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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遗产》2026年第1期目录
摘要: 《中国文化遗产》2026年第1期目录原创中国文化遗产杂志目录篇名作者纪念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90周年笃行致远 薪火永传——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文物保护研究90年李游新时代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讨论朱光亚笔谈：构建多学科交叉融合创新实践平台 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文化遗产研究机构廿五载守望 续千年文脉——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勘察设计大师江欢成先生谈 ...
《中国文化遗产》2026年第1期目录原创 中国文化遗产杂志
目录
篇名
作者
纪念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90周年
笃行致远 薪火永传——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文物保护研究90年
李游
新时代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讨论
朱光亚
笔谈：构建多学科交叉融合创新实践平台 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文化遗产研究机构
廿五载守望 续千年文脉——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勘察设计大师江欢成先生谈应县木塔保护与发展
王林安
砥砺石魂九十载：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石窟寺保护历程回眸
黄克忠
通时代之变、尽服务之能
刘曙光
从国家使命到全球对话：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的国际拓展与中国文化遗产事业的发展
宋新潮
薪火相传 铸就辉煌——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古建筑保护工作点滴回顾
张之平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出土文献整理历程与实践
李均明
科学保护 价值传承——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文物建筑保护实践概述
李向东，黄玉琴
开创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的保护路径——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石窟寺保护的传承与创新
李黎，邵明申
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价值主导全周期路径研究——基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实践的学术综述
赵云
新时期文化遗产保护与修复高层次人才培养机制：发展现状、国际比较与未来展望
詹长法
石窟寺“以大带小”保护管理模式探讨——以瓜州榆林窟为例
郭青林，王彦武，张燕芳
保护利用
佛光寺东大殿木构损伤特征及修缮分析
任昆龙，杨庆山，任毅敏
城乡遗产保护
蔓藤城市理念视角下的大运河江苏段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更新思考
戚红年
文化线路视角下茶马古道遗产保护研究
陈雅雪，车辚
遗产视野
辽武安州塔营造技术与建造历史的工程考古探索
陈一凡，侯遐闻，王伟，贾虎
娄烦罗家曲观音寺营缮、沿革与价值考述
迟雅元，刘畅
资讯
封三 院藏珍品：古代建筑修整所绘山西省芮城县永乐宫纯阳殿迁建工程图·纯阳殿明间局部梁架横断面图（后部）
古代建筑修整所绘山西省芮城县永乐宫纯阳殿迁建工程图·纯阳殿明间局部梁架横断面图（后部）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藏，设计：陈继宗，绘图：王真，审定：祁英涛 姜佩文，时间：1958年8月、10月，详见：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查群编著《永乐宫迁建工程档案初编》，文物出版社，2020年）
摘要
笃行致远 薪火永传——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文物保护研究90年
李游（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90年发展历程中，业务范围不断完善，工作领域不断拓展，取得了中国文物保护事业的多项开创性成就，堪称中国近现代文物保护史的缩影。本文概述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历经的五个重要发展阶段及其在古建筑保护修缮、石窟石刻保护、壁画彩画保护、漆木器保护、出土文献整理与研究等领域所取得的突出成就。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坚持文物保护研究国家队站位，秉持实际需求导向、重点领域突破的原则，在多个专业领域持续取得新的进展。进入“十五五”时期，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将系统推进保护理念的深化、前沿科技的融合、实践体系的创新、跨领域合作的拓展，以及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实现理念、技术、机制层面的协同发展，为我国文化强国建设和人类文明交流互鉴贡献力量。
新时代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讨论
朱光亚（东南大学建筑学院）
新时代向包括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在内的各领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确立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理论框架既困难又必要。本文梳理了新时代面临的四种挑战，从开放思维中的文明互鉴，文化自信和坚持实践第一性三个方面讨论了文化遗产保护理论需要思考的问题，提出了若干前沿性的理论课题，例如重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形制”“意境”等重要概念和范畴的研究，关注中国古代礼制中的“五世而迁”背后潜在的对待文化遗产的传统态度，中国木构建筑的结构构造机制科学性研究，体现悖论特征的东方建造智慧，濒危的传统材料与工艺的科学记录、分析与传承，考古新成果引发的地域文化遗产的系统梳理与再评估等。
笔谈：构建多学科交叉融合创新实践平台 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文化遗产研究机构
王林安（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黄克忠（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刘曙光（中国博物馆协会）
宋新潮（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
张之平（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李均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从1935年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成立之始，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已走过90年风雨历程。在90年华诞之际，专家学者们从不同的专业视角，回顾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在古建筑保护修缮、石窟保护、出土文献整理与研究、国际交流与对话等专业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同时为推动行业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建设性意见。专家们提出，应县木塔的保护与发展，应遵循“不改变结构体系，只优化结构性能”的核心原则，把握好“传承”与“优化”的平衡，避免过度干预或保护不足；多种学科的理念和技术，需要结合遗产的文化价值、材质特性与其所处不同的环境经过研究、试验、改造、创新和检验后才能应用于石窟寺的保存；古建筑保护要继承先贤前辈们的优良传统，不忘初心使命；出土文献整理与研究工作要进一步发扬多学科协作的优良传统，打破学科壁垒，整合学术资源，从不同视角对出土文献进行深度解读，挖掘其丰富的文化内涵。专家们强调，回应时代的召唤，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和博物馆人不仅需要扎实的专业技能为社会服务，更需构建与时代需求相匹配的职业理念；唯有将专业知识、技术能力与具有时代特色的职业伦理道德深度融合，才能真正服务好人民、服务好社会发展；要坚守保护初心，深化开放合作，在全球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持续发出中国声音，积极参加国际遗产保护的行动，为促进文化繁荣、增进国际交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科学保护 传承价值——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文物建筑保护实践概述
李向东（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黄玉琴（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本文立足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及其前身诸机构九十年发展历程，系统梳理院藏档案、文献史料、各时期文物建筑代表性保护工程档案及相关学术研究成果，对文研院在古建筑及附属文物（如古代建筑壁画、彩画等）、近现代代表性建筑、革命文物、工业遗产等领域的保护实践与科研成就进行全面总结。九十年间，文研院始终以开拓者、引领者的姿态深耕文物建筑保护领域：从填补早期古建筑保护行业的理论与实践空白，到构建起符合中国国情的文物建筑保护技术体系与标准规范，引领全国文物保护事业高质量发展；从悉心守护国内各类文物建筑遗产，开展抢险修缮、预防性保护等关键工作，到主动融入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格局，分享中国保护经验，用务实行动生动诠释了“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的根本使命，彰显了新时代国家级保护机构的责任与担当。
开创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的保护路径——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石窟寺保护的传承与创新
李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邵明申（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石窟寺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承载着延续历史文脉与弘扬民族精神的时代使命。九十年来，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深耕石窟寺保护利用，始终以“国家队”的担当开拓探索、创新引领，组织实施了一系列重大保护工程，不仅积累了深厚的技术与实践经验，更开创了一条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的保护路径。面对社会发展、自然气候变化、风化加剧、文化需求增长等多重挑战，石窟寺保护迫切需要在理念、技术与管理机制上实现创新突破。回应时代呼唤，文研院逐步构建起一套集精细化勘查、机理研究、保护材料研发、工艺改进优化、预防性保护、人才培养和工程示范于一体的综合创新体系，深化多学科交叉与科技赋能，显著提升了保护工作的科学化、系统化水平。实践证明，该体系已在多项重大石窟保护工程中取得突出成效，聚力打造了一批岩土文物保护示范案例，为石窟寺的长期保存与活态传承提供了坚实支撑。展望未来，文研院将继续深化理论探索，拓展国际合作，推动石窟寺保护事业向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方向迈进，为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注入持久动力。
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价值主导全周期路径研究——基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实践的学术综述
赵云（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在全球文化遗产治理体系变革与中国从“遗产大国”向“遗产强国”转型的背景下，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逐步构建并实践了一套以遗产价值保护与阐释为核心、覆盖“申遗—规划—监测—传播”全周期的系统性业务链。本文基于相关学者的实践案例与研究成果，系统梳理这一价值主导型保护研究路径的理论内涵和关联逻辑，指出近十年来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从“项目驱动”的“工作领域”，迈向具备自主知识体系、标准规范与专业方法的“专业领域”，实现了深刻转型。
新时期文化遗产保护与修复高层次人才培养机制：发展现状、国际比较与未来展望
詹长法（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本文全面研究了新时代背景下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与修复领域高层次人才培养体系的发展历程、现实挑战与国际比较，并据此建立了面向未来的战略发展框架。研究显示，我国人才培养经历独立探索、与国际接轨、系统化建设与专业化加强四个发展阶段，已形成整合高等教育与国际合作培训的“双轨制并行”培养格局，人才数量实现重大突破。然而，当前体系仍面临区域分布不均、人才梯队断裂、跨学科整合不足及双轨连接机制不畅等结构性问题。通过与以意大利为代表的国际先进模式的全面对比，揭示了双方在系统成熟度、培养重点、知识整合模式及市场驱动机制等方面的根本差异。基于此，本文提出以培养“文化遗产临床医学家”为核心概念的五维战略途径：重建融合式跨学科课程系统，建立沉浸式实践教育与培训生态系统，促进国际合作向“平等合作伙伴”与“共同领导”模式转变，革新贯穿式终身职业发展体系，以及在发扬“莫高精神”基础上深度融合数字化与智能技术。最后提议设立“国家文化遗产保护卓越工程师学院”作为综合实施平台，目的在于为我国实现从文化遗产资源大国向保护强国的历史性飞跃，供给可持续且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支持与制度保障。
石窟寺“以大带小”保护管理模式探讨——以瓜州榆林窟为例
郭青林（国家古代壁画与土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敦煌研究院/甘肃省敦煌文物保护研究中心）
王彦武（国家古代壁画与土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敦煌研究院/甘肃省敦煌文物保护研究中心）
张燕芳（国家古代壁画与土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敦煌研究院/甘肃省敦煌文物保护研究中心）
在《“十四五”石窟寺保护利用专项规划》提出的“以大带小、一个机构带一片”政策背景下，中小石窟寺如何实现保护管理提质增效，成为文物保护领域关注的焦点。本文通过敦煌研究院80年来“以大带小”保护管理模式的制度变迁，在系统梳理平安石窟、保护科技与管理机制做法及成效的基础上，以瓜州榆林窟为例，总结与敦煌莫高窟的联动模式，分析灾害预防能力、文物健康状况、预防性保护、数字化、文化弘扬、管理队伍、法律法规体系等方面取得的成效，凝练出“政策支持为环境保障—区域中心为核心基础—平台体系为运行保障—队伍建设为持续动力”的石窟寺“以大带小”保护管理模式，以期为全国中小石窟寺保护管理提供借鉴。
佛光寺东大殿木构损伤特征及修缮分析
任昆龙（重庆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杨庆山（重庆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任毅敏（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佛光寺东大殿修缮保护面临明晰损伤状态及相应修复技术改进与精细化需求，且是千年以上的木材材性劣化及构件损伤深入研究的稀缺载体。调查和统计分析表明：长时周期性的差异环境作用下，草架层、大殿内外的木构呈现不同的劣化机理和损伤特征；屋顶槫、椽、苫背等残损严重，虽经多次局部修复，却不能有效抑制根源性多发的渗水漏雨及其次生危害；梁、枋、栱等普遍存在近横截面半高处的顺纹剪切缝隙及端部（榫卯）严重渐变损伤；外檐四角斗栱组件多达96个，多点损伤与累计使其明显下挠；柱头标高明显非生起差异是屋顶、梁架变形及损伤主要因素，柱身顺纹纤维呈现可见弯曲状态。与已落架修缮的古建筑相比，佛光寺东大殿修复具有自身更为严苛的需求：东大殿木构损伤相对重，但诸多唐代构件难以被替换而存在大量椽、槫、枋等的新旧构件相容性承载的修复技术改进的需求；大量的梁、枋、栱等的榫卯节点残损、近横截面半高处的顺纹剪切缝隙的加固需求精细化耐久的修复方式；多点损伤的复杂外檐角部斗栱的珍稀构件替换、钢结构加固、临时支顶等面临艰难选择。针对损伤及修复需求，提出相应的保护修缮建议。
蔓藤城市理念视角下的大运河江苏段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更新思考
戚红年（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在全球线性文化遗产趋向整体性保护的背景下，大运河江苏段沿线历史文化街区面临更新零散化与文化同质化等问题。本文借鉴蔓藤城市理念，构建“主蔓—叶片”系统框架，揭示运河廊道与街区的有机关系。通过剖析大运河江苏段不同段落典型街区的空间基因，发现存在南北模式仿同、商业开发单一等现象。基于此，建议作为主蔓的运河廊道应强化整体治理与空间联动；作为叶片的街区更新则需因地制宜：上游彰显军事漕运，中游突出水利商贸，下游延续江南市井。该研究为线性文化遗产沿线街区的系统性保护与特色化发展提供了理论参考与实践路径。
文化线路视角下茶马古道遗产保护研究
陈雅雪（云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车辚（云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茶马古道是中国西南地区重要的线性文化遗产，蕴含丰富的历史、文化与科技价值。当前其保护面临自然侵蚀、理念冲突，以及过度商业化等问题。本文基于文化线路视角，提出应遵循完整性与真实性统一、普遍性与特殊性结合、静态保护与动态传承协调的原则。通过健全制度保障、深化文旅融合、强化科技赋能等路径，构建整体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体系，以促进茶马古道遗产的系统保护、活态传承与跨区域协同治理。
辽武安州塔营造技术与建造历史的工程考古探索
陈一凡（陕西普宁工程结构特种技术有限公司）
侯遐闻（北京北建大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王伟（陕西省文化遗产研究院）
贾虎（陕西省文化遗产研究院）
武安州塔是辽代武安州遗址唯一留存比较完整的地面建筑遗存。2020年加固修缮工程为武安州塔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工程考古机遇。本文以武安州塔保护修缮过程中获取的勘察与局部解剖等工程考古资料为依据，对塔顶、塔檐、塔座与塔身等部位的营造技术特点进行了梳理研究，结合塔下掩埋遗迹的考古成果，对武安州塔的建造与维修历史进行了探讨。武安州塔在元代至元地震中遭遇较大破坏，局部缺失破损，造成原有形制不清。通过本次维修工程的全面勘察，利用工程考古的方法基本理清了武安州塔的形制和建造与维修历史。根据塔座处木圈梁遗存，以及塔座与塔身处的结构构造推断：武安州塔基本保持了初建时的形制，只有塔座外饰与塔刹形制目前尚不明晰。武安州塔建造于辽后期道宗时期可能性较大。
娄烦罗家曲观音寺营缮、沿革与价值考述
迟雅元（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刘畅（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罗家曲观音寺系山西省文物保护单位，殿前檐使用高规格的九踩斗栱，在乡村佛寺中十分罕见。针对该寺文物档案和相关研究较为匮乏的现状，本文融合建筑史与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对观音寺的营建信息和历史沿革进行收集和考证，从而充分阐释其历史价值、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通过碑刻、题记互证，明确观音寺始建于明嘉靖七年（1528年），重修于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通过将碑文中的村民姓名与传世家谱相参照，推断其清代重修的大致时间；结合村民口述寺院功能、面貌的变化，梳理观音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改作校舍之始末。研究表明，观音寺是一座明代地方性非官式木构建筑，虽不见于方志记载，匠人、功德主的广泛来源亦可反映它在当时当地较大的辐射范围和影响力。对此，本文提出两点解读：其一，元代以来“楼烦巡检司”的设立证明了娄烦具备吸纳各方匠人来此聚集的区位与交通条件，而巡检司的自治属性和营造活动的民间属性则使观音寺不易达静乐县令之听；其二，观音寺早期营建活动恰以明嘉靖年间匠籍制度逐步松动为背景，在“匠班银”的驱动下，跨区域谋生或成为民间匠人的普遍选择。如今，观音寺被罗家曲村冯氏后代奉为家庙，定期开展祭祖庙会活动，是乡村文化遗产活态利用的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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笃行致远 薪火永传——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文物保护研究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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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亚
笔谈：构建多学科交叉融合创新实践平台 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文化遗产研究机构
廿五载守望 续千年文脉——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勘察设计大师江欢成先生谈应县木塔保护与发展
王林安
砥砺石魂九十载：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石窟寺保护历程回眸
黄克忠
通时代之变、尽服务之能
刘曙光
从国家使命到全球对话：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的国际拓展与中国文化遗产事业的发展
宋新潮
薪火相传 铸就辉煌——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古建筑保护工作点滴回顾
张之平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出土文献整理历程与实践
李均明
科学保护 价值传承——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文物建筑保护实践概述
李向东，黄玉琴
开创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的保护路径——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石窟寺保护的传承与创新
李黎，邵明申
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价值主导全周期路径研究——基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实践的学术综述
赵云
新时期文化遗产保护与修复高层次人才培养机制：发展现状、国际比较与未来展望
詹长法
石窟寺“以大带小”保护管理模式探讨——以瓜州榆林窟为例
郭青林，王彦武，张燕芳
保护利用
佛光寺东大殿木构损伤特征及修缮分析
任昆龙，杨庆山，任毅敏
城乡遗产保护
蔓藤城市理念视角下的大运河江苏段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更新思考
戚红年
文化线路视角下茶马古道遗产保护研究
陈雅雪，车辚
遗产视野
辽武安州塔营造技术与建造历史的工程考古探索
陈一凡，侯遐闻，王伟，贾虎
娄烦罗家曲观音寺营缮、沿革与价值考述
迟雅元，刘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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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三 院藏珍品：古代建筑修整所绘山西省芮城县永乐宫纯阳殿迁建工程图·纯阳殿明间局部梁架横断面图（后部）
古代建筑修整所绘山西省芮城县永乐宫纯阳殿迁建工程图·纯阳殿明间局部梁架横断面图（后部）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藏，设计：陈继宗，绘图：王真，审定：祁英涛 姜佩文，时间：1958年8月、10月，详见：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查群编著《永乐宫迁建工程档案初编》，文物出版社，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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笃行致远 薪火永传——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文物保护研究90年
李游（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90年发展历程中，业务范围不断完善，工作领域不断拓展，取得了中国文物保护事业的多项开创性成就，堪称中国近现代文物保护史的缩影。本文概述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历经的五个重要发展阶段及其在古建筑保护修缮、石窟石刻保护、壁画彩画保护、漆木器保护、出土文献整理与研究等领域所取得的突出成就。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坚持文物保护研究国家队站位，秉持实际需求导向、重点领域突破的原则，在多个专业领域持续取得新的进展。进入“十五五”时期，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将系统推进保护理念的深化、前沿科技的融合、实践体系的创新、跨领域合作的拓展，以及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实现理念、技术、机制层面的协同发展，为我国文化强国建设和人类文明交流互鉴贡献力量。
新时代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讨论
朱光亚（东南大学建筑学院）
新时代向包括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在内的各领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确立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理论框架既困难又必要。本文梳理了新时代面临的四种挑战，从开放思维中的文明互鉴，文化自信和坚持实践第一性三个方面讨论了文化遗产保护理论需要思考的问题，提出了若干前沿性的理论课题，例如重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形制”“意境”等重要概念和范畴的研究，关注中国古代礼制中的“五世而迁”背后潜在的对待文化遗产的传统态度，中国木构建筑的结构构造机制科学性研究，体现悖论特征的东方建造智慧，濒危的传统材料与工艺的科学记录、分析与传承，考古新成果引发的地域文化遗产的系统梳理与再评估等。
笔谈：构建多学科交叉融合创新实践平台 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文化遗产研究机构
王林安（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黄克忠（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刘曙光（中国博物馆协会）
宋新潮（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
张之平（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李均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从1935年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成立之始，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已走过90年风雨历程。在90年华诞之际，专家学者们从不同的专业视角，回顾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在古建筑保护修缮、石窟保护、出土文献整理与研究、国际交流与对话等专业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同时为推动行业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建设性意见。专家们提出，应县木塔的保护与发展，应遵循“不改变结构体系，只优化结构性能”的核心原则，把握好“传承”与“优化”的平衡，避免过度干预或保护不足；多种学科的理念和技术，需要结合遗产的文化价值、材质特性与其所处不同的环境经过研究、试验、改造、创新和检验后才能应用于石窟寺的保存；古建筑保护要继承先贤前辈们的优良传统，不忘初心使命；出土文献整理与研究工作要进一步发扬多学科协作的优良传统，打破学科壁垒，整合学术资源，从不同视角对出土文献进行深度解读，挖掘其丰富的文化内涵。专家们强调，回应时代的召唤，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和博物馆人不仅需要扎实的专业技能为社会服务，更需构建与时代需求相匹配的职业理念；唯有将专业知识、技术能力与具有时代特色的职业伦理道德深度融合，才能真正服务好人民、服务好社会发展；要坚守保护初心，深化开放合作，在全球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持续发出中国声音，积极参加国际遗产保护的行动，为促进文化繁荣、增进国际交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科学保护 传承价值——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文物建筑保护实践概述
李向东（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黄玉琴（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本文立足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及其前身诸机构九十年发展历程，系统梳理院藏档案、文献史料、各时期文物建筑代表性保护工程档案及相关学术研究成果，对文研院在古建筑及附属文物（如古代建筑壁画、彩画等）、近现代代表性建筑、革命文物、工业遗产等领域的保护实践与科研成就进行全面总结。九十年间，文研院始终以开拓者、引领者的姿态深耕文物建筑保护领域：从填补早期古建筑保护行业的理论与实践空白，到构建起符合中国国情的文物建筑保护技术体系与标准规范，引领全国文物保护事业高质量发展；从悉心守护国内各类文物建筑遗产，开展抢险修缮、预防性保护等关键工作，到主动融入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格局，分享中国保护经验，用务实行动生动诠释了“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的根本使命，彰显了新时代国家级保护机构的责任与担当。
开创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的保护路径——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石窟寺保护的传承与创新
李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邵明申（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石窟寺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承载着延续历史文脉与弘扬民族精神的时代使命。九十年来，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深耕石窟寺保护利用，始终以“国家队”的担当开拓探索、创新引领，组织实施了一系列重大保护工程，不仅积累了深厚的技术与实践经验，更开创了一条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的保护路径。面对社会发展、自然气候变化、风化加剧、文化需求增长等多重挑战，石窟寺保护迫切需要在理念、技术与管理机制上实现创新突破。回应时代呼唤，文研院逐步构建起一套集精细化勘查、机理研究、保护材料研发、工艺改进优化、预防性保护、人才培养和工程示范于一体的综合创新体系，深化多学科交叉与科技赋能，显著提升了保护工作的科学化、系统化水平。实践证明，该体系已在多项重大石窟保护工程中取得突出成效，聚力打造了一批岩土文物保护示范案例，为石窟寺的长期保存与活态传承提供了坚实支撑。展望未来，文研院将继续深化理论探索，拓展国际合作，推动石窟寺保护事业向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方向迈进，为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注入持久动力。
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价值主导全周期路径研究——基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实践的学术综述
赵云（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在全球文化遗产治理体系变革与中国从“遗产大国”向“遗产强国”转型的背景下，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逐步构建并实践了一套以遗产价值保护与阐释为核心、覆盖“申遗—规划—监测—传播”全周期的系统性业务链。本文基于相关学者的实践案例与研究成果，系统梳理这一价值主导型保护研究路径的理论内涵和关联逻辑，指出近十年来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从“项目驱动”的“工作领域”，迈向具备自主知识体系、标准规范与专业方法的“专业领域”，实现了深刻转型。
新时期文化遗产保护与修复高层次人才培养机制：发展现状、国际比较与未来展望
詹长法（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本文全面研究了新时代背景下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与修复领域高层次人才培养体系的发展历程、现实挑战与国际比较，并据此建立了面向未来的战略发展框架。研究显示，我国人才培养经历独立探索、与国际接轨、系统化建设与专业化加强四个发展阶段，已形成整合高等教育与国际合作培训的“双轨制并行”培养格局，人才数量实现重大突破。然而，当前体系仍面临区域分布不均、人才梯队断裂、跨学科整合不足及双轨连接机制不畅等结构性问题。通过与以意大利为代表的国际先进模式的全面对比，揭示了双方在系统成熟度、培养重点、知识整合模式及市场驱动机制等方面的根本差异。基于此，本文提出以培养“文化遗产临床医学家”为核心概念的五维战略途径：重建融合式跨学科课程系统，建立沉浸式实践教育与培训生态系统，促进国际合作向“平等合作伙伴”与“共同领导”模式转变，革新贯穿式终身职业发展体系，以及在发扬“莫高精神”基础上深度融合数字化与智能技术。最后提议设立“国家文化遗产保护卓越工程师学院”作为综合实施平台，目的在于为我国实现从文化遗产资源大国向保护强国的历史性飞跃，供给可持续且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支持与制度保障。
石窟寺“以大带小”保护管理模式探讨——以瓜州榆林窟为例
郭青林（国家古代壁画与土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敦煌研究院/甘肃省敦煌文物保护研究中心）
王彦武（国家古代壁画与土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敦煌研究院/甘肃省敦煌文物保护研究中心）
张燕芳（国家古代壁画与土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敦煌研究院/甘肃省敦煌文物保护研究中心）
在《“十四五”石窟寺保护利用专项规划》提出的“以大带小、一个机构带一片”政策背景下，中小石窟寺如何实现保护管理提质增效，成为文物保护领域关注的焦点。本文通过敦煌研究院80年来“以大带小”保护管理模式的制度变迁，在系统梳理平安石窟、保护科技与管理机制做法及成效的基础上，以瓜州榆林窟为例，总结与敦煌莫高窟的联动模式，分析灾害预防能力、文物健康状况、预防性保护、数字化、文化弘扬、管理队伍、法律法规体系等方面取得的成效，凝练出“政策支持为环境保障—区域中心为核心基础—平台体系为运行保障—队伍建设为持续动力”的石窟寺“以大带小”保护管理模式，以期为全国中小石窟寺保护管理提供借鉴。
佛光寺东大殿木构损伤特征及修缮分析
任昆龙（重庆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杨庆山（重庆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任毅敏（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佛光寺东大殿修缮保护面临明晰损伤状态及相应修复技术改进与精细化需求，且是千年以上的木材材性劣化及构件损伤深入研究的稀缺载体。调查和统计分析表明：长时周期性的差异环境作用下，草架层、大殿内外的木构呈现不同的劣化机理和损伤特征；屋顶槫、椽、苫背等残损严重，虽经多次局部修复，却不能有效抑制根源性多发的渗水漏雨及其次生危害；梁、枋、栱等普遍存在近横截面半高处的顺纹剪切缝隙及端部（榫卯）严重渐变损伤；外檐四角斗栱组件多达96个，多点损伤与累计使其明显下挠；柱头标高明显非生起差异是屋顶、梁架变形及损伤主要因素，柱身顺纹纤维呈现可见弯曲状态。与已落架修缮的古建筑相比，佛光寺东大殿修复具有自身更为严苛的需求：东大殿木构损伤相对重，但诸多唐代构件难以被替换而存在大量椽、槫、枋等的新旧构件相容性承载的修复技术改进的需求；大量的梁、枋、栱等的榫卯节点残损、近横截面半高处的顺纹剪切缝隙的加固需求精细化耐久的修复方式；多点损伤的复杂外檐角部斗栱的珍稀构件替换、钢结构加固、临时支顶等面临艰难选择。针对损伤及修复需求，提出相应的保护修缮建议。
蔓藤城市理念视角下的大运河江苏段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更新思考
戚红年（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在全球线性文化遗产趋向整体性保护的背景下，大运河江苏段沿线历史文化街区面临更新零散化与文化同质化等问题。本文借鉴蔓藤城市理念，构建“主蔓—叶片”系统框架，揭示运河廊道与街区的有机关系。通过剖析大运河江苏段不同段落典型街区的空间基因，发现存在南北模式仿同、商业开发单一等现象。基于此，建议作为主蔓的运河廊道应强化整体治理与空间联动；作为叶片的街区更新则需因地制宜：上游彰显军事漕运，中游突出水利商贸，下游延续江南市井。该研究为线性文化遗产沿线街区的系统性保护与特色化发展提供了理论参考与实践路径。
文化线路视角下茶马古道遗产保护研究
陈雅雪（云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车辚（云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茶马古道是中国西南地区重要的线性文化遗产，蕴含丰富的历史、文化与科技价值。当前其保护面临自然侵蚀、理念冲突，以及过度商业化等问题。本文基于文化线路视角，提出应遵循完整性与真实性统一、普遍性与特殊性结合、静态保护与动态传承协调的原则。通过健全制度保障、深化文旅融合、强化科技赋能等路径，构建整体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体系，以促进茶马古道遗产的系统保护、活态传承与跨区域协同治理。
辽武安州塔营造技术与建造历史的工程考古探索
陈一凡（陕西普宁工程结构特种技术有限公司）
侯遐闻（北京北建大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王伟（陕西省文化遗产研究院）
贾虎（陕西省文化遗产研究院）
武安州塔是辽代武安州遗址唯一留存比较完整的地面建筑遗存。2020年加固修缮工程为武安州塔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工程考古机遇。本文以武安州塔保护修缮过程中获取的勘察与局部解剖等工程考古资料为依据，对塔顶、塔檐、塔座与塔身等部位的营造技术特点进行了梳理研究，结合塔下掩埋遗迹的考古成果，对武安州塔的建造与维修历史进行了探讨。武安州塔在元代至元地震中遭遇较大破坏，局部缺失破损，造成原有形制不清。通过本次维修工程的全面勘察，利用工程考古的方法基本理清了武安州塔的形制和建造与维修历史。根据塔座处木圈梁遗存，以及塔座与塔身处的结构构造推断：武安州塔基本保持了初建时的形制，只有塔座外饰与塔刹形制目前尚不明晰。武安州塔建造于辽后期道宗时期可能性较大。
娄烦罗家曲观音寺营缮、沿革与价值考述
迟雅元（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刘畅（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罗家曲观音寺系山西省文物保护单位，殿前檐使用高规格的九踩斗栱，在乡村佛寺中十分罕见。针对该寺文物档案和相关研究较为匮乏的现状，本文融合建筑史与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对观音寺的营建信息和历史沿革进行收集和考证，从而充分阐释其历史价值、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通过碑刻、题记互证，明确观音寺始建于明嘉靖七年（1528年），重修于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通过将碑文中的村民姓名与传世家谱相参照，推断其清代重修的大致时间；结合村民口述寺院功能、面貌的变化，梳理观音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改作校舍之始末。研究表明，观音寺是一座明代地方性非官式木构建筑，虽不见于方志记载，匠人、功德主的广泛来源亦可反映它在当时当地较大的辐射范围和影响力。对此，本文提出两点解读：其一，元代以来“楼烦巡检司”的设立证明了娄烦具备吸纳各方匠人来此聚集的区位与交通条件，而巡检司的自治属性和营造活动的民间属性则使观音寺不易达静乐县令之听；其二，观音寺早期营建活动恰以明嘉靖年间匠籍制度逐步松动为背景，在“匠班银”的驱动下，跨区域谋生或成为民间匠人的普遍选择。如今，观音寺被罗家曲村冯氏后代奉为家庙，定期开展祭祖庙会活动，是乡村文化遗产活态利用的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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