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城（科拉斯纳亚瑞希卡遗址）
吉尔吉斯斯坦科拉斯纳亚·列奇卡遗址涅槃造像考
摘要: 吉尔吉斯斯坦科拉斯纳亚·列奇卡（Krasnaya Rechka）遗址内发现3座佛寺，第2佛寺保存有残长8米的泥塑涅槃像，是楚河流域已知唯一的大型涅槃造像。本文依据考古发掘、调查报告明确涅槃造像出土情况、所属寺院形制，分析出土遗物特征、寺院营建过程及历史发展背景，认为这躯涅槃造像年代在630～719年间，受到塔里木盆地佛教涅槃造像影响。 ... ...
周睿麟：吉尔吉斯斯坦科拉斯纳亚·列奇卡遗址涅槃造像考
来源：《西域研究》2026年第1期
吉尔吉斯斯坦科拉斯纳亚·列奇卡遗址涅槃造像考[1]
周睿麟
内容提要
吉尔吉斯斯坦科拉斯纳亚·列奇卡（Krasnaya Rechka）遗址内发现3座佛寺，第2佛寺保存有残长8米的泥塑涅槃像，是楚河流域已知唯一的大型涅槃造像。本文依据考古发掘、调查报告明确涅槃造像出土情况、所属寺院形制，分析出土遗物特征、寺院营建过程及历史发展背景，认为这躯涅槃造像年代在630～719年间，受到塔里木盆地佛教涅槃造像影响。
科拉斯纳亚・列奇卡遗址（新城）
楚河流域古代遗址众多，早在19世纪末，俄国学者巴托尔德（V.V.Bartold）便在这一地区进行科学调查。此后苏联考古学者伯恩施塔姆（A.N.Bernstam）、科兹拉索夫（L.R.Kyzlasov）等人在此开展了多年考古工作。20世纪末日本学者加藤九祚系统梳理了中亚北部佛教遗存，对楚河流域阿克·贝希姆（Ak-Besim）、科拉斯纳亚·列奇卡（Krasnaya Rechka）遗址内佛寺进行了详尽介绍。[2]近年来这一地区佛教遗存逐渐引起国内学者重视，努尔兰·肯加哈买提以碎叶古城（即阿克·贝希姆遗址）为研究对象，全面回顾碎叶考古发现与研究，对碎叶考古遗存进行细致分析，首次论述碎叶文化的整体面貌。其中一节专门探讨了碎叶佛教遗存。[3]尔后张建林、姚崇新在前者基础上对楚河流域佛教遗存进一步展开讨论。[4]
相较阿克·贝希姆，学界对科拉斯纳亚·列奇卡佛教遗存的关注有所不足。科拉斯纳亚·列奇卡遗址位于楚河南岸、阿克·贝希姆遗址西北，西距吉尔吉斯共和国首都比什凯克36公里，有城墙环绕，面积约400平方公里，是中世纪楚河流域的重要城市（图1）。据粟特语文书记载，该城在中世纪被称为“新城”[5]，《新唐书·地理志》也提到“自碎叶西四十里至米国城，又三十里至新城。”[6]上世纪考古工作者在科拉斯纳亚·列奇卡遗址两座佛寺开展工作，发现唐式造像碑、金铜佛像、涅槃塑像等佛教遗存，其中泥塑涅槃像残长8米，是楚河流域已知唯一的大型涅槃造像。[7]2010～2015年吉尔吉斯—俄罗斯联合考古队在遗址西侧揭示出第3座佛寺。[8]我国以往研究大多聚焦于科拉斯纳亚·列奇卡遗址出土唐式造像碑，涅槃大像至今未见有专门论述，甚至连造像所在位置尚不明确。据加藤九祚介绍，涅槃造像位于科拉斯纳亚·列奇卡第2佛寺后回廊。[9]努尔兰·肯加哈买提则以为涅槃像出自该遗址第1佛寺。[10]原版俄文报告没有准确命名佛寺，[11]或因此导致分歧。加藤九祚亲身发掘过科拉斯纳亚·列奇卡佛寺遗址，其描述与俄文原版报告记载相符，本稿采用加藤氏的命名。
图1 科拉斯纳亚·列奇卡遗址平面图[12]
一 涅槃造像情况
科拉斯纳亚·列奇卡第2佛寺位于遗址东南部，1961～1963年考古学者科杰米亚科（P.N.Kozhemyako）、1978～1983年戈利亚切娃（V.D.Goryacheva）和拜帕科夫（K.M.Baipakov）相继发掘了科拉斯纳亚·列奇卡第2佛寺，1989年出版考古报告一并刊布此前成果。[13]1996年戈利亚切娃和加藤九祚等人在第2佛寺东侧继续展开发掘，[14]略述发掘成果如下。
第2佛寺建在古老的建筑废墟上，现存由主室和三面环绕主室回廊组成的回字形佛寺，坐西向东（图2）。回廊墙壁由土坯砌成，右回廊[15]壁面上仅有些许壁画残片。左回廊坍塌，仅存残高1.5米的内墙和部分地面。地面可分为时代不同的两层（上下差40厘米），下层地面下有之前建筑痕迹。后回廊长10.4米、宽2.8米、残高4米，券顶。后回廊前壁下方通壁用土坯搭建像台，像台宽1.7米、高1米，其上泥塑释迦牟尼涅槃像，造像损毁严重，仅存腹部和下半身，残长8米，腰部最高处1.5米，推测原身长在12米左右。由躯体表现可知，涅槃像头北脚南面西，右胁累足而卧，腿部曲线衣纹较为稀疏，袈裟轻薄贴体显露出双腿轮廓（图3，图4）。主室长6米、宽6米，环绕四壁设有宽1米、高1米的基座，原来可能放置有塑像。主室地面分为两层（上下差约80厘米）。下层地面堆积没有发现遗物。上层地面堆积出土壁画残片、黏土装饰及写在桦树皮上的梵文佛经，婆罗谜字体呈现7～8世纪风格特征。
图2 科拉斯纳亚·列奇卡第2佛寺平面图[16]
图3 科拉斯纳亚·列奇卡第2佛寺涅槃塑像局部[17]
图4 科拉斯纳亚·列奇卡第2佛寺残存涅槃塑像[18]
考古发掘表明第2佛寺建筑可分为两期（同图2），第一期寺院由方形主室和四面环绕的回廊组成。第二期建筑向东扩张，东侧回廊外墙被拆除，随之左右回廊外墙向前延伸，主室和回廊的地面都有所升高。此外，之前的壁画被涂上石膏，石膏上绘制新的壁画。根据主室上层地面堆积中发现的钱币和梵文桦树皮佛经，发掘者判断寺院改建于8世纪中叶，寺院的废弃大概发生在8世纪后半期。[19]通过考古发掘可以确定，科拉斯纳亚·列奇卡第2佛寺后回廊前壁涅槃台在寺院第一期已经存在并沿用至第二期，[20]涅槃塑像系寺院始建时的原初设计。
值得注意的是，科拉斯纳亚·列奇卡第2佛寺涅槃像头北脚南面西、右胁累足而卧的姿势与佛经记载相符。后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译《长阿含经》云：“尔时世尊入拘尸城，向本生处末罗双树间。告阿难曰：‘汝为如来于双树间敷置床座，使头北首，面向西方。所以然者，吾法流布，当久住北方。’对曰：‘唯然。’即敷座，令北首。尔时世尊四牒僧伽梨，偃右胁如狮子王，累足而卧”[21]。原始巴利文《大般涅槃经》也有相应记载，[22]该涅槃像造作应参照了相关经典记述。右胁累足而卧涅槃像约在2世纪诞生于犍陀罗，尔后成为印度、中亚乃至东亚涅槃造像的通行样式，[23]但涅槃造像方位并未呈现出明显规律性。中亚地区科拉斯纳亚·列奇卡第2佛寺、巴米扬东寺、塔帕·萨达佛寺、阿吉纳·特佩佛寺，乃至汉地河北唐县卧佛寺等遗址中的涅槃造像，[24]均以头北脚南面西、右胁累足而卧的姿势表现，可视为对涅槃经典更为严格的遵循。
二 涅槃造像年代
科拉斯纳亚·列奇卡第2佛寺涅槃塑像严重受损，难以根据造像自身风格确定年代，因此造像所在寺院营建过程及共存遗物特征成为断代的重要线索。科拉斯纳亚·列奇卡遗址发现的唐式造像碑备受我国研究者关注，然而国内学者对该遗址整体发掘情况不甚了解，仅局限于造像碑自身内容分析，难以揭示其蕴藏的更多历史信息。该碑于第2佛寺附近采集，与第2佛寺相关联。[25]现藏于吉尔吉斯—俄罗斯斯拉夫大学博物馆，碑高64、宽36、厚16厘米（图5）。碑正面开尖拱形龛，龛内上段雕造一佛二菩萨，主尊结跏趺坐，佛头部残损，有线刻桃形头光，内着僧祇支，外披袒右肩袈裟，左手抚膝，右手执袈裟衣角，坐于仰莲座上。莲座下方主干莲茎向两侧伸出分支，上承小莲台，莲台上各立一胁侍菩萨，二者造型相近，上身挎帔帛，下身着裙，右手上举至胸前，左手下垂。龛内下段中央为香炉，左右各蹲一狮。造像碑底座正面中央刻发愿文，可识读内容为：“清……佛弟子……公敬造……并……年五月造”[26]。两侧开方形龛雕供养人像，每龛二人，朝向正中。内侧二人胡跪，手持供物，应为造像主夫妇。外侧二人站立，应为侍者。碑两侧各线刻一身天王像，背面线刻一身坐佛。研究者认为该造像碑与瑞士苏黎世莱特博格博物馆藏龙朔二年（662）袁义余造像碑、邺城北吴庄出土上元二年（675）张弘亮造阿弥陀像碑相似。[27]
图5 科拉斯纳亚·列奇卡第2佛寺唐式造像碑[28]
楚河流域唐式造像的出现密切关联唐朝经营西域的政治与文化背景。调露元年（679）裴行俭平定西突厥十姓可汗都支、遮匐叛乱后，时任安西都护王方翼在碎叶新筑一城，碎叶始代焉耆成为四镇之一。垂拱二年（686）西突厥再次反叛，遂“拔四镇”[29]。长寿元年（692）王孝杰破吐蕃，复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30]唐廷设碎叶镇守使对楚河流域实行有效统治。作为唐朝官员身份象征的龟符、鱼符在楚河流域各发现一件，龟符上阴刻文字“左豹韬卫翊府右郎将员外置石沙陁”，透露其主人是来自石国的蕃将。[31]鱼符上刻有“突骑施国第三”，原应为突骑施人所有。[32]这些实例反映了唐朝经营碎叶的史实。圣历（698～700年）前后，突骑施首领乌质勒攻占碎叶，即徙牙帐于此，武后封其为瑶池都督。[33]开元七年（719）十姓可汗请居碎叶，唐廷许之，以焉耆备四镇。[34]可知开元初唐朝逐渐失去对碎叶的掌控。天宝七年（748）北庭节度使王正见到达碎叶时，已是“城壁摧毁，邑居零落”[35]。综上，楚河流域唐文化元素的出现最可能发生在调露元年（679）至垂拱二年（686）以及长寿元年（692）至开元七年（719）之间。科拉斯纳亚·列奇卡第2佛寺唐式造像碑年代也应在此时期，与自身时代特征相吻合。
如前所述，第2佛寺约在8世纪中叶发生过改建，唐式造像碑年代早于8世纪中叶，应与第2佛寺第一期关联。按常理分析，佛寺的营建应不晚于造像碑，因此可将第2佛寺第一期年代下限定在679～719年之间。玄奘经过此地时，未有佛教相关的记载，故而戈利亚切娃认为7世纪30年代以前塔拉斯流域和楚河流域尚未出现佛教寺院。[36]尽管一些学者提出楚河流域最早的佛教寺院可能出现在6世纪，[37]在缺乏有力证据的情况下，笔者倾向于采纳戈利亚切娃的说法。由此，科拉斯纳亚·列奇卡第2佛寺始建年代可以初步判断在630～719年间，涅槃造像既然属第2佛寺第一期，其年代当亦如是。
三 涅槃造像来源
尽管科拉斯纳亚·列奇卡第2佛寺涅槃像本体残毁，结合造像所在建筑形制及配置情况仍可进一步探讨其来源。该涅槃像为楚河流域孤例，而邻近地区皆有造作大型涅槃像的传统（图6），楚河流域涅槃造像应受到外来佛教文化影响。回字形佛寺后回廊配置涅槃造像的实例还见于塔里木盆地焉耆、高昌等地。高昌地区两例见于高昌故城V寺、胜金口第1号寺院F1寺，二者皆在回字形佛殿后回廊前壁泥塑大型涅槃像，[38]回廊其余壁面绘具有高昌回鹘特征的誓愿画，[39]年代属10世纪后半至13世纪初叶高昌回鹘佛教时期，[40]与科拉斯纳亚·列奇卡第2佛寺涅槃造像年代相距较远。
图6 大型涅槃造像分布示意图（笔者绘）
锡克沁遗址为焉耆境内发现规模最大的佛教遗址，由地面佛寺和开凿于北部山崖的石窟组成，锡克沁C4、F4、L6寺皆在回字形佛寺后回廊后壁设像台，上塑大型涅槃像（图7，图8）。F4寺后回廊涅槃像损毁严重，残长8.75米，涅槃台两侧另有低矮像台延伸至左右端壁，上有释迦入涅槃场景相关人物塑像。后回廊前壁通壁设低矮像台，像台中央9身略小于真人的塑像均为交脚坐姿，中央塑像双脚下方有一小台座。[41]9身人物可能为香姓婆罗门和八王，中央人物下方台座或用来摆放舍利，交脚坐姿与锡克沁遗址北部山区第11窟“八王分舍利”壁画中王者姿势相同，[42]F4寺后回廊前壁极有可能是“八王分舍利”场面。研究者考察丝绸之路北道回字形佛寺演变，指出锡克沁回字形佛寺与图木舒克托库孜萨来佛寺呈现出诸多相似性，结合寺院营建过程、出土遗物年代特征，认为锡克沁回字形佛寺建于7世纪中叶至8世纪末。[43]科拉斯纳亚·列奇卡第2佛寺与锡克沁回字形佛寺形制与像设基本一致，年代应大体相当，二者有密切联系。此外，发掘者记述科拉斯纳亚·列奇卡第2佛寺后回廊前壁上方砌有飞檐。[44]这一特征在锡克沁C4、F4佛寺后回廊也有发现，[45]这一现象同样可证两地佛教之关联。
图7 锡克沁F4寺平面图[46]
图8 锡克沁F4寺后回廊塑像[47]
塔里木盆地回字形佛寺后回廊塑涅槃像的做法可追溯至龟兹石窟。龟兹中心柱窟后甬道表现大型涅槃像成为一般化设计，以克孜尔石窟为例，58个中心柱窟后甬道明确表现涅槃像者达40个，可以说涅槃像是龟兹佛教艺术的代表性内容。这些中心柱窟大多属于龟兹造像第二种画风时期，年代约在6、7世纪。[48]锡克沁涅槃造像体现了龟兹的影响，F4寺后回廊右端壁塑像中一女子，头部缺失，胸部裸露，一腿直立，另一腿弯曲，与右侧人物相靠。下身着薄裙，裙底花边垂落在地面（同图8）。此女单腿微曲的姿势颇为少见，却是龟兹涅槃相关造像中魔王夫妇的常见姿式，花边长裙的表现也同龟兹造像如出一辙，且都位于后室右端壁。[49]F4寺后回廊前壁表现八王分舍利，L6寺后回廊同样发现大量属于此场景的武士、马、象、骆驼等泥塑残块。[50]涅槃造像对面设置八王分舍利场面的情况在龟兹中心柱窟多有发现。[51]可见锡克沁回字形佛寺吸纳了龟兹中心柱窟流行的涅槃像与八王分舍利相对配置形式。故而有观点认为，锡克沁回字形佛寺可以看作是龟兹中心柱窟的变体，即将中心柱扩展为内殿，而绘塑内容与布局基本不变。[52]回字形佛寺后回廊表现大型涅槃像的做法在塔里木盆地呈现清晰的发展脉络。
相比之下，在中亚中南部兴都库什山间的巴米扬、山南的加兹尼及山北的巴克特里亚等地，大型涅槃像的表现形式与科拉斯纳亚·列奇卡第2佛寺差异较为明显。中亚中南部涅槃造像传统相当悠久，该地区最初受犍陀罗影响，涅槃造像作为佛传故事最后的场面表现。后来脱离佛传，发展成为具有独立礼拜意义的尊像。[53]2008年，阿富汗—法国联合考古队在巴米扬东寺第I号塔院与第II号塔院间的A9步廊发掘出大型泥塑涅槃像，涅槃像位于A9东壁下方，仅残存右臂，下设涅槃台，根据台座的长度判断，涅槃像原长约15米（图9）。[54]《大唐西域记》记载：“城东二三里伽蓝中有佛入涅槃卧像，长千余尺。其王每此设无遮大会。”[55]既然玄奘曾见过巴米扬东寺涅槃像，可以确定其年代不会晚于7世纪初叶。阿富汗加兹尼塔帕·萨达佛寺和塔吉克斯坦博赫塔尔阿吉纳·特佩佛寺涅槃造像，反映出相同的设计理念，大型涅槃像以主塔为中心，配置在方形塔院一侧，作为绕塔仪式礼拜的尊像之一，此类涅槃造像的年代为7、8世纪。[56]总体看来，中亚中南部大型涅槃像围绕中央主塔配置，科拉斯纳亚·列奇卡第2佛寺没有发现佛塔相关遗迹，寺院形制与像设也和中亚中南部大致同期的塔帕·萨达、阿吉纳·特佩佛寺区别显著，就造像布局而言，难以看出两地涅槃造像的联系。此外，科拉斯纳亚·列奇卡第2佛寺涅槃塑像残存部分衣纹以曲线表现，袈裟轻薄贴体，与克孜尔新1窟后甬道涅槃塑像风格相近。[57]反观阿吉纳·特佩佛寺涅槃塑像，袈裟衣纹用生硬的直线刻画，尽显厚重之感。[58]
图9 巴米扬东寺平面图[59]
综上所述，科拉斯纳亚·列奇卡第2佛寺涅槃造像，当是受塔里木盆地佛教涅槃造像影响产生。统叶护可汗（617～630年在位）时期西突厥汗国势力达到鼎盛，“北并铁勒，西拒波斯，南接罽宾，悉归之，控弦数十万，霸有西域。……西戎之盛，未之有也。”[60]随着版图的扩张，统叶护可汗将其王庭移至楚河流域的千泉地区：“千泉者，地方二百余里，南面雪山，三陲平陆。水土沃润，……泉池千所，故以名焉。”[61]统叶护对西域诸国王“悉授颉利发，并遣吐屯一人监统之”[62]。西域诸国不但岁纳贡赋，还须按时朝觐。[63]随着唐朝势力的不断西进，唐朝获得了包括楚河流域在内的西域地区的实际控制权，并持续至8世纪初叶。这一时期，唐朝治理下的西域各地文化交流畅通无阻，涅槃造像由塔里木盆地传入楚河流域也在情理之中。尔后突骑施、葛逻禄等游牧民族相继占据楚河流域。一种观点认为楚河流域佛教在8世纪中叶已经衰落。[64]但是从考古材料来看，8世纪后该地区佛教仍在流行。科拉斯纳亚·列奇卡第1佛寺位于遗址南部，在多处墙基下方发现突骑施钱币，突骑施钱币发行于8世纪初突骑施汗国建立之后，由此可将第1佛寺年代上限定在8世纪初，其年代下限发掘者根据出土陶瓷及钱币判定在10世纪。第1佛寺虽然保留了回字形平面布局，主室西边却与另外两个房间相连（图10），同时后回廊不再配置涅槃造像，体现出和第2佛寺的差异。[65]塔里木盆地涅槃造像则持续发展，至高昌回鹘时期融合汉地、回鹘因素，一方面借鉴汉地涅槃经变画图像表现，另一方面与高昌回鹘佛教典型誓愿画题材相组合，形成新的表现形式。[66]
图10 科拉斯纳亚·列奇卡第1佛寺平面图[67]
关于楚河流域佛教起源存在不同意见。有学者注意到阿克·贝希姆第1佛寺主室出土镂空青铜板装饰具有浓厚粟特色彩，图案为一对男女相向而坐，二者共持一骆驼小像，因此推测可能是来自中亚的粟特人将佛教传入楚河流域。俄罗斯学者则指出，虽然存在上述可能，但楚河流域的考古发现清晰表明，唐朝的统治对该地区佛教传入具有重要推进作用。[68]最近，岩井俊平基于中亚佛教寺院配置的研究，认为回字形佛寺内配置佛像构成独立寺院的形式，4、5世纪以降在塔里木盆地逐渐占据优势地位，与后来楚河流域佛教寺院的形成有很大关系。[69]本文对科拉斯纳亚·列奇卡第2佛寺涅槃造像的考察，或可为楚河流域佛教源自塔里木盆地之说再添一证。
滑动查阅注释
[1]本研究受到全国考古人才振兴计划资助（项目编号：2024-268）。
[2] 〔日〕加藤九祚：《中央アジア北部の仏教遺跡の研究》，《シルクロード學研究》4，シルクロード學研究セソター，1997年，第121～182页。
[3]努尔兰·肯加哈买提：《碎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4]张建林：《吉尔吉斯楚河流域出土的唐代佛教遗存》，荣新江主编：《丝绸之路上的中华文明》，商务印书馆，2022年，第136～156页；姚崇新：《从西域到中亚：汉地佛教艺术的西渐》，荣新江主编：《丝绸之路上的中华文明》，第157～200页。
[5] 〔日〕加藤九祚：《中央アジア北部の仏教遺跡の研究》，第159页。
[6] 《新唐书》卷四三《地理志》，中华书局，1975年，第1149～1150页。
[7] 〔日〕加藤九祚：《中央アジア北部の仏教遺跡の研究》，第159～182页。
[8] Asan I.Torgoev，Alexey V.Kulish，Evgeny A.Kiy，and Valery A.Kolchenko，“The Buddhist Monastery of Krasnaya Rechka Settlement：The Main Findings 2010-2015”，in Christoph Baumer，Mirko Novák(ed.)，Urban Cultures of Central Asia from the Bronze Age to the Karakhanids，Wiesbaden：Harrassowitz Verlag，2019，pp.349-363.
[9] 〔日〕加藤九祚：《中央アジア北部の仏教遺跡の研究》，第161～166页。
[10]努尔兰·肯加哈买提：《碎叶》，第227～228页。
[11] V.D.Goryacheva，K.M.Baipakov，Osnovnye Itogi Arkheologo-topograficheskogo Izucheniya Krasnorechenskogo Gorodishcha v 1978-1983gg(Krasnaya-Rechka i Burana)，Frunze：Izdatelstvo “Ilim”，1989.
[12]根据〔日〕加藤九祚：《中央アジア北部の仏教遺跡の研究》图6-40添加佛寺地点。
[13] V.D.Goryacheva，K.M.Baipakov，Osnovnye Itogi Arkheologo-topograficheskogo Izucheniya Krasnorechenskogo Gorodishcha v 1978-1983gg(Krasnaya-Rechka i Burana).
[14] V.D.Goryacheva，S.Ya.Peregudova，“Buddiskie pamyatniki Kirgizii”，Vestnik drevnei istorii，2，1996，pp.167-189；〔日〕加藤九祚：《中央アジア北部の仏教遺跡の研究》，第166～178页。
[15]本稿叙述方位皆以建筑内主尊朝向为基准。
[16]采自V.D.Goryacheva，S.Ya.Peregudova，“Buddiskie pamyatniki Kirgizii”，图5，原图未标明方向。
[17]采自V.D.Goryacheva，S.Ya.Peregudova，“Buddiskie pamyatniki Kirgizii”，图4。
[18]采自V.D.Goryacheva，K.M.Baipakov，Osnovnye Itogi Arkheologo-topograficheskogo Izucheniya Krasnorechenskogo Gorodishcha v 1978-1983gg，图版2。
[19] V.D.Goryacheva，S.Ya.Peregudova，“Buddiskie pamyatniki Kirgizii”，p.174；〔日〕加藤九祚：《中央アジア北部の仏教遺跡の研究》，第163～164页。
[20] V.D.Goryacheva，S.Ya.Peregudova，“Buddiskie pamyatniki Kirgizii”，p.172.
[21] 〔后秦〕佛陀耶舍，竺佛念译：《长阿含经》卷三《游行经》，《大正藏》第1册，CBETA 电子佛典集成，第21页上。
[22]段晴等译：《汉译巴利三藏·经藏·长部》，中西书局，2012年，第256页。
[23] 〔日〕宫治昭著；李萍，张清涛译：《涅槃和弥勒的图像学：从印度到中亚》，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92～115页。
[24]巴米扬东寺涅槃造像参见，〔阿富汗〕泽玛里亚拉伊·塔里兹著；〔日〕岩井俊平译：《バーミヤーン東方伽藍の調査成果》，〔日〕宫治昭编集：《アジア仏教美術論集·中央アジアI》，中央公论美术出版，2017年，第257～282页；塔帕·萨达佛寺涅槃造像，参见Taddei，“Tapa Sardar：First Preliminary Report” ，East and West，18，1968，pp.33-135；Taddei，Verardi，“Tapa Sardar：Second Preliminary Report” ，East and West，28，1978，pp.109-124；阿吉纳·特佩佛寺涅槃造像，参见Litvinskij，Zejmal，The Buddhist Monastery of Ajina Tepa，Tajikstan，Rome：IsIAO，2004，pp.100-104；河北唐县卧佛寺涅槃造像，参见周睿麟：《河北唐县卧佛寺摩崖造像调查与分析》，《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3年第8期，第106～118页。
[25] V.D.Goryacheva，S.Ya.Peregudova，“Buddiskie pamyatniki Kirgizii”，p.176.
[26]张建林：《吉尔吉斯楚河流域出土的唐代佛教遗存》，第147页。
[27]张建林：《吉尔吉斯楚河流域出土的唐代佛教遗存》，第151～152页。
[28]采自V.D.Goryacheva，S.Ya.Peregudova，“Buddiskie pamyatniki Kirgizii”，图12、13。
[29]周伟洲：《吉尔吉斯斯坦阿克别希姆遗址出土唐杜怀宝造像题铭考》，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87～389页。
[30] 《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123页。
[31]孟宪实：《唐碎叶故城出土“石沙陁龟符”初探》，《西域文史》第10辑，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81～91页。
[32]努尔兰·肯加哈买提：《碎叶》，第152～153页。
[33] 《册府元龟》卷九六七《外臣部》，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1200页；《新唐书》卷二一五《突厥传》，第6066页。
[34] 《新唐书》卷二二一《焉耆传》，第6230页。
[35] 〔唐〕杜环著；张一纯笺注：《经行记笺注》，中华书局，2000年，第38页。
[36] V.D.Goryacheva，S.Ya.Peregudova，“Buddiskie pamyatniki Kirgizii”，p.172，189.
[37] 〔日〕岩井俊平：《中央アジアにおける仏教寺院の伽藍配置の変遷》，《帝京大学文化財研究所研究報告》第18集，2019年，第79～97页。
[38] 〔德〕阿尔伯特·格伦威德尔著；管平译；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吐鲁番学研究院编著：《高昌故城及其周边地区的考古工作报告（1902～1903年冬季）》，文物出版社，2015年，第41～44、129～140页。
[39]誓愿画内容为释迦牟尼于过去世发愿、供养诸佛，从而获得授记将来成佛。高昌回鹘时期这一题材十分流行，采用程式化构图，每组画面以高大立佛为中心，供养胁侍人物分列两侧，供养人与立佛体量差异明显，是高昌回鹘代表性佛教艺术表现。参见承哉熹：《柏孜克里克石窟誓愿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
[40]夏立栋：《高昌石窟分期与谱系研究》，《考古学报》2022年第2期，第201～224页。
[41]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西北民族大学，上海古籍出版社：《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锡克沁艺术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63～165页。
[42]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西北民族大学，上海古籍出版社：《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锡克沁艺术品》，第356～359页。
[43]任婧：《新疆锡克沁佛寺的建筑类型、组合与年代》，四川大学博物馆，四川大学考古学系，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编：《南方民族考古》第16辑，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177～214页。
[44] V.D.Goryacheva，K.M.Baipakov，Osnovnye Itogi Arkheologo-topograficheskogo Izucheniya Krasnorechenskogo Gorodishcha v 1978-1983gg(Krasnaya-Rechka i Burana)，p.22.
[45]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西北民族大学，上海古籍出版社：《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锡克沁艺术品》，第161页。
[46]采自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西北民族大学，上海古籍出版社：《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锡克沁艺术品》，图版33.4。
[47]采自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西北民族大学，上海古籍出版社：《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锡克沁艺术品》，图版35.1。
[48]德国学者根据20世纪初德国吐鲁番探险队的调查成果，将龟兹壁画分为前后相继三种画风，结合窟内婆罗谜题记字体，勘定第一种画风年代为6世纪，第二种画风为7世纪，第三种画风为8～9世纪。目前学界在此理论基础上加以修订，认为第一种画风年代在5、6世纪，第二种画风年代约在6、7世纪，第三种画风年代在8、9世纪，前两者较多体现龟兹本地特征，后者则显示出来自汉地及回鹘的新要素。参见〔德〕阿尔伯特·冯·勒柯克，恩斯特·瓦尔德施密特著；巫新华，管平译：《新疆佛教艺术》卷七，新疆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573～583页；王芳：《试论龟兹石窟第二种画风洞窟券顶壁画的禅观意涵——从克孜尔171窟、110窟与森木塞姆48窟出发》，《中华佛学研究》2017年第18期，第83～112页。
[49] Monika Zin，Representations of the Parinirvana Story Cycle in Kucha，Delhi：Dev Publishers，2020，pp.36-40.
[50]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西北民族大学，上海古籍出版社：《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锡克沁艺术品》，第169～170页。
[51]如克孜尔第8、17、27窟，森木塞姆第30、44窟，克孜尔尕哈第11、46窟。
[52]林立：《西域古佛寺》，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160、165页。
[53] 〔日〕宫治昭著；李萍，张清涛译：《涅槃和弥勒的图像学：从印度到中亚》，第472页。
[54] 〔阿富汗〕泽玛里亚拉伊·塔里兹著；〔日〕岩井俊平译：《バーミヤーン東方伽藍の調査成果》，第270～271页。
[55] 〔唐〕玄奘，辩机撰；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卷一，中华书局，2000年，第132页。
[56] Verardi，Paparatti，From Early to Late Tapa Sardar: A Tentative Chronology，East and West，55，2005，pp.434-438；Litvinskij，Zejmal，The Buddhist Monastery of Ajina Tepa，Tajikstan，p.20.
[57]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拜城县克孜尔千佛洞文物保管所，北京大学考古系编：《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三）》，文物出版社，1997年，图175。
[58] Litvinskij，Zejmal，The Buddhist Monastery of Ajina Tepa，Tajikstan，fig.65.
[59]采自〔阿富汗〕泽玛里亚拉伊·塔里兹著；〔日〕岩井俊平译：《バーミヤーン東方伽藍の調査成果》，图2。
[60] 《旧唐书》卷一九四《突厥传》，第5181页。
[61] 〔唐〕玄奘，辩机撰；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卷一，第76～77页。
[62] 《旧唐书》卷一九四《突厥传》，第5181页。
[63]薛宗正：《突厥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284～285页。
[64]杨富学：《突厥佛教杂考》，《中华佛学学报》2003年第16期，第401～415页。
[65] V.D.Goryacheva，K.M.Baipakov，Osnovnye Itogi Arkheologo-topograficheskogo Izucheniya Krasnorechenskogo Gorodishcha v 1978-1983gg (Krasnaya-Rechka i Burana)，pp.36-38.
[66]如柏孜克里克第16、31、33、42窟为长方形券顶洞窟，沿后壁砌涅槃台，绘塑涅槃变，左右壁绘大幅誓愿画。参见夏立栋：《高昌石窟分期与谱系研究》，《考古学报》2022年第2期，第201～224页；〔德〕A.格伦威德尔著；赵崇民，巫新华译；贾应逸审校：《新疆古佛寺：1905—1907年考察成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39～445、487～494、514～516页。
[67]采自〔日〕加藤九祚：《中央アジア北部の仏教遺跡の研究》，图6-60。
[68]努尔兰·肯加哈买提：《碎叶》，第230、266～269页。
[69] 〔日〕岩井俊平：《中央アジアにおける仏教寺院の伽藍配置の変遷》，第95页。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博士后）
来源：《西域研究》2026年第1期
吉尔吉斯斯坦科拉斯纳亚·列奇卡遗址涅槃造像考[1]
周睿麟
内容提要
吉尔吉斯斯坦科拉斯纳亚·列奇卡（Krasnaya Rechka）遗址内发现3座佛寺，第2佛寺保存有残长8米的泥塑涅槃像，是楚河流域已知唯一的大型涅槃造像。本文依据考古发掘、调查报告明确涅槃造像出土情况、所属寺院形制，分析出土遗物特征、寺院营建过程及历史发展背景，认为这躯涅槃造像年代在630～719年间，受到塔里木盆地佛教涅槃造像影响。
科拉斯纳亚・列奇卡遗址（新城）
楚河流域古代遗址众多，早在19世纪末，俄国学者巴托尔德（V.V.Bartold）便在这一地区进行科学调查。此后苏联考古学者伯恩施塔姆（A.N.Bernstam）、科兹拉索夫（L.R.Kyzlasov）等人在此开展了多年考古工作。20世纪末日本学者加藤九祚系统梳理了中亚北部佛教遗存，对楚河流域阿克·贝希姆（Ak-Besim）、科拉斯纳亚·列奇卡（Krasnaya Rechka）遗址内佛寺进行了详尽介绍。[2]近年来这一地区佛教遗存逐渐引起国内学者重视，努尔兰·肯加哈买提以碎叶古城（即阿克·贝希姆遗址）为研究对象，全面回顾碎叶考古发现与研究，对碎叶考古遗存进行细致分析，首次论述碎叶文化的整体面貌。其中一节专门探讨了碎叶佛教遗存。[3]尔后张建林、姚崇新在前者基础上对楚河流域佛教遗存进一步展开讨论。[4]
相较阿克·贝希姆，学界对科拉斯纳亚·列奇卡佛教遗存的关注有所不足。科拉斯纳亚·列奇卡遗址位于楚河南岸、阿克·贝希姆遗址西北，西距吉尔吉斯共和国首都比什凯克36公里，有城墙环绕，面积约400平方公里，是中世纪楚河流域的重要城市（图1）。据粟特语文书记载，该城在中世纪被称为“新城”[5]，《新唐书·地理志》也提到“自碎叶西四十里至米国城，又三十里至新城。”[6]上世纪考古工作者在科拉斯纳亚·列奇卡遗址两座佛寺开展工作，发现唐式造像碑、金铜佛像、涅槃塑像等佛教遗存，其中泥塑涅槃像残长8米，是楚河流域已知唯一的大型涅槃造像。[7]2010～2015年吉尔吉斯—俄罗斯联合考古队在遗址西侧揭示出第3座佛寺。[8]我国以往研究大多聚焦于科拉斯纳亚·列奇卡遗址出土唐式造像碑，涅槃大像至今未见有专门论述，甚至连造像所在位置尚不明确。据加藤九祚介绍，涅槃造像位于科拉斯纳亚·列奇卡第2佛寺后回廊。[9]努尔兰·肯加哈买提则以为涅槃像出自该遗址第1佛寺。[10]原版俄文报告没有准确命名佛寺，[11]或因此导致分歧。加藤九祚亲身发掘过科拉斯纳亚·列奇卡佛寺遗址，其描述与俄文原版报告记载相符，本稿采用加藤氏的命名。
图1 科拉斯纳亚·列奇卡遗址平面图[12]
一 涅槃造像情况
科拉斯纳亚·列奇卡第2佛寺位于遗址东南部，1961～1963年考古学者科杰米亚科（P.N.Kozhemyako）、1978～1983年戈利亚切娃（V.D.Goryacheva）和拜帕科夫（K.M.Baipakov）相继发掘了科拉斯纳亚·列奇卡第2佛寺，1989年出版考古报告一并刊布此前成果。[13]1996年戈利亚切娃和加藤九祚等人在第2佛寺东侧继续展开发掘，[14]略述发掘成果如下。
第2佛寺建在古老的建筑废墟上，现存由主室和三面环绕主室回廊组成的回字形佛寺，坐西向东（图2）。回廊墙壁由土坯砌成，右回廊[15]壁面上仅有些许壁画残片。左回廊坍塌，仅存残高1.5米的内墙和部分地面。地面可分为时代不同的两层（上下差40厘米），下层地面下有之前建筑痕迹。后回廊长10.4米、宽2.8米、残高4米，券顶。后回廊前壁下方通壁用土坯搭建像台，像台宽1.7米、高1米，其上泥塑释迦牟尼涅槃像，造像损毁严重，仅存腹部和下半身，残长8米，腰部最高处1.5米，推测原身长在12米左右。由躯体表现可知，涅槃像头北脚南面西，右胁累足而卧，腿部曲线衣纹较为稀疏，袈裟轻薄贴体显露出双腿轮廓（图3，图4）。主室长6米、宽6米，环绕四壁设有宽1米、高1米的基座，原来可能放置有塑像。主室地面分为两层（上下差约80厘米）。下层地面堆积没有发现遗物。上层地面堆积出土壁画残片、黏土装饰及写在桦树皮上的梵文佛经，婆罗谜字体呈现7～8世纪风格特征。
图2 科拉斯纳亚·列奇卡第2佛寺平面图[16]
图3 科拉斯纳亚·列奇卡第2佛寺涅槃塑像局部[17]
图4 科拉斯纳亚·列奇卡第2佛寺残存涅槃塑像[18]
考古发掘表明第2佛寺建筑可分为两期（同图2），第一期寺院由方形主室和四面环绕的回廊组成。第二期建筑向东扩张，东侧回廊外墙被拆除，随之左右回廊外墙向前延伸，主室和回廊的地面都有所升高。此外，之前的壁画被涂上石膏，石膏上绘制新的壁画。根据主室上层地面堆积中发现的钱币和梵文桦树皮佛经，发掘者判断寺院改建于8世纪中叶，寺院的废弃大概发生在8世纪后半期。[19]通过考古发掘可以确定，科拉斯纳亚·列奇卡第2佛寺后回廊前壁涅槃台在寺院第一期已经存在并沿用至第二期，[20]涅槃塑像系寺院始建时的原初设计。
值得注意的是，科拉斯纳亚·列奇卡第2佛寺涅槃像头北脚南面西、右胁累足而卧的姿势与佛经记载相符。后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译《长阿含经》云：“尔时世尊入拘尸城，向本生处末罗双树间。告阿难曰：‘汝为如来于双树间敷置床座，使头北首，面向西方。所以然者，吾法流布，当久住北方。’对曰：‘唯然。’即敷座，令北首。尔时世尊四牒僧伽梨，偃右胁如狮子王，累足而卧”[21]。原始巴利文《大般涅槃经》也有相应记载，[22]该涅槃像造作应参照了相关经典记述。右胁累足而卧涅槃像约在2世纪诞生于犍陀罗，尔后成为印度、中亚乃至东亚涅槃造像的通行样式，[23]但涅槃造像方位并未呈现出明显规律性。中亚地区科拉斯纳亚·列奇卡第2佛寺、巴米扬东寺、塔帕·萨达佛寺、阿吉纳·特佩佛寺，乃至汉地河北唐县卧佛寺等遗址中的涅槃造像，[24]均以头北脚南面西、右胁累足而卧的姿势表现，可视为对涅槃经典更为严格的遵循。
二 涅槃造像年代
科拉斯纳亚·列奇卡第2佛寺涅槃塑像严重受损，难以根据造像自身风格确定年代，因此造像所在寺院营建过程及共存遗物特征成为断代的重要线索。科拉斯纳亚·列奇卡遗址发现的唐式造像碑备受我国研究者关注，然而国内学者对该遗址整体发掘情况不甚了解，仅局限于造像碑自身内容分析，难以揭示其蕴藏的更多历史信息。该碑于第2佛寺附近采集，与第2佛寺相关联。[25]现藏于吉尔吉斯—俄罗斯斯拉夫大学博物馆，碑高64、宽36、厚16厘米（图5）。碑正面开尖拱形龛，龛内上段雕造一佛二菩萨，主尊结跏趺坐，佛头部残损，有线刻桃形头光，内着僧祇支，外披袒右肩袈裟，左手抚膝，右手执袈裟衣角，坐于仰莲座上。莲座下方主干莲茎向两侧伸出分支，上承小莲台，莲台上各立一胁侍菩萨，二者造型相近，上身挎帔帛，下身着裙，右手上举至胸前，左手下垂。龛内下段中央为香炉，左右各蹲一狮。造像碑底座正面中央刻发愿文，可识读内容为：“清……佛弟子……公敬造……并……年五月造”[26]。两侧开方形龛雕供养人像，每龛二人，朝向正中。内侧二人胡跪，手持供物，应为造像主夫妇。外侧二人站立，应为侍者。碑两侧各线刻一身天王像，背面线刻一身坐佛。研究者认为该造像碑与瑞士苏黎世莱特博格博物馆藏龙朔二年（662）袁义余造像碑、邺城北吴庄出土上元二年（675）张弘亮造阿弥陀像碑相似。[27]
图5 科拉斯纳亚·列奇卡第2佛寺唐式造像碑[28]
楚河流域唐式造像的出现密切关联唐朝经营西域的政治与文化背景。调露元年（679）裴行俭平定西突厥十姓可汗都支、遮匐叛乱后，时任安西都护王方翼在碎叶新筑一城，碎叶始代焉耆成为四镇之一。垂拱二年（686）西突厥再次反叛，遂“拔四镇”[29]。长寿元年（692）王孝杰破吐蕃，复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30]唐廷设碎叶镇守使对楚河流域实行有效统治。作为唐朝官员身份象征的龟符、鱼符在楚河流域各发现一件，龟符上阴刻文字“左豹韬卫翊府右郎将员外置石沙陁”，透露其主人是来自石国的蕃将。[31]鱼符上刻有“突骑施国第三”，原应为突骑施人所有。[32]这些实例反映了唐朝经营碎叶的史实。圣历（698～700年）前后，突骑施首领乌质勒攻占碎叶，即徙牙帐于此，武后封其为瑶池都督。[33]开元七年（719）十姓可汗请居碎叶，唐廷许之，以焉耆备四镇。[34]可知开元初唐朝逐渐失去对碎叶的掌控。天宝七年（748）北庭节度使王正见到达碎叶时，已是“城壁摧毁，邑居零落”[35]。综上，楚河流域唐文化元素的出现最可能发生在调露元年（679）至垂拱二年（686）以及长寿元年（692）至开元七年（719）之间。科拉斯纳亚·列奇卡第2佛寺唐式造像碑年代也应在此时期，与自身时代特征相吻合。
如前所述，第2佛寺约在8世纪中叶发生过改建，唐式造像碑年代早于8世纪中叶，应与第2佛寺第一期关联。按常理分析，佛寺的营建应不晚于造像碑，因此可将第2佛寺第一期年代下限定在679～719年之间。玄奘经过此地时，未有佛教相关的记载，故而戈利亚切娃认为7世纪30年代以前塔拉斯流域和楚河流域尚未出现佛教寺院。[36]尽管一些学者提出楚河流域最早的佛教寺院可能出现在6世纪，[37]在缺乏有力证据的情况下，笔者倾向于采纳戈利亚切娃的说法。由此，科拉斯纳亚·列奇卡第2佛寺始建年代可以初步判断在630～719年间，涅槃造像既然属第2佛寺第一期，其年代当亦如是。
三 涅槃造像来源
尽管科拉斯纳亚·列奇卡第2佛寺涅槃像本体残毁，结合造像所在建筑形制及配置情况仍可进一步探讨其来源。该涅槃像为楚河流域孤例，而邻近地区皆有造作大型涅槃像的传统（图6），楚河流域涅槃造像应受到外来佛教文化影响。回字形佛寺后回廊配置涅槃造像的实例还见于塔里木盆地焉耆、高昌等地。高昌地区两例见于高昌故城V寺、胜金口第1号寺院F1寺，二者皆在回字形佛殿后回廊前壁泥塑大型涅槃像，[38]回廊其余壁面绘具有高昌回鹘特征的誓愿画，[39]年代属10世纪后半至13世纪初叶高昌回鹘佛教时期，[40]与科拉斯纳亚·列奇卡第2佛寺涅槃造像年代相距较远。
图6 大型涅槃造像分布示意图（笔者绘）
锡克沁遗址为焉耆境内发现规模最大的佛教遗址，由地面佛寺和开凿于北部山崖的石窟组成，锡克沁C4、F4、L6寺皆在回字形佛寺后回廊后壁设像台，上塑大型涅槃像（图7，图8）。F4寺后回廊涅槃像损毁严重，残长8.75米，涅槃台两侧另有低矮像台延伸至左右端壁，上有释迦入涅槃场景相关人物塑像。后回廊前壁通壁设低矮像台，像台中央9身略小于真人的塑像均为交脚坐姿，中央塑像双脚下方有一小台座。[41]9身人物可能为香姓婆罗门和八王，中央人物下方台座或用来摆放舍利，交脚坐姿与锡克沁遗址北部山区第11窟“八王分舍利”壁画中王者姿势相同，[42]F4寺后回廊前壁极有可能是“八王分舍利”场面。研究者考察丝绸之路北道回字形佛寺演变，指出锡克沁回字形佛寺与图木舒克托库孜萨来佛寺呈现出诸多相似性，结合寺院营建过程、出土遗物年代特征，认为锡克沁回字形佛寺建于7世纪中叶至8世纪末。[43]科拉斯纳亚·列奇卡第2佛寺与锡克沁回字形佛寺形制与像设基本一致，年代应大体相当，二者有密切联系。此外，发掘者记述科拉斯纳亚·列奇卡第2佛寺后回廊前壁上方砌有飞檐。[44]这一特征在锡克沁C4、F4佛寺后回廊也有发现，[45]这一现象同样可证两地佛教之关联。
图7 锡克沁F4寺平面图[46]
图8 锡克沁F4寺后回廊塑像[47]
塔里木盆地回字形佛寺后回廊塑涅槃像的做法可追溯至龟兹石窟。龟兹中心柱窟后甬道表现大型涅槃像成为一般化设计，以克孜尔石窟为例，58个中心柱窟后甬道明确表现涅槃像者达40个，可以说涅槃像是龟兹佛教艺术的代表性内容。这些中心柱窟大多属于龟兹造像第二种画风时期，年代约在6、7世纪。[48]锡克沁涅槃造像体现了龟兹的影响，F4寺后回廊右端壁塑像中一女子，头部缺失，胸部裸露，一腿直立，另一腿弯曲，与右侧人物相靠。下身着薄裙，裙底花边垂落在地面（同图8）。此女单腿微曲的姿势颇为少见，却是龟兹涅槃相关造像中魔王夫妇的常见姿式，花边长裙的表现也同龟兹造像如出一辙，且都位于后室右端壁。[49]F4寺后回廊前壁表现八王分舍利，L6寺后回廊同样发现大量属于此场景的武士、马、象、骆驼等泥塑残块。[50]涅槃造像对面设置八王分舍利场面的情况在龟兹中心柱窟多有发现。[51]可见锡克沁回字形佛寺吸纳了龟兹中心柱窟流行的涅槃像与八王分舍利相对配置形式。故而有观点认为，锡克沁回字形佛寺可以看作是龟兹中心柱窟的变体，即将中心柱扩展为内殿，而绘塑内容与布局基本不变。[52]回字形佛寺后回廊表现大型涅槃像的做法在塔里木盆地呈现清晰的发展脉络。
相比之下，在中亚中南部兴都库什山间的巴米扬、山南的加兹尼及山北的巴克特里亚等地，大型涅槃像的表现形式与科拉斯纳亚·列奇卡第2佛寺差异较为明显。中亚中南部涅槃造像传统相当悠久，该地区最初受犍陀罗影响，涅槃造像作为佛传故事最后的场面表现。后来脱离佛传，发展成为具有独立礼拜意义的尊像。[53]2008年，阿富汗—法国联合考古队在巴米扬东寺第I号塔院与第II号塔院间的A9步廊发掘出大型泥塑涅槃像，涅槃像位于A9东壁下方，仅残存右臂，下设涅槃台，根据台座的长度判断，涅槃像原长约15米（图9）。[54]《大唐西域记》记载：“城东二三里伽蓝中有佛入涅槃卧像，长千余尺。其王每此设无遮大会。”[55]既然玄奘曾见过巴米扬东寺涅槃像，可以确定其年代不会晚于7世纪初叶。阿富汗加兹尼塔帕·萨达佛寺和塔吉克斯坦博赫塔尔阿吉纳·特佩佛寺涅槃造像，反映出相同的设计理念，大型涅槃像以主塔为中心，配置在方形塔院一侧，作为绕塔仪式礼拜的尊像之一，此类涅槃造像的年代为7、8世纪。[56]总体看来，中亚中南部大型涅槃像围绕中央主塔配置，科拉斯纳亚·列奇卡第2佛寺没有发现佛塔相关遗迹，寺院形制与像设也和中亚中南部大致同期的塔帕·萨达、阿吉纳·特佩佛寺区别显著，就造像布局而言，难以看出两地涅槃造像的联系。此外，科拉斯纳亚·列奇卡第2佛寺涅槃塑像残存部分衣纹以曲线表现，袈裟轻薄贴体，与克孜尔新1窟后甬道涅槃塑像风格相近。[57]反观阿吉纳·特佩佛寺涅槃塑像，袈裟衣纹用生硬的直线刻画，尽显厚重之感。[58]
图9 巴米扬东寺平面图[59]
综上所述，科拉斯纳亚·列奇卡第2佛寺涅槃造像，当是受塔里木盆地佛教涅槃造像影响产生。统叶护可汗（617～630年在位）时期西突厥汗国势力达到鼎盛，“北并铁勒，西拒波斯，南接罽宾，悉归之，控弦数十万，霸有西域。……西戎之盛，未之有也。”[60]随着版图的扩张，统叶护可汗将其王庭移至楚河流域的千泉地区：“千泉者，地方二百余里，南面雪山，三陲平陆。水土沃润，……泉池千所，故以名焉。”[61]统叶护对西域诸国王“悉授颉利发，并遣吐屯一人监统之”[62]。西域诸国不但岁纳贡赋，还须按时朝觐。[63]随着唐朝势力的不断西进，唐朝获得了包括楚河流域在内的西域地区的实际控制权，并持续至8世纪初叶。这一时期，唐朝治理下的西域各地文化交流畅通无阻，涅槃造像由塔里木盆地传入楚河流域也在情理之中。尔后突骑施、葛逻禄等游牧民族相继占据楚河流域。一种观点认为楚河流域佛教在8世纪中叶已经衰落。[64]但是从考古材料来看，8世纪后该地区佛教仍在流行。科拉斯纳亚·列奇卡第1佛寺位于遗址南部，在多处墙基下方发现突骑施钱币，突骑施钱币发行于8世纪初突骑施汗国建立之后，由此可将第1佛寺年代上限定在8世纪初，其年代下限发掘者根据出土陶瓷及钱币判定在10世纪。第1佛寺虽然保留了回字形平面布局，主室西边却与另外两个房间相连（图10），同时后回廊不再配置涅槃造像，体现出和第2佛寺的差异。[65]塔里木盆地涅槃造像则持续发展，至高昌回鹘时期融合汉地、回鹘因素，一方面借鉴汉地涅槃经变画图像表现，另一方面与高昌回鹘佛教典型誓愿画题材相组合，形成新的表现形式。[66]
图10 科拉斯纳亚·列奇卡第1佛寺平面图[67]
关于楚河流域佛教起源存在不同意见。有学者注意到阿克·贝希姆第1佛寺主室出土镂空青铜板装饰具有浓厚粟特色彩，图案为一对男女相向而坐，二者共持一骆驼小像，因此推测可能是来自中亚的粟特人将佛教传入楚河流域。俄罗斯学者则指出，虽然存在上述可能，但楚河流域的考古发现清晰表明，唐朝的统治对该地区佛教传入具有重要推进作用。[68]最近，岩井俊平基于中亚佛教寺院配置的研究，认为回字形佛寺内配置佛像构成独立寺院的形式，4、5世纪以降在塔里木盆地逐渐占据优势地位，与后来楚河流域佛教寺院的形成有很大关系。[69]本文对科拉斯纳亚·列奇卡第2佛寺涅槃造像的考察，或可为楚河流域佛教源自塔里木盆地之说再添一证。
滑动查阅注释[1]本研究受到全国考古人才振兴计划资助（项目编号：2024-268）。
[2] 〔日〕加藤九祚：《中央アジア北部の仏教遺跡の研究》，《シルクロード學研究》4，シルクロード學研究セソター，1997年，第121～182页。
[3]努尔兰·肯加哈买提：《碎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4]张建林：《吉尔吉斯楚河流域出土的唐代佛教遗存》，荣新江主编：《丝绸之路上的中华文明》，商务印书馆，2022年，第136～156页；姚崇新：《从西域到中亚：汉地佛教艺术的西渐》，荣新江主编：《丝绸之路上的中华文明》，第157～200页。
[5] 〔日〕加藤九祚：《中央アジア北部の仏教遺跡の研究》，第159页。
[6] 《新唐书》卷四三《地理志》，中华书局，1975年，第1149～1150页。
[7] 〔日〕加藤九祚：《中央アジア北部の仏教遺跡の研究》，第159～182页。
[8] Asan I.Torgoev，Alexey V.Kulish，Evgeny A.Kiy，and Valery A.Kolchenko，“The Buddhist Monastery of Krasnaya Rechka Settlement：The Main Findings 2010-2015”，in Christoph Baumer，Mirko Novák(ed.)，Urban Cultures of Central Asia from the Bronze Age to the Karakhanids，Wiesbaden：Harrassowitz Verlag，2019，pp.349-363.
[9] 〔日〕加藤九祚：《中央アジア北部の仏教遺跡の研究》，第161～166页。
[10]努尔兰·肯加哈买提：《碎叶》，第227～228页。
[11] V.D.Goryacheva，K.M.Baipakov，Osnovnye Itogi Arkheologo-topograficheskogo Izucheniya Krasnorechenskogo Gorodishcha v 1978-1983gg(Krasnaya-Rechka i Burana)，Frunze：Izdatelstvo “Ilim”，1989.
[12]根据〔日〕加藤九祚：《中央アジア北部の仏教遺跡の研究》图6-40添加佛寺地点。
[13] V.D.Goryacheva，K.M.Baipakov，Osnovnye Itogi Arkheologo-topograficheskogo Izucheniya Krasnorechenskogo Gorodishcha v 1978-1983gg(Krasnaya-Rechka i Burana).
[14] V.D.Goryacheva，S.Ya.Peregudova，“Buddiskie pamyatniki Kirgizii”，Vestnik drevnei istorii，2，1996，pp.167-189；〔日〕加藤九祚：《中央アジア北部の仏教遺跡の研究》，第166～178页。
[15]本稿叙述方位皆以建筑内主尊朝向为基准。
[16]采自V.D.Goryacheva，S.Ya.Peregudova，“Buddiskie pamyatniki Kirgizii”，图5，原图未标明方向。
[17]采自V.D.Goryacheva，S.Ya.Peregudova，“Buddiskie pamyatniki Kirgizii”，图4。
[18]采自V.D.Goryacheva，K.M.Baipakov，Osnovnye Itogi Arkheologo-topograficheskogo Izucheniya Krasnorechenskogo Gorodishcha v 1978-1983gg，图版2。
[19] V.D.Goryacheva，S.Ya.Peregudova，“Buddiskie pamyatniki Kirgizii”，p.174；〔日〕加藤九祚：《中央アジア北部の仏教遺跡の研究》，第163～164页。
[20] V.D.Goryacheva，S.Ya.Peregudova，“Buddiskie pamyatniki Kirgizii”，p.172.
[21] 〔后秦〕佛陀耶舍，竺佛念译：《长阿含经》卷三《游行经》，《大正藏》第1册，CBETA 电子佛典集成，第21页上。
[22]段晴等译：《汉译巴利三藏·经藏·长部》，中西书局，2012年，第256页。
[23] 〔日〕宫治昭著；李萍，张清涛译：《涅槃和弥勒的图像学：从印度到中亚》，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92～115页。
[24]巴米扬东寺涅槃造像参见，〔阿富汗〕泽玛里亚拉伊·塔里兹著；〔日〕岩井俊平译：《バーミヤーン東方伽藍の調査成果》，〔日〕宫治昭编集：《アジア仏教美術論集·中央アジアI》，中央公论美术出版，2017年，第257～282页；塔帕·萨达佛寺涅槃造像，参见Taddei，“Tapa Sardar：First Preliminary Report” ，East and West，18，1968，pp.33-135；Taddei，Verardi，“Tapa Sardar：Second Preliminary Report” ，East and West，28，1978，pp.109-124；阿吉纳·特佩佛寺涅槃造像，参见Litvinskij，Zejmal，The Buddhist Monastery of Ajina Tepa，Tajikstan，Rome：IsIAO，2004，pp.100-104；河北唐县卧佛寺涅槃造像，参见周睿麟：《河北唐县卧佛寺摩崖造像调查与分析》，《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3年第8期，第106～118页。
[25] V.D.Goryacheva，S.Ya.Peregudova，“Buddiskie pamyatniki Kirgizii”，p.176.
[26]张建林：《吉尔吉斯楚河流域出土的唐代佛教遗存》，第147页。
[27]张建林：《吉尔吉斯楚河流域出土的唐代佛教遗存》，第151～152页。
[28]采自V.D.Goryacheva，S.Ya.Peregudova，“Buddiskie pamyatniki Kirgizii”，图12、13。
[29]周伟洲：《吉尔吉斯斯坦阿克别希姆遗址出土唐杜怀宝造像题铭考》，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87～389页。
[30] 《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123页。
[31]孟宪实：《唐碎叶故城出土“石沙陁龟符”初探》，《西域文史》第10辑，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81～91页。
[32]努尔兰·肯加哈买提：《碎叶》，第152～153页。
[33] 《册府元龟》卷九六七《外臣部》，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1200页；《新唐书》卷二一五《突厥传》，第6066页。
[34] 《新唐书》卷二二一《焉耆传》，第6230页。
[35] 〔唐〕杜环著；张一纯笺注：《经行记笺注》，中华书局，2000年，第38页。
[36] V.D.Goryacheva，S.Ya.Peregudova，“Buddiskie pamyatniki Kirgizii”，p.172，189.
[37] 〔日〕岩井俊平：《中央アジアにおける仏教寺院の伽藍配置の変遷》，《帝京大学文化財研究所研究報告》第18集，2019年，第79～97页。
[38] 〔德〕阿尔伯特·格伦威德尔著；管平译；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吐鲁番学研究院编著：《高昌故城及其周边地区的考古工作报告（1902～1903年冬季）》，文物出版社，2015年，第41～44、129～140页。
[39]誓愿画内容为释迦牟尼于过去世发愿、供养诸佛，从而获得授记将来成佛。高昌回鹘时期这一题材十分流行，采用程式化构图，每组画面以高大立佛为中心，供养胁侍人物分列两侧，供养人与立佛体量差异明显，是高昌回鹘代表性佛教艺术表现。参见承哉熹：《柏孜克里克石窟誓愿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
[40]夏立栋：《高昌石窟分期与谱系研究》，《考古学报》2022年第2期，第201～224页。
[41]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西北民族大学，上海古籍出版社：《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锡克沁艺术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63～165页。
[42]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西北民族大学，上海古籍出版社：《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锡克沁艺术品》，第356～359页。
[43]任婧：《新疆锡克沁佛寺的建筑类型、组合与年代》，四川大学博物馆，四川大学考古学系，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编：《南方民族考古》第16辑，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177～214页。
[44] V.D.Goryacheva，K.M.Baipakov，Osnovnye Itogi Arkheologo-topograficheskogo Izucheniya Krasnorechenskogo Gorodishcha v 1978-1983gg(Krasnaya-Rechka i Burana)，p.22.
[45]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西北民族大学，上海古籍出版社：《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锡克沁艺术品》，第161页。
[46]采自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西北民族大学，上海古籍出版社：《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锡克沁艺术品》，图版33.4。
[47]采自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西北民族大学，上海古籍出版社：《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锡克沁艺术品》，图版35.1。
[48]德国学者根据20世纪初德国吐鲁番探险队的调查成果，将龟兹壁画分为前后相继三种画风，结合窟内婆罗谜题记字体，勘定第一种画风年代为6世纪，第二种画风为7世纪，第三种画风为8～9世纪。目前学界在此理论基础上加以修订，认为第一种画风年代在5、6世纪，第二种画风年代约在6、7世纪，第三种画风年代在8、9世纪，前两者较多体现龟兹本地特征，后者则显示出来自汉地及回鹘的新要素。参见〔德〕阿尔伯特·冯·勒柯克，恩斯特·瓦尔德施密特著；巫新华，管平译：《新疆佛教艺术》卷七，新疆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573～583页；王芳：《试论龟兹石窟第二种画风洞窟券顶壁画的禅观意涵——从克孜尔171窟、110窟与森木塞姆48窟出发》，《中华佛学研究》2017年第18期，第83～112页。
[49] Monika Zin，Representations of the Parinirvana Story Cycle in Kucha，Delhi：Dev Publishers，2020，pp.36-40.
[50]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西北民族大学，上海古籍出版社：《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锡克沁艺术品》，第169～170页。
[51]如克孜尔第8、17、27窟，森木塞姆第30、44窟，克孜尔尕哈第11、46窟。
[52]林立：《西域古佛寺》，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160、165页。
[53] 〔日〕宫治昭著；李萍，张清涛译：《涅槃和弥勒的图像学：从印度到中亚》，第472页。
[54] 〔阿富汗〕泽玛里亚拉伊·塔里兹著；〔日〕岩井俊平译：《バーミヤーン東方伽藍の調査成果》，第270～271页。
[55] 〔唐〕玄奘，辩机撰；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卷一，中华书局，2000年，第132页。
[56] Verardi，Paparatti，From Early to Late Tapa Sardar: A Tentative Chronology，East and West，55，2005，pp.434-438；Litvinskij，Zejmal，The Buddhist Monastery of Ajina Tepa，Tajikstan，p.20.
[57]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拜城县克孜尔千佛洞文物保管所，北京大学考古系编：《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三）》，文物出版社，1997年，图175。
[58] Litvinskij，Zejmal，The Buddhist Monastery of Ajina Tepa，Tajikstan，fig.65.
[59]采自〔阿富汗〕泽玛里亚拉伊·塔里兹著；〔日〕岩井俊平译：《バーミヤーン東方伽藍の調査成果》，图2。
[60] 《旧唐书》卷一九四《突厥传》，第5181页。
[61] 〔唐〕玄奘，辩机撰；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卷一，第76～77页。
[62] 《旧唐书》卷一九四《突厥传》，第5181页。
[63]薛宗正：《突厥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284～285页。
[64]杨富学：《突厥佛教杂考》，《中华佛学学报》2003年第16期，第401～415页。
[65] V.D.Goryacheva，K.M.Baipakov，Osnovnye Itogi Arkheologo-topograficheskogo Izucheniya Krasnorechenskogo Gorodishcha v 1978-1983gg (Krasnaya-Rechka i Burana)，pp.36-38.
[66]如柏孜克里克第16、31、33、42窟为长方形券顶洞窟，沿后壁砌涅槃台，绘塑涅槃变，左右壁绘大幅誓愿画。参见夏立栋：《高昌石窟分期与谱系研究》，《考古学报》2022年第2期，第201～224页；〔德〕A.格伦威德尔著；赵崇民，巫新华译；贾应逸审校：《新疆古佛寺：1905—1907年考察成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39～445、487～494、514～516页。
[67]采自〔日〕加藤九祚：《中央アジア北部の仏教遺跡の研究》，图6-60。
[68]努尔兰·肯加哈买提：《碎叶》，第230、266～269页。
[69] 〔日〕岩井俊平：《中央アジアにおける仏教寺院の伽藍配置の変遷》，第95页。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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