视觉上首先体现在彼此强烈的尊卑关系。规则预设中，“看不见”有时比“看见”更能体现这种格局。[9]比如，城市的正北边不开门，皇城正南的四列三十六坊，因为向北正对皇城和宫城，设计者认为“北出即损断地脉”。《长安志·唐京城》说：“不欲开北街泄气，以冲城阙。”（图7）
7. 恩斯特· 柏石曼：《西安府北门》。图片来源：[ 德] 恩斯特· 柏石曼：《中国的建筑与景观》[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8
这种“新看法”并非仅具审美意义，势必对“数字长安”的技术路线造成重大影响。当你将现有的几种长安平面（推测）图以现代工具重新绘制时，已经注定开始改变城市观，以适应漫步者所青睐的“新看法”。在当代围绕古典城市的实践，意味着一系列不可避免的悖论。除了具体和抽象的不同，还有规则和“意外”的关系、系统和个体的冲突，等等。首先，制图者会困惑：有悖于现代城市管理所需精度的“误差”如何处理。对于漫步长安的人而言，“误差”意味着具体，是从规划原理，精确到足以揭示建筑物面貌。现存仅有的历史上遗留的长安“地图”和学者们所参考的原则说明图，缺乏足够精确的时空坐标。即使西安的考古工作在城市考古中名列前茅，我们所掌握的发掘资料相对城坊的超大尺度仍极为有限。这让今人没有足够的物理参照去理解唐人的生活。
漫步者“走走看看”，需要在短时间里概览城市风光。城市的逻辑趋于复杂，但是现实合用的研究成果，其系统、规则和材料又得是光滑、简单、低维的，能为大众所接受。这种阐释模式如同主题乐园的循环列车，只顾着快速通行，却没有交叉注释（cross reference），事实上切断了文明内部原有的联系。更不用说，规划和建设原本就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数字层面的建设会让人忽视实际建筑即刻产生的后果。（图8）
8. 迪斯尼乐园平面流线图。图片来源：https://www.etsy.com/listing/1299715354/dl-c-disneyland-park-deluxe-map-mapand
9. 龚国强所示隋唐长安佛寺在街东街西的不同分布情况。图片来源：龚国强：《隋唐长安城佛寺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那么，有没有一种积极的方式来看待以上现象呢？数字人文手段确实为古典城市的研究带来了新的可能，比如对同一地点做密集多样的标注，而不是从单一数据孤立看待某个城市地标，流水账式的个人“游线图”，最终可以变成叠合的“游踪图”（分布图）。[10]在这些研究中，地点的意义主要体现为数量和位置的统计，不一定有先后之分。比如龚国强的《隋唐长安城佛寺研究》一书中就做了大量东西城标记地点的对比。[11]（图9）一定规模的空间分布数据经整合后，我们可以发现，隋唐长安城的南北中轴线，确实是一个政治空间建构的首要线索；由这种分布图，你可以进一步绘制出反映区域影响中心的热力图等图解。[12]但是，我们不能脱离城市的具象和基本规则谈论这种图解，更不用说城市的主体要素和空间境遇是随时间变化的。了解分布图中代表的人、物、事含义难免会有这样的问题：地图中这些小点代表的人物、地点、事件之间是否可以由静态转为动态，既相关也可能不连续，存在多维叠加的可能？例如讨论“出行”的问题，城市的“交通”不应只是正交网格之间的排列组合，随人、物、事叠合的“情节”不同，其轨迹交集有着无穷无尽的可能。[13]（图10）
10. 长安的“轨迹图”可以是人物片段的游踪，也可以理解为人物间长时段的网络关系。图片来源：同注释[10]
古代文学文本并非某种“设计”的背景，这让它们甚少能与地图准确对应；因为描写时有怪诞夸大，它们的文献意义也常遭传统史家质疑。[14]但是比起城市史家，某些文学研究者更敏感地察觉到了城市空间中潜在的“文学结构”。[15]例如，戴望舒所绘唐代传奇《李娃传》地图指出了故事中地点的意义，但是地图上的地点间没有连线。我们只要补上这些连线，就可以看到，不仅是地点，主人公在城市中运动的路线也颇具意义。比如荥阳公子从初到长安栖身的布政坊去东市，转去平康坊狎游。我们只要在地图上连接两点，便可发现这条路线恰好是朱雀门前横街，也是他原本应该投奔的权力中枢的大门口。布政、平康两坊分布在这一路线两侧完全对称，而这一空间转换正是主人公走向堕落命运起伏的关键。后续的故事发展，完美地重复了这一转换的逻辑。[16]（图11）
11. 作者改绘唐代传奇《李娃传》故事轨迹次序图。图片来源：基于Glen Dudbridge（同注释[16]）
用数字手段全面复原隋唐长安，需要将两种不同的地图，也就是反映历史原貌的假想图和现存城市地图无数次地叠在一起，后者既含历史残迹又不能不是当代环境的一部分，考古学也变成了“考现学”。两种地图后的信息可能天然冲突，也为理解城市规律带来了新的启发。[17]
二、从复原到重构
日人足立喜六自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始，首用现代方法探勘旧长安史迹。半个世纪后，马得志领队对隋唐长安城遗存进行测绘，草成《唐代长安城考古纪略》。[18]（图12）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参照宋吕大防《长安图》那样的古代城图（图13），才有可能校准城市现状和历史城市的关系，为又半个世纪后的“数字长安”迈出关键的一步。然而，早期测绘图转化为数字文件有显然的技术问题，计算机矢量绘图无法有含糊之处：首要的矛盾，是如何确定以及统一总图和局部图纸的坐标？城市建设中不同区段和不同历史时刻，本来自带“坐标”，这批数据是各自取得的，具体到每个地点和宅第，存在大量矛盾或难以对齐之处。[19]其次，相较于如此大的城市，手绘图纸的分辨率太低，仅有大尺寸但缺失了形状、方向等微观的信息。[20]比如，街道或坊墙不都是简单笔直的线条，抑或它们会有不同的宽度，也不可能像大多数现有长安城图那样规整。将这些底层数据计入总图再绘制闭合图形，难免会发生这样那样的形变和“将就”。对于揭露城市的真实面貌，以上技术细节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图14）
12.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绘唐长安城探测复原图。此图在标记探测成果的同时记录“现状”，显示城市演化中含有大量违反规划“原理”的痕迹；进而也做了一定程度的“推测”（如城墙遗址的连线）。图片来源: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长安城地基初步探测》[J],《 考古学报》，1958 年第3 期
13.[北宋] 吕大防:《长安图》。图片来源：王树声等( 同注释[21])
14.《 西安历史地图集》收录之隋大兴城复原图与城市现状重叠。资料来源: 史念海主编：《西安历史地图集》[M], 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1996，第74、75 页
傅熹年先生在讨论隋唐长安城平面尺寸时指出，它同样符合以宫城之广、长为模数规划的规律，以宫城之广长比为基准，将外部的一些重要部分做成它的相似形，落实了前述“化家（宫室）为国（都城）”的含义。如果这一规则严格执行，那么城市最初的平面图也就是我们今天测得的遗址分布图，无论是尺寸关系还是结构关系也会简单得多。但实际上，哪些部分彼此呈现相似形的关系，不同的局部都会有什么样的误差，取决于城市的具体组织逻辑，而且时时发生变化。傅熹年发现，在城市整体组织上，规划者把皇城南部诸坊视为一个整体，与此同时，据《纪略》中实测数据，南城又由北而南内部划分为均等的3组（行），依据皇城和宫城的东西之广，由东至西又分为4组（列）。然后再细化为南北9组（行）、东西10组（列）。在规划大兴城时，显然是突出了皇城和宫城的优先地位，再使其余部分作为它的附庸。但先确定的还有外部南墙位置——显然，因为未考虑道路宽度是包括还是附加在相似形中（上）带来的增减项，以至全城最南一列里坊的尺寸显著增加。（图15）同样明显的是高宗朝新立大明宫为朝仪中心，玄宗朝改兴庆坊为兴庆宫，这些新出现的规划单元大大影响了它们周边的里坊尺寸，包括街道、坊墙和广场——这些新格局的基准、形式和功能并不符合最初的规划。（图16）
15. 傅熹年对隋唐长安城市平面尺寸的研究让我们看到城市规划的一般原理。底图均基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队绘长安城复原图”（见注释 [18]）。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16.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队绘长安城实测图。本图显示实测现状和规划原理之间存在肉眼可见的“误差”。图片来源: 同注释[18]
换而言之，整个城市演变的次序“因果”大于城市规划的一次性“法则”——意味着我们在绘制不同的城市要素的时候，首先需要考虑大小尺寸的划分依据和绘制顺序，然后才能决定在城市发生变化时要素之间如何彼此配合和避让。比如城坊之间的道路宽度是否计入相似形内，以及里坊大小发生变化时，会是基于什么样的基准增加和削减。（图17）
17. 城市建设中“误差”（问号加红色虚线部分）的产生有可能来自基于规划原理的局部变化或者累积误差。图片来源：严鑫（清华大学未来实验室“再造长安”项目）
在手绘测绘图上可以一眼看到这种差异，但是将这种区分转变成绘图程序并不容易。由此我们想到了“误差”的意义，无论这些“误差”是规划/建设方法，还是城市演变实际造成的，它们才是数字重构长安的重点。这些误差可能源于上述规划、测量和施工流程中不可避免的技术原因，也可能是最初的规划设计原本就不够严谨（尤其是层次较低的城市里坊）。在所有权更替中，较小层级的城市组织可能被合并，或者更高层级的城市组织产生内部分裂；既有可能是强力介入干预所致，也可能是各不连续的发展阶段彼此妥协的结果，自发的生长破坏了规划设计的原有意图。
18. 宿白绘《隋唐长安城复原图》。图片来源：宿白：《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J]，《考古》，1978 年第6 期，图3
肉眼所见，在目前为学界引用较多的宿白绘《隋唐长安城复原图》（图18）中，我们很容易察觉到太极宫的东西两半并不对称：除了太仓—掖庭宫较东宫东西较广，宫城东街比西街明显要窄得多，在兴庆宫区域，受宫苑西墙和街楼影响，胜业坊东半缩小，宫前形成了史书有载的广场……类似细节不胜枚举。更有甚者，上述重要城图无论哪一种都含有一定程度的“推测”成分，比如城垣的形状实际是由几处探明遗迹的位置连线而成的，连线上未探明的遗迹位置难免有偏移，和城图可能并不一致。（图19）你可以认为《复原图》为隋唐长安的“标准图”或复原工作的终点，或者，是历经侵扰的城市格局的一个理想的平均状态。但是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它同时具有很多未经充分解释的演化过程，意味着由此合理想象的起点。历史城市的面貌将可以一遍遍地重构——这恰恰是“再造长安”项目的收获：复原不是我们的终极目的，历史城市研究的意义和方法论可以有另外一种“重构”。[21]
19. 根据局部遗址“复原”整体过程中容易产生的误差。作者绘图
隋唐长安城一共持续三百年左右的时间，严格的“复原”从何说起？城市这个词本身就意味着变化。变化不仅仅源于城市建设工作，还有不同视角代入的问题，后者不光是变化的结果，也是变化的原因。大多数人认同前后承续的因果，远远超过少数深谙内情的规划者建立抽象秩序的初心。对于隋唐长安城的观感，既有“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白居易《登观音台望城》）的宏观和整饬，也有《唐两京城坊考》的作者徐松敏锐察觉到的“宫苑曲折，里巷岐错”。如何看待以上两种貌似矛盾的城市实质的并存，也就是“长安大道连狭斜”（卢照邻《长安古意》）？现代技术手段提供了新的动态视图的可能，也就是可以不存在一张“标准图”，而只存在着可以不断刷新的“模型空间”，蕴含不同版本和内容的图纸。[22]类似的现象发生在罗马市中心今天被称作Forum Romanum[23]的那一片区域，无论是最初的演变还是今天的持续挖掘和复原，人们对于这样有着丰富层次的城市的复原势必引入时间因素，一张复原图终将导向一连串的重构。（图20）
20. 后代人对这一区域的描绘显示他们已经无法理解Forum Romanum 地区复杂的演变过程，而只能代之以一条简单的大道。图片来源：Giovanni B. Piranesi. Views of Rome[M]. 1772, republished by Dover Publication Inc., 1976, Plate 82
复原总是着眼于复原全部真相。在不多见的里坊遗迹整体解剖中，人们关注的往往是其中的主要道路、著名地标、重大发现。比如何家村藏宝之于兴化坊，唐经行寺之于崇化坊，等等。这些遗址和城市现状的关系少见提及，或者难以细化到建筑构造的尺度上去。事实上，这些里坊的总体尺寸，遗迹、内部街道的位置，和邻坊的关系等，均有可能对照现况，映射今古城市演化的规律。对于今天的类似复原而言，最小的城市单元——住宅——的用地限度认识已很丰富，但是除了少数完整发掘而有确证的情况[24]，我们未曾将建筑空间与城市语境贯通，推演出里坊内部结构的完整演变实况。[25]如果把那些未经验证的数据一并计入，数字技术可以帮助人们达到这一大胆猜想的目的。
从安定坊的发掘可以看出，长安城各坊内大、小十字街的布局，早在大兴城时期即已设计规划好，但是后续的发展并不平衡。首先是城北发展较为成熟，特别“是皇城左右的三排南北各十三坊，四面开有坊门的各坊内，都应有小十字街，唐初仍保存其原来形制。至盛唐时期，豪门贵族大兴兼并，竞筑坊宅、府第，一些小的街道并入院内而作废”[26]。后一种情况很难猜度，需要主动代入各种“意外”。（图21）
21. 安定坊内小十字街遗址位置和平面图。图片来源：马得志：《唐长安城安定坊发掘记》[J]，《考古》，1984年第4 期
真实的长安历史地图既非理想的“原理”也不是被侵扰的现状，而是各种“意外”被考虑在内的结果。如果里坊的规划原则可以理解为一个长方形被四分，再继续四分，那么考虑两个住宅单元兼并或是一拆为二的情况下，可能出现增加边界或者抹去边界的情况，这里边界通常指城墙、坊墙、院墙或各种道路，可能是一段可观的宽度或者呈现不规则的形状，这样就带来了标准单元的误差，同时这种误差会累积在下一轮的拆分兼并，直至最终影响城市建筑的大格局。（图22）类似情况还包括某些非标准元素，比如园林在里坊中的出现。对永宁坊北侧道路的揭示发现路边有渠，可能是坊内十字街中的北街。前所未见的内部道路傍渠的情况，打破了用地规模的呆板限度，反映了灵活设计的存在。事实上唐人多有第宅园林的记述，中堡村出土的三彩庭院中就伴随着被疑为表达“山池”和“园亭”的模型部件。根据部件在墓中散落的位置可以大致知道它们摆放在墓中的原况。但是这种推断却导致了有争议的复原，不一定能和生活空间真实的园林布局对应起来——后者本来就是难入绳矩的。[27]（图23）
22. 在考虑坊墙等宽度要素时的三种可能情况，视基准的不同位置将会产生大小不等的偏移或退缩。图片来源：同图17
23. 对于三彩庭院中自然因素的存在有不同的复原方案。图片来源：作者资料
重构则是一个开放性的现代概念。演化过程的两头是起点和现状——相对于城市类型学（typology）、城市形态学（morphology），实则是“城市变形学”，可以由这种简单的始末关系，依循一般的地块分割/兼并规律，结合中国中古城市独有的特点，想象出长安城丰富的生与死。也就是说，数字工具可以助力的“重建”并不是试图得到唯一的原貌，而是依循或然性的法则，从城市现状向过去做逆推。曼纳哈塔数字复原（Mannahatta Project）是一个可以参考的案例：对曼哈顿的原状而言，它是逆流而上，也是在营造平行时空，也就是纽约现代城市的面貌，可以有不同的起点。明确的规则和有限的约束条件下，我们可以把同一份现状地图重新绘制若干次，得到几个相对明晰的结果，而每一个新的输入因素将会产生一次或多次修改。如果按照时间正序，就是对未来城市规划的智能系统推演，倒过来由现状逆推原状，成了我们的“再造长安”。[28]
观察城市现状也可以发现，自然演变的前提下，城市的现状不可能是大方格，恰恰会在城市肌理中产生特定的和更复杂的“图案”，不同的图案折射出不同的演变规律。比如承天门前东西向的横街，至今仍在现代改造项目所勾勒出的回坊北界上留有痕迹。在莲湖公园一侧，也就是北广济街东侧一段的红埠街较为规整，而另一侧却有剧烈的方向变化。今红埠街东段大致为承天门前横街所在，但其南北限则失考。一千年来，城市演变中道路北侧一部分地块“整存整取”，而南侧的官署和西侧的太仓—掖庭宫最终变成了居民区，受到细小城市组织的不同磁力挤压或拉伸变成了今天的形状。基于必然性的规则营造和基于或然性的演化的细节，往往彼此叠压，在上述的城市片区，它们甚至清晰地并置。[29]以上例子启发着我们，城市更新应该是粗暴地“复原”，还是要耐心“重构”真实的城市历史。（图24）
24. 西安老城回坊北端红埠街的走向或反映了唐太极宫南承天门大街的历史演变。图片来源：见黄嘉颖（同注释[29]）
三、文学想象和City Walk
简和繁、守与变的不同城市图景促进了中古大城市长安的文学繁荣，推动人情和想象力的勃兴。除了复原和重构，这是第三个本项目可以产生意义的维度。在我们一次次地重推“这条街以前是……”的过程中，未必能得到什么确定的答案，恰恰是那些无法确知的选择带来了想象的空间。宿白认为，坊里中巷“曲”的提法大约是天宝年间才形成的。同样也在这一时期繁盛起来的传奇小说，比如《李娃传》中，许多扣人心弦的场景都发生在这些细小的城市组织中，它们恰恰是自发演变中较为暧昧和含混的所在。其中多样化的城市功能，亦非颁布“官民不得杂处”、市场和居住分离等禁令的“隋文新意”可概括。中晚唐城市文学作品的焦点徘徊在正经与怪谈之间，时人雅爱的故事并非没有可见的后果。五代之后，不甚自由的里坊演化为了开放的坊市——新的城市生活样式出现了。
从复原到重建到文学想象，引入了时间线索，静止的历史“照片”变成了“动画片”。“再造长安”并非一般常看到的模型漫游，它强调各种影响因子在同一个时刻带来的多样化的可能。
真实的地图变化产生具体的城市情节。把这些影响因子并置在同一个空间内作图，可以带来类似GIS中图层重叠的关系——不止导出类似静态的“热力图”或是“分布图”的可视化图像，以往顶多可以视为电影的静帧，是对于规律的解释，但只有在真实的故事中一切才会显形——台球的变化早在物理规律之中，但是不停击球并“落袋”才是比赛的意义。在项目的这个阶段，根据少量数据输入简单模拟的动态城市地图不足以直接建模，所以只能先假定一个有意义的视点，根据每次得到的地图，勾画出景物不同的平面关系。在此基础上，可以搭建出类似于巴洛克剧院式的场景，景片前后重叠。它的局限性，是无法带入每层景片之间详尽的城市关系，但是至少得到了特定观看方向的城市轮廓，对于“眼见为实”的文旅事业和建筑师而言，获得了一定的指导意义。（图25）
25. 利用假想平面关系搭建唐代长安里坊假想图，不具有建筑复原要求的精确性，但能示意城市内部的空间关系并作科普应用。图片来源：同图 17
“数字人文”在这个语境中的起点、手段和效果并不一致。最新的人工智能工具提供了原理不大类似的“黑盒子”，它的重要应用例如“文生图”实则是“词生图”，只适用于已存在的图的演化，而不顾现实逻辑，而我们假设“（城市）逻辑可以生图（视频）”。目前的“文生图”难以控制结果，即使改写提示词组也不能逼近远为复杂的城市原理，我们的简单模型则设想，只要输入的（城市）逻辑限制足够多，便可以模拟出“不大错”的唐代长安空间，可以允许无穷无尽的渐进式的变化贴近真实。在城市逻辑中，重要的不仅仅是细节和物像表面的多样性，而在于它们彼此定义，像建筑类型学一样，介于纯粹数理逻辑和人的简单感性间做出判断。以上，从严格复原到多样性重建，从城市平面到“看起来什么样”，从寻找单一问题的确定答案到允许人物事自由组合，思路的转变，让我们意外地获得了一种对实际问题的技术解决方案。（图26）
26.“ 再造长安”项目工作结构。图片来源：同图 17
有关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的一个显著争议，是它常常被等同于人文计算(Humanities Computing)，有时候我们甚至以为前者是后者的产物：“数字人文……源于人文计算(Humanities Computing)，是在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多媒体技术等新兴技术支撑下开展人文研究而形成的新型跨学科研究领域。”由此，数字人文不过是人文领域的新技术应用，“……现代人文学科正像自然科学领域业已发生的那样，快速地向可计算化方向发展，变成数据驱动型研究”[30]。
毫无疑问，早期的人文计算，确实发源于文学和语言学等领域为人文学者创生统计工具的需求，我们创作电子文本、扫描古籍图书、创生各种非文本的音视频数据库等都属于它的底层建设。[31]试图将古建筑和历史城市直接转换为模型信息，如此之“数字人文”彰显了它的工具属性，“再造长安”的出发点本也类似。然而，对于隋唐长安这个题目而言，数字
人文能解答哪些非它不可的问题？或者说，数字人文可以提出什么样的人文问题？我们的实验是从确定的研究问题出发，在各种可能性之间“漫步”，生发出更多的问题，或获致前所未有的体验，此前的学者们或者唐人未必注意到这些。这是数字人文的意外转折，可能也在情理之中，它带来的其实是现代的而非古代的问题，包括数字人文究竟有什么用，以及我们的数字人文究竟在追求什么样的学术/文化表达。
美国数字人文学者约翰·安斯沃斯(John Unsworth)提出数字人文活动具有的特性，可以用七个“学术原语”(scholarly primitives)来概括，分别是“发现(discovering)、注释(annotating)、比较(comparing)、参考(referring)、抽样(sampling)、说明(illustrating)和表示(representing)”，以上可以理解成数字人文常用的七种基本方法。该理论后来被进一步规范为五个基本原语：发现(discovering)、收集(collecting)、比较(comparing)、发布(delivering)和协作(collaborating)。我们可以理解，被抽离的一级原语“注释”和“参考”功能近似，“抽样”“说明”和“表示”，约等于“发布”，增加的“协作”是由最新的互联网技术带来的。[32]
为了回答“非它不可”的问题，就要首先比较数字人文和传统人文的优势。例如，数字人文工具可以快速分析海量文本，一口气读完《全唐文》《太平广记》，能够觉察到特定主题、词汇使用或叙事结构的关系，这是人工处理无法企及的。但是“发现”（有意义的问题）目前还不是数字人文的长项，任何一个有训练的人文学者在这方面都可以轻松超越AI，后者只有编纂大量token集才能在已有的主题基础上辨别一个次级主题。[33]我们期待，未来有可能将一切涉及长安地点的已知文本输入电脑，得到更多足以支持场景重建的有效空间信息。整个工作的第一环节，就是极其困难的“意义识别”，依赖敏锐眼光对于特定问题的洞察才能建立专家系统，真人判断和传统文学分析提倡的细读并不能就此放弃。
27. 空间信息相关文本识别工作界面。图片来源：同图17
如何看待这些信息的模糊意义成了大问题。（图27）大多数历史城市研究缺乏“考古”和“考现”的对照。这方面不多见的一个典型案例，是关于隋唐长安乐游原范围的考证。简锦松敏感地觉察到古今乐游原所指中的出入，他的研究既基于古代文献，对照考古资料，还参考了陕西省测绘局等单位的测量成果，甚至《西安城市工程地质图集》这样的专业地形图，并亲自进行实地勘验——他做了张礼等人类似的事情，完成了历史遗址的“漫步”。（图28）简锦松是以GPS卫星定位对重要地点做了复测，但是他的几个主要比较范畴并不具有严格的可比性：实测地形变化（空间）、大略叠加在地形上的里坊道路（地点）、由里坊道路约定的文学语言的描述（语义），加上现地“漫步”的实感（主要考察维度是方位和时间）。他用文学语言的计量（比如“将……继……稍……已昏黑矣”）和长安里坊的准确/模糊地点相映照，甚至亲至现场重走传奇故事《任氏传》中的路程，发现了大量彼此矛盾的描述。[34]由此得出结论：唐诗中所说的乐游原其实在修政坊，而不在一般人所言的新昌坊。
28. 简锦松所绘乐游原区域等高线图和长安里坊的叠加。右上所示升平/ 新昌两坊是传统认知的乐游原所在地，“入升平北门”即已进入传奇文学的“故事空间”。图片来源：同注释[35]
我将另文讨论乐游原所指究竟是一个地点、一种地形，还是一片地区。然而，在将文献信息转换成数字信息的过程中不禁想到和绘制数字地图类似的问题。或许正是里坊设置类似于现代规划坐标的特征，或是对于当时城市简陋实况的误解，令得研究者对隋唐长安城的空间有了不切实际的精确性的期待。[35]比如，延兴门内大街从升平、宣平二坊之间经过，但是现有等高线叠合图上此处正值海拔440～445米的山丘，坡度过大不像现代道路。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经行坊内冈原的故事中。然而，鉴于现有考古发现大都局部揭露道路遗迹然后将片段连接取直，我们并不能认定长安的内外道路总是笔直划一的，街廓也没有参差不齐甚至弯曲的情况；也不便假设，不会有诸多地势更缓便于通行的曲路，甚至“东西尽郭”的南部诸坊不是一片荒园（丘）。（图29）我们很难想象，在这样起伏不平的地形上人们还会直来直去，这是当代景观设计学生也普遍可以理解的地形处理原则。更重要的是，模糊性恰好才是文学叙事的根本。乐游原的所指无论在哪里，因其暧昧荒僻，才是狐鬼故事发生的理想场景。[36]如果让崎岖小径变成康庄大道，盘桓之趣用赶路的速度来计算，恰如摄影艺术家亚当斯（Ansel Adams）所言的那样，一张模糊的底片却洗印出了清晰的照片。[37]
29. 青龙寺发掘中显示之延兴门内道路在新昌坊和升平坊间可能穿越的地形的概况。图片来源：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工作队：《唐青龙寺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1974 年第5期
数字人文中的“发现”和“比较”难以完全脱离，任何一种观察都是建立在前序判断的基础上，“比较”又需要更宽阔眼光的“收集”。传统城市考古测绘图的绘制者，处理包含着各种未经言明难免有冲突的细节，其实也是在一系列“左右为难”后，得到（暂时）“不大错”的判断。数字人文的新手段，或许可助我们连续地分析时间中的城市变化，考察那些一张图上解决不了的问题：比如，几个世纪以来，在不断变化的政治体系中长安“街东”演变成了不同的形式，尤其是大明宫、兴庆宫先后成为新的权力中枢之后，夹城贯通南北连接曲江，使得“东重西轻”的东城也变化剧烈。（图30）无论如何，我们不是为了讨论空间而讨论空间，让话题貌是实非。“文学作图”的核心依然是文学，以文学意义的凸显而非泯灭为前提。每一次重绘长安城图，相当于一次次虚拟的漫游之旅，必须有相关性最大的主角，有明确的空间和文学/历史事件的约束条件。这样漫游路线虽不确定但可获得范围有限的基准，重绘长安的工作不至于无边无际。
30.“ 文学作图”显示隋唐长安城东北隅的历史变化。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空间是一个强有力的整体语境的代名词，包括不断改变互相作用的人物事。因此包含这些人物事的城市也成了某种有着自身意志的“智能体”，它如果产生意义，并不全是“真和伪”。初唐、盛唐、中晚长安和现代人对城市的理解，即使时有自相矛盾之处，未必都是“错误”的，至少，它们证实了，文化现象中足够多足够有差异性的样本，其自身关系就表征了城市集体意志的变化——如果不是直接决定了城市演化的形式，至少更准确地揭露了这种演化的方向。就像《李娃传》《任氏传》中的狭斜故事并不一定严丝合缝遵循现实，但它们明示了推动城市转变的有意义的因素。[38]城市蕴含的“智能”并不仅体现于已经起作用的规律，还意味着朝向未来的可能性。在未来，类似的故事还会一次次地发生。
结 语
当代大学的学科架构今非昔比，狭义的人文学科在教育部所列专业中只占四分之一。[39]本文涉及的话题横跨了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艺术学而很难仅归入其中一类。无论在虚拟还是现实的历史城市中“漫步”，并不仅限于历史地图和典籍的数字化，后一个目标技术上不难做到，但前一种任务的实用语境却不言而喻——这样一来它对更多人的意义就成了问题：我们重新绘制的长安，能够服务于当代人“漫步（并认知）长安”的目的吗？
要回答上述的问题，首先还要确定“漫步”的意义。显然，数字时代发明的“人文工具”的价值并不等同于词典或者其它的人文工具书：大部分人文学者并非靠词典确立自己的学术地位，他们首先要表明自己的工作是借助工具“发现”（过去不了解的事实），还是“比较（阐释）”（既有事实的关系），抑或两者兼有之。类似“再造长安”项目的现实动机，现阶段大部分的“收集”毫无疑问也是为了（“抽样”）“发布”和“协作”，首先是为了建立起讨论的广泛社会基础（“说明”和“表示”）——因此，大量的“注释”和“参考”功能是必不可少的。如果类似项目的“人文工具”仅能服务于狭隘的实用目的，那么我们讨论数字人文就失去了普适性的人文前提。
新的工具创生了新的研究对象，跨学科的必要性也应运而生。如同图书馆学最初诞生于图书馆藏书，今天却有了很多不依赖图书馆和传统图书的图书馆学课题。“数字人文”在目前可能只能是一个便于展开讨论的权宜定义（Working Definition），适用与否取决于这个领域何去何从。本文研究的“数字长安”已属于“原生数字(Born－digital)人文资源”，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并不是简单地运用工具，而是参与到一个新的系统建设里。
虚拟的“漫步”的积极意义只能源于当代城市，类似于罗兰巴特所说的“石头上的写作”。或者，是英国作家伍尔芙所说的“建设（城市）并不是为了延续，建设只是为了终结”，不断地推翻现有秩序又建立起新的意义，“……像一把刀子，插入每件事物之中，同时又置身局外，袖手旁观”。“……我不断地思考如何处理这些景象；设想过无穷的可能性。当我漫步于街头的时候，生活在我面前展现了无穷的深奥的素材，需要我用相应的语言去传达它的意义。”[40]
注释：（向上滑动查看）
[1]目前对于长安人口的最乐观估计之一是严耕望的150万（保守）～200万（放宽），但是这一数字显然过于夸大，学界认可的上限应该是（不到）100万。参见严耕望：《唐代长安人口数量之估测》[C]，《第二届唐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妹尾达彦：《唐长安人口论》[M]，《堀敏一先生古稀記念中国古代の国家と民衆》（堀敏一先生古稀纪念论集——中国古代的国家和民众），东京：汲古书院，1995。
[2]2024年11月26日，由西安市文化和旅游局等举办的城市营销IP活动“城市奔赴计划·诗意长安”正式发布并启动，它声称要打造“线上线下联动”的特色城市IP，串联起市民游客沉浸式体验“诗意长安”生活美学的“City Walk”之路。
[3]“新世纪伊始中国学人所倡导的长安学……其缘起有‘陕’‘京’两‘源’，并非某一个人的创立、创建”。2003年在北京出版的《唐研究》第9卷刊发的《关于隋唐长安研究的几点思考》一文中，作者荣新江相当鲜明地提出了长安学的命题。另见黄留珠：《长安学研究述评》[J]，《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6卷第1期。
[4]“漫步”概念（Promenade Architecture）通常和建筑师勒·柯布西耶联系在一起，但是它的影响远不止此。人们从不同角度提出建筑只有在动观之中才能体现其意义，其中最著名的如本雅明（Walter Bendix Schoenflies Benjamin）从波德莱尔诗歌中总结出来的漫步者（flâneur）。建筑理论家艾伦认为密斯和辛克尔的区别之一在于，老国家画廊中的幻觉性机制体现了隐藏在建筑中可被动态发现的“形象”，比如新古典主义装修的外表后面的，而密斯的“少就是多”，带来了一座没有“所见”，只有“见”的建筑。StanAllen. Mies’ Theater of Effects: The New National Gallery, Berlin [M]. in Practice: Architecture, Technique and Representation , Routledge, 2009.
[5] 傅熹年：《隋唐长安洛阳城规划手法的探讨》[J]，《文物》，1995 年第3期，第48—63页。
[6]例如，隋唐长安城东的延兴门内大街本是一条要道，现代人难以理解的是，依据现有等高线图，延兴门内大街从新昌、升道两坊间相对平坦处抵达升平、宣平二坊之间时，会经历一个海拔440～445米的土坡，坡度甚大，非常不便人车通行。
[7]“City Walk 作为青年群体在城市的重要日常生活形式，是一种依靠城市空间进行的能动性社会关系塑造和空间再生产过程，在青年城市漫步过程中，城市空间不再是中介和客体……” 一项来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研究专项“网络空间统一战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项目编号：21V M2008）如是说。郑维：《当代青年City Walk 的图式呈现、驱动力量与未来进路——以列斐伏尔为中心的考察》[J]，《城市发展研究》，2024 年第11 期。
[8] 类似的现代漫步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主体和现象之间已无差别，现实之视觉关系不再重要。城市不再‘再现’（represents）系统，而是变成了系统自身，编程完毕，各向同性（isotropic）因此系统内各种均一装置的功能绝无矛盾的可能。”Andrea Branzi. No- Stop City, Residential Parking, Climatic Universal System[J]. Domus 496,March 1971. 参见Archizoom Associati, No Stop City , p.56.
[9] “安禄山计取天下时，逆谋日炽，每过朝堂龙尾道，南北睥睨，久乃去”。——《新唐书·列传·卷一百五十》。
[10] 马昭仪、何捷、刘帅帅：《从唐小说中的空间交互看都城长安的社会感知变迁》[J]，《数字人文》，2022 年第1 期，第28—52 页。
[11] 龚国强：《隋唐长安城佛寺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宋辉、孟庆文：《基于GIS 的唐长安城及其遗址范围内佛寺空间分布研究》[C]，《发展中的建筑史研究与遗产保护会议论文集》，2022，第111—114 页。
[12] 数字人文的研究者在研究隋唐大城市中诗人活动时，可能“以诗人活动区域热力图代替诗人行迹线，避开诗人信息模糊性的问题”；“以泰森多边形绘制诗人核心影响范围，避开诗人信息丰富度不一的问题”。泰森多边形（Thiessen polygon）又叫沃洛诺伊图（Voronoi diagram），它基于一组特定点将平面分割成不同区域，而每一区域又仅包含唯一的特定点，并且该区域内任意位置到该特定点的距离比到其他的特定点都要更近。研究者注意到，沃洛诺伊图中每个区域的面积只受特定点位置和整个图形形状的影响。因此，“诗人活动中心确定后，诗人核心影响范围也就确定，不会因信息丰富度不同导致区域向留存信息更多的诗人偏移”。（高子昂：《隋唐洛阳城部分里坊考与底图改绘》[C]）与清华大学日新书院高子昂同学在香港科技大学会议的讨论中，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依赖关系的空间思维可以一定程度上纠正人文数据采集中的数量偏差，但是在城市的尺度上，历史人物出现的地点和频次很难真正“平均”，同样，仅仅是几何距离无法真实反映在隋唐长安那样刻板（arbitrary）的城市中的空间传播和出行规律。
[13] 例如，在实际的城市出行中，“多途经点”“修改终点”和“双向奔赴”的情况都可能发生。
[14] 开元时期的唐人韦述所著《两京新记》，有不少记述类同隋唐小说，在一些著名宅第下的记录如居德坊下法庆故事，布政坊法海寺英禅师故事，被继承它的《长安志》删除，重要的原因是古代人已经觉得它们怪诞不经。荣新江、王静：《韦述及其〈两京新记〉》[J]，《文献》，2004 年第2 期。
[15] Linda Rui Feng. City of Marvel and Transformation Chang’an and Narratives of Experience [M]. in Tang Dynasty China,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Honolulu,2015.
[16] Tang, Keyang. The Ward Walls and Gates of Tang Chang’an as Seen in ‘The Tale of Li Wa ’[M]. In Chinese Walls in Time and Space: A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 edited by Roger Des Forges, Minglu Gao, Chiao- mei Liu, Haun Saussy, and Thomas Burkman, 113–172.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East Asia Program, 2010. 戴望舒一图转引自 Glen Dudbridge. The Tale of Li Wa: Study and Critical Edition of a Chinese Story from the Ninth Century [M]. London: Ithaca Press, 1983.
[17] 足立喜六十分具体地区别了“结构图”“实测图”“复原图” 等几种图纸的不同，给出了绘制复原图的思路，这是认识上的进步，值得注意。王子奇：《图里寻城——隋唐长安城考古与复原研究的回顾与思考》[J]，《唐宋历史评论》，2023 年第2期，第305—335 页。
[18]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发掘队：《唐代长安城考古纪略》[J]，《考古》，1963 年第1 期, 第595—611 页。
[19] 如此大的城市的快速建成只能依赖于粗放的自发建设而不可能真的是依据“规划”。《唐两京城坊考》卷四：“次南金城坊……初移都，百姓分地版筑……”
[20] 简锦松在对比各家地图之后发现，手绘图即使注明比例尺，绘图的长度和原始数据仍难完全契合。再加上不同的研究文章数据之间有所出入，现有的唐长安城图谈不上“标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亲自到西安采集了许多G P S 数据和现场照片，并且根据前人文章所提出的数据，重新进行电脑绘图，作成“唐长安城复原新图”。但是，作者也承认新图虽然“力求准确”依然存在很多无法解释的现象，但也“只具高度参考价值，不能说是绝对精确的复原图”。作者认为需要以精度较高的G P S 仪器，实测每个考古探测及发掘点，结合大比例尺地图。本文觉得这些长安城图之间的出入并非在于哪一张图完全“错误”，或是仪器精度不高，而是因为各图均是基于不同的绘图方法并且兼容了原本互有冲突的元素。简锦松：《长安唐诗与乐游原现地研究》[J]，《台大文史哲学报》，2004 年总第60 期，第75—112 页。参见下一条注释。
[21] 王树声主持的吕大防《长安图》“续绘”项目中避免使用“复原”一词。胡海帆指出吕大防的《长安图》所示是隋唐一个较长时段而非一个时间点的图示。参见王树声、崔凯、王凯：《北宋吕大防〈长安图〉补绘研究》[J]，《城市规划》，2016 年第12期，第58—64 页；胡海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吕大防〈长安图〉残石拓本的初步研究》[M], 荣新江：《唐研究》第21 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第49—50 页。
[22] 在CAD 制图中，模型空间就是指所绘对象所在的数据空间，图纸空间指输出图纸的阅览界面。前者是无限延展的可以放大缩小没有物理尺度，仅有“作图单位”；后者受制于屏幕的大小并且和实际输出图纸的尺寸有关。一般而言，只有修改模型空间才能生成具体的图纸，与之逻辑相反的是微软亚洲研究院之“女娲计划”，在我们不了解原图的情况下，可以依据有限的图像局部逆推出不同的原图。Chenfei Wu et al. Nüwa: Visual Synthesis Pre-training for Neural Visual World Creation [C]. European Conference on Computer Vision, Springer Nature, 2022: 720-736.
[23] 共和国时期的Forum Romanum各建筑物之间难以有一个统一的逻辑，但是在帝国时期新建的部分则越来越依赖于轴线对称，建筑物的数目显著减少但单体体量逐渐增大，室外空间的重要性为建筑群组内部自为的逻辑所替代。布兰克海根（Peter H. von Blanckenhagen）认识到，帝国时期的forum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室内的空间。Sigfried Giedion, Architecture and the Phenomena of Transition, pp.74-75. 吉迪翁（Sigfried Giedion）的上述著作的主要结论之一是代表第三类空间的现代建筑总合了上述两种变化，那就是强调建筑物外部空间（和谐）秩序的同时也在努力让建筑获得表达自己的自由（隐私）。在吉迪翁的时代，现代城市带入的运动因素似乎是在积极意义上调和这两张空间，“漫步”因此拥有正面的价值。
[24] 笔者现场所见外郭城东北角“十王宅”发掘情况，在简报之外似还有较完整唐代住宅平面的发现。
[25] 同时期规模更小的欧洲城市遗址尚存，它们的群组关系往往更加清晰。
[26] 长安的住宅营建经历了初期的规制阶段在唐代后期逐渐走向失控。玄宗后期,权贵们的住宅虽已趋大奢,但逾制者尚不多见,当时的筑宅状况可以概括为：“京师堂寝,已极弘丽，而第宅未甚逾制。”（《册府元龟·卷一百六十·帝王部·革弊二》）换而言之，“天宝中,贵戚勋家,已务奢靡,而垣屋犹存制度”。（《旧唐书·卷一百五十二·马璘传》）。
[27]马文军：《唐代长安城中的农艺业》[J]，《人文杂志》，1996年第1期。
[28]在初级阶段，这个语料库又需要不同学科专家以各自的眼光互相参照。比如，建筑考古领域才会敏感具体的建筑物尺寸，而仅着眼于城市规划只需要了解“规则”中的约束性条件。The Welikia Project » Recreating Mannahatta Starting from Scratch “曼纳哈塔计划”——追溯纽约市自然史。Mannahatta项目是由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研究项目的历史生态学研究项目，由景观生态学家Eric W. Sanderson领导，主要从1999年至2009年开始运行10年。
[29]黄嘉颖：《西安鼓楼回族聚居区结构形态变迁研究》[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10。《现代城市中古代城址的初步考查》一文中刊发了宿白绘《唐长安城内街坊布局示意图》，以1958年实测图为底图用红色虚线叠加了宫城、皇城的拟订范围，初步显示了各里坊的分布和城市现况的关系。宿白指出拟定复原方案中的一些外城街道甚至坊内的街道，与明清西安城外部分街道遗迹可以互相印证，坊市复原方案也为后来考古工作所初步证实。值得指出的是，隋唐长安城主要街道和明清西安城外部分街道宽度有较大的差异，因此街道在保持延续性的同时至少会有部分基线的变更，笔者认为这是城市演变中街区形状变更乃至外部空间功能转化的重要来源。“古今重叠型城址”只能说是部分重叠，重要道路虽不易改变走向但前后会有完全不同的意义——比如成为新建建筑物的边际还是为建筑物大部占用而只剩下另一边的基线。
[30]刘炜、叶鹰：《数字人文的技术体系与理论结构探讨》[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7年第5期，第34—35页。
[31] Daniel J. Cohen, Tom Scheinfeldt. Theory, Method and Digital Humanities [M]. In Hacking the Academy Book: New Approaches to Scholarship and Teaching from Digital Humanitie .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13. 20 世纪90 年代初期人文计算作为一个独立的交叉学科逐渐成形。
[32]一级原语可以转译为多个“二级原语”。这种归纳其实是Willard McCarty和Harold Short 于2002年总结的数字人文研究“方法共同体(Methodological Commons)”的抽象化和理论化。
[33]比如什么文本算得上与隋唐长安城空间描述有关？目前的文本识别只能在已经数字化的古典文献中识别少量专有名词，而且，因为古文特有的句读和一词多义问题，常常会产生地名的误读和误判。
[34]简锦松计算古人游踪的具体方法是测算自升平坊北门至十字街心262.5米。“如自十字街心东北行，仅390米即达原顶中心，合计为650.2米。”按照论者对于此地地形的估计，当主人公在北门内遇见狐女时，此处冈原不难攀登，应该很快就可以到达目的地，“我曾模拟了他的路线，估计约有二十来分钟就很宽裕”。
[35]简锦松：《长安唐诗与乐游原现地研究》[J]，《台大文史哲学报》，2004年总第60期，第75—112页。
[36]连接延平和延兴门的第九横街，也就是街东的延兴门内大街，恰好是长安城北城南的分界线。“街东的北部主要为官员、举子聚居区”而此街之南正如《长安志》所说的：“……自朱雀门南第六横街以南，率无居人第宅……”因此郑子入升平北门，主要的意义绝非继续南行办事，而是明确提示读者，他已经进入了城市的禁域。郗方园：《〈任氏传〉所见盛唐长安的空间结构与空间认知》[J]，《珞珈史苑》，2020年第00期，第100—128页。又“围外地”并不是一个四至规正的矩形。参见贾鸿源：《唐长安城坊市与雩空间》[J]，《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第26—33页。
[37]亚当斯的意思是指照片本身没有拍好，但是一旦洗印出来破绽百出。此处指可能不适宜准确度量的意义，在像矢量地图那样不容妥协的现代表达媒介中难以自圆其说。
[38]《李娃传》反映了隋唐长安最终发生的变化可能是“一种新近涌现的空间活性”的产物，这种活性最终“逐渐开始挑战长安最初的设计中包含的那种僵硬的秩序”。见Tang（同[16]），128-130.
[39]根据2024年教育部颁布专业目录，在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科学、艺术学各大类中，和人文学科相关的分别是编号1—4，117—144，244—252。
[40]尹星：《作为城市漫步者的伍尔夫——街道、商品与现代性》[J]，《外国文学》，2012年第6期，第129—136页。引文分别来自伍尔芙作品《伦敦风景》《达洛卫夫人》《一间自己的屋子》。
来源：《装饰》2025年第2期
原文：《漫步长安：数字人文时代历史城市的复原与想象》
作者：唐克扬，清华大学未来实验室
延伸阅读：
《装饰》2025年第2期介绍
作为艺术设计的文本可视化与历史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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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简述了清华大学未来实验室项目“再造长安”的理论发展路线，并就此类项目何以是“数字人文”的一部分提出了新的看法。简单的数字化并不构成影响传统人文研究的前提，但是在社会层面广泛地提倡数字化，特别是强调它的具体“应用”，早已改变了人们对于人文研究自身的看法。在这个意义上，对于古典城市的复原研究必然从考古学走向“考现学”，是借助现代工具对城市现实的改造和参与。隋唐长安城提供了一个富于色彩的案例，不仅是数字人文还有“数字城市”，将历史城市的信息做哪怕最基础的数字化，也将面对现实中一样存在的并时事实和历史发展的关系，也就是视觉“复原”和想象“重构”的内在矛盾。“漫步长安”提示着历史认知中隐含的空间之维。
关键词：城市考古、隋唐长安城、长安学、古代都城研究、制图学、数字人文
隋开皇元年（公元581年），文帝杨坚决意在汉长安城东边的龙首山南麓营建一座崭新的“大兴城”，由将作大匠宇文愷总结前代得失，只一年时间，便“建成”了。隋唐长安是人类历史上最地广人稀的都会之一，大得远远超出实际的需要。“大”之一维是物理尺度，据考古发现，它的中轴线朱雀大街达到了110米的惊人宽度，可以媲美20世纪营建的北京长安街。“大”的另外一面是密度：虽然城市的一部分熙熙攘攘，但它的人口即使按争议数字的上限也和现代大城市不可同日而语。[1]相对于空前大的面积而言，这点居民数目导致大部分地方只能是虚空。以至于到唐朝灭亡时，“围外地”，也就是城南约三分之一的地方，依旧全不像城市，“耕垦种植，阡陌相连”。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并未意识到这座巨城的存在，明清时代成形的西安砖城构成了“长安”主要的印象。砖城之外废弃的隋唐城大多沦为村落和丘墟。只是在改革开放以来，召回隋唐长安的风貌成了地方发展的重要线索。一方面，对西部城市而言，仿古旅游和开发一直利润可观；另一方面，作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都城，现代人重访这一空间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当代的口号是“城市奔赴”。因此，隋唐长安的城市研究，不管是遗址保护还是文化研究，从一开始便带有强烈的实用导向。[2]它或不属于学者们关心的“长安学”典型议题，却可以帮助澄清这一学术领域的当代意义。[3]（图1）
1. 电影《妖猫传》剧照。图片来源：陆苇
现代人要“漫步”长安，意味着空间体验是上述现象的枢纽——这里说的“漫步”既是文化旅游之号召，又不能不是个现代社会学/建筑学的概念。[4]今人把巴黎、纽约的经验移植到古代城市中，第一时间就会暴露古今营城体系和体验基础的巨大差异：无论是真实置身于古城遗址，还是给现实赋予虚拟镜像，空间都不是简单的建筑模型。在此刻重建不复存在的长安，意味着城市不限于静态知识，而需要某种动观，“漫步”在拟似过去的空间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时空穿越”。
不像某些都城慢慢扩张，名实相协，长安是一开始就奠定了“无穷之业”的规模。它的基本设计手法是“化家为国”，首先划定宫城，也就是天子之宅的大小，然后再依次推演出皇城和里坊的模数，扩大到全城：大大小小一百多个比例同构的方块，构成里坊、宫苑。院内常有大十字街，四隅之内，理论上又各有一小十字街，依序组成了庞大的嵌套结构，精确约定了未来三百年城市基本用地单元的规制，以及不同等级、身份长安人的活动空间。[5]（图2）这种“远见”过于超前，更像一个只有近代巴塞罗那才能兑现的宏大规划模型，而规模实过之，不似真实的城市，倒是有那么一分“数字化”的意味。或许正因如此，夸张虚大的古代帝都，才能意外地成为诸多当代奇趣的载体。
2. 福山敏男绘《长安城坊推定图》。图片来源:《福山敏男著作集》之六《中國建築と金石文の研究》[M], 第111 页
清华大学未来实验室的“再造长安”项目探讨新技术手段助力古城文旅的可能，曾获腾讯研究院“探元计划”第一名。项目起初也是呼应文史学者的实用需求——我们企图创立一个有交互性的长安城市的数字原型，可以帮助对这一主题感兴趣的学者，把他们获取的文献和考古信息放在长安城的空间语境中立体、系统和具象化地印证。然而在这一过程之中，我们对于此类工作的看法也发生了质的变化：“数字”手段不再是“人文”的补缀，而是生发出了积极的理论意义；反过来，独特的“人文”也对“数字”的技术路线产生了重大的启发。
一、古典城市的当代悖论
在传统的建筑史研究中，长安一直是都城制度的典范之作，它近乎今日规划师眼中的理想城市。考古学家复原的宇文愷的长安城平面图，呈现出貌似严正的空间权力秩序：坐北朝南，由外及里，中央对称，符合《周礼》规制。城市的基本单元都是模数化、整齐划一的长方形，图解类似“规则”有据可循，这也是我们一开始选择隋唐长安城作为数字人文研究对象的原因。并且，大多数公众讨论集中于皇城和宫苑建筑的复原，其实占长安三分之二以上面积的里坊才是城市的大体，将权力中枢和日常城市分离利于管理是隋唐都城的独创之一。
可是，长安的人际观感又有种种“偶然”和“失衡”。例如，长安城是一个有显著地形的城市，整体由东南向西北倾斜而下，起伏颇为剧烈，纵贯全城的六道西南—东北方向的岗原，习以“六爻”称之。显然，爬坡上坎不可能都是大路、正道，这和城市笔直均布的道路以及方正阵列的城坊的逻辑有着天然的矛盾，因此地形起伏时也只能在相对偏僻之处。[6]（图3）不用说，有唐一代的历史中，城市又经历了好几次结构性的调整。继高宗在龙朔三年（663年）移居城外东北方向的大明宫后，玄宗又将自己在藩时的潜邸转建兴庆宫，变成了“东内”，长安变得“东重西轻”了。以上空间的变化立即带来了很多可见的研究问题，不限于建筑学而是和政治/经济/社会相关：比如，除了街东街西的差分，宏观视野中长安都有什么样的区域特征？（图4）微观上，具体到唐代文本和某个不知名的空间的对照，比如“白居易的新昌坊宅最可能在坊内什么位置？”等等。
3. 长安地形图。清华大学未来实验室“再造长安”项目。图片来源：吕天罡
4.基于妹尾达彦研究的长安分区图。图片来源：见Tang（同注释[16]）
空间本就不均质，在漫长的生命中城市又发生了这样那样的变化。一张标准的长安地图是无法囊括这些变化的——也许，这种时空错岐正是当代“City Walk”的乐趣：传统的城市图让我们直视被揭露出来的特定时期的古代遗产，不用顾及它完整的发展周期和自带的空间“坐标系”。[7]类似于迪士尼主题乐园首创的理念：无论是《白雪公主》的童话世界还是穿越回都铎王朝，甚至旅行至未来世界，漫步者都是在本地（local）观看的。步行或是乘坐同一列小火车，他只是从不同的时空中横穿而过，而他所能看到的东西仅是时空的切片，是典型标本，而不是活生生的有内在连贯性的东西。轻松浅表的动态掩盖了程序驱动的假象，不具有和游览者产生真正互动的可能。
虚拟的“漫步”备受当下文旅行当的关注，主要是像素和逼真度显著改善，沉浸感更强。游戏者在《黑神话·悟空》风格的虚拟环境中“漫步”，实质也是主题公园式的穿越，以各种真实历史建筑为宏大的背景，一路游览。但集邮式的建筑空间无法影响游戏自身的地图结构。在一个物理现实和世界“观”都发生剧烈变化的时刻，今人出于实用目的阐释古代长安，同样面临着这种悖论。为了能在现代条件下完成“漫步”，他无法超越自己世界的本分，而恰恰要违反古代空间的常情。他行走其上的绝不是唐代的大街，而是电影布景那样能够穿堂入室快速通行的拍摄轨道。就像庞贝和罗马的古代遗址那样，能让我们洞悉内情的建筑其实是一座座原有秩序已经消失的废墟。[8]（图5）
5. 古罗马论坛区域的废墟。作者摄于2009年
对于前代城市的“穿越”早不止是隐喻。北宋人张礼在长安毁灭二百年后的元祐年间出当时的京兆府城重访废都，将他们的所见写成《游城南记》。此时，废弃的外郭城连城门的名字都已罕为人知，原先的黎庶烟火已是广袤的田野。他们从唐皇城之安上门出发，踏入故城之“游”。漫步经过兴道、务本、永乐、安仁、晋昌诸坊，游览小雁塔所在的荐福寺塔院和大雁塔所在的慈恩寺。昔日锦绣变作草市民田，河渠、场坡，荆棘掩没的前朝燕游之地已无甚可观了。但是一行人也登塔望远，因为熙宁年间富民遗火，使得大雁塔中涂圬剥落露出唐人墨迹，其中不乏孟郊、舒元舆等名人。寺中见到褚遂良所书《圣教序》及《唐人题名记》《西平郡王李公晟先庙碑》……这才出寺，涉黄渠，上杏园望芙蓉园。“西行……出启夏门”。（图6）
6. 足立喜六在西安城墙上向南拍摄的照片，类似《游城南记》中张礼看到的视角。图片来源：[ 日] 足立喜六：《长安史迹研究》[M]，王双怀等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
“不堪回首风尘后，北斗城荒雁塔寒”（明·王越，《长安怀古》）。作为后代人，我们对于古代城市的理解首先始于对它们大大改变了的“看法”，不仅是因荒芜风景的外表。张礼的漫游所述已显露了这种不同的“看法”之来源。上述地点仅一小部分才是游览者亲历，无论对于隋唐长安还是宋代的城南，张礼和同行者并非浸入本地日常之中，而是划过最具特征的看点，快速做古人所不会做的“City Walk”。但是《游城南记》之“注”和“续注”用了远多于正文的篇幅，链接了这些地点附有的详细历史信息，表达了对于过去史事的洞察，及今昔对比的黍离之悲。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个访古者并非随心所欲地穿越城市，更不用说“非礼勿视”。
在现代，摄影术的引入将古城进一步变成研究者生命经验之外的游览客体。从德国摄影者柏石曼拍摄西安府城的照片开始，现代人的“看法”颇具新意，难尽贴合唐人对于帝都的体认。例如，按中国传统空间政治学的基本逻辑，君臣之分，视觉上首先体现在彼此强烈的尊卑关系。规则预设中，“看不见”有时比“看见”更能体现这种格局。[9]比如，城市的正北边不开门，皇城正南的四列三十六坊，因为向北正对皇城和宫城，设计者认为“北出即损断地脉”。《长安志·唐京城》说：“不欲开北街泄气，以冲城阙。”（图7）
7. 恩斯特· 柏石曼：《西安府北门》。图片来源：[ 德] 恩斯特· 柏石曼：《中国的建筑与景观》[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8
这种“新看法”并非仅具审美意义，势必对“数字长安”的技术路线造成重大影响。当你将现有的几种长安平面（推测）图以现代工具重新绘制时，已经注定开始改变城市观，以适应漫步者所青睐的“新看法”。在当代围绕古典城市的实践，意味着一系列不可避免的悖论。除了具体和抽象的不同，还有规则和“意外”的关系、系统和个体的冲突，等等。首先，制图者会困惑：有悖于现代城市管理所需精度的“误差”如何处理。对于漫步长安的人而言，“误差”意味着具体，是从规划原理，精确到足以揭示建筑物面貌。现存仅有的历史上遗留的长安“地图”和学者们所参考的原则说明图，缺乏足够精确的时空坐标。即使西安的考古工作在城市考古中名列前茅，我们所掌握的发掘资料相对城坊的超大尺度仍极为有限。这让今人没有足够的物理参照去理解唐人的生活。
漫步者“走走看看”，需要在短时间里概览城市风光。城市的逻辑趋于复杂，但是现实合用的研究成果，其系统、规则和材料又得是光滑、简单、低维的，能为大众所接受。这种阐释模式如同主题乐园的循环列车，只顾着快速通行，却没有交叉注释（cross reference），事实上切断了文明内部原有的联系。更不用说，规划和建设原本就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数字层面的建设会让人忽视实际建筑即刻产生的后果。（图8）
8. 迪斯尼乐园平面流线图。图片来源：https://www.etsy.com/listing/1299715354/dl-c-disneyland-park-deluxe-map-mapand
9. 龚国强所示隋唐长安佛寺在街东街西的不同分布情况。图片来源：龚国强：《隋唐长安城佛寺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那么，有没有一种积极的方式来看待以上现象呢？数字人文手段确实为古典城市的研究带来了新的可能，比如对同一地点做密集多样的标注，而不是从单一数据孤立看待某个城市地标，流水账式的个人“游线图”，最终可以变成叠合的“游踪图”（分布图）。[10]在这些研究中，地点的意义主要体现为数量和位置的统计，不一定有先后之分。比如龚国强的《隋唐长安城佛寺研究》一书中就做了大量东西城标记地点的对比。[11]（图9）一定规模的空间分布数据经整合后，我们可以发现，隋唐长安城的南北中轴线，确实是一个政治空间建构的首要线索；由这种分布图，你可以进一步绘制出反映区域影响中心的热力图等图解。[12]但是，我们不能脱离城市的具象和基本规则谈论这种图解，更不用说城市的主体要素和空间境遇是随时间变化的。了解分布图中代表的人、物、事含义难免会有这样的问题：地图中这些小点代表的人物、地点、事件之间是否可以由静态转为动态，既相关也可能不连续，存在多维叠加的可能？例如讨论“出行”的问题，城市的“交通”不应只是正交网格之间的排列组合，随人、物、事叠合的“情节”不同，其轨迹交集有着无穷无尽的可能。[13]（图10）
10. 长安的“轨迹图”可以是人物片段的游踪，也可以理解为人物间长时段的网络关系。图片来源：同注释[10]
古代文学文本并非某种“设计”的背景，这让它们甚少能与地图准确对应；因为描写时有怪诞夸大，它们的文献意义也常遭传统史家质疑。[14]但是比起城市史家，某些文学研究者更敏感地察觉到了城市空间中潜在的“文学结构”。[15]例如，戴望舒所绘唐代传奇《李娃传》地图指出了故事中地点的意义，但是地图上的地点间没有连线。我们只要补上这些连线，就可以看到，不仅是地点，主人公在城市中运动的路线也颇具意义。比如荥阳公子从初到长安栖身的布政坊去东市，转去平康坊狎游。我们只要在地图上连接两点，便可发现这条路线恰好是朱雀门前横街，也是他原本应该投奔的权力中枢的大门口。布政、平康两坊分布在这一路线两侧完全对称，而这一空间转换正是主人公走向堕落命运起伏的关键。后续的故事发展，完美地重复了这一转换的逻辑。[16]（图11）
11. 作者改绘唐代传奇《李娃传》故事轨迹次序图。图片来源：基于Glen Dudbridge（同注释[16]）
用数字手段全面复原隋唐长安，需要将两种不同的地图，也就是反映历史原貌的假想图和现存城市地图无数次地叠在一起，后者既含历史残迹又不能不是当代环境的一部分，考古学也变成了“考现学”。两种地图后的信息可能天然冲突，也为理解城市规律带来了新的启发。[17]
二、从复原到重构
日人足立喜六自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始，首用现代方法探勘旧长安史迹。半个世纪后，马得志领队对隋唐长安城遗存进行测绘，草成《唐代长安城考古纪略》。[18]（图12）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参照宋吕大防《长安图》那样的古代城图（图13），才有可能校准城市现状和历史城市的关系，为又半个世纪后的“数字长安”迈出关键的一步。然而，早期测绘图转化为数字文件有显然的技术问题，计算机矢量绘图无法有含糊之处：首要的矛盾，是如何确定以及统一总图和局部图纸的坐标？城市建设中不同区段和不同历史时刻，本来自带“坐标”，这批数据是各自取得的，具体到每个地点和宅第，存在大量矛盾或难以对齐之处。[19]其次，相较于如此大的城市，手绘图纸的分辨率太低，仅有大尺寸但缺失了形状、方向等微观的信息。[20]比如，街道或坊墙不都是简单笔直的线条，抑或它们会有不同的宽度，也不可能像大多数现有长安城图那样规整。将这些底层数据计入总图再绘制闭合图形，难免会发生这样那样的形变和“将就”。对于揭露城市的真实面貌，以上技术细节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图14）
12.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绘唐长安城探测复原图。此图在标记探测成果的同时记录“现状”，显示城市演化中含有大量违反规划“原理”的痕迹；进而也做了一定程度的“推测”（如城墙遗址的连线）。图片来源: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长安城地基初步探测》[J],《 考古学报》，1958 年第3 期
13.[北宋] 吕大防:《长安图》。图片来源：王树声等( 同注释[21])
14.《 西安历史地图集》收录之隋大兴城复原图与城市现状重叠。资料来源: 史念海主编：《西安历史地图集》[M], 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1996，第74、75 页傅熹年先生在讨论隋唐长安城平面尺寸时指出，它同样符合以宫城之广、长为模数规划的规律，以宫城之广长比为基准，将外部的一些重要部分做成它的相似形，落实了前述“化家（宫室）为国（都城）”的含义。如果这一规则严格执行，那么城市最初的平面图也就是我们今天测得的遗址分布图，无论是尺寸关系还是结构关系也会简单得多。但实际上，哪些部分彼此呈现相似形的关系，不同的局部都会有什么样的误差，取决于城市的具体组织逻辑，而且时时发生变化。傅熹年发现，在城市整体组织上，规划者把皇城南部诸坊视为一个整体，与此同时，据《纪略》中实测数据，南城又由北而南内部划分为均等的3组（行），依据皇城和宫城的东西之广，由东至西又分为4组（列）。然后再细化为南北9组（行）、东西10组（列）。在规划大兴城时，显然是突出了皇城和宫城的优先地位，再使其余部分作为它的附庸。但先确定的还有外部南墙位置——显然，因为未考虑道路宽度是包括还是附加在相似形中（上）带来的增减项，以至全城最南一列里坊的尺寸显著增加。（图15）同样明显的是高宗朝新立大明宫为朝仪中心，玄宗朝改兴庆坊为兴庆宫，这些新出现的规划单元大大影响了它们周边的里坊尺寸，包括街道、坊墙和广场——这些新格局的基准、形式和功能并不符合最初的规划。（图16）
15. 傅熹年对隋唐长安城市平面尺寸的研究让我们看到城市规划的一般原理。底图均基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队绘长安城复原图”（见注释 [18]）。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16.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队绘长安城实测图。本图显示实测现状和规划原理之间存在肉眼可见的“误差”。图片来源: 同注释[18]
换而言之，整个城市演变的次序“因果”大于城市规划的一次性“法则”——意味着我们在绘制不同的城市要素的时候，首先需要考虑大小尺寸的划分依据和绘制顺序，然后才能决定在城市发生变化时要素之间如何彼此配合和避让。比如城坊之间的道路宽度是否计入相似形内，以及里坊大小发生变化时，会是基于什么样的基准增加和削减。（图17）
17. 城市建设中“误差”（问号加红色虚线部分）的产生有可能来自基于规划原理的局部变化或者累积误差。图片来源：严鑫（清华大学未来实验室“再造长安”项目）
在手绘测绘图上可以一眼看到这种差异，但是将这种区分转变成绘图程序并不容易。由此我们想到了“误差”的意义，无论这些“误差”是规划/建设方法，还是城市演变实际造成的，它们才是数字重构长安的重点。这些误差可能源于上述规划、测量和施工流程中不可避免的技术原因，也可能是最初的规划设计原本就不够严谨（尤其是层次较低的城市里坊）。在所有权更替中，较小层级的城市组织可能被合并，或者更高层级的城市组织产生内部分裂；既有可能是强力介入干预所致，也可能是各不连续的发展阶段彼此妥协的结果，自发的生长破坏了规划设计的原有意图。
18. 宿白绘《隋唐长安城复原图》。图片来源：宿白：《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J]，《考古》，1978 年第6 期，图3
肉眼所见，在目前为学界引用较多的宿白绘《隋唐长安城复原图》（图18）中，我们很容易察觉到太极宫的东西两半并不对称：除了太仓—掖庭宫较东宫东西较广，宫城东街比西街明显要窄得多，在兴庆宫区域，受宫苑西墙和街楼影响，胜业坊东半缩小，宫前形成了史书有载的广场……类似细节不胜枚举。更有甚者，上述重要城图无论哪一种都含有一定程度的“推测”成分，比如城垣的形状实际是由几处探明遗迹的位置连线而成的，连线上未探明的遗迹位置难免有偏移，和城图可能并不一致。（图19）你可以认为《复原图》为隋唐长安的“标准图”或复原工作的终点，或者，是历经侵扰的城市格局的一个理想的平均状态。但是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它同时具有很多未经充分解释的演化过程，意味着由此合理想象的起点。历史城市的面貌将可以一遍遍地重构——这恰恰是“再造长安”项目的收获：复原不是我们的终极目的，历史城市研究的意义和方法论可以有另外一种“重构”。[21]
19. 根据局部遗址“复原”整体过程中容易产生的误差。作者绘图
隋唐长安城一共持续三百年左右的时间，严格的“复原”从何说起？城市这个词本身就意味着变化。变化不仅仅源于城市建设工作，还有不同视角代入的问题，后者不光是变化的结果，也是变化的原因。大多数人认同前后承续的因果，远远超过少数深谙内情的规划者建立抽象秩序的初心。对于隋唐长安城的观感，既有“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白居易《登观音台望城》）的宏观和整饬，也有《唐两京城坊考》的作者徐松敏锐察觉到的“宫苑曲折，里巷岐错”。如何看待以上两种貌似矛盾的城市实质的并存，也就是“长安大道连狭斜”（卢照邻《长安古意》）？现代技术手段提供了新的动态视图的可能，也就是可以不存在一张“标准图”，而只存在着可以不断刷新的“模型空间”，蕴含不同版本和内容的图纸。[22]类似的现象发生在罗马市中心今天被称作Forum Romanum[23]的那一片区域，无论是最初的演变还是今天的持续挖掘和复原，人们对于这样有着丰富层次的城市的复原势必引入时间因素，一张复原图终将导向一连串的重构。（图20）
20. 后代人对这一区域的描绘显示他们已经无法理解Forum Romanum 地区复杂的演变过程，而只能代之以一条简单的大道。图片来源：Giovanni B. Piranesi. Views of Rome[M]. 1772, republished by Dover Publication Inc., 1976, Plate 82
复原总是着眼于复原全部真相。在不多见的里坊遗迹整体解剖中，人们关注的往往是其中的主要道路、著名地标、重大发现。比如何家村藏宝之于兴化坊，唐经行寺之于崇化坊，等等。这些遗址和城市现状的关系少见提及，或者难以细化到建筑构造的尺度上去。事实上，这些里坊的总体尺寸，遗迹、内部街道的位置，和邻坊的关系等，均有可能对照现况，映射今古城市演化的规律。对于今天的类似复原而言，最小的城市单元——住宅——的用地限度认识已很丰富，但是除了少数完整发掘而有确证的情况[24]，我们未曾将建筑空间与城市语境贯通，推演出里坊内部结构的完整演变实况。[25]如果把那些未经验证的数据一并计入，数字技术可以帮助人们达到这一大胆猜想的目的。
从安定坊的发掘可以看出，长安城各坊内大、小十字街的布局，早在大兴城时期即已设计规划好，但是后续的发展并不平衡。首先是城北发展较为成熟，特别“是皇城左右的三排南北各十三坊，四面开有坊门的各坊内，都应有小十字街，唐初仍保存其原来形制。至盛唐时期，豪门贵族大兴兼并，竞筑坊宅、府第，一些小的街道并入院内而作废”[26]。后一种情况很难猜度，需要主动代入各种“意外”。（图21）
21. 安定坊内小十字街遗址位置和平面图。图片来源：马得志：《唐长安城安定坊发掘记》[J]，《考古》，1984年第4 期
真实的长安历史地图既非理想的“原理”也不是被侵扰的现状，而是各种“意外”被考虑在内的结果。如果里坊的规划原则可以理解为一个长方形被四分，再继续四分，那么考虑两个住宅单元兼并或是一拆为二的情况下，可能出现增加边界或者抹去边界的情况，这里边界通常指城墙、坊墙、院墙或各种道路，可能是一段可观的宽度或者呈现不规则的形状，这样就带来了标准单元的误差，同时这种误差会累积在下一轮的拆分兼并，直至最终影响城市建筑的大格局。（图22）类似情况还包括某些非标准元素，比如园林在里坊中的出现。对永宁坊北侧道路的揭示发现路边有渠，可能是坊内十字街中的北街。前所未见的内部道路傍渠的情况，打破了用地规模的呆板限度，反映了灵活设计的存在。事实上唐人多有第宅园林的记述，中堡村出土的三彩庭院中就伴随着被疑为表达“山池”和“园亭”的模型部件。根据部件在墓中散落的位置可以大致知道它们摆放在墓中的原况。但是这种推断却导致了有争议的复原，不一定能和生活空间真实的园林布局对应起来——后者本来就是难入绳矩的。[27]（图23）
22. 在考虑坊墙等宽度要素时的三种可能情况，视基准的不同位置将会产生大小不等的偏移或退缩。图片来源：同图17
23. 对于三彩庭院中自然因素的存在有不同的复原方案。图片来源：作者资料
重构则是一个开放性的现代概念。演化过程的两头是起点和现状——相对于城市类型学（typology）、城市形态学（morphology），实则是“城市变形学”，可以由这种简单的始末关系，依循一般的地块分割/兼并规律，结合中国中古城市独有的特点，想象出长安城丰富的生与死。也就是说，数字工具可以助力的“重建”并不是试图得到唯一的原貌，而是依循或然性的法则，从城市现状向过去做逆推。曼纳哈塔数字复原（Mannahatta Project）是一个可以参考的案例：对曼哈顿的原状而言，它是逆流而上，也是在营造平行时空，也就是纽约现代城市的面貌，可以有不同的起点。明确的规则和有限的约束条件下，我们可以把同一份现状地图重新绘制若干次，得到几个相对明晰的结果，而每一个新的输入因素将会产生一次或多次修改。如果按照时间正序，就是对未来城市规划的智能系统推演，倒过来由现状逆推原状，成了我们的“再造长安”。[28]
观察城市现状也可以发现，自然演变的前提下，城市的现状不可能是大方格，恰恰会在城市肌理中产生特定的和更复杂的“图案”，不同的图案折射出不同的演变规律。比如承天门前东西向的横街，至今仍在现代改造项目所勾勒出的回坊北界上留有痕迹。在莲湖公园一侧，也就是北广济街东侧一段的红埠街较为规整，而另一侧却有剧烈的方向变化。今红埠街东段大致为承天门前横街所在，但其南北限则失考。一千年来，城市演变中道路北侧一部分地块“整存整取”，而南侧的官署和西侧的太仓—掖庭宫最终变成了居民区，受到细小城市组织的不同磁力挤压或拉伸变成了今天的形状。基于必然性的规则营造和基于或然性的演化的细节，往往彼此叠压，在上述的城市片区，它们甚至清晰地并置。[29]以上例子启发着我们，城市更新应该是粗暴地“复原”，还是要耐心“重构”真实的城市历史。（图24）
24. 西安老城回坊北端红埠街的走向或反映了唐太极宫南承天门大街的历史演变。图片来源：见黄嘉颖（同注释[29]）
三、文学想象和City Walk
简和繁、守与变的不同城市图景促进了中古大城市长安的文学繁荣，推动人情和想象力的勃兴。除了复原和重构，这是第三个本项目可以产生意义的维度。在我们一次次地重推“这条街以前是……”的过程中，未必能得到什么确定的答案，恰恰是那些无法确知的选择带来了想象的空间。宿白认为，坊里中巷“曲”的提法大约是天宝年间才形成的。同样也在这一时期繁盛起来的传奇小说，比如《李娃传》中，许多扣人心弦的场景都发生在这些细小的城市组织中，它们恰恰是自发演变中较为暧昧和含混的所在。其中多样化的城市功能，亦非颁布“官民不得杂处”、市场和居住分离等禁令的“隋文新意”可概括。中晚唐城市文学作品的焦点徘徊在正经与怪谈之间，时人雅爱的故事并非没有可见的后果。五代之后，不甚自由的里坊演化为了开放的坊市——新的城市生活样式出现了。
从复原到重建到文学想象，引入了时间线索，静止的历史“照片”变成了“动画片”。“再造长安”并非一般常看到的模型漫游，它强调各种影响因子在同一个时刻带来的多样化的可能。
真实的地图变化产生具体的城市情节。把这些影响因子并置在同一个空间内作图，可以带来类似GIS中图层重叠的关系——不止导出类似静态的“热力图”或是“分布图”的可视化图像，以往顶多可以视为电影的静帧，是对于规律的解释，但只有在真实的故事中一切才会显形——台球的变化早在物理规律之中，但是不停击球并“落袋”才是比赛的意义。在项目的这个阶段，根据少量数据输入简单模拟的动态城市地图不足以直接建模，所以只能先假定一个有意义的视点，根据每次得到的地图，勾画出景物不同的平面关系。在此基础上，可以搭建出类似于巴洛克剧院式的场景，景片前后重叠。它的局限性，是无法带入每层景片之间详尽的城市关系，但是至少得到了特定观看方向的城市轮廓，对于“眼见为实”的文旅事业和建筑师而言，获得了一定的指导意义。（图25）
25. 利用假想平面关系搭建唐代长安里坊假想图，不具有建筑复原要求的精确性，但能示意城市内部的空间关系并作科普应用。图片来源：同图 17
“数字人文”在这个语境中的起点、手段和效果并不一致。最新的人工智能工具提供了原理不大类似的“黑盒子”，它的重要应用例如“文生图”实则是“词生图”，只适用于已存在的图的演化，而不顾现实逻辑，而我们假设“（城市）逻辑可以生图（视频）”。目前的“文生图”难以控制结果，即使改写提示词组也不能逼近远为复杂的城市原理，我们的简单模型则设想，只要输入的（城市）逻辑限制足够多，便可以模拟出“不大错”的唐代长安空间，可以允许无穷无尽的渐进式的变化贴近真实。在城市逻辑中，重要的不仅仅是细节和物像表面的多样性，而在于它们彼此定义，像建筑类型学一样，介于纯粹数理逻辑和人的简单感性间做出判断。以上，从严格复原到多样性重建，从城市平面到“看起来什么样”，从寻找单一问题的确定答案到允许人物事自由组合，思路的转变，让我们意外地获得了一种对实际问题的技术解决方案。（图26）
26.“ 再造长安”项目工作结构。图片来源：同图 17
有关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的一个显著争议，是它常常被等同于人文计算(Humanities Computing)，有时候我们甚至以为前者是后者的产物：“数字人文……源于人文计算(Humanities Computing)，是在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多媒体技术等新兴技术支撑下开展人文研究而形成的新型跨学科研究领域。”由此，数字人文不过是人文领域的新技术应用，“……现代人文学科正像自然科学领域业已发生的那样，快速地向可计算化方向发展，变成数据驱动型研究”[30]。
毫无疑问，早期的人文计算，确实发源于文学和语言学等领域为人文学者创生统计工具的需求，我们创作电子文本、扫描古籍图书、创生各种非文本的音视频数据库等都属于它的底层建设。[31]试图将古建筑和历史城市直接转换为模型信息，如此之“数字人文”彰显了它的工具属性，“再造长安”的出发点本也类似。然而，对于隋唐长安这个题目而言，数字
人文能解答哪些非它不可的问题？或者说，数字人文可以提出什么样的人文问题？我们的实验是从确定的研究问题出发，在各种可能性之间“漫步”，生发出更多的问题，或获致前所未有的体验，此前的学者们或者唐人未必注意到这些。这是数字人文的意外转折，可能也在情理之中，它带来的其实是现代的而非古代的问题，包括数字人文究竟有什么用，以及我们的数字人文究竟在追求什么样的学术/文化表达。
美国数字人文学者约翰·安斯沃斯(John Unsworth)提出数字人文活动具有的特性，可以用七个“学术原语”(scholarly primitives)来概括，分别是“发现(discovering)、注释(annotating)、比较(comparing)、参考(referring)、抽样(sampling)、说明(illustrating)和表示(representing)”，以上可以理解成数字人文常用的七种基本方法。该理论后来被进一步规范为五个基本原语：发现(discovering)、收集(collecting)、比较(comparing)、发布(delivering)和协作(collaborating)。我们可以理解，被抽离的一级原语“注释”和“参考”功能近似，“抽样”“说明”和“表示”，约等于“发布”，增加的“协作”是由最新的互联网技术带来的。[32]
为了回答“非它不可”的问题，就要首先比较数字人文和传统人文的优势。例如，数字人文工具可以快速分析海量文本，一口气读完《全唐文》《太平广记》，能够觉察到特定主题、词汇使用或叙事结构的关系，这是人工处理无法企及的。但是“发现”（有意义的问题）目前还不是数字人文的长项，任何一个有训练的人文学者在这方面都可以轻松超越AI，后者只有编纂大量token集才能在已有的主题基础上辨别一个次级主题。[33]我们期待，未来有可能将一切涉及长安地点的已知文本输入电脑，得到更多足以支持场景重建的有效空间信息。整个工作的第一环节，就是极其困难的“意义识别”，依赖敏锐眼光对于特定问题的洞察才能建立专家系统，真人判断和传统文学分析提倡的细读并不能就此放弃。
27. 空间信息相关文本识别工作界面。图片来源：同图17
如何看待这些信息的模糊意义成了大问题。（图27）大多数历史城市研究缺乏“考古”和“考现”的对照。这方面不多见的一个典型案例，是关于隋唐长安乐游原范围的考证。简锦松敏感地觉察到古今乐游原所指中的出入，他的研究既基于古代文献，对照考古资料，还参考了陕西省测绘局等单位的测量成果，甚至《西安城市工程地质图集》这样的专业地形图，并亲自进行实地勘验——他做了张礼等人类似的事情，完成了历史遗址的“漫步”。（图28）简锦松是以GPS卫星定位对重要地点做了复测，但是他的几个主要比较范畴并不具有严格的可比性：实测地形变化（空间）、大略叠加在地形上的里坊道路（地点）、由里坊道路约定的文学语言的描述（语义），加上现地“漫步”的实感（主要考察维度是方位和时间）。他用文学语言的计量（比如“将……继……稍……已昏黑矣”）和长安里坊的准确/模糊地点相映照，甚至亲至现场重走传奇故事《任氏传》中的路程，发现了大量彼此矛盾的描述。[34]由此得出结论：唐诗中所说的乐游原其实在修政坊，而不在一般人所言的新昌坊。
28. 简锦松所绘乐游原区域等高线图和长安里坊的叠加。右上所示升平/ 新昌两坊是传统认知的乐游原所在地，“入升平北门”即已进入传奇文学的“故事空间”。图片来源：同注释[35]
我将另文讨论乐游原所指究竟是一个地点、一种地形，还是一片地区。然而，在将文献信息转换成数字信息的过程中不禁想到和绘制数字地图类似的问题。或许正是里坊设置类似于现代规划坐标的特征，或是对于当时城市简陋实况的误解，令得研究者对隋唐长安城的空间有了不切实际的精确性的期待。[35]比如，延兴门内大街从升平、宣平二坊之间经过，但是现有等高线叠合图上此处正值海拔440～445米的山丘，坡度过大不像现代道路。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经行坊内冈原的故事中。然而，鉴于现有考古发现大都局部揭露道路遗迹然后将片段连接取直，我们并不能认定长安的内外道路总是笔直划一的，街廓也没有参差不齐甚至弯曲的情况；也不便假设，不会有诸多地势更缓便于通行的曲路，甚至“东西尽郭”的南部诸坊不是一片荒园（丘）。（图29）我们很难想象，在这样起伏不平的地形上人们还会直来直去，这是当代景观设计学生也普遍可以理解的地形处理原则。更重要的是，模糊性恰好才是文学叙事的根本。乐游原的所指无论在哪里，因其暧昧荒僻，才是狐鬼故事发生的理想场景。[36]如果让崎岖小径变成康庄大道，盘桓之趣用赶路的速度来计算，恰如摄影艺术家亚当斯（Ansel Adams）所言的那样，一张模糊的底片却洗印出了清晰的照片。[37]
29. 青龙寺发掘中显示之延兴门内道路在新昌坊和升平坊间可能穿越的地形的概况。图片来源：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工作队：《唐青龙寺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1974 年第5期
数字人文中的“发现”和“比较”难以完全脱离，任何一种观察都是建立在前序判断的基础上，“比较”又需要更宽阔眼光的“收集”。传统城市考古测绘图的绘制者，处理包含着各种未经言明难免有冲突的细节，其实也是在一系列“左右为难”后，得到（暂时）“不大错”的判断。数字人文的新手段，或许可助我们连续地分析时间中的城市变化，考察那些一张图上解决不了的问题：比如，几个世纪以来，在不断变化的政治体系中长安“街东”演变成了不同的形式，尤其是大明宫、兴庆宫先后成为新的权力中枢之后，夹城贯通南北连接曲江，使得“东重西轻”的东城也变化剧烈。（图30）无论如何，我们不是为了讨论空间而讨论空间，让话题貌是实非。“文学作图”的核心依然是文学，以文学意义的凸显而非泯灭为前提。每一次重绘长安城图，相当于一次次虚拟的漫游之旅，必须有相关性最大的主角，有明确的空间和文学/历史事件的约束条件。这样漫游路线虽不确定但可获得范围有限的基准，重绘长安的工作不至于无边无际。
30.“ 文学作图”显示隋唐长安城东北隅的历史变化。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空间是一个强有力的整体语境的代名词，包括不断改变互相作用的人物事。因此包含这些人物事的城市也成了某种有着自身意志的“智能体”，它如果产生意义，并不全是“真和伪”。初唐、盛唐、中晚长安和现代人对城市的理解，即使时有自相矛盾之处，未必都是“错误”的，至少，它们证实了，文化现象中足够多足够有差异性的样本，其自身关系就表征了城市集体意志的变化——如果不是直接决定了城市演化的形式，至少更准确地揭露了这种演化的方向。就像《李娃传》《任氏传》中的狭斜故事并不一定严丝合缝遵循现实，但它们明示了推动城市转变的有意义的因素。[38]城市蕴含的“智能”并不仅体现于已经起作用的规律，还意味着朝向未来的可能性。在未来，类似的故事还会一次次地发生。
结 语
当代大学的学科架构今非昔比，狭义的人文学科在教育部所列专业中只占四分之一。[39]本文涉及的话题横跨了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艺术学而很难仅归入其中一类。无论在虚拟还是现实的历史城市中“漫步”，并不仅限于历史地图和典籍的数字化，后一个目标技术上不难做到，但前一种任务的实用语境却不言而喻——这样一来它对更多人的意义就成了问题：我们重新绘制的长安，能够服务于当代人“漫步（并认知）长安”的目的吗？
要回答上述的问题，首先还要确定“漫步”的意义。显然，数字时代发明的“人文工具”的价值并不等同于词典或者其它的人文工具书：大部分人文学者并非靠词典确立自己的学术地位，他们首先要表明自己的工作是借助工具“发现”（过去不了解的事实），还是“比较（阐释）”（既有事实的关系），抑或两者兼有之。类似“再造长安”项目的现实动机，现阶段大部分的“收集”毫无疑问也是为了（“抽样”）“发布”和“协作”，首先是为了建立起讨论的广泛社会基础（“说明”和“表示”）——因此，大量的“注释”和“参考”功能是必不可少的。如果类似项目的“人文工具”仅能服务于狭隘的实用目的，那么我们讨论数字人文就失去了普适性的人文前提。
新的工具创生了新的研究对象，跨学科的必要性也应运而生。如同图书馆学最初诞生于图书馆藏书，今天却有了很多不依赖图书馆和传统图书的图书馆学课题。“数字人文”在目前可能只能是一个便于展开讨论的权宜定义（Working Definition），适用与否取决于这个领域何去何从。本文研究的“数字长安”已属于“原生数字(Born－digital)人文资源”，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并不是简单地运用工具，而是参与到一个新的系统建设里。
虚拟的“漫步”的积极意义只能源于当代城市，类似于罗兰巴特所说的“石头上的写作”。或者，是英国作家伍尔芙所说的“建设（城市）并不是为了延续，建设只是为了终结”，不断地推翻现有秩序又建立起新的意义，“……像一把刀子，插入每件事物之中，同时又置身局外，袖手旁观”。“……我不断地思考如何处理这些景象；设想过无穷的可能性。当我漫步于街头的时候，生活在我面前展现了无穷的深奥的素材，需要我用相应的语言去传达它的意义。”[40]
注释：（向上滑动查看）
[1]目前对于长安人口的最乐观估计之一是严耕望的150万（保守）～200万（放宽），但是这一数字显然过于夸大，学界认可的上限应该是（不到）100万。参见严耕望：《唐代长安人口数量之估测》[C]，《第二届唐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妹尾达彦：《唐长安人口论》[M]，《堀敏一先生古稀記念中国古代の国家と民衆》（堀敏一先生古稀纪念论集——中国古代的国家和民众），东京：汲古书院，1995。
[2]2024年11月26日，由西安市文化和旅游局等举办的城市营销IP活动“城市奔赴计划·诗意长安”正式发布并启动，它声称要打造“线上线下联动”的特色城市IP，串联起市民游客沉浸式体验“诗意长安”生活美学的“City Walk”之路。
[3]“新世纪伊始中国学人所倡导的长安学……其缘起有‘陕’‘京’两‘源’，并非某一个人的创立、创建”。2003年在北京出版的《唐研究》第9卷刊发的《关于隋唐长安研究的几点思考》一文中，作者荣新江相当鲜明地提出了长安学的命题。另见黄留珠：《长安学研究述评》[J]，《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6卷第1期。
[4]“漫步”概念（Promenade Architecture）通常和建筑师勒·柯布西耶联系在一起，但是它的影响远不止此。人们从不同角度提出建筑只有在动观之中才能体现其意义，其中最著名的如本雅明（Walter Bendix Schoenflies Benjamin）从波德莱尔诗歌中总结出来的漫步者（flâneur）。建筑理论家艾伦认为密斯和辛克尔的区别之一在于，老国家画廊中的幻觉性机制体现了隐藏在建筑中可被动态发现的“形象”，比如新古典主义装修的外表后面的，而密斯的“少就是多”，带来了一座没有“所见”，只有“见”的建筑。StanAllen. Mies’ Theater of Effects: The New National Gallery, Berlin [M]. in Practice: Architecture, Technique and Representation , Routledge, 2009.
[5] 傅熹年：《隋唐长安洛阳城规划手法的探讨》[J]，《文物》，1995 年第3期，第48—63页。
[6]例如，隋唐长安城东的延兴门内大街本是一条要道，现代人难以理解的是，依据现有等高线图，延兴门内大街从新昌、升道两坊间相对平坦处抵达升平、宣平二坊之间时，会经历一个海拔440～445米的土坡，坡度甚大，非常不便人车通行。
[7]“City Walk 作为青年群体在城市的重要日常生活形式，是一种依靠城市空间进行的能动性社会关系塑造和空间再生产过程，在青年城市漫步过程中，城市空间不再是中介和客体……” 一项来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研究专项“网络空间统一战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项目编号：21V M2008）如是说。郑维：《当代青年City Walk 的图式呈现、驱动力量与未来进路——以列斐伏尔为中心的考察》[J]，《城市发展研究》，2024 年第11 期。
[8] 类似的现代漫步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主体和现象之间已无差别，现实之视觉关系不再重要。城市不再‘再现’（represents）系统，而是变成了系统自身，编程完毕，各向同性（isotropic）因此系统内各种均一装置的功能绝无矛盾的可能。”Andrea Branzi. No- Stop City, Residential Parking, Climatic Universal System[J]. Domus 496,March 1971. 参见Archizoom Associati, No Stop City , p.56.
[9] “安禄山计取天下时，逆谋日炽，每过朝堂龙尾道，南北睥睨，久乃去”。——《新唐书·列传·卷一百五十》。
[10] 马昭仪、何捷、刘帅帅：《从唐小说中的空间交互看都城长安的社会感知变迁》[J]，《数字人文》，2022 年第1 期，第28—52 页。
[11] 龚国强：《隋唐长安城佛寺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宋辉、孟庆文：《基于GIS 的唐长安城及其遗址范围内佛寺空间分布研究》[C]，《发展中的建筑史研究与遗产保护会议论文集》，2022，第111—114 页。
[12] 数字人文的研究者在研究隋唐大城市中诗人活动时，可能“以诗人活动区域热力图代替诗人行迹线，避开诗人信息模糊性的问题”；“以泰森多边形绘制诗人核心影响范围，避开诗人信息丰富度不一的问题”。泰森多边形（Thiessen polygon）又叫沃洛诺伊图（Voronoi diagram），它基于一组特定点将平面分割成不同区域，而每一区域又仅包含唯一的特定点，并且该区域内任意位置到该特定点的距离比到其他的特定点都要更近。研究者注意到，沃洛诺伊图中每个区域的面积只受特定点位置和整个图形形状的影响。因此，“诗人活动中心确定后，诗人核心影响范围也就确定，不会因信息丰富度不同导致区域向留存信息更多的诗人偏移”。（高子昂：《隋唐洛阳城部分里坊考与底图改绘》[C]）与清华大学日新书院高子昂同学在香港科技大学会议的讨论中，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依赖关系的空间思维可以一定程度上纠正人文数据采集中的数量偏差，但是在城市的尺度上，历史人物出现的地点和频次很难真正“平均”，同样，仅仅是几何距离无法真实反映在隋唐长安那样刻板（arbitrary）的城市中的空间传播和出行规律。
[13] 例如，在实际的城市出行中，“多途经点”“修改终点”和“双向奔赴”的情况都可能发生。
[14] 开元时期的唐人韦述所著《两京新记》，有不少记述类同隋唐小说，在一些著名宅第下的记录如居德坊下法庆故事，布政坊法海寺英禅师故事，被继承它的《长安志》删除，重要的原因是古代人已经觉得它们怪诞不经。荣新江、王静：《韦述及其〈两京新记〉》[J]，《文献》，2004 年第2 期。
[15] Linda Rui Feng. City of Marvel and Transformation Chang’an and Narratives of Experience [M]. in Tang Dynasty China,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Honolulu,2015.
[16] Tang, Keyang. The Ward Walls and Gates of Tang Chang’an as Seen in ‘The Tale of Li Wa ’[M]. In Chinese Walls in Time and Space: A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 edited by Roger Des Forges, Minglu Gao, Chiao- mei Liu, Haun Saussy, and Thomas Burkman, 113–172.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East Asia Program, 2010. 戴望舒一图转引自 Glen Dudbridge. The Tale of Li Wa: Study and Critical Edition of a Chinese Story from the Ninth Century [M]. London: Ithaca Press, 1983.
[17] 足立喜六十分具体地区别了“结构图”“实测图”“复原图” 等几种图纸的不同，给出了绘制复原图的思路，这是认识上的进步，值得注意。王子奇：《图里寻城——隋唐长安城考古与复原研究的回顾与思考》[J]，《唐宋历史评论》，2023 年第2期，第305—335 页。
[18]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发掘队：《唐代长安城考古纪略》[J]，《考古》，1963 年第1 期, 第595—611 页。
[19] 如此大的城市的快速建成只能依赖于粗放的自发建设而不可能真的是依据“规划”。《唐两京城坊考》卷四：“次南金城坊……初移都，百姓分地版筑……”
[20] 简锦松在对比各家地图之后发现，手绘图即使注明比例尺，绘图的长度和原始数据仍难完全契合。再加上不同的研究文章数据之间有所出入，现有的唐长安城图谈不上“标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亲自到西安采集了许多G P S 数据和现场照片，并且根据前人文章所提出的数据，重新进行电脑绘图，作成“唐长安城复原新图”。但是，作者也承认新图虽然“力求准确”依然存在很多无法解释的现象，但也“只具高度参考价值，不能说是绝对精确的复原图”。作者认为需要以精度较高的G P S 仪器，实测每个考古探测及发掘点，结合大比例尺地图。本文觉得这些长安城图之间的出入并非在于哪一张图完全“错误”，或是仪器精度不高，而是因为各图均是基于不同的绘图方法并且兼容了原本互有冲突的元素。简锦松：《长安唐诗与乐游原现地研究》[J]，《台大文史哲学报》，2004 年总第60 期，第75—112 页。参见下一条注释。
[21] 王树声主持的吕大防《长安图》“续绘”项目中避免使用“复原”一词。胡海帆指出吕大防的《长安图》所示是隋唐一个较长时段而非一个时间点的图示。参见王树声、崔凯、王凯：《北宋吕大防〈长安图〉补绘研究》[J]，《城市规划》，2016 年第12期，第58—64 页；胡海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吕大防〈长安图〉残石拓本的初步研究》[M], 荣新江：《唐研究》第21 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第49—50 页。
[22] 在CAD 制图中，模型空间就是指所绘对象所在的数据空间，图纸空间指输出图纸的阅览界面。前者是无限延展的可以放大缩小没有物理尺度，仅有“作图单位”；后者受制于屏幕的大小并且和实际输出图纸的尺寸有关。一般而言，只有修改模型空间才能生成具体的图纸，与之逻辑相反的是微软亚洲研究院之“女娲计划”，在我们不了解原图的情况下，可以依据有限的图像局部逆推出不同的原图。Chenfei Wu et al. Nüwa: Visual Synthesis Pre-training for Neural Visual World Creation [C]. European Conference on Computer Vision, Springer Nature, 2022: 720-736.
[23] 共和国时期的Forum Romanum各建筑物之间难以有一个统一的逻辑，但是在帝国时期新建的部分则越来越依赖于轴线对称，建筑物的数目显著减少但单体体量逐渐增大，室外空间的重要性为建筑群组内部自为的逻辑所替代。布兰克海根（Peter H. von Blanckenhagen）认识到，帝国时期的forum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室内的空间。Sigfried Giedion, Architecture and the Phenomena of Transition, pp.74-75. 吉迪翁（Sigfried Giedion）的上述著作的主要结论之一是代表第三类空间的现代建筑总合了上述两种变化，那就是强调建筑物外部空间（和谐）秩序的同时也在努力让建筑获得表达自己的自由（隐私）。在吉迪翁的时代，现代城市带入的运动因素似乎是在积极意义上调和这两张空间，“漫步”因此拥有正面的价值。
[24] 笔者现场所见外郭城东北角“十王宅”发掘情况，在简报之外似还有较完整唐代住宅平面的发现。
[25] 同时期规模更小的欧洲城市遗址尚存，它们的群组关系往往更加清晰。
[26] 长安的住宅营建经历了初期的规制阶段在唐代后期逐渐走向失控。玄宗后期,权贵们的住宅虽已趋大奢,但逾制者尚不多见,当时的筑宅状况可以概括为：“京师堂寝,已极弘丽，而第宅未甚逾制。”（《册府元龟·卷一百六十·帝王部·革弊二》）换而言之，“天宝中,贵戚勋家,已务奢靡,而垣屋犹存制度”。（《旧唐书·卷一百五十二·马璘传》）。
[27]马文军：《唐代长安城中的农艺业》[J]，《人文杂志》，1996年第1期。
[28]在初级阶段，这个语料库又需要不同学科专家以各自的眼光互相参照。比如，建筑考古领域才会敏感具体的建筑物尺寸，而仅着眼于城市规划只需要了解“规则”中的约束性条件。The Welikia Project » Recreating Mannahatta Starting from Scratch “曼纳哈塔计划”——追溯纽约市自然史。Mannahatta项目是由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研究项目的历史生态学研究项目，由景观生态学家Eric W. Sanderson领导，主要从1999年至2009年开始运行10年。
[29]黄嘉颖：《西安鼓楼回族聚居区结构形态变迁研究》[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10。《现代城市中古代城址的初步考查》一文中刊发了宿白绘《唐长安城内街坊布局示意图》，以1958年实测图为底图用红色虚线叠加了宫城、皇城的拟订范围，初步显示了各里坊的分布和城市现况的关系。宿白指出拟定复原方案中的一些外城街道甚至坊内的街道，与明清西安城外部分街道遗迹可以互相印证，坊市复原方案也为后来考古工作所初步证实。值得指出的是，隋唐长安城主要街道和明清西安城外部分街道宽度有较大的差异，因此街道在保持延续性的同时至少会有部分基线的变更，笔者认为这是城市演变中街区形状变更乃至外部空间功能转化的重要来源。“古今重叠型城址”只能说是部分重叠，重要道路虽不易改变走向但前后会有完全不同的意义——比如成为新建建筑物的边际还是为建筑物大部占用而只剩下另一边的基线。
[30]刘炜、叶鹰：《数字人文的技术体系与理论结构探讨》[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7年第5期，第34—35页。
[31] Daniel J. Cohen, Tom Scheinfeldt. Theory, Method and Digital Humanities [M]. In Hacking the Academy Book: New Approaches to Scholarship and Teaching from Digital Humanitie .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13. 20 世纪90 年代初期人文计算作为一个独立的交叉学科逐渐成形。
[32]一级原语可以转译为多个“二级原语”。这种归纳其实是Willard McCarty和Harold Short 于2002年总结的数字人文研究“方法共同体(Methodological Commons)”的抽象化和理论化。
[33]比如什么文本算得上与隋唐长安城空间描述有关？目前的文本识别只能在已经数字化的古典文献中识别少量专有名词，而且，因为古文特有的句读和一词多义问题，常常会产生地名的误读和误判。
[34]简锦松计算古人游踪的具体方法是测算自升平坊北门至十字街心262.5米。“如自十字街心东北行，仅390米即达原顶中心，合计为650.2米。”按照论者对于此地地形的估计，当主人公在北门内遇见狐女时，此处冈原不难攀登，应该很快就可以到达目的地，“我曾模拟了他的路线，估计约有二十来分钟就很宽裕”。
[35]简锦松：《长安唐诗与乐游原现地研究》[J]，《台大文史哲学报》，2004年总第60期，第75—112页。
[36]连接延平和延兴门的第九横街，也就是街东的延兴门内大街，恰好是长安城北城南的分界线。“街东的北部主要为官员、举子聚居区”而此街之南正如《长安志》所说的：“……自朱雀门南第六横街以南，率无居人第宅……”因此郑子入升平北门，主要的意义绝非继续南行办事，而是明确提示读者，他已经进入了城市的禁域。郗方园：《〈任氏传〉所见盛唐长安的空间结构与空间认知》[J]，《珞珈史苑》，2020年第00期，第100—128页。又“围外地”并不是一个四至规正的矩形。参见贾鸿源：《唐长安城坊市与雩空间》[J]，《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第26—33页。
[37]亚当斯的意思是指照片本身没有拍好，但是一旦洗印出来破绽百出。此处指可能不适宜准确度量的意义，在像矢量地图那样不容妥协的现代表达媒介中难以自圆其说。
[38]《李娃传》反映了隋唐长安最终发生的变化可能是“一种新近涌现的空间活性”的产物，这种活性最终“逐渐开始挑战长安最初的设计中包含的那种僵硬的秩序”。见Tang（同[16]），128-130.
[39]根据2024年教育部颁布专业目录，在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科学、艺术学各大类中，和人文学科相关的分别是编号1—4，117—144，244—252。
[40]尹星：《作为城市漫步者的伍尔夫——街道、商品与现代性》[J]，《外国文学》，2012年第6期，第129—136页。引文分别来自伍尔芙作品《伦敦风景》《达洛卫夫人》《一间自己的屋子》。
来源：《装饰》2025年第2期
原文：《漫步长安：数字人文时代历史城市的复原与想象》
作者：唐克扬，清华大学未来实验室
延伸阅读：
《装饰》2025年第2期介绍
作为艺术设计的文本可视化与历史新秩序
数字身份的建构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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