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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院刊｜戴玥 马云飞：欧亚草原秦汉漆器的流通及相关问题
摘要: 故宫院刊｜戴玥 马云飞：欧亚草原秦汉漆器的流通及相关问题原创戴玥 马云飞故宫博物院院刊2026年3月5日 09:07北京2人秦汉漆器在匈奴-萨尔马泰时期的欧亚草原东、西均有分布。草原东部先后发现了秦汉的耳杯、漆盘等。特别是在匈奴社会，漆器产品的流通没有局限在大、中型墓葬所代表的贵族阶层，且在小型墓中也有不少发现，这说明除了汉王朝与匈奴贵族之间的 ...
故宫院刊｜戴玥 马云飞：欧亚草原秦汉漆器的流通及相关问题原创 戴玥 马云飞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26年3月5日 09:07 北京 2人
秦汉漆器在匈奴-萨尔马泰时期的欧亚草原东、西均有分布。草原东部先后发现了秦汉的耳杯、漆盘等。特别是在匈奴社会，漆器产品的流通没有局限在大、中型墓葬所代表的贵族阶层，且在小型墓中也有不少发现，这说明除了汉王朝与匈奴贵族之间的政治性交换，以及匈奴社会自上而下的再分配，也存在一般经济贸易往来。这些产品交换多发生在汉王朝将匈奴纳入“贡纳体系”的和平时期。在草原的另一端，萨尔马泰女性贵族墓葬中也发现了少量的西汉漆盒，这是匈奴作为中转实现汉王朝与草原西部之间经济交换的结果。
欧亚草原秦汉漆器的流通及相关问题*
戴 玥 马云飞
现今中国境外发现的秦汉漆器主要分布在朝鲜半岛北部和蒙古高原中部，其中，尤以对古代朝鲜半岛北部乐浪郡的关注为盛。以往的秦汉漆器研究中，通过形制和纹饰的类型学分析，建立了演变的年代框架，又对锥画、枪金等髹漆工艺的发展进行了总结，也透过铭文复原汉代漆器的生产流通、管理机构等。对中国境外的漆器研究也沿用了这一范式，比如有的学者总结了诺彦乌拉、乐浪汉墓等境外发现的铭文，但目前对欧亚草原秦汉漆器的情况仍缺乏整体认识。欧亚草原是连结东西方文明的通路，秦汉漆器沿这一通路从东向西流通。近年来随着关于欧亚草原的新材料不断披露，也更加凸显出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欧亚草原从我国大兴安岭一直绵延到欧洲西部，秦汉漆器集中分布在南西伯利亚、蒙古高原以及里海、黑海及其周边等少部分地区。本文拟将上述地区作为考察对象，包括欧亚草原东部南西伯利亚和蒙古高原的遗存，与欧亚草原西部里海、黑海及其周边的遗存。这些遗存大致处在草原地带的匈奴－萨尔马泰时期。
洪石先生将境外漆器的流通总结为贸易、赏赐、赠予、战利等几种形式。有关境外出现秦汉漆器的动机与原因，卢一和大谷育惠两位先生都提醒人们去关注漆器产品贸易背后的政治性意图。关于这一点，布罗赛德（Brosseder）认为汉王朝与匈奴之间的产品是威望物（prestige goods）式的交换，漆器作为威望物在汉王朝与匈奴之间的流通，是一种权力关系的表达。同时余英时先生在《汉代贸易与扩张》一书中提出了“纳贡体系”，认为汉王朝利用贸易将匈奴纳入自身的政治经济体系之中。但这两种汉王朝与匈奴之间产品流通的模型，都需补充一些细节或者新的视角，比如以往的观点多是站在秦汉王朝的视角观察漆器的流通，而鲜有人注意到游牧人群是如何接受漆器的，这些秦汉漆器在草原又有着怎样的考古情境。当然，弄清楚这些问题首先需要建立秦汉漆器流通的全景式时空框架，然后对秦汉漆器流通方式的转变以及背后隐藏的社会、历史背景进行探讨。
一 欧亚草原东部先秦至汉代漆器的考古发现及其年代
（一）南西伯利亚地区的考古发现与年代的比较
南西伯利亚发现的漆器集中分布在叶尼塞河中游的米努辛斯克盆地、鄂毕河、额尔齐斯河上游的阿尔泰山脉。这里的漆器存在两种类型。一类是木器或皮革的表面髹透明、半透明的清漆，主要有饰品、马具等，斯特帕诺娃（Stepanova）援引诺维科娃（Новикова）有关化学成分的结果，认为清漆的原料来自中国，但这仍需更多证据来证明。另一类是少量的红、黑彩漆的残片，能判明的形制有耳杯等，这一类是中原地区的产品［表一］。下面对红、黑彩漆的具体年代进行判断。
表一 南西伯利亚发现的红黑彩漆器
1. 朱漆粉末
奇内塔（Chineta）2号墓地第21号墓、第31号墓的朱漆粉末年代可能最早〔图一：1〕。第31号墓中的朱漆与铁刀、铁马衔、长颈陶壶、骨带扣等同出，其中马衔与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马家塬第20号墓（M20MD：1）的战国铁衔相似，长颈壶又是典型的巴泽雷克文化的形制，所以朱漆粉末的年代应当在战国。
图一 南西伯利亚发现的红黑彩漆残片
1.漆皮 俄罗斯奇内塔2号墓地第21号（a）、第31号墓（b、c）出土
2.耳杯 俄罗斯希贝墓地出土
3.耳杯 俄罗斯亚罗曼2号墓地第57号墓出土
2. 耳杯
希贝（Шибе）墓地的漆残片曾作为重要依据，引起过“巴泽雷克”与“希贝”之间相对年代的讨论。希贝和亚罗曼（Яломан）2号墓地第57号墓的残片明显属于同一类〔图一：2、3〕，都带有相同的“波折纹”。秦至西汉早期的耳杯、圆奁等常饰有这样的纹饰，如湖北云梦睡虎地M25的耳杯〔图二：1〕。同时亚罗曼2号墓地第57号墓中也有一件星云纹镜，年代应在公元前150年至公元前100年之间。布格里（Бугры）墓地1号坟第3号墓的残片是一耳杯的内侧口沿〔图一：4〕，装饰的几何纹也与睡虎地M9的耳杯一致〔图二：2〕。
图二 秦代漆耳杯
1. 耳杯 湖北云梦睡虎地M25出土
2. 耳杯 湖北云梦睡虎地M9出土
3. 漆碗
诺维科娃等人认为亚罗曼2号墓地第43号墓的残片〔图一：5、6〕应与睡虎地的凤形漆勺（M47）的纹饰相似，但实际上两者存在较大的差异，比如亚罗曼类似龙首的曲线是平行的，而睡虎地漆勺的线条是交叉的。所以推测亚罗曼2号墓地第43号墓的漆片应是漆碗或杯一类的容器，其与一件马蹄形牌饰同出，相似的马蹄形牌饰见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地区的交河沟西墓地（96TYGXM16），又与三件西汉早期的五铢钱共存。所以，希贝、布格里、亚罗曼的红黑彩漆残片的年代要晚于奇内塔，约在秦－西汉早期（公元前3世纪末－前2世纪）。
（二）蒙古高原中部的考古发现与年代的比较
西汉漆器集中分布在蒙古高原中部的色楞格河流域，包括蒙古国中央省的诺彦·乌拉（Ноин-Улы）、塔米尔（Tamir）、高勒·毛都（Gol Mod）以及贝加尔湖沿岸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的查拉姆（Tsaraam）等遗址。主要形制有耳杯、漆奁、漆盘等［表二］。
表二 蒙古高原中部色楞河流域发现的汉代漆器
1. 耳杯
耳杯的数量最多，其中诺彦·乌拉的四件带有明确的制作年代，即第5号墓的一件“建平五年”（公元前2年）耳杯〔图三:1〕、第6号墓的两件“建平五年”耳杯〔图三：2〕、第20号墓的一件“元延四年”（公元前9年）耳杯〔图三：4〕。蒙古国东戈壁省昌德曼·哈尔·欧鲁（чандмань хар үүлын）墓地第7号墓中也有一件“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耳杯〔图三：6〕。另据波洛斯马克（Polos’mak）等的描述，布里亚特共和国伊里莫瓦（Ильмовая падь）遗址也有两件类似的耳杯〔图三：7〕。这几件耳杯内髹红漆，外髹黑底朱彩，腹部饰凤鸟纹，耳部饰勾连卷云纹，与湖南永州鹞子岭2号汉墓“元延三年”“元延四年”耳杯〔图四：1〕、贵州清镇平坝汉墓“元始三年”（公元3年）耳杯相同。塔米尔1号墓地第97号墓〔图三：8〕、杜里格·纳尔斯（Duurlig Nars）第1号墓的圆圈纹漆片〔图三：9〕，塔米尔1号墓地第201号墓〔图三：10〕、杜里格·纳尔斯第1号墓〔图三：11〕、布尔汗·陶勒盖（Burhan Tolgoi）墓地第33a号墓的勾连卷云纹耳杯耳〔图三：12〕，虽未存凤鸟纹这样的主体纹饰，但残留的圆圈纹、勾连卷云纹是凤鸟纹耳杯的边饰，所以推测原为凤鸟纹耳杯或与之年代相近，其年代大致在西汉末年。再有，诺彦·乌拉第23号墓的卷草纹耳杯〔图三：13〕与姚庄第101号墓耳杯相似〔图四：2〕，姚庄第101号墓的年代也在西汉末年。
图三 蒙古高原中部色楞河流域发现的漆耳杯
1.凤鸟纹耳杯 蒙古国诺彦·乌拉5号墓出土
2.凤鸟纹耳杯 蒙古国诺彦·乌拉6号墓出土
3.凤鸟纹耳杯 蒙古国诺彦·乌拉20号墓出土
4.凤鸟纹耳杯 蒙古国诺彦·乌拉20号墓出土
5.耳杯 蒙古国诺彦·乌拉20号墓出土
6.凤鸟纹耳杯 蒙古国昌德曼·哈尔·欧鲁7号墓出土
7.凤鸟纹耳杯 俄罗斯伊里莫瓦50号墓出土
8.耳杯 蒙古国塔米尔97号墓出土
9.耳杯 蒙古国杜里格·纳尔斯1号墓出土
10.卷云纹耳杯 蒙古国塔米尔201号墓出土
11.耳杯耳 蒙古国杜里格·纳尔斯1号墓出土
12.耳杯耳 蒙古国布尔汗·陶勒盖33a号墓出土
13.卷草纹耳杯 蒙古国诺彦·乌拉23号墓出土
14.鸟兽纹耳杯 （局部） 蒙古国杜里格·纳尔斯1号墓出土
15.鸟兽纹耳杯 （局部） 蒙古国杜里格·纳尔斯1号墓出土
16.鸟首纹耳杯 （局部） 蒙古国杜里格·纳尔斯1号墓出土
库吉音·陶勒盖（Khudgiin Tolgoi）墓地第1号墓出有十几片漆片，原报告推测其为“耳杯”，但漆片上残存的纹饰明显是龙、虎一类的动物纹。这类纹饰在西汉晚期以来流行，这与该墓的西汉末年至东汉初年的14C数据也相符。
2. 漆盘
诺彦·乌拉第20号墓的漆盘〔图五：1〕中央髹黑漆彩绘，四周髹赤地黑漆云气纹，火焰状的云气纹与江苏邗江姚庄101号墓的漆六博局相似〔图四：7〕。高勒·毛都1号墓群第20号墓的漆盘饰几何形勾连纹饰，盘底留“永始元年”纪年铭〔图五：3〕。2号墓群第189号墓的漆盘饰黑底朱漆点线几何纹〔图五：4〕，与贵州清镇平坝汉墓的漆盘完全一致〔图四：4〕，平坝汉墓出“元始三年”耳杯，推知高勒·毛都第189号墓的年代当在西汉末年，这也与该墓的14C数据相符。
图四 汉墓出土的漆器
1.凤鸟纹耳杯 湖南永州鹞子岭2号汉墓出土 （M2:77）
2.卷草纹耳杯 江苏邗江姚庄101号墓出土 （M101:162）
3.盘 湖南永州鹞子岭2号汉墓出土 （M2:66）
4.盘 贵州清镇平坝15号墓出土
5.盘 江苏邗江姚庄101号墓出土 （M101:108）
6.笥 江苏邗江胡场1号墓出土
7.六博局 江苏邗江姚庄101号墓出土 （M101:39）
8.奁 江苏邗江姚庄101号墓出土 （M101:213）
9.奁 江苏盱眙江都王陵2号墓出土 （M2:95-3）
3. 漆奁、漆案足
诺彦·乌拉第12号墓（有报告称24号墓）漆奁所饰云气纹和动物纹〔图五：7〕，与西汉晚期姚庄101号墓的漆奁（M101:213）类似〔图四：8〕。查拉姆墓地第7号墓漆奁所饰几何形勾连纹〔图五：6〕，与鹞子岭2号汉墓的“建平五年”漆盘（M2:66）一致〔图四：3〕。诺彦·乌拉第6号墓的漆案足与江苏邗江宝女墩的铜案足相似，年代在新莽时期。所以可以将色楞格河流域匈奴墓葬中的漆器年代限制在西汉末年到新莽之间。
图五 蒙古高原中部色楞河流域发现的漆盘漆奁
1.盘 蒙古国诺彦·乌拉20号墓出土
2.盘 蒙古国高勒·毛都-2墓地30号墓出土
3.盘 蒙古国高勒·毛都-1墓地20号墓出土
4.盘 蒙古国高勒·毛都-2墓地189号墓出土
5.残片 蒙古国尚布津·贝尔奇尔15号墓出土
6.奁 俄罗斯查拉姆7号墓出土
4. 其他
蒙古国肯特省的杜里格·纳尔斯（Дуурлиг нарс）、库苏古尔省的苏尔·托尔盖（Сул-Толгой）、戈壁阿尔泰省的尚布津·贝尔奇尔（Shombuuziin-belchir），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的伊沃尔戈（Иволгa）、第雷斯特伊（Дырестуй）、切列姆霍瓦娅（Черемуховая）等也有漆器的报道，但都无法判断年代。
二 欧亚草原东部先秦至汉代漆器的流通及历史背景
布罗赛德借用弗里德曼（Friedman）和罗兰兹（Rowlands）提出的“威望物”（prestige goods）的概念，建立起秦汉时期中国产品在欧亚草原的流通模型。弗里德曼和罗兰兹指出，威望物是确认不同群体之间社会关系的象征物，同时在群体内部的不同阶层之间流通，贵族阶层利用权力对其进行再分配。布罗赛德认为铜镜、漆器、丝绸等中国产品的流通是匈奴与汉王朝之间政治关系的反映，也满足匈奴社会内部单于阶层彰显王权的需求。但布罗赛德却忽略了所谓威望物的具体情境。同时也有学者认为，威望物的形成需要存在两个条件：一是获得权力的贵族阶层垄断威望物的获得－使用－消费；二是威望物的获得－使用－消费的过程受阻，原有的权力机制也将无法运行。所以就这两点而言，我们认为在草原是否存在秦汉产品的威望物式流通还需进一步讨论。
（一）秦代－西汉早期（公元前3世纪－公元前2世纪）的流通
秦代－西汉早期漆器的流通仅限于阿尔泰地区的贵族墓葬。布格里1号坟3号墓和亚罗曼2号墓地第43号墓均存在高等级墓葬才会出现的金饰。在这样的男性墓葬中，红黑彩的漆器与铁镞、铁剑等武器共存，推测其为高等级的战士。特别是亚罗曼2号墓地第43号墓，漆碗放置在墓主头部右侧，腰间右侧佩铁剑，左侧佩箭囊，箭囊内收束弓和箭，加上一整匹马的殉葬，俨然一副骑兵的装束〔图六〕。在亚罗曼2号墓地第57号的女性墓葬中，耳杯的残片作为木梳的装饰而被二次利用，木梳、汉镜等梳妆用具放置在墓主的头侧。这些现象表明贵族垄断了秦代－西汉早期漆器的获得－使用－消费的全部过程，甚至严格控制漆器使用后残片的再利用。作为非常珍贵的外来物品，秦代－西汉早期的漆器更多的是一种个人财富的象征，而且多半是通过经济手段获得的。联想到中原的产品早在战国就已经在南西伯利亚地区流通，比如公元前5－前4世纪巴泽雷克6号墓的山字纹铜镜、3号墓的中原锦帛，以及前3世纪西安北康村34号秦墓出土用于制作草原风格腰饰牌的陶范，这些现象都在暗示阿尔泰与中国北方之间可能早已存在的产品生产、流通、消费的网络。林嘉琳（Linduff）等认为中原使用铜镜、漆器、纺织品等商品换取的可能是阿尔泰的战马。只不过南西伯利亚发现的秦到西汉早期的漆器数量并不多，也许南西伯利亚获取漆器的途径并不稳定，推测这不是一种持续的交易模式。
图六 亚罗曼2号墓地第43号墓的石棺和部分遗物
1.羊骨 2.头饰 3、4.腰牌饰 5.人骨 6.弓 7.铁扣 8.铁剑 9.铜镞/骨镞 10.垂饰 11.金饰 12.金耳饰 13.漆碗 14.木盘
（二）西汉晚期－东汉早期（公元前1世纪－公元1世纪）的流通
蒙古高原及其邻近地区曾发现六件耳杯、漆盘、漆奁带有工官信息，这其中既有中央工官的“考工”“供工”，又有地方工官的“蜀西工”［参见表二］。诺彦·乌拉第6号墓的凤鸟纹耳杯的杯底有“上林”字样，表明它原为宫中之物，乌恩先生推测其是公元前1年匈奴乌珠留若鞮单于朝汉时汉王朝的赠礼。
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的匈奴墓葬按其形制和棺椁，可以划分为大、中、小三种不同等级：其中大型墓是带有一条墓道的甲字形大墓，墓中有圆木建造的棺椁〔图七：1、2〕；中型墓为长方形的竖穴土坑墓，墓中既有棺又有椁〔图七：3〕；小型墓为长方形的竖穴土坑墓，墓中仅有木棺〔图七：4〕。工官生产的漆器产品多出自甲字形的大墓［参见表二］，而且有的墓主还是女性，这说明匈奴单于阶层（氏族）的男女成员共同占有汉王朝赏赐的漆器。而且不只大型墓，作为中型墓的伊里莫瓦第50号墓中也有“考工”生产的凤鸟纹耳杯。这些现象又说明单于阶层在获得汉王朝的漆器后，在社会内部不同等级的阶层之间进行了再分配。再有，昌德曼·哈尔·欧鲁墓地第7号墓的小型墓中也发现有永始元年的“蜀西工”凤鸟纹耳杯。类似的现象还见于古代朝鲜半岛北部乐浪郡的王盱墓，其官至五都掾的小吏，墓中却不乏“乘舆”铭的蜀郡工官造漆器。陈直先生认为西汉王朝不可能将“乘舆”漆器赏赐给小吏，多半是蜀郡工官以高价出售。佐藤武敏也曾指出，由于国家放松监管，汉代出现了大量倒卖工官产品、盗卖赏赐物品的现象。
图七 匈奴墓葬的形制
1、2.杜里格·纳尔斯第1号墓 （大型墓）
3.杜里格·纳尔斯第3号墓 （中型墓）
4.昌德曼·哈尔·欧鲁第7号墓 （小型墓）
乐浪汉墓的一件漆盘底记有“始建国元年（公元8年）正月受，第千四百五十。至四千”的铭文，说明一批次生产的漆盘多达4千件。而且除工官外西汉也有私营作坊，其产品质量与官营作坊差别不大，也存在工官监制、私人承制的现象。诺彦·乌拉第20号墓、第6号墓大型墓的素面耳杯、虎子以及塔米尔等小型墓中的无铭耳杯，很可能是私营作坊的产品［参见表二］。西汉晚期无论是官营还是私营，漆器的产能可能得到了大幅提高，作为重要的漆器产地，在山东多地就连中小型墓葬中也出现了随葬漆器的现象。也就是说，西汉晚期的贵族并没有垄断漆器的生产、使用、消费的环节，进而推测这些官营、私营的产品完全有可能通过边贸流入匈奴社会，而匈奴单于阶层也无法完全垄断漆器产品的获取、使用与消费。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相对布罗赛德的“威望物”，“贡纳体系”也许能够更好地阐释西汉晚期漆器在匈奴社会的流通。贡纳体系中，汉王朝与匈奴的经济往来采取“贡品”与“赏赐”的交换形式，同时也存在有合法或非法的贸易。所以可以将汉王朝的漆器产品理解为政治交换的表现，同时也不排除贸易活动的存在，此时漆器产品的流通同时具备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属性。
（三）漆器在秦汉王朝与匈奴之间流通的历史背景
早先马长寿先生将匈奴的早期历史分为两个时期，认为冒顿单于之前的匈奴社会是部落联盟，之后的匈奴社会是奴隶制国家。泽田勳虽然不认同奴隶制国家的说法，但也指出公元前3世纪末－前2世纪末的单于政权尚未形成集权的中央政治机构，认为单于的威权仅停留在部落首长之间，而未向一般牧民渗透，直至冒顿单于统一草原，建立“二十四长”军事官僚机构，匈奴社会才初步形成游牧国家。与此同时，秦汉漆器在欧亚草原东部的流通也历经了两个阶段，一是秦－西汉早期，二是西汉晚期－东汉早期。其中，秦－西汉早期即公元前3世纪－前2世纪，南西伯利亚人群是一种断续式的获取秦或西汉漆器的交易模式。这种交易模式与当时草原的社会状况有关。匈奴的游牧国家是在单于氏族的支配下，以部落联盟为基础，并征服其他部落而建立的。在游牧国家出现之前，公元前3世纪－前2世纪的草原“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 。也就是说，此时的草原尚未依靠军事力量形成能与秦汉王朝抗衡的统一的社会组织，众多不同的氏族部落占据蒙古高原。这导致了匈奴与秦汉王朝之间断续式的漆器流通。
由于匈奴国家是在单于氏族支配之下，联合其他匈奴、非匈奴的部落而形成的。所以当单于的统合力减弱时，匈奴内部或非匈奴的部落就容易脱离王庭。为保持匈奴联盟的稳定，维护单于的权威，王庭不仅强化了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力量，也在不断满足联盟经济方面的需求。比如，有学者认为匈奴是为了弥补自身物资的不足而发动的对外征服，也有学者认为匈奴的军事民主制是在军事支配以及经济掠夺下所形成的。所以，匈奴帝国将游牧部落组织为一个统一的力量，其目的是从周边攫取商品与贸易利益。这一点恰恰印证了西汉晚期－东汉早期（公元前1世纪－1世纪）秦汉漆器的流通为什么会集中在匈奴国家建立以后，且与汉王朝交往的和平时期。五凤元年（公元前57年）匈奴内乱，五凤四年（公元前54年）郅支单于攻下单于庭，致使呼韩邪单于南下降汉，为了谋求汉王朝的援助，呼韩邪单于入朝觐见汉宣帝。此后呼韩邪单于多次朝汉，不仅得到了汉王朝的封赏，还得到了汉王朝的和亲。自此西汉与匈奴之间的关系进入和平时期，直至新莽。《汉书·匈奴传》记载，公元前1年乌珠留若鞮单于入朝，居上林苑蒲陶宫，汉哀帝赐衣三百七十袭，锦绣缯帛三万匹，絮三万斤。在汉王朝与匈奴几十年的和平时期，汉王朝的漆器通过政治赏赐、经济贸易等多种方式，持续不断地稳定流向了匈奴王庭所在的蒙古高原中部。
三 欧亚草原西部汉代漆器的考古发现及其年代
1.里海北岸及其附近区域的考古发现与年代的比较
伏尔加河、顿河流域的奥克恰布尔斯基（Октябрьский）5号墓地第3号墓有红、黑彩的漆皮〔图八：1〕。乌拉尔河流域的阿尔图·阿萨尔（Алтуи-aсар）墓地第282（292）号墓〔图八：2〕、列别杰夫卡（Лепедевка）墓地第2号墓中出有柿蒂形银扣的方盒，这样的装饰多见于西汉晚期。
图八 里海北岸及其附近区域发现的漆盒
1. 漆片 俄罗斯奥克恰布尔斯基5号墓地第3号墓出土
2. 漆奁 哈萨克斯坦阿尔图·阿萨尔墓地第282 （292） 号墓出土
2.黑海北岸及其附近区域的考古发现与年代的比较
乌斯特·阿尔玛（Усть-Альма）墓地位于克里米亚半岛西海岸，该墓地出有五件漆盒，其中的四件信息较详实［表三］。这些漆盒的外壁髹黑漆，内壁髹朱漆，外壁以朱漆绘制纹饰。日本京都艺术大学对第620号墓和第720号墓的三件漆盒进行了修复，复原了大致的样貌。第620号墓的漆盒内装有小盒。外盒器盖与器身的纹饰相同，上下各有两组弦纹，弦纹之间夹饰勾连云纹，上下两组弦纹的中间，又有朱绘云气纹〔图九：1〕。这件外盒的纹饰与江苏江都王陵2号墓的漆奁（M2:95）几乎一致〔图四：9〕。第620号墓漆盒内置的小盒〔图九：2〕，周身朱饰云气纹，与安徽天长安乐乡汉墓（M9:9）、扬州邗江甘泉姚庄第101号墓的漆盘相似〔图四：5〕，而第720号墓的漆盒朱绘似为云气纹，又与扬州邗江胡场的漆笥（M1）一致〔图四：6〕，其年代应当为西汉晚期。
图九 黑海北岸及其附近区域发现的漆盒
1.盒 乌斯特·阿尔玛第620号墓第1号棺出土
2.小盒 乌斯特·阿尔玛第620号墓第1号棺出土
3.盒 乌斯特·阿尔玛第720号墓出土
表三 草原西部发现的秦汉漆器
四 欧亚草原西部汉代漆器的流通及历史背景
萨尔马泰的女性通常是西汉漆盒的主人。在克里米亚半岛的乌斯特·阿尔玛墓地，出有西汉漆盒的第612号墓洞室内置有3副木棺。女性木棺居中，男性木棺分置左右。男性腰间正中存有一件作为腰带的银带扣，右侧腰间佩阿齐纳凯斯式的环首短剑，而收束铁镞的箭囊放在腿部左侧，这是萨尔马泰人的装束。女性的随葬物品非常丰富，头颈部装饰有大量的黄金、琥珀、玛瑙。头右侧放有装在木盒中的圆形铜镜，足下又有一长柄坩埚。西汉的漆盒位于棺外女性足部一侧，盒内放有一件小锡瓶〔图十：1〕。第620号墓的西汉漆盒也置于木棺内部女性足部的位置，漆盒内置大理石的双耳壶、小玻璃瓶、香木以及装有粉末的木、骨质容器等〔图十：2〕。鉴于草原西部普遍流行女神塔比提（Tabiti）的信仰，也即琐罗亚斯德教中的女神阿娜希塔（Anahita），所以女性的地位并不低，国王只有通过王权神授的“神婚”仪式，才能从代表女神的女祭司手中获得权力。所以作为个人财富的象征，漆盒出现在周身装饰黄金的贵族女性的墓葬中也就不足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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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1 乌斯特·阿尔玛第612号墓的平剖面图
1、2.香炉 3.陶碗 4.铁刀 5.陶壶 6.兽骨 7.垂饰 8.铜管 9.银带扣
10.铁剑 11.铁镞 12.铜镜 13.料珠 14.金饰 15.耳饰 16.金饰
17.项饰 18.铜条 19.玛瑙珠 20.琥珀珠 21.金丝 22.坩埚 23.漆盒
24.锡瓶 25.银钵 26.碗 27.金耳饰 28.石珠 29.骨饰 30.金箔
31.银带扣 32.金手环 33.铁剑 34.料珠 35-37.铜饰 38.铜条 39.铁镞
图十：2 漆盒及内置物品 乌斯特·阿尔玛第620号墓出土
1.石壶 2.树脂 3.香木 4.漆盒 5.木容器 6、7.骨容器 8.玻璃瓶
汉王朝与黑海北岸的游牧人群之间，似乎没有文献证据可以证明两者曾经存在政治交往。所以西汉漆盒在黑海的出现或许是经济交换的结果。林梅村先生认为，乌斯特·阿尔玛墓地的漆盒是中原商人随粟特商队，经草原丝绸之路将其带到欧亚草原西部的。只不过，如果认定漆盒是草原西部的游牧人群与中原人群直接接触的结果，就不能解释为何漆盒内不是一整套中原式的梳妆物品。比如以河北阳原三汾沟汉墓的漆奁（M9:171）为例，其内置铜镜、木梳、木篦、铜刷、粉球等，而乌斯特·阿尔玛的漆盒内却置小玻璃瓶、香木等。联想到匈奴墓葬中出现了大量中国产的漆器，所以漆盒在草原西部的出现或许存在另一种可能，也就是萨尔马泰人通过匈奴人间接获得了中国商品。匈奴人作为草原东西贸易的中转，使得汉王朝的产品流向里海、黑海沿岸。西汉晚期以来，匈奴人的西进迁徙或许也加剧了这种商品的流通。
欧亚草原发现的秦汉漆器主要集中在南西伯利亚、蒙古高原以及黑海、里海等地。秦－西汉初年，耳杯等中国产的漆器以极不稳定的形式流入南西伯利亚的阿尔泰地区。其流通仅限于该地巴泽雷克文化晚期或匈奴文化早期的高等级贵族阶层。然而，随着西汉晚期－东汉早期漆器制造能力的提高，加之汉王朝与匈奴之间的关系进入和平时期，漆器对外流通的种类和规模日益扩大。一部分工官产品以汉王朝赏赐的方式流入匈奴社会，匈奴单于阶层在获得漆器后再将其分配给次级贵族。同时另一部分工官或民间制作的产品以贩卖的形式向匈奴各层级的人群渗透。作为草原地带贸易的中介，匈奴也将汉王朝生产的漆器与里海、黑海沿岸的游牧人群进行交换，导致了这些地方的高等级贵族间接获取了中国生产的漆器产品。
［作者单位：戴玥，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马云飞，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研究部］
（责任编辑：吕冠军）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欧亚草原东部早期游牧社会的复杂化进程研究”（项目编号：20CKG00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2023年度重大招标项目“生物考古视野下欧亚草原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项目编号：23VLS007）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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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漆器在匈奴-萨尔马泰时期的欧亚草原东、西均有分布。草原东部先后发现了秦汉的耳杯、漆盘等。特别是在匈奴社会，漆器产品的流通没有局限在大、中型墓葬所代表的贵族阶层，且在小型墓中也有不少发现，这说明除了汉王朝与匈奴贵族之间的政治性交换，以及匈奴社会自上而下的再分配，也存在一般经济贸易往来。这些产品交换多发生在汉王朝将匈奴纳入“贡纳体系”的和平时期。在草原的另一端，萨尔马泰女性贵族墓葬中也发现了少量的西汉漆盒，这是匈奴作为中转实现汉王朝与草原西部之间经济交换的结果。
欧亚草原秦汉漆器的流通及相关问题*
戴 玥 马云飞
现今中国境外发现的秦汉漆器主要分布在朝鲜半岛北部和蒙古高原中部，其中，尤以对古代朝鲜半岛北部乐浪郡的关注为盛。以往的秦汉漆器研究中，通过形制和纹饰的类型学分析，建立了演变的年代框架，又对锥画、枪金等髹漆工艺的发展进行了总结，也透过铭文复原汉代漆器的生产流通、管理机构等。对中国境外的漆器研究也沿用了这一范式，比如有的学者总结了诺彦乌拉、乐浪汉墓等境外发现的铭文，但目前对欧亚草原秦汉漆器的情况仍缺乏整体认识。欧亚草原是连结东西方文明的通路，秦汉漆器沿这一通路从东向西流通。近年来随着关于欧亚草原的新材料不断披露，也更加凸显出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欧亚草原从我国大兴安岭一直绵延到欧洲西部，秦汉漆器集中分布在南西伯利亚、蒙古高原以及里海、黑海及其周边等少部分地区。本文拟将上述地区作为考察对象，包括欧亚草原东部南西伯利亚和蒙古高原的遗存，与欧亚草原西部里海、黑海及其周边的遗存。这些遗存大致处在草原地带的匈奴－萨尔马泰时期。
洪石先生将境外漆器的流通总结为贸易、赏赐、赠予、战利等几种形式。有关境外出现秦汉漆器的动机与原因，卢一和大谷育惠两位先生都提醒人们去关注漆器产品贸易背后的政治性意图。关于这一点，布罗赛德（Brosseder）认为汉王朝与匈奴之间的产品是威望物（prestige goods）式的交换，漆器作为威望物在汉王朝与匈奴之间的流通，是一种权力关系的表达。同时余英时先生在《汉代贸易与扩张》一书中提出了“纳贡体系”，认为汉王朝利用贸易将匈奴纳入自身的政治经济体系之中。但这两种汉王朝与匈奴之间产品流通的模型，都需补充一些细节或者新的视角，比如以往的观点多是站在秦汉王朝的视角观察漆器的流通，而鲜有人注意到游牧人群是如何接受漆器的，这些秦汉漆器在草原又有着怎样的考古情境。当然，弄清楚这些问题首先需要建立秦汉漆器流通的全景式时空框架，然后对秦汉漆器流通方式的转变以及背后隐藏的社会、历史背景进行探讨。
一 欧亚草原东部先秦至汉代漆器的考古发现及其年代
（一）南西伯利亚地区的考古发现与年代的比较
南西伯利亚发现的漆器集中分布在叶尼塞河中游的米努辛斯克盆地、鄂毕河、额尔齐斯河上游的阿尔泰山脉。这里的漆器存在两种类型。一类是木器或皮革的表面髹透明、半透明的清漆，主要有饰品、马具等，斯特帕诺娃（Stepanova）援引诺维科娃（Новикова）有关化学成分的结果，认为清漆的原料来自中国，但这仍需更多证据来证明。另一类是少量的红、黑彩漆的残片，能判明的形制有耳杯等，这一类是中原地区的产品［表一］。下面对红、黑彩漆的具体年代进行判断。
表一 南西伯利亚发现的红黑彩漆器
1. 朱漆粉末
奇内塔（Chineta）2号墓地第21号墓、第31号墓的朱漆粉末年代可能最早〔图一：1〕。第31号墓中的朱漆与铁刀、铁马衔、长颈陶壶、骨带扣等同出，其中马衔与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马家塬第20号墓（M20MD：1）的战国铁衔相似，长颈壶又是典型的巴泽雷克文化的形制，所以朱漆粉末的年代应当在战国。
图一 南西伯利亚发现的红黑彩漆残片
1.漆皮 俄罗斯奇内塔2号墓地第21号（a）、第31号墓（b、c）出土
2.耳杯 俄罗斯希贝墓地出土
3.耳杯 俄罗斯亚罗曼2号墓地第57号墓出土
2. 耳杯
希贝（Шибе）墓地的漆残片曾作为重要依据，引起过“巴泽雷克”与“希贝”之间相对年代的讨论。希贝和亚罗曼（Яломан）2号墓地第57号墓的残片明显属于同一类〔图一：2、3〕，都带有相同的“波折纹”。秦至西汉早期的耳杯、圆奁等常饰有这样的纹饰，如湖北云梦睡虎地M25的耳杯〔图二：1〕。同时亚罗曼2号墓地第57号墓中也有一件星云纹镜，年代应在公元前150年至公元前100年之间。布格里（Бугры）墓地1号坟第3号墓的残片是一耳杯的内侧口沿〔图一：4〕，装饰的几何纹也与睡虎地M9的耳杯一致〔图二：2〕。
图二 秦代漆耳杯
1. 耳杯 湖北云梦睡虎地M25出土
2. 耳杯 湖北云梦睡虎地M9出土
3. 漆碗
诺维科娃等人认为亚罗曼2号墓地第43号墓的残片〔图一：5、6〕应与睡虎地的凤形漆勺（M47）的纹饰相似，但实际上两者存在较大的差异，比如亚罗曼类似龙首的曲线是平行的，而睡虎地漆勺的线条是交叉的。所以推测亚罗曼2号墓地第43号墓的漆片应是漆碗或杯一类的容器，其与一件马蹄形牌饰同出，相似的马蹄形牌饰见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地区的交河沟西墓地（96TYGXM16），又与三件西汉早期的五铢钱共存。所以，希贝、布格里、亚罗曼的红黑彩漆残片的年代要晚于奇内塔，约在秦－西汉早期（公元前3世纪末－前2世纪）。
（二）蒙古高原中部的考古发现与年代的比较
西汉漆器集中分布在蒙古高原中部的色楞格河流域，包括蒙古国中央省的诺彦·乌拉（Ноин-Улы）、塔米尔（Tamir）、高勒·毛都（Gol Mod）以及贝加尔湖沿岸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的查拉姆（Tsaraam）等遗址。主要形制有耳杯、漆奁、漆盘等［表二］。
表二 蒙古高原中部色楞河流域发现的汉代漆器
1. 耳杯
耳杯的数量最多，其中诺彦·乌拉的四件带有明确的制作年代，即第5号墓的一件“建平五年”（公元前2年）耳杯〔图三:1〕、第6号墓的两件“建平五年”耳杯〔图三：2〕、第20号墓的一件“元延四年”（公元前9年）耳杯〔图三：4〕。蒙古国东戈壁省昌德曼·哈尔·欧鲁（чандмань хар үүлын）墓地第7号墓中也有一件“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耳杯〔图三：6〕。另据波洛斯马克（Polos’mak）等的描述，布里亚特共和国伊里莫瓦（Ильмовая падь）遗址也有两件类似的耳杯〔图三：7〕。这几件耳杯内髹红漆，外髹黑底朱彩，腹部饰凤鸟纹，耳部饰勾连卷云纹，与湖南永州鹞子岭2号汉墓“元延三年”“元延四年”耳杯〔图四：1〕、贵州清镇平坝汉墓“元始三年”（公元3年）耳杯相同。塔米尔1号墓地第97号墓〔图三：8〕、杜里格·纳尔斯（Duurlig Nars）第1号墓的圆圈纹漆片〔图三：9〕，塔米尔1号墓地第201号墓〔图三：10〕、杜里格·纳尔斯第1号墓〔图三：11〕、布尔汗·陶勒盖（Burhan Tolgoi）墓地第33a号墓的勾连卷云纹耳杯耳〔图三：12〕，虽未存凤鸟纹这样的主体纹饰，但残留的圆圈纹、勾连卷云纹是凤鸟纹耳杯的边饰，所以推测原为凤鸟纹耳杯或与之年代相近，其年代大致在西汉末年。再有，诺彦·乌拉第23号墓的卷草纹耳杯〔图三：13〕与姚庄第101号墓耳杯相似〔图四：2〕，姚庄第101号墓的年代也在西汉末年。
图三 蒙古高原中部色楞河流域发现的漆耳杯
1.凤鸟纹耳杯 蒙古国诺彦·乌拉5号墓出土
2.凤鸟纹耳杯 蒙古国诺彦·乌拉6号墓出土
3.凤鸟纹耳杯 蒙古国诺彦·乌拉20号墓出土
4.凤鸟纹耳杯 蒙古国诺彦·乌拉20号墓出土
5.耳杯 蒙古国诺彦·乌拉20号墓出土
6.凤鸟纹耳杯 蒙古国昌德曼·哈尔·欧鲁7号墓出土
7.凤鸟纹耳杯 俄罗斯伊里莫瓦50号墓出土
8.耳杯 蒙古国塔米尔97号墓出土
9.耳杯 蒙古国杜里格·纳尔斯1号墓出土
10.卷云纹耳杯 蒙古国塔米尔201号墓出土
11.耳杯耳 蒙古国杜里格·纳尔斯1号墓出土
12.耳杯耳 蒙古国布尔汗·陶勒盖33a号墓出土
13.卷草纹耳杯 蒙古国诺彦·乌拉23号墓出土
14.鸟兽纹耳杯 （局部） 蒙古国杜里格·纳尔斯1号墓出土
15.鸟兽纹耳杯 （局部） 蒙古国杜里格·纳尔斯1号墓出土
16.鸟首纹耳杯 （局部） 蒙古国杜里格·纳尔斯1号墓出土
库吉音·陶勒盖（Khudgiin Tolgoi）墓地第1号墓出有十几片漆片，原报告推测其为“耳杯”，但漆片上残存的纹饰明显是龙、虎一类的动物纹。这类纹饰在西汉晚期以来流行，这与该墓的西汉末年至东汉初年的14C数据也相符。
2. 漆盘
诺彦·乌拉第20号墓的漆盘〔图五：1〕中央髹黑漆彩绘，四周髹赤地黑漆云气纹，火焰状的云气纹与江苏邗江姚庄101号墓的漆六博局相似〔图四：7〕。高勒·毛都1号墓群第20号墓的漆盘饰几何形勾连纹饰，盘底留“永始元年”纪年铭〔图五：3〕。2号墓群第189号墓的漆盘饰黑底朱漆点线几何纹〔图五：4〕，与贵州清镇平坝汉墓的漆盘完全一致〔图四：4〕，平坝汉墓出“元始三年”耳杯，推知高勒·毛都第189号墓的年代当在西汉末年，这也与该墓的14C数据相符。
图四 汉墓出土的漆器
1.凤鸟纹耳杯 湖南永州鹞子岭2号汉墓出土 （M2:77）
2.卷草纹耳杯 江苏邗江姚庄101号墓出土 （M101:162）
3.盘 湖南永州鹞子岭2号汉墓出土 （M2:66）
4.盘 贵州清镇平坝15号墓出土
5.盘 江苏邗江姚庄101号墓出土 （M101:108）
6.笥 江苏邗江胡场1号墓出土
7.六博局 江苏邗江姚庄101号墓出土 （M101:39）
8.奁 江苏邗江姚庄101号墓出土 （M101:213）
9.奁 江苏盱眙江都王陵2号墓出土 （M2:95-3）
3. 漆奁、漆案足
诺彦·乌拉第12号墓（有报告称24号墓）漆奁所饰云气纹和动物纹〔图五：7〕，与西汉晚期姚庄101号墓的漆奁（M101:213）类似〔图四：8〕。查拉姆墓地第7号墓漆奁所饰几何形勾连纹〔图五：6〕，与鹞子岭2号汉墓的“建平五年”漆盘（M2:66）一致〔图四：3〕。诺彦·乌拉第6号墓的漆案足与江苏邗江宝女墩的铜案足相似，年代在新莽时期。所以可以将色楞格河流域匈奴墓葬中的漆器年代限制在西汉末年到新莽之间。
图五 蒙古高原中部色楞河流域发现的漆盘漆奁
1.盘 蒙古国诺彦·乌拉20号墓出土
2.盘 蒙古国高勒·毛都-2墓地30号墓出土
3.盘 蒙古国高勒·毛都-1墓地20号墓出土
4.盘 蒙古国高勒·毛都-2墓地189号墓出土
5.残片 蒙古国尚布津·贝尔奇尔15号墓出土
6.奁 俄罗斯查拉姆7号墓出土
4. 其他
蒙古国肯特省的杜里格·纳尔斯（Дуурлиг нарс）、库苏古尔省的苏尔·托尔盖（Сул-Толгой）、戈壁阿尔泰省的尚布津·贝尔奇尔（Shombuuziin-belchir），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的伊沃尔戈（Иволгa）、第雷斯特伊（Дырестуй）、切列姆霍瓦娅（Черемуховая）等也有漆器的报道，但都无法判断年代。
二 欧亚草原东部先秦至汉代漆器的流通及历史背景
布罗赛德借用弗里德曼（Friedman）和罗兰兹（Rowlands）提出的“威望物”（prestige goods）的概念，建立起秦汉时期中国产品在欧亚草原的流通模型。弗里德曼和罗兰兹指出，威望物是确认不同群体之间社会关系的象征物，同时在群体内部的不同阶层之间流通，贵族阶层利用权力对其进行再分配。布罗赛德认为铜镜、漆器、丝绸等中国产品的流通是匈奴与汉王朝之间政治关系的反映，也满足匈奴社会内部单于阶层彰显王权的需求。但布罗赛德却忽略了所谓威望物的具体情境。同时也有学者认为，威望物的形成需要存在两个条件：一是获得权力的贵族阶层垄断威望物的获得－使用－消费；二是威望物的获得－使用－消费的过程受阻，原有的权力机制也将无法运行。所以就这两点而言，我们认为在草原是否存在秦汉产品的威望物式流通还需进一步讨论。
（一）秦代－西汉早期（公元前3世纪－公元前2世纪）的流通
秦代－西汉早期漆器的流通仅限于阿尔泰地区的贵族墓葬。布格里1号坟3号墓和亚罗曼2号墓地第43号墓均存在高等级墓葬才会出现的金饰。在这样的男性墓葬中，红黑彩的漆器与铁镞、铁剑等武器共存，推测其为高等级的战士。特别是亚罗曼2号墓地第43号墓，漆碗放置在墓主头部右侧，腰间右侧佩铁剑，左侧佩箭囊，箭囊内收束弓和箭，加上一整匹马的殉葬，俨然一副骑兵的装束〔图六〕。在亚罗曼2号墓地第57号的女性墓葬中，耳杯的残片作为木梳的装饰而被二次利用，木梳、汉镜等梳妆用具放置在墓主的头侧。这些现象表明贵族垄断了秦代－西汉早期漆器的获得－使用－消费的全部过程，甚至严格控制漆器使用后残片的再利用。作为非常珍贵的外来物品，秦代－西汉早期的漆器更多的是一种个人财富的象征，而且多半是通过经济手段获得的。联想到中原的产品早在战国就已经在南西伯利亚地区流通，比如公元前5－前4世纪巴泽雷克6号墓的山字纹铜镜、3号墓的中原锦帛，以及前3世纪西安北康村34号秦墓出土用于制作草原风格腰饰牌的陶范，这些现象都在暗示阿尔泰与中国北方之间可能早已存在的产品生产、流通、消费的网络。林嘉琳（Linduff）等认为中原使用铜镜、漆器、纺织品等商品换取的可能是阿尔泰的战马。只不过南西伯利亚发现的秦到西汉早期的漆器数量并不多，也许南西伯利亚获取漆器的途径并不稳定，推测这不是一种持续的交易模式。
图六 亚罗曼2号墓地第43号墓的石棺和部分遗物
1.羊骨 2.头饰 3、4.腰牌饰 5.人骨 6.弓 7.铁扣 8.铁剑 9.铜镞/骨镞 10.垂饰 11.金饰 12.金耳饰 13.漆碗 14.木盘
（二）西汉晚期－东汉早期（公元前1世纪－公元1世纪）的流通
蒙古高原及其邻近地区曾发现六件耳杯、漆盘、漆奁带有工官信息，这其中既有中央工官的“考工”“供工”，又有地方工官的“蜀西工”［参见表二］。诺彦·乌拉第6号墓的凤鸟纹耳杯的杯底有“上林”字样，表明它原为宫中之物，乌恩先生推测其是公元前1年匈奴乌珠留若鞮单于朝汉时汉王朝的赠礼。
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的匈奴墓葬按其形制和棺椁，可以划分为大、中、小三种不同等级：其中大型墓是带有一条墓道的甲字形大墓，墓中有圆木建造的棺椁〔图七：1、2〕；中型墓为长方形的竖穴土坑墓，墓中既有棺又有椁〔图七：3〕；小型墓为长方形的竖穴土坑墓，墓中仅有木棺〔图七：4〕。工官生产的漆器产品多出自甲字形的大墓［参见表二］，而且有的墓主还是女性，这说明匈奴单于阶层（氏族）的男女成员共同占有汉王朝赏赐的漆器。而且不只大型墓，作为中型墓的伊里莫瓦第50号墓中也有“考工”生产的凤鸟纹耳杯。这些现象又说明单于阶层在获得汉王朝的漆器后，在社会内部不同等级的阶层之间进行了再分配。再有，昌德曼·哈尔·欧鲁墓地第7号墓的小型墓中也发现有永始元年的“蜀西工”凤鸟纹耳杯。类似的现象还见于古代朝鲜半岛北部乐浪郡的王盱墓，其官至五都掾的小吏，墓中却不乏“乘舆”铭的蜀郡工官造漆器。陈直先生认为西汉王朝不可能将“乘舆”漆器赏赐给小吏，多半是蜀郡工官以高价出售。佐藤武敏也曾指出，由于国家放松监管，汉代出现了大量倒卖工官产品、盗卖赏赐物品的现象。
图七 匈奴墓葬的形制
1、2.杜里格·纳尔斯第1号墓 （大型墓）
3.杜里格·纳尔斯第3号墓 （中型墓）
4.昌德曼·哈尔·欧鲁第7号墓 （小型墓）
乐浪汉墓的一件漆盘底记有“始建国元年（公元8年）正月受，第千四百五十。至四千”的铭文，说明一批次生产的漆盘多达4千件。而且除工官外西汉也有私营作坊，其产品质量与官营作坊差别不大，也存在工官监制、私人承制的现象。诺彦·乌拉第20号墓、第6号墓大型墓的素面耳杯、虎子以及塔米尔等小型墓中的无铭耳杯，很可能是私营作坊的产品［参见表二］。西汉晚期无论是官营还是私营，漆器的产能可能得到了大幅提高，作为重要的漆器产地，在山东多地就连中小型墓葬中也出现了随葬漆器的现象。也就是说，西汉晚期的贵族并没有垄断漆器的生产、使用、消费的环节，进而推测这些官营、私营的产品完全有可能通过边贸流入匈奴社会，而匈奴单于阶层也无法完全垄断漆器产品的获取、使用与消费。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相对布罗赛德的“威望物”，“贡纳体系”也许能够更好地阐释西汉晚期漆器在匈奴社会的流通。贡纳体系中，汉王朝与匈奴的经济往来采取“贡品”与“赏赐”的交换形式，同时也存在有合法或非法的贸易。所以可以将汉王朝的漆器产品理解为政治交换的表现，同时也不排除贸易活动的存在，此时漆器产品的流通同时具备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属性。
（三）漆器在秦汉王朝与匈奴之间流通的历史背景
早先马长寿先生将匈奴的早期历史分为两个时期，认为冒顿单于之前的匈奴社会是部落联盟，之后的匈奴社会是奴隶制国家。泽田勳虽然不认同奴隶制国家的说法，但也指出公元前3世纪末－前2世纪末的单于政权尚未形成集权的中央政治机构，认为单于的威权仅停留在部落首长之间，而未向一般牧民渗透，直至冒顿单于统一草原，建立“二十四长”军事官僚机构，匈奴社会才初步形成游牧国家。与此同时，秦汉漆器在欧亚草原东部的流通也历经了两个阶段，一是秦－西汉早期，二是西汉晚期－东汉早期。其中，秦－西汉早期即公元前3世纪－前2世纪，南西伯利亚人群是一种断续式的获取秦或西汉漆器的交易模式。这种交易模式与当时草原的社会状况有关。匈奴的游牧国家是在单于氏族的支配下，以部落联盟为基础，并征服其他部落而建立的。在游牧国家出现之前，公元前3世纪－前2世纪的草原“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 。也就是说，此时的草原尚未依靠军事力量形成能与秦汉王朝抗衡的统一的社会组织，众多不同的氏族部落占据蒙古高原。这导致了匈奴与秦汉王朝之间断续式的漆器流通。
由于匈奴国家是在单于氏族支配之下，联合其他匈奴、非匈奴的部落而形成的。所以当单于的统合力减弱时，匈奴内部或非匈奴的部落就容易脱离王庭。为保持匈奴联盟的稳定，维护单于的权威，王庭不仅强化了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力量，也在不断满足联盟经济方面的需求。比如，有学者认为匈奴是为了弥补自身物资的不足而发动的对外征服，也有学者认为匈奴的军事民主制是在军事支配以及经济掠夺下所形成的。所以，匈奴帝国将游牧部落组织为一个统一的力量，其目的是从周边攫取商品与贸易利益。这一点恰恰印证了西汉晚期－东汉早期（公元前1世纪－1世纪）秦汉漆器的流通为什么会集中在匈奴国家建立以后，且与汉王朝交往的和平时期。五凤元年（公元前57年）匈奴内乱，五凤四年（公元前54年）郅支单于攻下单于庭，致使呼韩邪单于南下降汉，为了谋求汉王朝的援助，呼韩邪单于入朝觐见汉宣帝。此后呼韩邪单于多次朝汉，不仅得到了汉王朝的封赏，还得到了汉王朝的和亲。自此西汉与匈奴之间的关系进入和平时期，直至新莽。《汉书·匈奴传》记载，公元前1年乌珠留若鞮单于入朝，居上林苑蒲陶宫，汉哀帝赐衣三百七十袭，锦绣缯帛三万匹，絮三万斤。在汉王朝与匈奴几十年的和平时期，汉王朝的漆器通过政治赏赐、经济贸易等多种方式，持续不断地稳定流向了匈奴王庭所在的蒙古高原中部。
三 欧亚草原西部汉代漆器的考古发现及其年代
1.里海北岸及其附近区域的考古发现与年代的比较
伏尔加河、顿河流域的奥克恰布尔斯基（Октябрьский）5号墓地第3号墓有红、黑彩的漆皮〔图八：1〕。乌拉尔河流域的阿尔图·阿萨尔（Алтуи-aсар）墓地第282（292）号墓〔图八：2〕、列别杰夫卡（Лепедевка）墓地第2号墓中出有柿蒂形银扣的方盒，这样的装饰多见于西汉晚期。
图八 里海北岸及其附近区域发现的漆盒
1. 漆片 俄罗斯奥克恰布尔斯基5号墓地第3号墓出土
2. 漆奁 哈萨克斯坦阿尔图·阿萨尔墓地第282 （292） 号墓出土
2.黑海北岸及其附近区域的考古发现与年代的比较
乌斯特·阿尔玛（Усть-Альма）墓地位于克里米亚半岛西海岸，该墓地出有五件漆盒，其中的四件信息较详实［表三］。这些漆盒的外壁髹黑漆，内壁髹朱漆，外壁以朱漆绘制纹饰。日本京都艺术大学对第620号墓和第720号墓的三件漆盒进行了修复，复原了大致的样貌。第620号墓的漆盒内装有小盒。外盒器盖与器身的纹饰相同，上下各有两组弦纹，弦纹之间夹饰勾连云纹，上下两组弦纹的中间，又有朱绘云气纹〔图九：1〕。这件外盒的纹饰与江苏江都王陵2号墓的漆奁（M2:95）几乎一致〔图四：9〕。第620号墓漆盒内置的小盒〔图九：2〕，周身朱饰云气纹，与安徽天长安乐乡汉墓（M9:9）、扬州邗江甘泉姚庄第101号墓的漆盘相似〔图四：5〕，而第720号墓的漆盒朱绘似为云气纹，又与扬州邗江胡场的漆笥（M1）一致〔图四：6〕，其年代应当为西汉晚期。
图九 黑海北岸及其附近区域发现的漆盒
1.盒 乌斯特·阿尔玛第620号墓第1号棺出土
2.小盒 乌斯特·阿尔玛第620号墓第1号棺出土
3.盒 乌斯特·阿尔玛第720号墓出土
表三 草原西部发现的秦汉漆器
四 欧亚草原西部汉代漆器的流通及历史背景
萨尔马泰的女性通常是西汉漆盒的主人。在克里米亚半岛的乌斯特·阿尔玛墓地，出有西汉漆盒的第612号墓洞室内置有3副木棺。女性木棺居中，男性木棺分置左右。男性腰间正中存有一件作为腰带的银带扣，右侧腰间佩阿齐纳凯斯式的环首短剑，而收束铁镞的箭囊放在腿部左侧，这是萨尔马泰人的装束。女性的随葬物品非常丰富，头颈部装饰有大量的黄金、琥珀、玛瑙。头右侧放有装在木盒中的圆形铜镜，足下又有一长柄坩埚。西汉的漆盒位于棺外女性足部一侧，盒内放有一件小锡瓶〔图十：1〕。第620号墓的西汉漆盒也置于木棺内部女性足部的位置，漆盒内置大理石的双耳壶、小玻璃瓶、香木以及装有粉末的木、骨质容器等〔图十：2〕。鉴于草原西部普遍流行女神塔比提（Tabiti）的信仰，也即琐罗亚斯德教中的女神阿娜希塔（Anahita），所以女性的地位并不低，国王只有通过王权神授的“神婚”仪式，才能从代表女神的女祭司手中获得权力。所以作为个人财富的象征，漆盒出现在周身装饰黄金的贵族女性的墓葬中也就不足为奇。
图十：1 乌斯特·阿尔玛第612号墓的平剖面图
1、2.香炉 3.陶碗 4.铁刀 5.陶壶 6.兽骨 7.垂饰 8.铜管 9.银带扣
10.铁剑 11.铁镞 12.铜镜 13.料珠 14.金饰 15.耳饰 16.金饰
17.项饰 18.铜条 19.玛瑙珠 20.琥珀珠 21.金丝 22.坩埚 23.漆盒
24.锡瓶 25.银钵 26.碗 27.金耳饰 28.石珠 29.骨饰 30.金箔
31.银带扣 32.金手环 33.铁剑 34.料珠 35-37.铜饰 38.铜条 39.铁镞
图十：2 漆盒及内置物品 乌斯特·阿尔玛第620号墓出土
1.石壶 2.树脂 3.香木 4.漆盒 5.木容器 6、7.骨容器 8.玻璃瓶
汉王朝与黑海北岸的游牧人群之间，似乎没有文献证据可以证明两者曾经存在政治交往。所以西汉漆盒在黑海的出现或许是经济交换的结果。林梅村先生认为，乌斯特·阿尔玛墓地的漆盒是中原商人随粟特商队，经草原丝绸之路将其带到欧亚草原西部的。只不过，如果认定漆盒是草原西部的游牧人群与中原人群直接接触的结果，就不能解释为何漆盒内不是一整套中原式的梳妆物品。比如以河北阳原三汾沟汉墓的漆奁（M9:171）为例，其内置铜镜、木梳、木篦、铜刷、粉球等，而乌斯特·阿尔玛的漆盒内却置小玻璃瓶、香木等。联想到匈奴墓葬中出现了大量中国产的漆器，所以漆盒在草原西部的出现或许存在另一种可能，也就是萨尔马泰人通过匈奴人间接获得了中国商品。匈奴人作为草原东西贸易的中转，使得汉王朝的产品流向里海、黑海沿岸。西汉晚期以来，匈奴人的西进迁徙或许也加剧了这种商品的流通。
欧亚草原发现的秦汉漆器主要集中在南西伯利亚、蒙古高原以及黑海、里海等地。秦－西汉初年，耳杯等中国产的漆器以极不稳定的形式流入南西伯利亚的阿尔泰地区。其流通仅限于该地巴泽雷克文化晚期或匈奴文化早期的高等级贵族阶层。然而，随着西汉晚期－东汉早期漆器制造能力的提高，加之汉王朝与匈奴之间的关系进入和平时期，漆器对外流通的种类和规模日益扩大。一部分工官产品以汉王朝赏赐的方式流入匈奴社会，匈奴单于阶层在获得漆器后再将其分配给次级贵族。同时另一部分工官或民间制作的产品以贩卖的形式向匈奴各层级的人群渗透。作为草原地带贸易的中介，匈奴也将汉王朝生产的漆器与里海、黑海沿岸的游牧人群进行交换，导致了这些地方的高等级贵族间接获取了中国生产的漆器产品。
［作者单位：戴玥，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马云飞，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研究部］
（责任编辑：吕冠军）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欧亚草原东部早期游牧社会的复杂化进程研究”（项目编号：20CKG00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2023年度重大招标项目“生物考古视野下欧亚草原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项目编号：23VLS007）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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