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口城市的历史与作用

　　————-《港口城市与入侵者：现代社会早期斯瓦希里海岸、印度和葡萄牙》

　　恩格斯说：“葡萄牙人在非洲海岸、印度和整个远东寻找的是黄金，黄金一词是驱使西班牙人横渡大西洋到美洲去的咒语；黄金是白人刚踏上一个新发现的海岸时所要的第1件东西。”此语表明对黄金的追求是开辟新航路的经济动因。

　　历史学家迈克尔·皮尔森在本书中探讨了早期现代时期的港口城市作用及其取向，沿海与内陆之间的关系，世界经济中的海岸以及葡萄牙的影响。

　　现代社会早期的非洲东海岸，也就是人们熟知的斯瓦希里地区。作者运用了一系列的社会结构变迁、某些持续的现象和不同类别的分析方法，将它们贯穿在本书的多个章节中。而黄金在本书中将是一再出现的商品，是连结沿海地区和内陆的纽带。

　　首先，作者对世界海事概念下的斯瓦希里海岸和其东部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这里的“东部”是指阿拉伯海、亚非海和印度洋。这一分析的关键在于海事史的真实、有效，同时还介绍了海岸或沿海社会容易混淆的概念。

　　紧接着作者又尝试着分析什么使沿海地区和内陆之间互相联系，并描述了港口城市与内陆地区是如何联系的。在对这些斯瓦希里城邦的分析中，作者规范了一些术语的使用范围。同时还提出了港口城市的划分方法。这种划分方法对研究其他地区和时期的学者也很有启发。

　　同时作者还探讨了世界体系中的政治经济概念，更准确地说是资本主义出现之前的世界经济类型。作者不仅引用了一些回顾东非政治经济的文献，而且还关注了近年来有关世界体系的研究成果，并运用沃勒斯坦的理论对前资本主义时期和现代世界体系进行初步简要的说明。通过研究，证明海岸和内陆之间存在联系，分析了这种联系在资本主义出现前的世界历史中扮演的经济角色。

　　最后，作者通过葡萄牙人进入斯瓦希里海岸，探讨了沿海-内陆关系和海事主题。其中大量引用了记载现代社会早期葡萄牙人在世界各地活动的史料。其主要观点是尽管葡萄牙人野心勃勃，但他们在大部分地区从事的活动都以失败告终。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早期向外探索的欧洲人走向世界其他地区并不意味着能够“引起变革”，葡萄牙人的活动只是改变了某些事物，并部分地融入到当地的社会经济生活中。

　　作者认为，我们应该立体地观察事物，站在世界历史的角度审视印度洋上长期以来发生的变化。如果把现代工业以及今天它的发展视作过去两百年间世界历史上的重要力量，这样会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它对东非的影响。

　　作者迈克尔。皮尔森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很有名的历史教授。他在本书中引用了大量的参考文献，让读者可以将这本书视作简单的资料库：当库门打开时，不同学者可以对其中不同库存产生兴趣，可以就书中某一内容提出问题，并从中得到或多或少的帮助。

　　“将本书视作能为自己的研究服务且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资料汇编。”

内容简介

　　《港口城市和入侵者：现代社会早期斯瓦希里海岸、印度和葡萄牙》主要内容涉及现代社会早期的非洲东海岸，也就是人们熟知的斯瓦希里地区。研究涉及一系列的社会结构变迁、某些持续的现象和不同类别的分析方法，它们贯穿在多个章节中。书中的很多资料来自东非，但我希望在更宽泛的语境下利用这些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所熟知的素材，使自己的分析可以通过涉及基于西印度洋和其它领域的类似研究得到充实与提高。

作者简介

　　迈克尔.N.皮尔森，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的名誉教授。多年来潜心研究，是南亚和葡萄牙扩张方面的杰出学者。

目录

出版说明

作者序

第一章 概论：东非海岸的定位

第二章 亚非海中的斯瓦希里海岸

第三章 斯瓦希里海岸与内陆地区

第四章 世界经济中的东非

第五章 海岸上的葡萄牙人

第六章 结论

缩写列表

索引

精彩书摘

　　第一章 概论：东非海岸的定位

　　第一章 概论：东非海岸的定位

　　“世界史”的现代定义相对较新，并且仍在广大范围内被误读。时至今日，它仍在美国和其他地区的学术研讨中大量存在。“世界史”和“全球史”两个概念也许会使人困惑，但二者并不相同。世界史的研究方向并非关注我们这个星球的各个角落。“世界史”不是世界的历史，就像“世界音乐”并非全世界的音乐一样。政治经济学家，特别是他们中认同伊马缪？沃勒斯坦（ImmanuelWallerstein）“世界体系”概念的那些人，长期以来详尽地撰写了“世界史”。20多年前，沃勒斯坦提出了“现代世界体系”的定义，这一概念将19世纪之后的全球视为一个整体。对于19世纪之前的时代，他使用了术语“‘世界’体系，不是因为它囊括整个世界，而是因为它远远大于任何一个法律界定的政治地理单元。”①5一些自称“世界史”学家的经济学人和作为他们传声筒的《世界历史杂志》（Journal of World History）同意这一观点。该刊物的编辑杰瑞？本特雷（Jerry H entley）认为世界历史无需囊括全球。确切地说，世界历史是“一个超出国界的历史视角”。而学者们需要“一个基于区域、大陆或者全球的评判标准”，以此来审视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力量。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抛开国别史。②世界史应该研究超越任何有关特定“国家”的主题、发展趋势和国家间的关系。

　　但是，这里提到的“世界史”和“世界体系史”存在差异。由伊马缪？沃勒斯坦提出的后者较前者更加严格而缜密。“世界史”是分散甚至没有中心的，这个特点导致两种结果：一方面，意味着“世界史”并不被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特质束缚；但是另一方面，“世界史”没有“世界体系史”涵盖面大。无论这一理论是否可行，沃勒斯坦和他的追随者的理论旨在解释我们身在何处，去向何方。这种创新和宏大的视野追求显然不符合所有人的口味。本书第四章专门聚焦世界体系的理论在分析某一时期某一地方的作用。

　　6初看，世界史很像过去所说的“比较”历史。即比较不同地区或历史时期的同源现象。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在撰写世界历史时都并未意识到自己究竟要写什么。相对而言，我主张，比较历史最终经常得出诸如此人有苹果而彼人有橙子，或者此人在很长时间、很多地方都拥有苹果的结论。正如我所言，世界史最重要的革新在于它超越了单纯寻找异同的理论化自觉。因为毫无疑问，世界史是建立在一种范式或“理论”的基础上，这种“理论”比简单的经验主义赋予世界史更强大的分析和解释问题的能力。

　　如果我们关注一位著名学者近期定义“世界历史”的尝试，这个问题就会变得更加清晰。菲利普？柯尔廷（Philip D urtin）称他的新书就是在套用世界史的比较问题。“‘比较’来自于关注特定的现象……并且在其中寻找异同；‘世界’是为脱离西方人种中心论的窠臼，而非试图‘覆盖’每个地方发生的事情；‘历史’则指关注较长时间里的社会变迁。”③由此看来，仅仅寻找“异同”是不够的。

　　“世界史”还有另外一层的含义，就是摆脱欧洲特权书写世界历史。这一趋势很早之前就已经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荷兰学者范？勒尔（J anLeur）就对前人撰写印度尼西亚历史的方法进行了批评：对荷兰人到达之前的历史记录是以印度尼西亚人的视角，但这一视角在写到荷兰人到来后的历史时发生偏移，印度尼西亚人只能通过荷兰人的眼睛反观自己。正如范？勒尔所言，这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事情”。④从那时起，以殖民主义的视角书写历史的尝试从未终止。所幸欧洲以外的国家开始反对“欧洲中心论”，但是其间也遭遇少量的“人种中心论”回潮。今天，如果一部作品持“欧洲中心论”或“东方主义”的论调，一定会遭到谴责。

　　……

前言/序言

航海、贸易与文明的交汇：15世纪前中世纪地中海世界的商业网络与文化互动 本书深入考察了15世纪前地中海世界复杂的商业生态系统及其深远的文化影响。我们聚焦于这一时期横跨欧洲、北非及近东地区的贸易网络，剖析了威尼斯、热那亚等海洋共和国如何通过精密的商业运作，构建起连接东西方的关键枢纽。书中不仅详细描绘了香料、丝绸、谷物等主要贸易品的流转路径，更细致考察了支撑这些贸易的金融工具、航海技术以及法律框架的演变。 第一部分：地中海的脉动——商业帝国的崛起与结构 本部分首先确立了13至15世纪地中海商业活动的地理背景与主要参与者。我们摒弃了将贸易视为简单商品交换的传统观点，转而将其视为一种制度化的社会实践。 第一章：海洋共和国的制度创新 详细分析了威尼斯和热那亚在商业组织上的独特优势。威尼斯通过国家主导的“行会”（Arte）制度和对造船业（Arsenale）的严格控制，确保了其海上力量的持续投入与技术领先。我们考察了其政府如何通过“商业法庭”和对债务契约的严格执行，建立起高度可信的商业环境。热那亚则更多依赖于私人资本的结合，通过股份制公司（Compagnie）的模式，实现了风险的社会化分散。对这些制度的考察揭示了早期资本主义萌芽阶段，国家权力与商业精英之间复杂而互惠的关系。 第二章：贸易路线的重构与挑战 本书细致梳理了连接亚历山大、君士坦丁堡、拜占庭、黑海港口与意大利之间的主要贸易干线。重点讨论了十字军东征结束后，地中海贸易的重心如何从早期依赖拜占庭式的直接控制，转向更依赖于中介城市和季节性集市。研究了突厥势力在东部地中海的扩张对传统路线带来的压力，以及意大利商人如何通过在黎凡特和埃及建立永久性代理机构来对冲政治风险。此外，对撒拉逊和犹太商人社群在维持跨文化商业联系中的隐性作用给予了充分关注。 第二章（续）：金融工具的精炼 详细阐述了复式记账法（Double-entry bookkeeping）在地中海商业活动中的普及及其对商业透明度的革命性影响。同时，对“汇票”（Bill of Exchange）的发展进行了深入分析，探讨了它是如何有效地解决了跨国贸易中携带贵金属的风险与不便，并促进了信贷市场的形成。对“钱庄”（Banco）在港口城市中的角色，及其作为支付和汇兑中介的功能进行了专门讨论。 第二部分：物产与意义——贸易商品的文化负载 贸易不仅仅是物质的流动，更是观念、技术和生活方式的载体。本部分将焦点从结构转移到具体商品及其在接收社会中所引起的文化反应。 第三章：香料之路的经济学与符号学 对胡椒、肉桂、丁香等香料的贸易链条进行了跨学科的考察。经济学上，我们分析了香料价格如何成为衡量全球经济健康度的指标，以及其在特定年份因政治或自然灾害导致的剧烈波动。符号学上，则深入探讨了香料在欧洲贵族文化中如何超越其烹饪用途，成为财富、虔诚（用于宗教仪式）和异域品味的象征。对香料贸易如何驱动了对“新世界”的早期想象进行了探讨。 第四章：纺织品与身份的构建 对比分析了产自东方的丝绸（如热那亚人从波斯进口的成品或半成品）与产自意大利本土的羊毛制品（如佛兰德斯与佛罗伦萨的精纺羊毛）。研究了不同纺织品如何被纳入中世纪的服饰规范（Sumptuary Laws）中，并成为区分社会阶层和政治忠诚度的视觉标记。对拜占庭及早期奥斯曼帝国纺织品图案的输入，如何影响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艺术中的装饰母题进行了分析。 第五章：技术与知识的非正式传播 本章重点关注那些不易被直接衡量的“软商品”——技术和知识。研究了阿拉伯和拜占庭的数学、医学知识如何通过翻译和贸易交往传入意大利学术中心。具体案例包括对先进水利工程技术（如引水渠和磨坊设计）以及航海制图技术（如使用托勒密和阿拉伯制图学成果）的吸收过程。这种知识的流动，为后来的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奠定了重要的智力基础。 第三部分：接触与冲突——多重身份的共存 港口城市是不同信仰、语言和法律体系交汇的场所，这带来了财富，也带来了摩擦。 第六章：法律、宗教与中介群体 详细探讨了港口城市中不同法律体系的并存与冲突。早期地中海贸易中，外国商人的法律地位通常由双边“商业公约”（Societas Mercatorum）或由领主授予的“特权”（Privilegia）来界定。本书特别关注了作为重要中介角色的亚美尼亚人、犹太人（特别是塞法迪系商人）和希腊东正教徒，他们凭借跨文化的身份，在天主教和伊斯兰世界之间搭建了必要的信任桥梁。对这些群体在应对封锁、海盗劫掠和宗教裁判所压力时的策略进行了深入剖析。 第七章：空间中的秩序——城市规划与社会隔离 通过对威尼斯“里亚尔托”区或巴塞罗那老港区等地的微观考察，分析了港口城市如何通过物理空间来管理文化差异。考察了“客栈”（Fondaco）或“商馆”的制度，这些区域在法律上是外国商人的飞地，但在社会实践上却是高度受控的、隔离性的居住与工作空间。这种对空间的管理，反映了地方精英在最大化商业利益与最小化文化渗透风险之间的持续张力。 结论：前现代世界的全球化前奏 本书的结论部分总结道，15世纪前的地中海商业网络，并非一个统一的“全球化”体系，而是一个由多个次级网络紧密耦合而成的复杂“超区域”系统。它展现了制度创新、金融工具的成熟以及文化接触的复杂性，这些要素共同塑造了中世纪晚期欧洲向近代过渡的独特路径。对这一时期的深入理解，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把握早期现代世界贸易网络的形成机制，及其对文化认同的持续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