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头博物馆一级文物  丝路遗珍汉铜镇

虎噬鹿

在圆形底座上，一对虎鹿相互盘踞着。虎大张着嘴，咬着鹿的脖子，恨不得一口把鹿活吞进肚子。鹿遭受突如其来的袭击，满眼惊恐，剧痛使它不由地四肢蜷缩，张大嘴喘息。

汉代虎噬鹿铜镇 底径6.7厘米，高4厘米

席镇流行于春秋时期，不仅用于压席的四角，也用来固定帷帐的四角。最初造型简洁，质地有玉石、金属等，到汉代，造型及制作工艺逐渐繁复，装饰功能加强。席镇在战国秦汉年间流行了400多年。

根据考古发现，我国先民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掌握利用植物编织席子的技术。古人将篾片等竹类编织出来满铺在地上的垫物称为“筵”，《说文》中记载：“筵，竹席也”；将蒲草、芦苇等编织的垫物称为“席”。魏晋之前，由于没有桌椅这样的家具，人们的起居方式主要是席地而坐。《后汉书》记述薛子礼时称“家贫坐无完席”，说明席如同今天的桌椅板凳一样，是家家户户必备的用品。不管是高高在上的天子还是普通老百姓，坐具都是铺在地上的蒲席或竹席。为了让自己坐着更舒服，他们会在地上铺好几层筵或席，不过席的具体层数有严格的规定。《礼记》中记载：“天子之席五重，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意思是说天子之坐铺五层席，诸侯铺三层席，士大夫铺两层席，当时以铺席层数的多少来区别地位的尊卑。除了坐具之外，席也被古人用作卧具，如《史记》中记载吴起“卧不设席，行不骑乘”，这里的席指的就是卧具。

因为材质的原因，席不仅容易卷边，而且起身时还会移动。在今天看来，移动座位不是什么大事，但是在崇尚礼法制度的古代，这可是件“大事故”。《史记》中就有一则与席移动的相关故事，说商鞅第二次拜访秦孝公时，详细地阐述了变法方略，秦孝公听得入神，不由地向商鞅靠近，以致膝盖超出了自己坐席的边缘，坐席整体也随之发生移动，尴尬万分。为了保证席一直处于正位，古人就在席的四角放置重物用来镇压，席镇随之出现并流行开来。后来，人们不仅用席镇压席子的四角，也用来固定帷帐的四角。

席镇于春秋时期开始流行，并以玉为尚，有的古籍中直接写作“瑱”。最初造型简洁，多为秤锤形、铜盖形、半球形等，质地有玉石、金属等，到汉代，造型及制作工艺逐渐繁复，装饰功能加强，为了更好地压住席的四角，工匠们还会往席镇里灌满细沙或铅，使之成为实心，增加重量。这一时期的席镇的形制大多为动物造型，常见的有虎、豹、羊、鹿、龟、蛇、熊等，这是因为汉代人认为它们具有驱除灾难、带来吉祥的神奇能力。席镇在战国秦汉年间流行了400多年。

汉代，室内的家具陈设基本延续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席、床、榻、几、案的组合格局，所以，王公贵胄之家的地面和床榻上都要铺席子。席子无处不在，而席镇天生就是贵族用品，它们的精美奢华，隐喻的文化内涵，彰显着主人的社会地位。西汉文人邹阳在《酒赋》中说：“召皤皤之臣，聚肃肃之宾，安广坐，列雕屏，绡绮为席，犀璩为镇。”绡绮是轻薄的丝绸，犀璩（qú）是美玉的一种。以丝绸为席，以美玉为镇，这绝非普通人家可以享用。邹阳是汉文帝儿子梁孝王的门客，整天陪着他吟诗作赋，这篇《酒赋》就写于梁府，因此绝非虚言，真实再现了王侯将相的奢华生活。

在包头博物馆《九原长歌——包头古代历史文化陈列》展厅就有一套古风十足的汉代虎噬鹿铜镇，共4件，尺寸一致，出土于包头市九原区卜太汉墓。出土时，其中2件铜镇表面锈蚀、磨损严重，另外2件造型纹饰细节依稀可辨：虎张开大嘴，咬噬在鹿颈上，小鹿因为剧痛四肢蜷缩、大口喘息着，眼中流露出绝望和对死亡的恐惧。器物整体将鹿被猛虎捕食的无奈和惊惧的瞬间刻画得生动又富有张力，线条流畅，写实性强，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造型沿袭了春秋战国时期北方式青铜器的风格特点，是研究汉代北方社会生活和审美情趣的重要材料。

这套虎噬鹿铜镇的造型颇具战国秦汉时期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特点。上迄商代，下至两汉，各类独具北方游牧部族风格的青铜器集中出土于我国北方长城地带，学者们称之为“北方系青铜器”，因这类青铜器在鄂尔多斯地区大量出土，且序列清晰、特征明显，所以又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其中，虎噬鹿、鹰逐鹿、牛虎斗等动物相搏的造型纹饰是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中数量较大、艺术造诣较高的部分。这类器物中，为将各类猛兽形象的立体性和写实性表现得更加生动，通常运用圆雕、透雕、高浮雕等多种雕刻技艺。

虎噬鹿铜镇以草原上常见的动物为主题，用白描手法表现出动物之间的关系，造型既有北方游牧部族的纹样风格，也有典型的中原文化装饰工艺，不仅体现出当时汉王朝对游牧文化吸纳兼容的态度，也说明当时草原丝绸之路是双方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更是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交往交融的见证。

【自白】且听弦外有余音

嗨，大家好！在我出场之前，先提个问题：你们知道现代人常说的“一席之地”“席位”是从哪儿来的吗？原来，在椅子出现前，人们是正坐在席子上会客的，即席地而坐。正坐是我国古代一项很重要的传统礼仪，臀部放于脚踝，上身挺直，双手规规矩矩地放于膝上。大席满铺地面称“筵”，筵上面再铺供人坐的小席垫称“席”。一个席垫坐一个人，即席位、一席之地。

《礼记》说，“天子之席五重，而诸侯用三重，大夫两重。”贫苦人家可以无席铺垫，但对于贵族来说，居必有席，否则就是违礼。席子由丝绸、竹子、稻草、藤蔓和芦苇等编织而成。为了避免起身、落座时席子移位有失礼仪，也为了防止席子的四角翻卷，我便应运而生，压在席子四角，使之平整，人们称我为“席镇”。后来，人们不仅用我压席子，也压帷帐等需要平整却又容易卷边或移动的东西。

我兴起于春秋战国时代，鼎盛于汉魏晋时期，人们不仅对我的材质有更高的要求，还有造型、工艺等。汉代，我的材质丰富，有铜、铁、玉、石等，造型多样，有狮、虎、熊、豹、龟、凤鸟等，但万变不离其宗的是，不管我的造型如何美妙，姿态如何蜷曲，底部必须是平坦的，这样方能压住席子四角，席镇4枚一套。

我本是中原产物，汉代时顺着草原丝绸之路进入北方游牧部族的生活。北方工匠将我打造成半球形平底实心席镇。我底径6.7厘米，身高4厘米，看上去体积并不大，这与我的工作性质有关。吸睛的是我的造型，既是北方游牧部族常见的捕猎场景，也是寓意深刻的典故传说。在我的圆形底座上，一对虎鹿相互盘踞着。别看虎和鹿的体型差不多，但它的凶狠劲却甩出鹿好几条街。虎大张着嘴，咬着鹿的脖子，恨不得一口把鹿活吞进肚子。鹿遭受突如其来的袭击，满眼惊恐，剧痛使它不由地四肢蜷缩，张大嘴喘息。

关于虎噬鹿的造型，还有个“居安思危”的典故。战国时期，中山国国君打了几次胜仗后得意忘形，连年用兵，甚至还想进攻强大的邻国。不断兴伐征战犹如火中取栗，相国司马憙（xǐ）想到一计阻止，得到国君的宠妃阴姬的支持。

一天，阴姬睡到半夜从噩梦中惊醒，她哭着向国君讲述了梦境：她在河畔看到一只小鹿饮水，样子特别可爱，不料一只猛虎窜出来，咬住小鹿不放。国君召来司马憙解梦。司马憙说，鹿是我们国家的祥瑞之物，在河边饮水，说明现在是中山国休养生息的时候。虎是外来的猛兽，象征着国外的强敌。这个梦说明，现在与外国开战，只会破坏中山国难得的安定，只有养精蓄锐才是中山国强大的根本。国君听得连连点头，下令铸造了虎噬鹿屏风底座，放在寝宫中时刻提醒自己，只有居安思危，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果然，中山国在战国七雄争霸的夹缝中顽强地生存了200多年。

【观点】文化交融的历史物证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文化的国家。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汉承秦制，中原王朝在与边疆各部族的交往交流过程中，形成了互学互鉴、包容兼蓄、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由此孕育生发了各具特色的文化遗存和遗迹。包头博物馆珍藏的汉代虎噬鹿铜镇即是这种文化特征的历史佐证。

阴山南北、黄河岸边，包头处于宜农宜牧的黄金地带，这里曾经是中原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交融汇聚之地，也是匈奴、鲜卑、突厥、党项等部族与汉族广泛交流融合的前沿地带。上世纪70、80年代，包头地区考古发掘的汉代墓葬遗址遗迹较多，出土文物丰富。2004年，包头市九原区卜太汉墓出土的汉代虎噬鹿铜镇，造型生动、制作精美，侧面体现了当时中原和北方游牧部族间文化交流、商贸往来、民族融合的史实。

关于“镇”，《广雅·释诂》解释为：“镇，重也”，指用重物安定物件之意。席镇，是为了防止席子卷边或移动，用来压席子四角的器物。西汉是席镇使用及制作的鼎盛时期，大量出土实物和文献记载告诉我们，中原汉族人不只将席镇作为镇压帷帐或席角之器物，也是带有辟邪祛恶之用意的符号。

北方少数民族在器物装饰和雕琢方面也采用了多种类型的动物造型和纹饰。上迄商代，下至两汉，在发掘出土的北方青铜器（也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上，大量出现了虎噬羊、鹰逐鹿、虎噬鹿等动物相斗的造型纹饰，形象逼真、惟妙惟肖，具有典型的北方游牧部族文化特征。

汉代虎噬鹿铜镇作为典型的中原式青铜用具，其造型采用北方游牧部族崇尚或崇拜的纹样纹饰，不仅说明北方地区的动物相斗纹饰已经融合到中原地区的文化艺术创作中，也证明当时中原与北方游牧部族已经有了广泛持久的文化交流和商贸往来。

《汉书·匈奴传》有“北边自宣帝以来，数世不见烟火之警”和“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的记载，这样安宁和平的社会状态，为各民族在文化特色、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等方面提供了相互学习、借鉴的契机，由此衍生出一系列文化认同度较高的产物。席镇虽然只是一个生活用具，但是在古代能工巧匠的精雕细琢、巧妙构思下，已经升华为文化交融的艺术精品，成为见证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有力历史物证。

（叶永晟 作者系包头博物馆副馆长、副研究馆员）

【史话】小器具大艺术

出土于包头的这4件虎噬鹿铜镇，将北方系青铜器的经典造型风格与中原传统生活用器结合于一身，是汉代草原丝绸之路上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汉武帝时期，汉廷派卫青取河南地，建朔方郡，匈奴势力移至阴山以北。武帝以后，匈奴附汉，双方的生活方式和习俗彼此习染，衍生出多种文化认同度较高的产物。

魏晋时期以前，室内家具陈设组合格局基本为席、床、榻、几、案，草席在居家生活中是不可或缺之物。草席是用柔韧的草茎编织的席子，容易卷起来。古人便用席镇压在草席的四角，起到固定作用。战国时期，席镇的使用范围扩展到车中，到了西汉，由于屋内陈设的缘故，铺席之地较多，席镇的使用达到顶峰。

虽然只是一个生活用具，但是古代的能工巧匠不仅重视工艺还注重材料，将小小压席器具升华到大美的艺术，使其实用与美好意义结合。席镇的材质多种多样。据史料记载，最初的席镇以玉为尚，但出土实物仅见印山越王墓中的几何形八棱玉镇。石质席镇偶见，金属质地居多。在金属席镇中，铜质席镇发现最多，保存最好。据统计，铜席镇的数量约占汉代出土席镇总体数量的四分之三。

随着社会经济生产力和审美观的提高，对席镇的造型和装饰工艺要求也越来越高。由最初的椭圆形到春秋时期相对简单的几何形状，两汉时期多数为卷曲盘伏的动物造型，常见的有虎、豹、羊、鹿、熊、龟、骆驼等，少数为人形、博山形等。玉石材质的席镇多以阴刻线条为装饰，金属材质席镇中铜质的装饰最丰富，有鎏金、错金银、嵌宝石、嵌贝、涂朱、彩绘等工艺，整体造型以圆雕为主，并在席镇体内填充铅、锡等金属或者沙来加大比重，使得席镇更便于压置坐席。除此之外，席镇精美的制作工艺和独特的造型还可供人们欣赏把玩。

席镇多样化的造型和工艺，反映了所处时代的审美情趣和社会风气，也是当时人们丰富文化内涵的反映。魏晋以后，随着家具式样的变化，椅子逐渐进入人们的生活，人们由席地而坐变成垂足而坐，席镇逐渐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