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我们要把‘敦煌在中国，研究在国外’的言论看成特殊的鞭策，特殊的动力。我相信，经过我们的努力，这种状况一定会改变”。保护人员在莫高窟第98窟内进行壁画修复七只小虎，围绕着一只精疲力尽的母虎，嗷嗷待哺。为了挽救它们的生命，勇敢的萨埵太子，纵身一跃，跳下悬崖。这是敦煌石窟一幅保存了千年的壁画故事。“萨埵太子可以舍身饲虎，我为什么不能舍弃一切侍奉这座伟大的民族艺术宝库呢？”70年前，常书鸿历经千辛万苦来到了 ...

“我们要把‘敦煌在中国，研究在国外’的言论看成特殊的鞭策，特殊的动力。我相信，经过我们的努力，这种状况一定会改变”。

保护人员在莫高窟第98窟内进行壁画修复

七只小虎，围绕着一只精疲力尽的母虎，嗷嗷待哺。为了挽救它们的生命，勇敢的萨埵太子，纵身一跃，跳下悬崖。

这是敦煌石窟一幅保存了千年的壁画故事。

“萨埵太子可以舍身饲虎，我为什么不能舍弃一切侍奉这座伟大的民族艺术宝库呢？”70年前，常书鸿历经千辛万苦来到了敦煌。从此，一代代敦煌人前赴后继，奔向大漠深处，至今无怨无悔。

无悔的青春

“老一辈人为了艺术能牺牲一切，我为什么不能扎根敦煌？”70年后，张元元从乌克兰学画归来，毅然选择了敦煌。

早晨，太阳刚从三危山上升起，张元元洗漱完毕，就匆匆来到画室。

画室在敦煌研究院美术所一楼，东西两侧墙壁上，已张贴了她精心描完的莫高窟第285窟北壁七佛说法图线描稿。

“下一步还要着色，全部临摹完成后，将到美国去展出。”刚到莫高窟工作，就能参与敦煌艺术赴美展出准备，这让张元元既兴奋又充满压力。分到的任务是第285窟北壁10平方米壁画，为掌握临摹“童子功”，光线描稿她就已画了一年，食指握笔处，磨起了老茧。

“画进去的时候，什么都忘了，感觉在跟古代艺术家对话。”张元元说，她最难忘的是在洞窟近两个月修稿，每天工作10小时，却不觉得累。

在美术所通往资料室的角落里，一尊主题为“青春”的雕塑，已经静静伫立了50年。

1963年，“青春”雕塑人物原形樊锦诗从北京大学考古系毕业来到敦煌，当时的她才25岁。

“‘敦煌女儿’已经成了敦煌的老太婆了。”面对来者，樊锦诗几句寒暄，又开始工作，“当年老师推荐我来敦煌，不是来当院长，而是做考古，可惜还没做好。”

守护敦煌半个世纪，樊锦诗在石窟考古、文物保护、遗产管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如今76岁的她还挑着一个重担：牵头编撰百卷本敦煌石窟考古报告。

在楼下考古所一间办公室内，蔡伟堂正组织一帮年轻人为《敦煌石窟全集》第二卷紧张绘图。

“即使一年一卷，也得100年。”蔡伟堂指着眼前书桌上两大本厚厚的书说，这是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第一卷，光这卷就花了10年时间。

敦煌石窟规模宏大，内容精深，由于技术和条件不成熟，上世纪50年代以来，编撰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的梦想一拖再拖。

“这是中国考古史上规划编撰最大的考古报告，再难我们也要编下去。”蔡伟堂话语不多，但信心十足。

敦煌地处偏僻，可千年瑰宝的无穷魅力，让很多人选择了“自投罗网”，蔡伟堂如此，老一辈更是这样。

“我跳下汽车便钻进了洞窟，目光贪馋地扫视，像饿牛闯进了菜园子，饱餐了一顿。”1946年底段文杰刚到莫高窟，如此叙述。敦煌让他如痴如醉，再也无法离开。

鸣沙山麓，黄沙漫漫，夏有酷暑，冬有严寒，条件十分艰苦。

常书鸿刚到莫高窟时，连吃饭的筷子都没有，用的是红柳枝；段文杰到莫高窟时，职工宿舍和办公场所还是马圈、破庙；樊锦诗到这里时，没有电，吃的是苦咸水……即便这样艰苦，也很少有人主动离开敦煌，离开莫高窟；即便暂时离开了，也是日夜思念。

“羊羔子叫来鞭梢子响，泪眼模糊望敦煌。白日里想来晚夕里哭，心窝窝舍不下莫高窟。”文革期间，贺世哲被下放陕北劳动，以信天游寄“思乡之苦”，回到敦煌后，他把所有精力投向了十六国北朝石窟的研究。

“贺先生从来不会唱歌，研究敦煌，才是他最大快乐。”今年82岁的施萍婷20年前曾写过一篇《打不走的莫高窟人》，生动记载了早期敦煌人的苦与乐。

为临摹壁画，大家用镜子向老天爷借光；为得到一线光明，敦煌人自己动手发电；为观测崖面，腰系绳索打秋千作业；自己进城坐马车，却时不时给别人抬汽车。

“他们对敦煌如痴如醉，忠贞不二。要问为什么，那是因为莫高窟是一个值得为之献身的地方！”施萍婷激动地说。

执着的探索

“来过多少次，看了多长时间，已经记不清了。”到中秋前夕，赵晓星在莫高窟又看了近一个月洞子。每天，她从职工宿舍出发，穿过小牌坊，绕过藏经洞，来到第361窟。

2006年，赵晓星从兰州大学博士毕业，选择了敦煌。围绕这个不足５平方米的小洞窟，她已经研究了８年，发表论文12篇，目前又在写一本专著。

“洞窟的藻井里有坛城图案，这是密教的典型特征，供养人头戴毡帽，表明洞窟是吐蕃时营造。”谈起自己钟情了８年的洞窟，赵晓星如数家珍。

敦煌艺术博大精深，包罗万象，无论研究还是保护，既要能吃得苦头，更要耐得住寂寞。老一代敦煌人是这样做的，年轻一代敦煌人也开始乐此不疲。

“有些地方的壁画，肉眼看不清了，可在多光谱成像技术下，依然十分清晰。”在保护所二楼一间办公室里，柴勃隆正对着电脑仔细研究图片。

在第194窟南壁下侧一片没有壁画的地方，通过多光谱成像技术，他新发现了14身供养人像。“文物修复不是衣服上补补丁，容不得半点马虎，修复前对原始图像信息、壁画材料等要调查清楚，多光谱成像技术正好能解决这些问题。”

柴勃隆本科读的是美术，研究生上的是地质，现在又改行学光学物理。“敦煌保护需要综合人才，我愿意为此深入下去”，柴勃隆语气坚定地说。

为了保护敦煌，柴勃隆以洞窟和办公室为“家”，李红寿却将“办公室”安在了洞顶的沙漠边缘。

“莫高窟水资源太珍贵，无滴灌生物治沙将是未来发展方向。”在莫高窟顶靠近沙山的一片空地上，几个白色温室格外醒目，这是李红寿的实验室。

莫高窟地处库木塔格沙漠边缘，长期以来，肆虐的风沙侵蚀着千年宝藏。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时，底层一半洞窟已经被流沙淹没。

为了治沙，几代敦煌人付出了艰辛努力，进入库区的年积沙目前已经减少了85%，但李红寿和同事依然在探索。

李红寿曾从事过园林工作，后又加入治沙行列，他清楚种活一棵苗木对莫高窟的意义。结合最新研究成果，他和同事在沙漠边缘试验栽植了6000平方米的无滴灌沙生植物，成活率竟然在70%以上，这更坚定了他们根治莫高窟风沙的决心。

时代的担当

“如果再等10年，后果可能不堪设想，我们将成为历史罪人。”樊锦诗的办公室有一组新旧照片对比，每逢客人来访，她就拿出来忧心忡忡地说，“这是100年前的，这是100年后的，变化多明显。”

莫高窟1979年对外开放，当年参观人次不过2万，2012年已达80万，2013年单日最高突破2.1万。解决好保护与利用的矛盾，成为莫高窟当前最大挑战。

“没有人要求我们这么做，但必须得这么做，壁画需要呼吸，游客也需要呼吸。”在樊锦诗看来，这是历史责任。近年来游客快速增多，莫高窟不堪重负，大量游客集中参观，使莫高窟洞窟内的温度、湿度迅速蹿升，二氧化碳含量急剧增加，对脆弱的石窟壁画和彩塑构成了严重威胁，同时也影响了游客的参观效果。

10年前，樊锦诗提出一个梦想——把洞窟搬到外面让游客参观；10年后，她的梦想实现了。

在莫高窟北约15公里的戈壁上，一个外形似流动沙丘的金色建筑就是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其中有中国最大的球幕影院和全球最先进的播放系统。今年8月1日开放以来，已有10万游客进入参观。对于《梦幻佛宫》展示的7个数字洞窟，97.3％的游客表示满意。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使命和责任，“历史担当”成了70年来最让人敬畏的敦煌精神，在樊锦诗之前，常书鸿和段文杰，就是这样做的。

“这距今1500年的古画，使我十分惊诧，甚至不能相信。”70年前，徜徉在巴黎街头的常书鸿无意间看到了伯希和的《敦煌图录》，他不顾国内兵荒马乱，毅然决然选择回国，奔向了大漠深处。

当时的敦煌，窟前放着牛羊，洞窟中流沙堆积，脱落的壁画夹杂在断垣残壁中随处皆是，400年无人管理，让敦煌遭受着大自然和人为的侵蚀。

常书鸿一头扎在了敦煌，守护了一辈子，晚年还放不下：“我不是佛教徒，不相信‘转生’，不过如果真的再一次托生为人，我将还是‘常书鸿’，我要去完成那些尚未做完的工作。”

敦煌石窟是稀世珍宝，石室宝藏更是独一无二。1900年，藏经洞的发现震惊世界，外国探险家接踵而至，让石室宝藏“骨肉分家”。正因如此，国学大师陈寅恪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上世纪80年代，对于敦煌研究院“当家人”段文杰来说，还有一句更刺痛他心窝的话：“敦煌在中国，研究在国外。”

为了改变这一学术上的“被动挨打”，段文杰冲在了最前面。1984年在敦煌研究院成立大会上，他振臂高呼：“我们要把‘敦煌在中国，研究在国外’的言论看成特殊的鞭策，特殊的动力。我相信，经过我们的努力，这种状况一定会改变。”

如今敦煌研究院，已经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敦煌学研究实体，国家古代壁画与土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也落户这里。

保护研究好敦煌是历史责任，展示弘扬好敦煌，是时代担当。

“敦煌壁画有非常动人的美和智慧，用现代阐释方式传播给现代观众，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2006年，陈海涛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来到了敦煌，结合自己的专业优势，他选择了一个前人从未涉足的领域——敦煌动漫制作。

在敦煌石窟网站上，陈海涛制作的第一部动漫作品《萨埵太子舍身饲虎》已经上传。短短的16分钟，凝结了他4年的心血。

七只小虎，围着一只精疲力尽的母虎，嗷嗷待哺。为了挽救它们的生命，勇敢的萨埵太子，纵身一跃，跳下悬崖。这一动人情节的精彩播放，让观者动容。

千百年后，一场现代版的“舍身饲虎”又在鸣沙山麓的悬崖边上上演，常书鸿、段文杰等已经献身大漠戈壁，在樊锦诗的带领下，后来者还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