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溯源宋代与海上丝路沿线各国的艺术交流，见证东西文明的交融互鉴。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以考古与文献为基，解析东西美术的碰撞与对话。

配以上百幅图片，涵盖书法、绘画、雕塑、建筑，带你踏上独特的发现之旅。

【内容简介】
《宋代海上丝绸之路与东西美术交流》立足考古发现与跨文化视野，系统勾勒宋代三百年间海上丝绸之路的艺术交融图景。从日本禅意盎然的“墨迹”书法到高丽青瓷的纹样流变，从波斯玻璃器的异域风情到泉州印度教石刻的文明对话，作者以时间脉络串连起东亚至地中海的艺术迁徙之旅，揭示宋代美术如何在中原传统与域外文明的碰撞中实现本土化蜕变，为理解中华艺术的世界性影响提供了全新视角。

【作者简介】
冯青，西安科技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访问学者，陕西高校“青年杰出人才”，现任西安科技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西安科技大学“东西方文化交流设计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中国传统造物思想、文创产品开发和设计审美等领域的教学与研究。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2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项及陕西省艺术科学规划项目等10余项科研课题。在《艺术百家》《丝绸》《包装工程》等中文核心期刊发表论文50余篇。

【目录】
绪 论

第一章 宋代与东亚地区的美术交流


第一节 宋代与日本的美术交流


一 书法


二 瓷器


三 漆器


四 绘画


第二节 宋代与朝鲜半岛的美术交流


一 金属制品


二 瓷器


三 绘画


第二章 宋代与南亚—西亚—欧洲国家的美术交流


第一节  埃及与绿衣大食（法蒂玛王朝、阿尤布王朝）


第二节  阿拉伯与黑衣大食（阿拔斯王朝、塞尔柱王朝）


一 玻璃器


二 细密画


三 瓷器


四 丝绸


第三节 拜占庭帝国与罗姆苏丹国（拂菻）


一 拜占庭与塞尔柱


二 丝绸与纺织


三 金属与陶瓷


第四节 东非各国


第五节 南亚与东南亚地区


一 印度（注辇、南毗、故临等）


二 印度尼西亚（三佛齐等）


三 柬埔寨（真腊等）


四 菲律宾（麻逸、蒲端等）


五 越南（交趾、占城等）


第三章 宋代宗教美术东传及美术交流的双向性


第一节 宋代宗教美术


一 佛教美术


二 道教美术


第二节 日本宗教美术


一 建筑


二 造像


第三节 高丽宗教美术


一 建筑


二 造像


第四章 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宋代港城


第一节 泉州港——世界多元文化展示中心


一 宗教建筑


二 瓷器


三 金银器


第二节 明州港——东方文明荟萃之地


一 建筑


二 越窑青瓷


第三节 广州港——瓷器贸易的东方发祥地


一 两宋时期的广州港


二 年轻的西村窑

【精彩书摘】
在14世纪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Ibn Batutah，1304年—1377年）所著《伊本白图泰游记》中曾经提到自己在印度西海岸的南毗国港口等待船只去往中国，但“因中国海域只能由中国船只航行[ (摩洛哥)伊本·白图泰.伊本·白图泰游记[M].马金鹏,译北京:华文出版社,2015.]。”他竟在此等待了数月[ 王秀丽.海商与元代东南社会[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05):83-86+91-151.]。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海舶吨位较大，安全性更高，只有本国商船才对各自海域海洋环境气候熟悉，为了提高海上运输的安全系数，因而要求换乘。《岭外代答·卷二》有载：“大食国之来也见，以小舟运而南行，至故临国，易大舟而东行……中国舶商欲往大食，必自故临易小舟而往。[ (宋)周去非.岭外代答[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另一方面，是为了缩短贸易的周期，并使各国的货物能够集中交易、各取所需。由此可见，南海航线上的主要贸易是转口贸易，由航线各地的商船装着有价值的商品，来到当时的贸易中心区进行交易，而非单方进行的远洋贸易[ 张安福.全球史视野下民族连通与丝绸之路的开辟[J].兰州学刊,2017(11):25-33.]。
由此，在南海航线上形成了两个重要的贸易中心区：印度西南部的马拉巴尔海岸和印尼的苏门答腊岛[ 王心源,刘洁,等.“一带一路”沿线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观察与认知[J].中国科学院院刊,2016,31(05):550-558.]。马拉巴尔海岸是南海航线上的中点，经过第二段的航行，东亚、东南亚来的商人都需要在此补给；从北非、西亚出发，经过第三段航行的商人，同样需要在此休整。而印尼的苏门答腊岛则是因为季风等原因，成为重要的中转地，同时苏门答腊岛、爪哇岛及其周边的南海诸岛皆盛产香料，商人们在此将中国的瓷器等商品卸下，将香料和阿拉伯的玻璃器、金属器等货物装上船舶运回中国[ 陈炎.略论海上“丝绸之路”[J].历史研究,1982(03):161-177.]。
宋代海上丝绸之路在政府鼓励下得到极大发展[ 程金城.丝绸之路艺术廊道[J].兰州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4(06):86-91.]，宋高宗赵构云：“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当，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M].北京:中华书局,1957:187.]”据《宋会要》记载，宋高宗分别于绍兴七年（1137年）和绍兴十六年（1146年）连发谕令，鼓励市舶贸易的发展，这体现了当时政府对海外贸易的高度重视和积极推动。并且宋代的航海技术和造船技术明显提高：一方面，北宋后期，指南针和航海图都已经应用于航海之中[ 葛金芳.两宋东南沿海地区海洋发展路向论略[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73.]，朱彧在《萍洲可谈》中写道：“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 (宋)朱彧.萍洲可谈[M].北京:中华书局, 1985:389.]”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年—1995年）曾经评价这一历史性的伟大进步“是航海技艺方面的巨大改革”，把“原始航海时代推至终年”，并且“预示计量航海时代的来临”[ (英)李约瑟.<中国对航海罗盘研制的贡献>李约瑟文集[M].沈阳:辽宁科教出版社,1986.]。中国商船远航能力的增强，使直接或间接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逐步扩大到亚、非、欧各大洲；另一方面，东南沿海主要海港都有发达的造船业，尤其“海舟以福建为上，广东船次之，温、明船又次之[ (宋)徐梦萃.三朝北盟会编[M].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1987.]。”宋船种类多、载量大，海舶载重量一般有数百石至五千石，最大载重量可达万石，《梦粱录·卷一二》载：“浙江乃通江渡海之津道。且如海商之舰，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中者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载二三百人。余者谓之钻风。[ (宋)吴自牧.梦粱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三四》曾记载客舟形式：“其长十余丈，深三丈，阔二丈五尺，可载二千斛粟……大樯高十丈，头樯高八丈；风正则张布帆五十幅……每舟篙师水手可六十人……若夫神舟之长阔高大，什物器用人数，皆三倍于客舟也。[ (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客舟即相等于二千石的中型海船，神舟则与五六千石之大海船相当。一时间，各大港口外商云集，客舟商舶千帆竞发，万国互市通航的繁华景象蔚为壮观。
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政府颁发了中国古代史上第一部系统性较强的专项外贸法规——《元丰广州市舶条法》，也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海上外贸成文法规[ 郑学富.密州板桥镇——宋朝江北唯一的海关重镇[J].春秋,2020(05):57-60.]。《宋史·卷一百三十九》记载：“三年，中书言，广州市舶已修定条约，宜选官推行。诏广东以转运使孙迥，广西以陈倩，两浙以副使周直孺，福建以判官王子京，罢广东帅臣兼领。五年，广西漕臣吴潜言：‘雷、化州与琼岛对境，而发船请引广州舶司，约五千里。乞令广西濒海郡县，土著商人载米谷、牛酒、黄鱼及非舶司赋取之物，免至广州请引。’诏孙迥详度行之[ (元)脱脱.宋史<卷一三九>[M].北京:中华书局,1977.]。”
《元丰广州市舶条法》虽冠以“广州”二字，但是其“不仅行于广州，而且遍行其它诸路”，是一部适用于全国的法规，成为当时官府进行海外贸易管理的基本法律依据。《元丰广州市舶条法》的颁布，不仅明确了对外贸易的经营与管理主体，为海上贸易的规范运作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而且也为那些取得合法贸易资格的商人提供了法律上的有力保障，确保他们的合法权益得到切实维护。《宋史·卷一百三十九<食货下八>》记载：“贾人由海道往外蕃，令以物货名数并所诣之地，报所在州召保，毋得参带兵器或可造兵器及违禁之物，官给以券。擅乘船由海入界河及往高丽、新罗、登莱州境者，罪以徒，往北界者加等[ 同⑤.]”。
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持续发展，使得朝廷和港市的财政收入有了大大增加，商税成为北宋和南宋政府的最大一种收入。《宋史·卷一百三十九》记载：“熙宁五年，诏发运使薛向曰：‘东南之利，舶商居其一。比言者请置司泉州，其创法讲求之。’……是年，杭、明、广三司市舶，收钱、粮、银、香、药等五十四万一百七十三缗、匹、斤、两、段、条、个、颗、脐、只、粒，支二十三万八千五十六缗、匹、斤、两、段、条、个、颗、脐、只、粒[ (元)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另据南宋学者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四<田赋考四>》记载，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税赋总收入共7070万贯，其中农业的两税2162万贯，占30%，商税4911万贯，占70%[ (宋)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6.]。以南海为中心的南海诸国既渴望中国丝绸、瓷器等商品，又依赖中国海商经营其物产，并在相当程度上通用宋币。《宋史·卷一百三十八<食货下七>》载：“臣僚言以金银博买，泻之远夷为可惜。乃命有司以绡布、锦绮、瓷器之属博易，听其来之多寡，若不至则任之，不必以为重也[ 同①.]。”为防止钱币外流，南宋嘉定十二年（1219年），下令在与其他国家进行海外贸易时，以丝绸、瓷器等的博买来代替金银铜钱的使用[ 于逢春.中国海洋文明的隆盛与衰落[J].学术月刊,2016,48(01):11-20+48.]。然而，尽管有着这样的贸易法规作为保护，但中国的瓷器外销需求仍大而未满足。中国瓷器一旦抵达国外，便成为市场上的最炙手可热的商品，价格飞涨，甚至超越黄金，成为贵族和富豪们展示身份和财富的象征，反映了中国文化和艺术的国际影响力。
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年—1985年）在《文明史纲》中曾经说过：“没有一种文明可以毫不流动存留下来，所有文明都通过贸易和外来者的激励作用得到丰富[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史纲[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2003.]。”海上丝绸之路不仅促进了国家财政增收，而且推动了民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升。加快了城市经济发展，更推动了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也为中外美术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


【前言/序言】
绪 论


第一章 宋代与东亚地区的美术交流


第一节 宋代与日本的美术交流


一 书法


二 瓷器


三 漆器


四 绘画


第二节 宋代与朝鲜半岛的美术交流


一 金属制品


二 瓷器


三 绘画


第二章 宋代与南亚—西亚—欧洲国家的美术交流


第一节  埃及与绿衣大食（法蒂玛王朝、阿尤布王朝）


第二节  阿拉伯与黑衣大食（阿拔斯王朝、塞尔柱王朝）


一 玻璃器


二 细密画


三 瓷器


四 丝绸


第三节 拜占庭帝国与罗姆苏丹国（拂菻）


一 拜占庭与塞尔柱


二 丝绸与纺织


三 金属与陶瓷


第四节 东非各国


第五节 南亚与东南亚地区


一 印度（注辇、南毗、故临等）


二 印度尼西亚（三佛齐等）


三 柬埔寨（真腊等）


四 菲律宾（麻逸、蒲端等）


五 越南（交趾、占城等）


第三章 宋代宗教美术东传及美术交流的双向性


第一节 宋代宗教美术


一 佛教美术


二 道教美术


第二节 日本宗教美术


一 建筑


二 造像


第三节 高丽宗教美术


一 建筑


二 造像


第四章 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宋代港城


第一节 泉州港——世界多元文化展示中心


一 宗教建筑


二 瓷器


三 金银器


第二节 明州港——东方文明荟萃之地


一 建筑


二 越窑青瓷


第三节 广州港——瓷器贸易的东方发祥地


一 两宋时期的广州港


二 年轻的西村窑






出版信息
著者 冯青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ISBN 9787100247955
版次 1
包装 平装
开本 32开
出版时间 2025-09-01
用纸 胶版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