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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特人与中古时期陆上丝绸之路的印章（珠饰）传播
摘要: 鸣沙文萃|韩香：粟特人与中古时期陆上丝绸之路的印章（珠饰）传播韩香鸣沙2023年10月18日 16:49北京1人中古时期是陆上丝绸之路的繁荣时期，东西方文明在这条路上得以发展与交融，而粟特人是其中重要的推动者。作为一个商业民族，公元3—8世纪，他们活跃于粟特本土、西亚波斯、东罗马以及东方丝国中国等地区，在进行贸易的同时，也传播了东西方文化。印章（ ...
鸣沙文萃|韩香：粟特人与中古时期陆上丝绸之路的印章（珠饰）传播韩香 鸣沙 2023年10月18日 16:49 北京 1人中古时期是陆上丝绸之路的繁荣时期，东西方文明在这条路上得以发展与交融，而粟特人是其中重要的推动者。作为一个商业民族，公元3—8世纪，他们活跃于粟特本土、西亚波斯、东罗马以及东方丝国中国等地区，在进行贸易的同时，也传播了东西方文化。印章（珠饰）文化就是其中之一。
自20世纪以来，中亚（西域）等地区相继发现有属于中古时期的东西方流派的各种印章及珠饰等，而中西亚式印章、珠饰及艺术风格也在中国北方地区的中古墓葬中多有出土和发现，虽然这与当时丝绸之路上东西方各种人员的流动有关，但其中总少不了粟特人的身影。笔者尝试根据东西方文物考古等资料，分析印章（珠饰）及文化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与影响，进而探讨粟特人在印章（珠饰）文化传播中的作用。
一 中古陆上丝绸之路上印章（珠饰）及其文化
中古时期，陆上丝绸之路所经地区，主要有萨珊波斯、中亚粟特、西域及中原北方等地区， 公元3—8世纪这条路上进行着频繁的人员往来以及文化传播与交流，小小的印章及相关珠饰文化也起到了传播东西方文化的作用。
中西印章在起源及发展轨迹上走了不同的道路。有学者认为商朝已有印章，河南安阳殷墟据传就出土过青铜印章（图1）。春秋战国以后，印章已大量使用，往往称“玺”或“章”，材料多为铜质，印章的结构也普遍采用了汉文的布局模式，如形状以正方居多，内容以文字为主等，可以说中国印章在这方面已发展成一种独特的形式，自秦汉开始走向成熟，并一直影响到后世。正如学者所言，中国印章的形态与性质始终呈现独立发展的轨迹。
西方印章的发展更是源远流长，而且有一个流变的过程。一般认为早期的印章出自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河、爱琴海及希腊等古代文明中，这些印章文明距今4000—3000年或更早，形成了图章印和滚筒印两种基本形式，主要用于标识私人物品的所有权或者作为族徽以及用作辟邪等护身符使用。这类印章也随着两河流域文明的外向发展而进一步向大印度河流域、埃及、古希腊罗马、西亚（阿富汗、伊朗）等地传播。
至公元前5世纪，随着波斯阿契美尼德（Achaemenid）王朝的兴起，古波斯文明崛起并入侵希腊，臣服于或流入波斯的希腊工匠将希腊和地中海东岸流行的圆板龟背穿带印章以及镶嵌或雕刻印章纹饰等和波斯的题材纹饰结合起来，无论是塔式印还是滚筒印，帝王或贵族驭兽的题材极为丰富（图2：1—6）。公元前4世纪末，随着马其顿亚历山大的东征，希腊文化向东方传播，中西亚地区进入“希腊化”时代，镶嵌或雕刻的印章饰物逐渐取代了楔形平面印章和西亚原有的滚筒印章。在此地区继之而起的帕提亚王朝（Parthian Empire，前247—224）、贵霜王朝（Kushan Empire，55—425）等在工艺美术上大量继承了希腊的传统，喜欢用宝石和半宝石制作图章式印章，如玛瑙、紫水晶、红玉髓、青金石等，在印章的形式和纹饰上也是大量吸收希腊文化因子。不过该地区的印章在吸收希腊题材的过程中，也加入不少当地的宗教信仰及文化环境因素，如表现帝王神勇和权力的人兽格斗或国王及勇士驭兽的场面等，或者将希腊神祇与印度等地神祇信仰结合起来的表现方式等，由此也丰富了中西亚地区印章纹饰题材。
萨珊波斯时期是印章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萨珊波斯帝国（Sassanid Empire，224—651）被认为是古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延续，也是第二个波斯帝国。萨珊帝国历时四个多世纪，和西边的罗马、拜占庭，和东方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中国都有密切的交往。这个帝国兴起后，继续采用阿契美尼德时期的艺术风格，在雕刻、建筑及金属器皿等制作上表现出高超的技艺，其艺术品常常以狮子、大象、格里芬等怪兽，以及植物、几何图形和复杂的图案为特色。
萨珊地区的珠宝几乎像钱币一样流行，大部分珠宝使用的是半宝石，如石髓、紫晶、红玉髓和青金石等，多用来制作耳环、饰带以及刻制图章等。该地区出现了半球形、半算珠形和戒圈形珠宝印章，和希腊式的印章饰物共同使用。半球形印珠是萨珊印章的典型器物，早期的半球形印珠留一个小孔可以穿绳或线，便于佩戴在身上，后期发展成可以直接套在手指上的环形印珠。这种指环形印章最初出自古埃及十八王朝时期，此后影响到古希腊（迈锡尼）、古罗马，其中罗马指环印尤其多。高级官员则使用一类大型平面印章，根据戳记推断此类印章可能镶嵌在金属钮上。萨珊印章在希腊写实纹饰的基础上引入了波斯文明特有的族徽、拜火祭坛、人头翼牛、带有神灵的动物等，在西亚印章系统中比较有代表性。它一方面在工艺与风格上保留了两河流域及古波斯的印章传统，另一方面随着贵霜艺术的影响，逐渐形成了自身特有的风格。如印章戒面，有球形或半球形，可以佩戴在身上或嵌在金质指环套在手上；材质也多种多样，如青金石、紫水晶、玉髓、玛瑙、玻璃、象牙、碧玉、石榴石等宝石与半宝石；在雕刻工艺上也趋于成熟，制作中使用旋床研磨的砣具较多，钻具主要用来雕刻头部、脸部细节等；另外在雕刻图案题材上也丰富多彩，如以郁金香、石榴、玫瑰等为主的植物纹，以狮子（包括人头翼狮）、公牛、羱羊、雄鹿、蛇、马（包括天马）、象、狗、猴、兔、骆驼、鸟、公鸡、鱼、格里芬等为主的动物纹，姿态与表现形式上都显示出一定的宗教意味；还有各种人物纹，以男性帝王或贵族为多（图3：1—9）。其中肖像居多，不仅仅是国王、政府要人及宗教人士等，有的肖像显然并不是持有人而是守护神。这些印章图像有的是精细雕琢出来的，有的是以线条刻画出来的。可以说萨珊印章无论是题材工艺还是装饰风格等方面都继承和发展了前代的印章及珠饰文化，并由此形成自身的特色。如具有不同风格头饰的波斯帝王侧面肖像以及人头翼牛、翼狮、翼马等，还有带有祆教色彩的动物纹饰等。
尽管公元651年萨珊波斯帝国被大食（阿拉伯）所灭，但这个帝国在几个世纪内所产生的影响非常深远，随着其与东方交往的密切，其文化也沿丝绸之路进一步向东方传播，包括印章及珠饰文化。
有学者指出，贸易活动和文化的交流对印章的传播具有很强的推动力，特别是那些在贸易圈或交互作用域上较为强势的文明会对周边乃至远地文明产生更大的影响。中古时期的中亚地区一直受到周边强大政权的影响，如取代阿契美尼德王朝而起的帕提亚王朝以及之后兴起的贵霜王朝，都曾经统治过广大的中亚地区。公元224年，萨珊王朝的建立者阿尔达西尔一世（Ardashir I）杀死了帕提亚（安息）王阿尔达汪五世（Ardavan V），攻占了其首都泰西封（tesiphon），建立了历史上著名的波斯萨珊王朝。公元227年，贵霜王臣服萨珊波斯，原贵霜王朝统治区的巴克特里亚（Bactria）、索格底亚那（Sogdiana）及喀布尔河谷相继为萨珊波斯所有，贵霜残余势力仅限于犍陀罗（Gandhara）地区。至5世纪中叶，贵霜王朝势力最终走向灭亡。而萨珊波斯也相继和嚈哒、西突厥争夺中亚势力范围，影响力更是扩展到帕米尔以西广大地区，因而这里的印章及珠饰文化等也深受萨珊波斯文化的影响。如中亚地区至印度次大陆在孔雀王朝（Maurya Dynasty，前312—前184）和贵霜早期（1—2世纪）主要受到希腊文化影响，使用的印章以镶嵌或雕刻饰物的戒面印章为主，如赫拉克利斯（Hercules）像、希腊式女神像等（图4：1、2），至贵霜中期沦为萨珊波斯属国后开始出现大量萨珊风格的半球形平面印章。不过中亚的印章纹饰除了部分沿袭希腊的古典题材，更多地则体现出中西亚复杂的宗教信仰和民族构成。比如，宗教题材的印章可以涉及拜火教、摩尼教、婆罗门教、早期佛教、粟特和希腊多神崇拜等，而印章上的铭文也涵盖了希腊文、粟特文、佉卢文、婆罗米文、帕提亚文、巴列维文等多种书写系统，显示出这里的多元文化特征。
属于萨珊时期的中亚地区印章出土不多，有些属稍晚萨珊朝统治时期的吐火罗斯坦，约4世纪；也有属嚈哒人（Hephthalite）统治时期的吐火罗斯坦，约5世纪。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Hermitage Museum）收藏的宝石印章，刻有中年男子的侧面胸像，右边侧面刻有用佉卢文拼写的铭文“阿斯帕罗比多”，即“骑兵长官”（图4：3）。更多属于私人收藏中亚阴文雕刻戒指印章。
不过在属于大中亚的范围内，在2—7世纪西域（新疆）地区的丝绸之路上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平面印章等。部分外形和中国战国秦汉印章类似，材质以铜为主，但是纹饰题材为中亚典型的题材，如人物、龙、狮子、鹿等，且雕刻通常较为粗糙；也有不少是带有西亚风格的印章，但整体风格趋于简约。有学者认为这些大概就是丝绸之路上的贸易用印。由此也可以看出古代西域地区（今新疆地区）是印章传播与发展的一个重要地区。
19世纪英国探险家斯坦因（M.A.Stein）等在和田地区几处知名的遗址，如约特干（Yotkan）、尼雅（Niya）、喀达里克（Khadalik），以及塔里木东南部的米兰（Miran）、楼兰（Loulan）等古代遗址，发掘到不少印章，一般来讲大多是石质或金属质地，也有烧土或陶质者。据学者统计，这些印章有阳文的，也有阴文的。从材质上看有青铜的、铅的、木头的、骨质的、石质的、黏土的、炭精的及各种宝石的，从形状上看也五花八门，有方的、圆的、长方形的、五角形的、椭圆的、菱形的、心形的等。阳文的印章以青铜和石质为主，阴文的印章则以石质或宝石质地为主。其中阴文印章图案人像和动物图像占绝大多数，而阳文印章则主要以动植物和几何图案为主。这些印章的背后通常都有一个穿孔，有一些印章则被制成指环。这些印章上通常刻有动物纹、人物纹、花朵、集合图案、抽象符号及汉文、婆罗米文（Brāhmī）等。其中人物形象和动物图像在数量上占有很大比例，像凹雕的有长着长卷发的希腊诸神头像、印度三神像，还有持花男子半身像、持花或镜子女子半身像，波斯人面孔图像，罗马战士半身像，戴头盔或头饰的男性头像，等等。斯坦因认为这类封印虽然多有可能出自当地，但受波斯、罗马等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它们大部分用玉髓或玉髓一类的宝石或岩石雕刻而成（图5：1—14）。
和斯坦因同时期的西方探险家还有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 Hedin）。他曾在高昌故城收集到50多枚印章，大部分属于伊朗（波斯）系统的印章，全部是圆形的石印（青金石、红玉髓、玉髓、玛瑙、水晶、石榴石等），现收藏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人种学博物馆（The National Ethnographic Museum of Sweden）。驻喀什噶尔的俄罗斯第一任领事彼得罗夫斯基（Н.Ф.Petrovsky）等也在20世纪初的新疆探险活动中收集有一些印章，现藏在圣彼得堡的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等地。
除此之外，旅顺博物馆藏日本大谷探险队收集的出自新疆的印章，主要是一些肖形印。这些肖形印系20世纪初日本西本愿寺派第22代门主大谷光瑞（おおたにこうずい）组织的“中亚探险队”前后三次（1902—1904，1908—1909，1910—1912、1911—1914）历时12年在中国新疆地区如吐鲁番、库车、和田、楼兰等地进行考古探险的收集品。这些印章数量较大，计有120多枚（图6：1），材质包括煤精石、铜质、铁质、木质等，图案纹饰包括花叶纹如忍冬花、莲花、海石榴花等，动物纹如大角羚羊（鹿）、骆驼、羊、狗、马、猴等，其具体年代大概在东汉后期及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时期也有。日本学者香川默识也曾将大谷探险队三次所获文物选择了一些代表性文物编成《西域考古图谱》，收录了一些新疆出土或采集的印章（图6：2），这些印章主要收藏在旅顺博物馆、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Korea）、东京国立博物馆（Tokyo National Museum）等地。这些印章既有汉字印章，亦有几何图案及动物像印章，有的铜印上还有天马图案。这些肖形印和前述西方探险家所搜集的印章一样，也应属于丝绸之路印章。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新疆考古工作的开展，也陆续出土或搜集到一些散见印章。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所藏一枚灰黄色玉髓印章，1959年出土于新疆巴楚县脱库孜萨来（Tokozsarai）遗址，椭圆形的戒面上雕刻有一个持物有翼且呈行进状的男子形象（图7：1、2），线条简单疏朗，不过带有比较明显的波斯风格，这种有翼男性形象也出现在萨珊印章上，因而该枚印章似可归为萨珊波斯式产品。也有学者认为印章图像是属于萨珊系的瓦那依提女神。吐鲁番博物馆收藏有一枚椭圆形橘红色玛瑙印章，也称人像石花押，内雕刻有一个站立的男子形象（图7：3），男性身体朝向左，右手执一权杖直抵腰部，高鼻，须发皆长。该印章采集于高昌故城，其制作年代大概在5世纪前后，正处于麹氏高昌时期（5世纪中叶至7世纪中叶），大概属于中亚西部区域产品。从材质及人物形象、姿势等看，颇具萨珊波斯风格，也可归为萨珊式印章。此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收藏有一枚嵌金宝石的金戒指，戒面刻出一个手持花朵的坐椅子上的女性形象（图7：4）。该戒指发现于新疆尼勒克（Nilka）喀什河谷（Kashi river valley）的一棵树墓地（Yikeshu Cemetery）。有研究者指出，该戒指与大英博物馆一枚女性半身像印章非常类似，这个印章上刻有属于3—4世纪东马尔瓦（印度中部）的婆罗米文，从铭文及肖像所具有的萨珊文化特点判断，其大概制作于南亚次大陆的后犍陀罗时代。对于尼勒克出土印章中的女神形象，有学者认为是中西亚地区崇拜的阿那希塔女神。这些印章或戒饰等如果不是舶来品，也应属于丝绸之路上的贸易用印。
新疆地区印章的发现，显示出西域是文明交往的重要通道，体现了多元文化的特征。其中既有中原式青铜方形印章等的出土，亦有相当一批印章具有浓郁的中西亚风格，不排除东西方人员往来与中原对西域经营施之的影响。这些印章当中有一些属于舶来品，亦有本地制造的产品。当然从出土的印章（珠饰）及风格来看，西域（新疆）地区汉文化和其他文化以不同的形式相互交融，有时候会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风格，突显出了西域在丝绸之路上的独特地位。像尼雅一带发现的具有东西合璧风格的封泥等，就具有相当的地方特色。这些封泥上不中不西或者说亦中亦西风格和特征的印章，与和田等地发现的马钱等钱币一样，应当属于丝绸之路上民族之间的贸易用 品，显示出这一地区贸易往来活跃的特点。
既然这些印章饰物的多元风格与人员的流动及文化的传播有关，那么是谁在有意或无意地承担这种文化传播的任务呢？这里发现的中原式青铜印章显然与中原经营西域的活动有关，但相当一批中西亚风格的出土印章也说明了丝路文明的影响，而承担这一传播任务的人员应当就是在这一时期活跃于丝绸之路的诸民族，其中尤以粟特民族为代表，正是他们的通商活动促进了印章等文化的传播。正如学者所指出的，远地贸易不仅仅是物资方面的交易，它还使一个地域的文化成果最终传播到另一个地域。在这种场合，作为中间人的商人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容忽略的。
二 粟特人与中古陆上丝绸之路的印章（珠饰）传播
如前所述，新疆地区出土的印章等主要发现于吐鲁番、尼雅、约特干、于阗、巴楚、楼兰、米兰等地，这些地区也正处于丝绸之路的沿线地带。中古时期随着陆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新疆境内丝路沿线地区成为人员密切往来的通道，其中当以粟特人最为活跃，因为他们是当时丝路贸易的主要承担者。有学者即指出，萨珊王朝的印章不仅仅在伊朗高原、安纳托利亚、中亚等地发现，在中国新疆一带亦有类似出土物，大概和当时伊朗系统的粟特人活跃的通商活动有关。
中古时期，粟特人活跃于丝绸之路，“利所在，无不至”。十六国北朝隋唐时期，粟特人更是构建起了中原与中西亚、西域之间的贸易网络，以粟特商胡为主的胡人群体在丝路贸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据荣新江先生研究，从粟特本土向东，几乎每一个大的城镇或者是位于重要交通干道上的一些小城镇，都有粟特人的身影。不论是北方草原路上的弓月，还是南向印度的洪扎河谷，不论是葱岭高原上的渴槃陀，还是塔里木盆地的神山堡，都成为他们的商贸据点，甚至成为他们货物的集散地。西域由于地理位置上的特殊性，必然成为粟特人的驻足之地，一些西域王国也从粟特人操纵的丝路贸易中获取到丰厚的利益。通过对文献与考古材料的梳理，中古西域地区有粟特聚落存在的在西域北道或北新道有怛罗斯、碎叶、弓月、北庭、据史德、龟兹、焉耆、高昌、伊州，南道有勃律、渴槃陀、于阗、且末、楼兰、播仙镇、石城镇等。这其实和前述西域（新疆）地区印章发现地多有重合。
丝绸之路上印章等的传播显然也和他们的活动有密切的关系。中古时期粟特人沿着他们经商的路线由西向东进入塔里木盆地，然后足迹遍及河西走廊、中原北方、蒙古高原等地区。如在沙州、瓜州、肃州、甘州、凉州、天水、西平、金城、原州、灵州、夏州、六胡州、并州、代州等，当然也包括长安、洛阳、同州等都有粟特聚落的存在。可以说，粟特商人在沟通中亚与中国交通线的每个地方，都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城镇殖民网。
如果说新疆地区的萨珊系的印章及饰物和粟特人的活动密不可分，那么随着中古时期粟特人的进一步东来，他们也将这种印章（珠饰）等文化向内地传播，这一点可以在中古北方地区的一些墓葬出土的印章或珠饰等上面找到相关线索。可以说，真正在中国境内发现有明显西方风格的印章（珠饰）还是在中古时期，而且多集中在中古北方地区，这显然和粟特系的民族活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这些地方本身也是粟特人聚落活动的地区。
有明确出土地且有时间可考的具有典型萨珊系风格的印章，在中国主要有以下几例发现。一例是1981年固原史诃耽夫妻墓出土宝石印章，有学者对此专门做过研究。史诃耽墓出自固原发现的一处中亚粟特侨民墓地，墓主均为中亚史国人。该枚印章出自葬于唐咸亨元年（670）的史诃耽与其妻张氏的合葬墓。此墓虽早年被盗，但墓中仍出土有黄金饰物、玻璃残器、东罗马金币、鎏金铜器等，包括一枚带有胡语文字的宝石印章（图8：1）。这枚蓝色圆形宝石印章直径1.6、厚0.5厘米。一面光洁，边凸起；另一面刻有纹饰，中间为一卧狮，其面部清晰，鬃毛直竖。狮子背部有三杈结果实的短枝（树状物，顶生三朵石榴花），周围有一圈字母文字（铭文）。有学者考证该铭文为中古波斯文，意为“自由、繁荣、幸福”，而印章图案中守护的那棵树应是西亚宗教中的生命树，大概是火祆教遗物。狮神守护生命树这一主题源于萨珊波斯艺术，该枚印章应当是在波斯南部制造的。有伊朗学者判定该铭文为巴列维（Pahlavi）铭文，是萨珊王朝的一种祈祷文，可译为“世界宽容！世界宽容！世界宽容！”亦有人根据伊朗学者对这枚宝石印章的释读，推测以石榴为特点的三杈树、狮子图像及印章上的铭文可能和中亚阿什（Ashi）女神崇拜有关系。该枚印章从形制及纹饰来看，应当是来自中西亚的舶来品，萨珊风格比较明显。不过考虑到印章上的文字及史诃耽的粟特人身份，这枚印章应该是中亚粟特一带具有波斯风格的制品，随着史姓粟特人的东迁，这种萨珊式印章也被带入中国。这枚印章出土于墓葬中，显示出主人对其的珍视与身份认同。
此外，2002年在山西太原发掘的北齐徐显秀墓，出土一枚嵌蓝宝石金戒指及一枚素面指环（图8：2）。嵌蓝宝石金戒指工艺复杂，由黄金戒托、戒指环与宝石戒面组成，宝石戒面镶嵌在黄金戒托正中。戒指环在靠近戒托两端各刻有三分之一的怪兽纹饰，似龙飞龙，似狮非狮。椭圆形蓝宝石戒面上阴雕一个戴头盔、双手持杖形器的人物形象。张庆捷先生等认为该戒指具有粟特艺术风格，但只是一件豪华的首饰，象征着社会地位及财富，最多还寓含着少许护身符的作用。不过从戒面上描绘的手持大棒的人物形象来看，应该描绘的是希腊赫拉克勒斯（执金刚神）的形象，是中西亚地区钱币及印章铭文上的常见纹饰。有学者将其与萨珊朝印章图案比较，发现有较大的相似性，具有继承希腊罗马神话传说的琐罗亚斯德教文化色彩。徐显秀墓无论是壁画还是出土文物，都有浓郁的中亚文化色彩，如人物服饰上的联珠菩萨纹等，显然和北齐胡风盛行有关。这枚戒指上的宝石采用阴雕工艺，以及刻绘人物双手持杖显然既有波斯风亦有希腊风，和当时北朝时期的胡人东来有关。因而这枚戒指和指环大概也应属于舶来品，和中亚特别是粟特系胡人的东来活动有关。
除此之外，还有几件与此相类似的饰物。如1973年在山西寿阳县贾家庄北齐定州刺史库狄回洛墓出土一件玛瑙狮形雕饰（图8：3），出自棺内中间一具人骨的腰部，紫黑色中间带一圈天然的白色弦纹，扁薄椭圆形，有宽边，一面中间阴刻一狮，昂首翘尾，作缓行状。该阴刻雕饰和北齐徐显秀墓出土的宝石戒指有很多相似之处。同墓亦出土玛瑙珠饰、玻璃器等，应该也是北齐统治时期的中西亚制品，属于粟特系珠饰系统。
1983—1992年河南偃师杏园唐墓M902出土一枚金戒指（图8：4），戒指环体厚重，上嵌椭圆形紫色水晶，水晶上浅刻两字，文字为中古时期的巴列维语。文字释读已经日本专家森本公诚考证，自右至左缀列为“’pd”，读作“apd”或“aad”，意思是“好极啦!”“奇妙无比!”等到后来的伊斯兰时代，又增加了“值得称赞”的意思。萨珊王朝的银币上锤印有这种铭文。而刻有这种铭文的印章，设在法国巴黎的国立公文书馆中有一件，出土地点不明。镶嵌紫水晶的手工艺，更贴近萨珊波斯、犍陀罗等在金银器制作上的独特风格，不排除其为一件舶来品，至于携带者，可能也是粟特系民族。
类似风格的宝石戒指在中古北方其他地区也有出土。1997年，新疆伊犁昭苏县波马73团场发现一座古墓葬，出土一批罕见的金银器，如镶嵌红宝石金面具、镶嵌红宝石金盖罐等，也包括一枚镶嵌红宝石金戒指。戒指为金质，嵌红宝石，戒面为椭圆形。戒面周缘为点焊的两圈细金珠点，构成不甚明显的三角形。戒指与戒面相对的一面亦有镶嵌宝石的基座，似黄豆粒般大小，原镶嵌的宝石已经佚失（图9：1）。1976年，河北赞皇出土东魏李希宗墓志及文物，包括三枚拜占庭金币，还有金戒指一枚（图9：2），上嵌一青金石，呈蓝灰色，刻一鹿，周有联珠纹，无论是从纹饰风格还是式样上看，都应是中西亚传入品，是作为一种装饰品使用。该戒指上的青金石及所刻纹饰与隋李静训墓出土项链上的饰物相似，李静训墓出土项链由28颗嵌小珍珠的金球组成，上端有个扣钮，中央镶嵌着一颗青金石，青金石凹雕一只大角鹿。有学者认为这种金属制作工艺及凹雕纹饰与技法，大概属于阿富汗、巴基斯坦一带产品，多少可以归入犍陀罗艺术系统。此外，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夫人吴辉棺中出土了一枚金戒指（图9：3），戒面上雕一裸体人物手执弧形花环。戒面石质大概是一种类似青金石的宝石，宝石石面上雕一人，右腿前迈，双手上举，两侧各垂一囊状物。有学者认为大概是中亚的阿纳希塔女神形象。这几类戒指大概也属于戒面印一类，推测其原产地是萨珊或中亚犍陀罗等地区。这类饰物的出现和中西亚胡人特别是粟特人的迁徙活动有关。
河北东魏李希宗墓、北周李贤夫人墓与新疆昭苏县波马古墓出土的宝石金戒指的戒面上均刻有人物或动物形象，各有特点。但相同之处是，这些纹饰中的人物形象均非中原人物，就人的形象而言，如果和西方印章比较，也颇有波斯艺术的风格；而其中的动物类如狮子、鹿等也多为萨珊印章中的常见主题。因而虽然它们属于戒指类饰物，但也应归为印章或珠饰一类，颇类似波斯戒面印章与珠宝。上述这些宝石印章及戒指大概多为舶来品，应当是中古时期沿丝绸之路而来的粟特系胡人带来的。
此外，陕西历史博物馆2010年征集品中，也有一些来自甘肃临夏出土的玛瑙印章。印章直径1—2.5厘米，均为圆形，内容主要分为狮子、雄鹰等动物以及手持兵器或与猛士搏斗的勇士、骑士两类（图10）。大多有穿心孔，此类器物在甘肃、青海、新疆以及内蒙古等丝绸之路沿线均有少量发现，颇有萨珊波斯风格。虽然这些征集品没有明确出土地点，也不排除是仿制品或当地制品，但不能否认这些征集印章具有的西方色彩。考虑到河西走廊沿线亦是中古粟特人活跃地区，这些印章也多少可以归入丝绸之路贸易用印。
总而言之，中古时期北方及西北地区的墓葬中偶或有一些西方风格的印章或珠饰等出土，这种印章和珠饰又与新疆（西域）等地同时期的出土物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现象并不是偶然的，它们的出现显然应当和中古时期陆上丝绸之路的人员迁徙、商业贸易等的发展有关。中古时期是陆上丝绸之路的活跃期，中国和中亚、西亚等地政治交往密切，人员往来频繁，相应的文化交流也得以展开，大到丝绸、狮子、鸵鸟，小到印章及饰物等，其中印章（珠饰）物品虽然微小，但也是作为流动迁徙人员的随身物品而流动，具有一定的身份标识等特征，多少也承载了文化的传播功能。从印章出土地如中亚、西域、河西以及北方地区来看，这类印章珠饰的出现与粟特人的活动轨迹有所重合，其艺术风格也具有波斯粟特色彩，因而中古时期印章的传播与粟特人的活动有密切的关系，这个群体在传播文化与促进交流方面的作用值得进一步认识与挖掘。
作者：韩香
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 教授
自20世纪以来，中亚（西域）等地区相继发现有属于中古时期的东西方流派的各种印章及珠饰等，而中西亚式印章、珠饰及艺术风格也在中国北方地区的中古墓葬中多有出土和发现，虽然这与当时丝绸之路上东西方各种人员的流动有关，但其中总少不了粟特人的身影。笔者尝试根据东西方文物考古等资料，分析印章（珠饰）及文化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与影响，进而探讨粟特人在印章（珠饰）文化传播中的作用。
一 中古陆上丝绸之路上印章（珠饰）及其文化
中古时期，陆上丝绸之路所经地区，主要有萨珊波斯、中亚粟特、西域及中原北方等地区， 公元3—8世纪这条路上进行着频繁的人员往来以及文化传播与交流，小小的印章及相关珠饰文化也起到了传播东西方文化的作用。
中西印章在起源及发展轨迹上走了不同的道路。有学者认为商朝已有印章，河南安阳殷墟据传就出土过青铜印章（图1）。春秋战国以后，印章已大量使用，往往称“玺”或“章”，材料多为铜质，印章的结构也普遍采用了汉文的布局模式，如形状以正方居多，内容以文字为主等，可以说中国印章在这方面已发展成一种独特的形式，自秦汉开始走向成熟，并一直影响到后世。正如学者所言，中国印章的形态与性质始终呈现独立发展的轨迹。
西方印章的发展更是源远流长，而且有一个流变的过程。一般认为早期的印章出自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河、爱琴海及希腊等古代文明中，这些印章文明距今4000—3000年或更早，形成了图章印和滚筒印两种基本形式，主要用于标识私人物品的所有权或者作为族徽以及用作辟邪等护身符使用。这类印章也随着两河流域文明的外向发展而进一步向大印度河流域、埃及、古希腊罗马、西亚（阿富汗、伊朗）等地传播。
至公元前5世纪，随着波斯阿契美尼德（Achaemenid）王朝的兴起，古波斯文明崛起并入侵希腊，臣服于或流入波斯的希腊工匠将希腊和地中海东岸流行的圆板龟背穿带印章以及镶嵌或雕刻印章纹饰等和波斯的题材纹饰结合起来，无论是塔式印还是滚筒印，帝王或贵族驭兽的题材极为丰富（图2：1—6）。公元前4世纪末，随着马其顿亚历山大的东征，希腊文化向东方传播，中西亚地区进入“希腊化”时代，镶嵌或雕刻的印章饰物逐渐取代了楔形平面印章和西亚原有的滚筒印章。在此地区继之而起的帕提亚王朝（Parthian Empire，前247—224）、贵霜王朝（Kushan Empire，55—425）等在工艺美术上大量继承了希腊的传统，喜欢用宝石和半宝石制作图章式印章，如玛瑙、紫水晶、红玉髓、青金石等，在印章的形式和纹饰上也是大量吸收希腊文化因子。不过该地区的印章在吸收希腊题材的过程中，也加入不少当地的宗教信仰及文化环境因素，如表现帝王神勇和权力的人兽格斗或国王及勇士驭兽的场面等，或者将希腊神祇与印度等地神祇信仰结合起来的表现方式等，由此也丰富了中西亚地区印章纹饰题材。
萨珊波斯时期是印章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萨珊波斯帝国（Sassanid Empire，224—651）被认为是古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延续，也是第二个波斯帝国。萨珊帝国历时四个多世纪，和西边的罗马、拜占庭，和东方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中国都有密切的交往。这个帝国兴起后，继续采用阿契美尼德时期的艺术风格，在雕刻、建筑及金属器皿等制作上表现出高超的技艺，其艺术品常常以狮子、大象、格里芬等怪兽，以及植物、几何图形和复杂的图案为特色。
萨珊地区的珠宝几乎像钱币一样流行，大部分珠宝使用的是半宝石，如石髓、紫晶、红玉髓和青金石等，多用来制作耳环、饰带以及刻制图章等。该地区出现了半球形、半算珠形和戒圈形珠宝印章，和希腊式的印章饰物共同使用。半球形印珠是萨珊印章的典型器物，早期的半球形印珠留一个小孔可以穿绳或线，便于佩戴在身上，后期发展成可以直接套在手指上的环形印珠。这种指环形印章最初出自古埃及十八王朝时期，此后影响到古希腊（迈锡尼）、古罗马，其中罗马指环印尤其多。高级官员则使用一类大型平面印章，根据戳记推断此类印章可能镶嵌在金属钮上。萨珊印章在希腊写实纹饰的基础上引入了波斯文明特有的族徽、拜火祭坛、人头翼牛、带有神灵的动物等，在西亚印章系统中比较有代表性。它一方面在工艺与风格上保留了两河流域及古波斯的印章传统，另一方面随着贵霜艺术的影响，逐渐形成了自身特有的风格。如印章戒面，有球形或半球形，可以佩戴在身上或嵌在金质指环套在手上；材质也多种多样，如青金石、紫水晶、玉髓、玛瑙、玻璃、象牙、碧玉、石榴石等宝石与半宝石；在雕刻工艺上也趋于成熟，制作中使用旋床研磨的砣具较多，钻具主要用来雕刻头部、脸部细节等；另外在雕刻图案题材上也丰富多彩，如以郁金香、石榴、玫瑰等为主的植物纹，以狮子（包括人头翼狮）、公牛、羱羊、雄鹿、蛇、马（包括天马）、象、狗、猴、兔、骆驼、鸟、公鸡、鱼、格里芬等为主的动物纹，姿态与表现形式上都显示出一定的宗教意味；还有各种人物纹，以男性帝王或贵族为多（图3：1—9）。其中肖像居多，不仅仅是国王、政府要人及宗教人士等，有的肖像显然并不是持有人而是守护神。这些印章图像有的是精细雕琢出来的，有的是以线条刻画出来的。可以说萨珊印章无论是题材工艺还是装饰风格等方面都继承和发展了前代的印章及珠饰文化，并由此形成自身的特色。如具有不同风格头饰的波斯帝王侧面肖像以及人头翼牛、翼狮、翼马等，还有带有祆教色彩的动物纹饰等。
尽管公元651年萨珊波斯帝国被大食（阿拉伯）所灭，但这个帝国在几个世纪内所产生的影响非常深远，随着其与东方交往的密切，其文化也沿丝绸之路进一步向东方传播，包括印章及珠饰文化。
有学者指出，贸易活动和文化的交流对印章的传播具有很强的推动力，特别是那些在贸易圈或交互作用域上较为强势的文明会对周边乃至远地文明产生更大的影响。中古时期的中亚地区一直受到周边强大政权的影响，如取代阿契美尼德王朝而起的帕提亚王朝以及之后兴起的贵霜王朝，都曾经统治过广大的中亚地区。公元224年，萨珊王朝的建立者阿尔达西尔一世（Ardashir I）杀死了帕提亚（安息）王阿尔达汪五世（Ardavan V），攻占了其首都泰西封（tesiphon），建立了历史上著名的波斯萨珊王朝。公元227年，贵霜王臣服萨珊波斯，原贵霜王朝统治区的巴克特里亚（Bactria）、索格底亚那（Sogdiana）及喀布尔河谷相继为萨珊波斯所有，贵霜残余势力仅限于犍陀罗（Gandhara）地区。至5世纪中叶，贵霜王朝势力最终走向灭亡。而萨珊波斯也相继和嚈哒、西突厥争夺中亚势力范围，影响力更是扩展到帕米尔以西广大地区，因而这里的印章及珠饰文化等也深受萨珊波斯文化的影响。如中亚地区至印度次大陆在孔雀王朝（Maurya Dynasty，前312—前184）和贵霜早期（1—2世纪）主要受到希腊文化影响，使用的印章以镶嵌或雕刻饰物的戒面印章为主，如赫拉克利斯（Hercules）像、希腊式女神像等（图4：1、2），至贵霜中期沦为萨珊波斯属国后开始出现大量萨珊风格的半球形平面印章。不过中亚的印章纹饰除了部分沿袭希腊的古典题材，更多地则体现出中西亚复杂的宗教信仰和民族构成。比如，宗教题材的印章可以涉及拜火教、摩尼教、婆罗门教、早期佛教、粟特和希腊多神崇拜等，而印章上的铭文也涵盖了希腊文、粟特文、佉卢文、婆罗米文、帕提亚文、巴列维文等多种书写系统，显示出这里的多元文化特征。
属于萨珊时期的中亚地区印章出土不多，有些属稍晚萨珊朝统治时期的吐火罗斯坦，约4世纪；也有属嚈哒人（Hephthalite）统治时期的吐火罗斯坦，约5世纪。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Hermitage Museum）收藏的宝石印章，刻有中年男子的侧面胸像，右边侧面刻有用佉卢文拼写的铭文“阿斯帕罗比多”，即“骑兵长官”（图4：3）。更多属于私人收藏中亚阴文雕刻戒指印章。
不过在属于大中亚的范围内，在2—7世纪西域（新疆）地区的丝绸之路上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平面印章等。部分外形和中国战国秦汉印章类似，材质以铜为主，但是纹饰题材为中亚典型的题材，如人物、龙、狮子、鹿等，且雕刻通常较为粗糙；也有不少是带有西亚风格的印章，但整体风格趋于简约。有学者认为这些大概就是丝绸之路上的贸易用印。由此也可以看出古代西域地区（今新疆地区）是印章传播与发展的一个重要地区。
19世纪英国探险家斯坦因（M.A.Stein）等在和田地区几处知名的遗址，如约特干（Yotkan）、尼雅（Niya）、喀达里克（Khadalik），以及塔里木东南部的米兰（Miran）、楼兰（Loulan）等古代遗址，发掘到不少印章，一般来讲大多是石质或金属质地，也有烧土或陶质者。据学者统计，这些印章有阳文的，也有阴文的。从材质上看有青铜的、铅的、木头的、骨质的、石质的、黏土的、炭精的及各种宝石的，从形状上看也五花八门，有方的、圆的、长方形的、五角形的、椭圆的、菱形的、心形的等。阳文的印章以青铜和石质为主，阴文的印章则以石质或宝石质地为主。其中阴文印章图案人像和动物图像占绝大多数，而阳文印章则主要以动植物和几何图案为主。这些印章的背后通常都有一个穿孔，有一些印章则被制成指环。这些印章上通常刻有动物纹、人物纹、花朵、集合图案、抽象符号及汉文、婆罗米文（Brāhmī）等。其中人物形象和动物图像在数量上占有很大比例，像凹雕的有长着长卷发的希腊诸神头像、印度三神像，还有持花男子半身像、持花或镜子女子半身像，波斯人面孔图像，罗马战士半身像，戴头盔或头饰的男性头像，等等。斯坦因认为这类封印虽然多有可能出自当地，但受波斯、罗马等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它们大部分用玉髓或玉髓一类的宝石或岩石雕刻而成（图5：1—14）。
和斯坦因同时期的西方探险家还有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 Hedin）。他曾在高昌故城收集到50多枚印章，大部分属于伊朗（波斯）系统的印章，全部是圆形的石印（青金石、红玉髓、玉髓、玛瑙、水晶、石榴石等），现收藏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人种学博物馆（The National Ethnographic Museum of Sweden）。驻喀什噶尔的俄罗斯第一任领事彼得罗夫斯基（Н.Ф.Petrovsky）等也在20世纪初的新疆探险活动中收集有一些印章，现藏在圣彼得堡的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等地。
除此之外，旅顺博物馆藏日本大谷探险队收集的出自新疆的印章，主要是一些肖形印。这些肖形印系20世纪初日本西本愿寺派第22代门主大谷光瑞（おおたにこうずい）组织的“中亚探险队”前后三次（1902—1904，1908—1909，1910—1912、1911—1914）历时12年在中国新疆地区如吐鲁番、库车、和田、楼兰等地进行考古探险的收集品。这些印章数量较大，计有120多枚（图6：1），材质包括煤精石、铜质、铁质、木质等，图案纹饰包括花叶纹如忍冬花、莲花、海石榴花等，动物纹如大角羚羊（鹿）、骆驼、羊、狗、马、猴等，其具体年代大概在东汉后期及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时期也有。日本学者香川默识也曾将大谷探险队三次所获文物选择了一些代表性文物编成《西域考古图谱》，收录了一些新疆出土或采集的印章（图6：2），这些印章主要收藏在旅顺博物馆、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Korea）、东京国立博物馆（Tokyo National Museum）等地。这些印章既有汉字印章，亦有几何图案及动物像印章，有的铜印上还有天马图案。这些肖形印和前述西方探险家所搜集的印章一样，也应属于丝绸之路印章。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新疆考古工作的开展，也陆续出土或搜集到一些散见印章。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所藏一枚灰黄色玉髓印章，1959年出土于新疆巴楚县脱库孜萨来（Tokozsarai）遗址，椭圆形的戒面上雕刻有一个持物有翼且呈行进状的男子形象（图7：1、2），线条简单疏朗，不过带有比较明显的波斯风格，这种有翼男性形象也出现在萨珊印章上，因而该枚印章似可归为萨珊波斯式产品。也有学者认为印章图像是属于萨珊系的瓦那依提女神。吐鲁番博物馆收藏有一枚椭圆形橘红色玛瑙印章，也称人像石花押，内雕刻有一个站立的男子形象（图7：3），男性身体朝向左，右手执一权杖直抵腰部，高鼻，须发皆长。该印章采集于高昌故城，其制作年代大概在5世纪前后，正处于麹氏高昌时期（5世纪中叶至7世纪中叶），大概属于中亚西部区域产品。从材质及人物形象、姿势等看，颇具萨珊波斯风格，也可归为萨珊式印章。此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收藏有一枚嵌金宝石的金戒指，戒面刻出一个手持花朵的坐椅子上的女性形象（图7：4）。该戒指发现于新疆尼勒克（Nilka）喀什河谷（Kashi river valley）的一棵树墓地（Yikeshu Cemetery）。有研究者指出，该戒指与大英博物馆一枚女性半身像印章非常类似，这个印章上刻有属于3—4世纪东马尔瓦（印度中部）的婆罗米文，从铭文及肖像所具有的萨珊文化特点判断，其大概制作于南亚次大陆的后犍陀罗时代。对于尼勒克出土印章中的女神形象，有学者认为是中西亚地区崇拜的阿那希塔女神。这些印章或戒饰等如果不是舶来品，也应属于丝绸之路上的贸易用印。
新疆地区印章的发现，显示出西域是文明交往的重要通道，体现了多元文化的特征。其中既有中原式青铜方形印章等的出土，亦有相当一批印章具有浓郁的中西亚风格，不排除东西方人员往来与中原对西域经营施之的影响。这些印章当中有一些属于舶来品，亦有本地制造的产品。当然从出土的印章（珠饰）及风格来看，西域（新疆）地区汉文化和其他文化以不同的形式相互交融，有时候会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风格，突显出了西域在丝绸之路上的独特地位。像尼雅一带发现的具有东西合璧风格的封泥等，就具有相当的地方特色。这些封泥上不中不西或者说亦中亦西风格和特征的印章，与和田等地发现的马钱等钱币一样，应当属于丝绸之路上民族之间的贸易用 品，显示出这一地区贸易往来活跃的特点。
既然这些印章饰物的多元风格与人员的流动及文化的传播有关，那么是谁在有意或无意地承担这种文化传播的任务呢？这里发现的中原式青铜印章显然与中原经营西域的活动有关，但相当一批中西亚风格的出土印章也说明了丝路文明的影响，而承担这一传播任务的人员应当就是在这一时期活跃于丝绸之路的诸民族，其中尤以粟特民族为代表，正是他们的通商活动促进了印章等文化的传播。正如学者所指出的，远地贸易不仅仅是物资方面的交易，它还使一个地域的文化成果最终传播到另一个地域。在这种场合，作为中间人的商人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容忽略的。
二 粟特人与中古陆上丝绸之路的印章（珠饰）传播
如前所述，新疆地区出土的印章等主要发现于吐鲁番、尼雅、约特干、于阗、巴楚、楼兰、米兰等地，这些地区也正处于丝绸之路的沿线地带。中古时期随着陆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新疆境内丝路沿线地区成为人员密切往来的通道，其中当以粟特人最为活跃，因为他们是当时丝路贸易的主要承担者。有学者即指出，萨珊王朝的印章不仅仅在伊朗高原、安纳托利亚、中亚等地发现，在中国新疆一带亦有类似出土物，大概和当时伊朗系统的粟特人活跃的通商活动有关。
中古时期，粟特人活跃于丝绸之路，“利所在，无不至”。十六国北朝隋唐时期，粟特人更是构建起了中原与中西亚、西域之间的贸易网络，以粟特商胡为主的胡人群体在丝路贸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据荣新江先生研究，从粟特本土向东，几乎每一个大的城镇或者是位于重要交通干道上的一些小城镇，都有粟特人的身影。不论是北方草原路上的弓月，还是南向印度的洪扎河谷，不论是葱岭高原上的渴槃陀，还是塔里木盆地的神山堡，都成为他们的商贸据点，甚至成为他们货物的集散地。西域由于地理位置上的特殊性，必然成为粟特人的驻足之地，一些西域王国也从粟特人操纵的丝路贸易中获取到丰厚的利益。通过对文献与考古材料的梳理，中古西域地区有粟特聚落存在的在西域北道或北新道有怛罗斯、碎叶、弓月、北庭、据史德、龟兹、焉耆、高昌、伊州，南道有勃律、渴槃陀、于阗、且末、楼兰、播仙镇、石城镇等。这其实和前述西域（新疆）地区印章发现地多有重合。
丝绸之路上印章等的传播显然也和他们的活动有密切的关系。中古时期粟特人沿着他们经商的路线由西向东进入塔里木盆地，然后足迹遍及河西走廊、中原北方、蒙古高原等地区。如在沙州、瓜州、肃州、甘州、凉州、天水、西平、金城、原州、灵州、夏州、六胡州、并州、代州等，当然也包括长安、洛阳、同州等都有粟特聚落的存在。可以说，粟特商人在沟通中亚与中国交通线的每个地方，都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城镇殖民网。
如果说新疆地区的萨珊系的印章及饰物和粟特人的活动密不可分，那么随着中古时期粟特人的进一步东来，他们也将这种印章（珠饰）等文化向内地传播，这一点可以在中古北方地区的一些墓葬出土的印章或珠饰等上面找到相关线索。可以说，真正在中国境内发现有明显西方风格的印章（珠饰）还是在中古时期，而且多集中在中古北方地区，这显然和粟特系的民族活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这些地方本身也是粟特人聚落活动的地区。
有明确出土地且有时间可考的具有典型萨珊系风格的印章，在中国主要有以下几例发现。一例是1981年固原史诃耽夫妻墓出土宝石印章，有学者对此专门做过研究。史诃耽墓出自固原发现的一处中亚粟特侨民墓地，墓主均为中亚史国人。该枚印章出自葬于唐咸亨元年（670）的史诃耽与其妻张氏的合葬墓。此墓虽早年被盗，但墓中仍出土有黄金饰物、玻璃残器、东罗马金币、鎏金铜器等，包括一枚带有胡语文字的宝石印章（图8：1）。这枚蓝色圆形宝石印章直径1.6、厚0.5厘米。一面光洁，边凸起；另一面刻有纹饰，中间为一卧狮，其面部清晰，鬃毛直竖。狮子背部有三杈结果实的短枝（树状物，顶生三朵石榴花），周围有一圈字母文字（铭文）。有学者考证该铭文为中古波斯文，意为“自由、繁荣、幸福”，而印章图案中守护的那棵树应是西亚宗教中的生命树，大概是火祆教遗物。狮神守护生命树这一主题源于萨珊波斯艺术，该枚印章应当是在波斯南部制造的。有伊朗学者判定该铭文为巴列维（Pahlavi）铭文，是萨珊王朝的一种祈祷文，可译为“世界宽容！世界宽容！世界宽容！”亦有人根据伊朗学者对这枚宝石印章的释读，推测以石榴为特点的三杈树、狮子图像及印章上的铭文可能和中亚阿什（Ashi）女神崇拜有关系。该枚印章从形制及纹饰来看，应当是来自中西亚的舶来品，萨珊风格比较明显。不过考虑到印章上的文字及史诃耽的粟特人身份，这枚印章应该是中亚粟特一带具有波斯风格的制品，随着史姓粟特人的东迁，这种萨珊式印章也被带入中国。这枚印章出土于墓葬中，显示出主人对其的珍视与身份认同。
此外，2002年在山西太原发掘的北齐徐显秀墓，出土一枚嵌蓝宝石金戒指及一枚素面指环（图8：2）。嵌蓝宝石金戒指工艺复杂，由黄金戒托、戒指环与宝石戒面组成，宝石戒面镶嵌在黄金戒托正中。戒指环在靠近戒托两端各刻有三分之一的怪兽纹饰，似龙飞龙，似狮非狮。椭圆形蓝宝石戒面上阴雕一个戴头盔、双手持杖形器的人物形象。张庆捷先生等认为该戒指具有粟特艺术风格，但只是一件豪华的首饰，象征着社会地位及财富，最多还寓含着少许护身符的作用。不过从戒面上描绘的手持大棒的人物形象来看，应该描绘的是希腊赫拉克勒斯（执金刚神）的形象，是中西亚地区钱币及印章铭文上的常见纹饰。有学者将其与萨珊朝印章图案比较，发现有较大的相似性，具有继承希腊罗马神话传说的琐罗亚斯德教文化色彩。徐显秀墓无论是壁画还是出土文物，都有浓郁的中亚文化色彩，如人物服饰上的联珠菩萨纹等，显然和北齐胡风盛行有关。这枚戒指上的宝石采用阴雕工艺，以及刻绘人物双手持杖显然既有波斯风亦有希腊风，和当时北朝时期的胡人东来有关。因而这枚戒指和指环大概也应属于舶来品，和中亚特别是粟特系胡人的东来活动有关。
除此之外，还有几件与此相类似的饰物。如1973年在山西寿阳县贾家庄北齐定州刺史库狄回洛墓出土一件玛瑙狮形雕饰（图8：3），出自棺内中间一具人骨的腰部，紫黑色中间带一圈天然的白色弦纹，扁薄椭圆形，有宽边，一面中间阴刻一狮，昂首翘尾，作缓行状。该阴刻雕饰和北齐徐显秀墓出土的宝石戒指有很多相似之处。同墓亦出土玛瑙珠饰、玻璃器等，应该也是北齐统治时期的中西亚制品，属于粟特系珠饰系统。
1983—1992年河南偃师杏园唐墓M902出土一枚金戒指（图8：4），戒指环体厚重，上嵌椭圆形紫色水晶，水晶上浅刻两字，文字为中古时期的巴列维语。文字释读已经日本专家森本公诚考证，自右至左缀列为“’pd”，读作“apd”或“aad”，意思是“好极啦!”“奇妙无比!”等到后来的伊斯兰时代，又增加了“值得称赞”的意思。萨珊王朝的银币上锤印有这种铭文。而刻有这种铭文的印章，设在法国巴黎的国立公文书馆中有一件，出土地点不明。镶嵌紫水晶的手工艺，更贴近萨珊波斯、犍陀罗等在金银器制作上的独特风格，不排除其为一件舶来品，至于携带者，可能也是粟特系民族。
类似风格的宝石戒指在中古北方其他地区也有出土。1997年，新疆伊犁昭苏县波马73团场发现一座古墓葬，出土一批罕见的金银器，如镶嵌红宝石金面具、镶嵌红宝石金盖罐等，也包括一枚镶嵌红宝石金戒指。戒指为金质，嵌红宝石，戒面为椭圆形。戒面周缘为点焊的两圈细金珠点，构成不甚明显的三角形。戒指与戒面相对的一面亦有镶嵌宝石的基座，似黄豆粒般大小，原镶嵌的宝石已经佚失（图9：1）。1976年，河北赞皇出土东魏李希宗墓志及文物，包括三枚拜占庭金币，还有金戒指一枚（图9：2），上嵌一青金石，呈蓝灰色，刻一鹿，周有联珠纹，无论是从纹饰风格还是式样上看，都应是中西亚传入品，是作为一种装饰品使用。该戒指上的青金石及所刻纹饰与隋李静训墓出土项链上的饰物相似，李静训墓出土项链由28颗嵌小珍珠的金球组成，上端有个扣钮，中央镶嵌着一颗青金石，青金石凹雕一只大角鹿。有学者认为这种金属制作工艺及凹雕纹饰与技法，大概属于阿富汗、巴基斯坦一带产品，多少可以归入犍陀罗艺术系统。此外，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夫人吴辉棺中出土了一枚金戒指（图9：3），戒面上雕一裸体人物手执弧形花环。戒面石质大概是一种类似青金石的宝石，宝石石面上雕一人，右腿前迈，双手上举，两侧各垂一囊状物。有学者认为大概是中亚的阿纳希塔女神形象。这几类戒指大概也属于戒面印一类，推测其原产地是萨珊或中亚犍陀罗等地区。这类饰物的出现和中西亚胡人特别是粟特人的迁徙活动有关。
河北东魏李希宗墓、北周李贤夫人墓与新疆昭苏县波马古墓出土的宝石金戒指的戒面上均刻有人物或动物形象，各有特点。但相同之处是，这些纹饰中的人物形象均非中原人物，就人的形象而言，如果和西方印章比较，也颇有波斯艺术的风格；而其中的动物类如狮子、鹿等也多为萨珊印章中的常见主题。因而虽然它们属于戒指类饰物，但也应归为印章或珠饰一类，颇类似波斯戒面印章与珠宝。上述这些宝石印章及戒指大概多为舶来品，应当是中古时期沿丝绸之路而来的粟特系胡人带来的。
此外，陕西历史博物馆2010年征集品中，也有一些来自甘肃临夏出土的玛瑙印章。印章直径1—2.5厘米，均为圆形，内容主要分为狮子、雄鹰等动物以及手持兵器或与猛士搏斗的勇士、骑士两类（图10）。大多有穿心孔，此类器物在甘肃、青海、新疆以及内蒙古等丝绸之路沿线均有少量发现，颇有萨珊波斯风格。虽然这些征集品没有明确出土地点，也不排除是仿制品或当地制品，但不能否认这些征集印章具有的西方色彩。考虑到河西走廊沿线亦是中古粟特人活跃地区，这些印章也多少可以归入丝绸之路贸易用印。
总而言之，中古时期北方及西北地区的墓葬中偶或有一些西方风格的印章或珠饰等出土，这种印章和珠饰又与新疆（西域）等地同时期的出土物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现象并不是偶然的，它们的出现显然应当和中古时期陆上丝绸之路的人员迁徙、商业贸易等的发展有关。中古时期是陆上丝绸之路的活跃期，中国和中亚、西亚等地政治交往密切，人员往来频繁，相应的文化交流也得以展开，大到丝绸、狮子、鸵鸟，小到印章及饰物等，其中印章（珠饰）物品虽然微小，但也是作为流动迁徙人员的随身物品而流动，具有一定的身份标识等特征，多少也承载了文化的传播功能。从印章出土地如中亚、西域、河西以及北方地区来看，这类印章珠饰的出现与粟特人的活动轨迹有所重合，其艺术风格也具有波斯粟特色彩，因而中古时期印章的传播与粟特人的活动有密切的关系，这个群体在传播文化与促进交流方面的作用值得进一步认识与挖掘。
作者：韩香
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 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