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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蒙古城市
古代蒙古城市
C.B.吉谢列夫 等 (作者)
孙危 (译者)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第1版 (2016年10月1日)
丛书名:汉译丝瓷之路历史文化丛书
平装: 474页
语种： 简体中文
开本: 16
ISBN: 9787100124720
《古代蒙古城市》对20世纪60年代以前所进行的古代蒙古城市的研究工作做了总结。本书第 一部分研究了两座产生于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城市。其中一座是西勒西勒城，它是成吉思汗的弟弟哈撒尔封地的行政和经济中心。另一座古代蒙古城市——德尧－杰列克，它是1207年之后即蒙古人征服叶尼塞河流域之后，作为当地的军事行政中心建造起来的。古代蒙古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史可以在本书中通过研究哈拉和林的时代较晚的文化层和发掘威廉·德·鲁布鲁克所描述的著名的窝阔台大汗宫殿而得到。本书第三部分叙述的是古代蒙古城市的晚期历史。这部分介绍了苏联科学院蒙古考古队在1957和1958年两次考察康堆村附近的古代蒙古城市居民点中心的14世纪宫廷花园的情况。对这些遗存进行研究所得的结论，可以说明蒙古帝国境内的水利建设工艺和建筑工艺都具有很高的水平。蒙古帝国晚期的建筑可以清楚地证明，在建筑技术特点、建筑物设计以及雕刻装饰等方面，当时的工匠既运用了传统建筑学的原则，同时又创造了很多新的形式。
编辑推荐
一本人人都能看懂的城市考古专著，一部震撼心灵的蒙古文明实录
从事蒙元时期草原城市研究的案头常备之书
·六十年前苏联考古畅销书的仅有中文译本，考古爱好者不可错过的经典之作
·浏览古代蒙古城市建设不可多得的全景视窗，填补帝国城市文明研究的空白
·用严谨专业的态度考证历史，还原蒙元文明真相，探究帝国真实社会组织与日常生活
·内文配图73幅，后面附录黑白图版139幅、彩色23幅，丰富的插图以及严谨的参考书目、拓展资料等内容为读者提供了更加广阔的探索空间
名人推荐
二十世纪40～50年代，前苏联著名考古学家吉谢列夫领导的考古队，在漠北草原发掘了哈剌和林等几座蒙古时期的城址，就此揭开了漠北蒙元考古的序幕。60年过去，经几代人努力，《古代蒙古城市》中译本终于倾情出版。这批珍贵资料的面世，弥补了中国学者对蒙古国发现的十三至十四世纪的考古材料长达半个世纪无法利用的缺憾。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今天，本书将成为蒙元历史文化研究者和文史爱好者的案头必备！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魏坚
《古代蒙古城市》一书涵盖了漠北草原地区的西勒西勒河岸边古城、德尧－捷列克古城、康堆古城这三座地方城市和蒙元首座都城哈拉和林，该书中译本的出版，能弥补中国学者对蒙古国境内蒙元时代城址材料和相关研究成果了解的不足。尤其是对于哈拉和林这座蒙元首都的详细介绍，在考古研究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同时也是蒙元史、宋元考古、古建筑研究者不可或缺的第 一手资料。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及博物馆学专业2015级博士生 郭荣臻
作者简介
C.B.吉谢列夫，苏联考古学家。苏联国立物质文化史研究院(今俄罗斯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任高级研究员，1953年起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主要研究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研究南西伯利亚和蒙古的古代历史和文化。
译者简介：孙危，蒙古族，1973年生人。1991—1995年在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习并获得学士学位；1995—2005年就职于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期间于1997—2004年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就学，先后获得硕士（2000年）和博士（2004年）学位。2005年调至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工作，同年晋升为文博系列副研究馆员；2006年被遴选为郑州大学考古学及博物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同年还获得国家田野考古领队资格，并在郑州大学转评为副教授，2013年评为教授。其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北方民族考古、中西文化交流考古，还兼顾文化遗产保护及研究。目前已出版专（译）著四部，发表论文近二十篇。
目录
前言
引言
第一部分古代蒙古城市
西勒西勒河岸边的古城
德尧一杰列克古城遗址
第二部分哈拉和林—一蒙古帝国的都城
哈拉和林的历史
哈拉和林的宫殿
哈拉和林的窝阔台宫殿中发现的壁画
哈拉和林城内的手工业和商业街区
哈拉和林文化层中出土的钱币
哈拉和林城中出土的各种铁器
哈拉和林城中出土的瓷器
哈拉和林城中出土的各种手工业制品
哈拉和林城中出土的珠饰
哈拉和林城中出土的骨器
哈拉和林城中出土的建筑材料
第三部分康堆官殿
康堆城
康堆宫殿的发掘情况
调查成果
译后记
序言
前 言
年来所进行的古代蒙古城市的研究工作做了总结。这项研究工作的倡导者与领导者是苏联最著名的考古学家、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国家奖金获得者谢尔盖·弗拉基米罗维奇·吉谢列夫。吉谢列夫的著作是多方面的，其中中央亚细亚地区的历史与考古问题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谢尔盖·弗拉基米罗维奇·吉谢列夫就开始在米努辛斯克盆地进行田野调查工作。调查工作持续了三十多年，调查范围后来也覆盖到了整个南西伯利亚地区。这些调查结果为我们真正揭开了南西伯利亚地区的古代史和中世纪史。这些调查工作所得的浩繁材料成了С.В.吉谢列夫荣获国家奖金和在国内外赢得广泛声誉的优秀总结性著作——《南西伯利亚古代史》一书的基础。过去一无所知而经С.В.吉谢列夫首先复原的南西伯利亚各民族三千年来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发展脉络，以古代欧亚大陆首先是中央亚细亚的一般历史过程为背景而得到了阐明。而С.В.吉谢列夫对与南西伯利亚接壤的地区，特别是最能引起他注意的蒙古所做的专门性研究工作，自然就成了上述工作合乎规律的继续了。蒙古地区曾是许多重要历史事件的舞台，但直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都未从考古学上得到充分的研究。缺乏考古材料，就会有碍于真正科学的蒙古史的编纂，也有碍于对蒙古地区古代和中世纪特殊而复杂的历史进程进行阐述。
在战后的几年间，С.В.吉谢列夫为在蒙古境内进行大规模的田野考察工作开始进行积极的准备。1947年，他为现场了解考古研究工作的状况来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吉谢列夫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出色地完成大量的工作，这确实令人赞叹。他系统地整理了博物馆收藏的大量资料，并确定了这些资料的年代顺序以及它们在蒙古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吉谢列夫首次汇总了蒙古考古学方面的成果，还规划了未来考察工作的基本路线，拟定了编纂真正科学的蒙古人民史所应解决的最为重要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在历史学中首次提出并由吉谢列夫所倡导研究的，这就是古代蒙古的城市生活问题、古代蒙古城市问题。基于研究古代和中世纪中央亚细亚史的丰富经验，同时对该地区历史进程的普遍规律所做的深刻研究，使吉谢列夫能就古代蒙古存在的城市及这些城市在蒙古社会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做出科学的论证。
这一大胆的结论是与原先存在的关于蒙古社会以至蒙古国家全然是游牧性质的这一根深蒂固的概念互相对立的。古代蒙古城市并没有人做过专门的考察，而从寥寥无几的史料中所获得的资料又使人半信半疑。甚至威廉·德·鲁布鲁克生动描述过的、蒙古国第一个都城——赫赫有名的哈拉和林也是如此。长期以来这座规模巨大的城市究竟在哪里也是一个谜。虽然其大体位置已由俄罗斯学者在19世纪末标示出来，但哈拉和林的“发现”远非为所有研究者所相信，有些人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甚至还有将哈拉和林与其北面不远的哈拉巴勒嘎斯古回鹘城遗址相混淆者。后来，关于位置问题无人问津了，因为没有实证材料可以说明这座城市的历史。
于是，这个对解决古代蒙古人许多政治史、文化和习俗问题有着重大意义的遗存被吉谢列夫选为1948年组织的苏蒙考古队的主要考察目标。
吉谢列夫率领的考古队对哈拉和林进行过两次较长时间的田野考察工作。他在计划和实施这项重大工作时，总能清晰地认识到每次考察的基本目的，并集中最主要的力量“实行重点打击”。
哈拉和林城内已发掘的面积大约有6000平方米。大规模的发掘工作揭开了七米厚的古城遗址文化层。丰富的出土物说明这座城市各个时期的历史。吉谢列夫选择发掘地点的出发点是为了尽可能多地解决哈拉和林的各个历史问题。著名的带有护墙、筑有由64根圆柱支撑的大厅、修有喷泉和人工湖的窝阔台宫殿，“十字街头的房子”——手工业作坊和店铺的完整综合体，“城门口的房子”——首都入口处的行政大厦、护城壕、城外的掘坑……到处都有上千件各式各样的发掘出土物，如工具、武器、饰物、钱币以及带有古蒙文的印章。这座原先半真半假的城市变成了现实，它作为保证蒙古军队给养、与各个文化中心和边远地区保持联系的大型手工业—商业中心而呈现在研究者面前。吉谢列夫非常注意把城市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展示出来，这样就可以为研究它的政治史提供珍贵的资料。
从此哈拉和林被发现了，而且这是一次彻底的发现。从遗存的各种特点、许多独具特点的出土物以及与威廉·德·鲁布鲁克描述的高度一致性等内容来看，都可以证明这座城址就是古代蒙古的都城。
哈拉和林并不是一个例外现象。吉谢列夫还在其他地方，例如青—陶勒盖、哈达桑等地考察过蒙古国初期的类似古城遗址。所提问题的正确性与解决问题的有效性完全被证实了。他对位于这一地区的突厥部落建立的更为古老的城市也进行了考察。所有这些都可以从年代学上证实蒙古境内城市发展的各个阶段，并能探明城市历史的来龙去脉。
除了以上工作以外，吉谢列夫还对各个时期，即从青铜时代末期至中世纪早期的蒙古地区的其他遗存进行了发掘。
吉谢列夫领导的考察队所进行的工作是蒙古考古学发展中非常重要的阶段。
一批年轻有为的科学工作者在苏蒙考古队这所大学校中受到了锻炼，其中的一些人后来随吉谢列夫到莫斯科大学去深造。这样，一批本民族的考古学新干部就此跨入了科学界。而在培养他们的过程中，吉谢列夫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蒙古考古学家后来继续在其境内顺利进行田野考察工作，他们也继续对古代蒙古城市进行研究，并证实了吉谢列夫阐述和论证的问题具有的重大学术价值。
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吉谢列夫又对古代蒙古城市继续进行考察。他认为必须对中央亚细亚地区人类居住地的北部边缘地带进行研究。他在着手进行这项工作时坚信，这一地区也会有村落遗址、要塞、城堡和城市。这种信念是建立在13至14世纪这里具有产生和发展城市生活的历史继承性和内部规律性这一论断的基础上的。
大规模的工作开始在外贝加尔广阔的地域内展开。几支考察队在吉谢列夫的统一领导下投入了工作，他们发现并广泛考察了许多著名遗址。这些遗址中首先应该指出的是西勒西勒河上的城市和“康堆城”宫殿综合体。这两处遗存有助于阐明分布在更北地区的古代蒙古城市的独特之处。与此同时，另一支考察队在Л.Р.克兹拉索夫的领导下，按照吉谢列夫的统一计划，顺利地考察研究了图瓦地区的古代城市。
吉谢列夫所进行的这几次历时数年且目的明确的考察活动，创立了中央亚细亚中世纪史中一个新的分支。蒙古人建国初期的城市史与城市生活史被完全揭开了。将这些考古资料运用于科学界，对它们进行思考并做出历史学方面的解释，这些工作成了首要任务。吉谢列夫一生中的最后几年所从事的工作正是完成这一任务和编纂本书。他在领导本书集体编写的过程中，一如既往地成为这项工作的核心人物，为这项工作指明方向和确定基本观点。
直到生病后动大手术前，吉谢列夫还为这部集体编写的学术专著撰写了含有若干重大理论观点的长篇引言。在生命的最后几天里，吉谢列夫仍积极参与本书的编写工作，仍思考着新的、然而已注定无法完成的考察工作。
这位杰出人物生气勃勃的富有成果的活动中断了……吉谢列夫的逝世（1962年11月8日）使苏联历史学界蒙受了严重的损失。
Н.梅尔皮尔特
引 言
本书的目的在于阐明古代蒙古人历史上最缺少研究的一个方面：古代蒙古人城市的产生和发展情况以及城市生活的特点。
直到不久前，要提出这个题目还会碰到许多无法克服的障碍，其中首先是文献资料极度缺乏。因为除了普拉诺·卡尔宾和威廉·德·鲁布鲁克的简短描述，以及拉施德的只言片语以外，历史学家在古代编年史中几乎找不到有关的材料。Н.М.雅德林采夫曾发现了古代蒙古都城哈拉和林，并以额尔德尼召中的题词证实了他的推断，这说明俄国的蒙古学界所取得的成就具有重大的价值。但即便如此，也不可能作为全面研究古代蒙古城市问题的基础。甚至像Б.Я.弗拉基米尔佐夫院士这样博览群书、知识渊博的蒙古史专家，在其著作中也会出现此处说成吉思汗王朝最初几代大汗在位期间就已出现城市，而彼处又说只能觉察到城市在缓慢发展的情况。
另一位优秀的蒙古史专家А.М.波兹德涅耶夫教授也是如此。他虽然为自己提出研究蒙古城市问题的任务，但其主要精力却不得不集中在后期，即中世纪的大库伦和18—19世纪的蒙古寺院上，这些寺院周围产生了一些商业和手工业区，从而成为大型居民点，并在实际上代替了城市。
古代蒙古城市问题不只是一个历史问题，更是一个具有深刻理论意义的问题。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著名的社会经济结构问题辩论中，“游牧封建制”这一术语就已出现。当时，游牧封建制的基本特征是相互关系的古老性这一论点被提了出来。没有城市—手工业中心则被认为是它的一个比较典型的特点。由此得出了“游牧封建制”特殊道路论及其独特发展规律论的结论。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抽象的理论，进而形成一些与马列主义关于封建主义阶级结构学说和封建社会内部阶级斗争形式学说风马牛不相及的理论体系。那些主张游牧封建制条件下相互关系具有特殊的、非阶级的、古老性的甚为荒谬的说法，正是以上述观点为基础的。无论人们怎样惊讶，这类说法直到不久前仍然存在。
从另一方面看，在这类游牧封建制条件下，在城市的产生似乎无所谓规律的说法影响下又出现了另外一些同样荒谬的看法。后者认为，游牧封建制的发展特点是纯外部秩序现象——游牧民族与定居社会的城市经常进行交换——取代了封建社会内部城市发展的规律。这种交换就是所谓“游牧封建制发展的特殊规律”。但是，可以毫不费力地确定，这种交换根本不是封建制的一个基本发展规律。这一点是很清楚的，第一，如果我们考虑到交换在社会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话；第二，如果我们认为这种交换如同一切交换一样，是双方的活动，那么，游牧民族与定居国家的城市居民进行交换也会产生一种相反的现象——城市居民与游牧民族进行交换的话。
然而早已清楚，交换（就其本身而言）并不是定居封建制的什么发展规律，因此，它也不可能是游牧封建制的构成规律。而那些严肃认真的中亚和中央亚细亚研究者们，他们仍然坚持其错误观点，乃至进一步以此为根据否定或者更准确地说，无视游牧封建制发展过程中的另一个甚为重要、也更有规律性的现象，即随着当地手工业的发展，手工业与游牧农业已逐步分离的事实。我们在Б.Я.弗拉基米尔佐夫院士——他实际上否认蒙古人有自己的手工业——的许多著作中也可以看到这种观点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研究游牧封建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城市问题就成了当务之急。但是这需要有新的材料，而新材料的获取只能依靠考古调查，于是这类调查便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组织进行了。其中在1948—1949年间，对位于杭爱山东山麓下的、蒙古最古老的喇嘛寺院额尔德尼召（建于1586）附近、鄂尔浑河右岸的古代蒙古都城哈拉和林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工作。
这些发掘成果以前只是以简报的形式在考古类的杂志上公布过。在本书中，对哈拉和林的研究是核心内容，其中又以第二部分为主。本书第一部分研究了两座产生于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城市。其中一座是西勒西勒河岸边的城市，它是成吉思汗的弟弟哈撒尔封地的行政和经济中心。哈撒尔管辖的地区，即其父也速该所占据的游牧地区，是蒙古帝国领地中最重要的部分。蒙古帝国的奠基人铁木真就诞生在鄂尔浑河畔的迭里温·索勒答合。1957—1959年间，苏联科学院蒙古考古队对西勒西勒河岸边的城市遗址做过考察工作。
本书第一部分描述的另一座古代蒙古城市则是在另一种条件下产生的。这座城市是1207年之后即蒙古人征服叶尼塞河流域之后，作为军事行政中心建造起来的。该城位于唐努乌拉山脉北山脚下艾列格斯塔河岸边的德尧—杰列克。这里的发掘工作是1956至1957年间由苏联科学院蒙古考古队和国立莫斯科大学合作进行的。
西勒西勒河岸边的城市、德尧—杰列克的城市以及哈拉和林城的下层文化层可以使人看到古代蒙古城市的起源，同时还能弄清标志着封建社会在定居条件下形成过程中所固有的那些封建主义历史规律的城市生活发展的社会经济基础。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也可究明标志着游牧经济占优势的条件下封建主义发展特点的古代蒙古城市的城市生活和文化上的诸多特征。
古代蒙古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史可以在本书中通过研究哈拉和林的时代较晚的文化层和发掘威廉·德·鲁布鲁克所描述的著名的窝阔台大汗宫殿而得到。
本书第三部分叙述的是古代蒙古城市的晚期历史。这部分介绍了苏联科学院蒙古考古队在1957和1958年两次考察康堆村附近的古代蒙古城市居民点中心的14世纪宫廷花园的情况。
这样一来，将苏联科学院蒙古考古队搜集的资料与文字史料相结合，便可证明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所建立的蒙古国境内的城市不仅是军事行政中心，同时也是手工业和商业中心。对古代蒙古城市生活的这个最重要的特点进行分析，就是本书的基本任务之一。对于发掘哈拉和林过程中出土的丰富的手工业资料所进行的考察更是如此。对这些资料进行研究后可以发现，这些手工业品既有外国工匠制造的，也有哈拉和林当地工匠制造的。特别是在该城的早期文化层中，为装备军队而服务的五金手工业工匠制造的产品更是居多。
对建筑物——西勒西勒城寨和德尧—杰列克城的重要建筑、哈拉和林窝阔台宫和康堆宫殿综合体进行分析，是本书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对这些遗存进行研究所得的结论，可以说明蒙古帝国境内的水利建设工艺和建筑工艺都具有很高的水平。蒙古帝国晚期的建筑属于一个专门题目，它清楚地证明，在建筑技术特点、建筑物设计以及雕刻装饰等方面，当时的工匠既运用了建筑学的原则，同时又创造了很多新的形式。例如，装饰康堆宫殿台阶上的花岗岩龙雕，这么早的雕刻至今尚未在其他地区发现。看来，这种雕刻装饰应该是在蒙古帝国境内加工制造的，而不是像从前所认为的：是在明代的中国制造的。
…………
尽管连年征战和内讧频起，但从16世纪起工匠和商人居住的定居村落又开始兴建了。在喀尔喀，这类村落主要出现在寺院和大汗设立的固定兵营周围。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还利用了旧的遗址。例如我们知道，巴图蒙克达延汗曾将自己的都城定在重建的哈拉和林的一角。阿巴台汗的官府也是如此，他利用成吉思汗的故都遗址，建立了蒙古境内第一个定居的喇嘛寺院——额尔德尼召。到17世纪时，蒙古封建主已经建立了好几座要塞和设防城市。1620年，哥萨克人伊万·彼特林曾目睹过这些要塞和城市。在准噶尔，尤其是在17世纪，康泰希人建筑过围有褐色石墙和白色石墙的“小型城市”。这些城市既是统治者的兵营所在地，又是喇嘛教中心。同时也是商人和工匠的居住地。准噶尔和喀尔喀的这些城市和城关四周还开垦了农田，耕种者不但有被掳掠来的中国人和“布哈拉人”，还有当地的阿拉特和沙比纳尔（寺院牧民）。
如此看来，尽管蒙古封建主义是在游牧经济占优势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并且常常遭到毁灭性战争的破坏，大批居民被作为俘虏带走，因而其历史是相当复杂的，但是在中央亚细亚地区仍然可以看到封建主义制度发展的基本规律。
在封建所有制发展的主要范围内，成吉思汗王朝古代蒙古国家时期的那种军事采邑制度也像农业国家一样，终被封建割据时期所特有的对土地的世袭封建所有制所代替。
蒙古在生产分工方面也出现了手工业，而手工业者也像别的国家那样，不仅依附于封建主，还依附于活动在市场上的自由城市居民。
此外，商业和手工业中心——城市和城关也在蒙古产生、衰落并重建过。这些城市和城关的早期历史正是我们研究的中心所在。
C.B.吉谢列夫
后记
译后记
21世纪首个甲申年的夏秋之交，我曾经的领导、一生的老师魏坚先生离开了他为之奋斗了二十几载的北国边疆，来到了中国人民大学任教。当时的魏老师可谓功成名就，但他依然在不断地突破着自我，舍弃了很多在我辈看来甚为光鲜亮丽的名与利。经过十余年的不懈耕耘，魏老师创办的考古专业完成了一次次的华丽转身。本科专业、专业硕士点、一级硕士点、一级博士点、博士后流动站、研究所、博物馆、考古实习基地、团体考古发掘资格，等等，这芝麻开花节节高的步步攀升，均引起了国内同行特别是高校考古同行的热烈反响和如潮水般的赞扬之声。魏老师勇于开拓、二次创业，书写出了真正属于他自己的辉煌！
魏老师离开内蒙古后的次年，在他那勇于走出去的榜样力量的激励下，用今天的话说，我用脚投票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也像他一样，来到高校任教。如今已近十载，或多或少也算是做出了一些成绩！虽然这些成绩远远谈不上显赫，但与我之前的十年工作相比，这后十年我的个人发展空间大大拓展了，而这点恰恰是我和魏老师跳槽后一个比较大的共同感悟吧！因此可以这样说，如果我不走出去的话，很可能人生没有任何价值！
来到新的工作岗位以后，我和魏老师都开始了自己博士论文的修改和出版工作。先是鄙人的《鲜卑考古学文化研究》一书于2007年年初出版，当时魏老师欣然为我的书做序，由此也开启了我俩各奔东西后的学术合作之旅。2008年，魏老师的鸿篇巨作——《元上都》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拿到该书后，我对书中吉林大学林沄先生的序言感触颇深，特别是其中的一段话：
在他的《元上都的考古学研究》的博士论文提交答辩时，我有一点遗憾。就是同样作为蒙古帝国在上建立的都城，元上都的研究本应与哈拉和林城的研究做比较细致的对比，而限于时日和魏坚不能直接阅读吉谢列夫的《古代蒙古的城市》这部俄文著作，所以未能如愿……
由此我不仅知晓了吉氏的《古代蒙古城市》一书对于研究蒙古时代都城的重要意义，而且更回想起了魏老师对我学习和工作上的提携！
难忘他指导我们发掘七郎山鲜卑墓地，铭记着他参加我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及指导我博士学位论文的写作并主持答辩，而癸未年我们的合作更是让我印象深刻！那一年的“非典”使我们被隔离在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前旗的一个小山村中，当时我们一面整理着《内蒙古地区鲜卑墓葬的发现与研究》这本书所需的原始材料，一面也在享受着惬意且多少也有些无奈的农家生活！当然这无奈是就魏老师而言，因为当时“非典”肆虐，导致后来被业内同行、学生称之为“空中飞人”的魏老师的学术活动几乎处于完全停顿的状态，他好似折翼天使一般蛰伏于这个小山村之中！这件事我一直难以忘怀，当然他利用各种机会，积极帮我联系、认识业内同行的事例就更是举不胜举了！
此时的我，不禁萌生了一个想法：或许我该做些什么了，就以此当作魏老师对我全心帮助的一个微小回报吧！而且把《古代蒙古城市》这本书译出，可能也是我甚为景仰的林沄先生的一个夙愿吧！
于是在辛卯年，我译完《伊犁河流域塞人和乌孙的古代文明》一书后，从魏老师手中郑重地接下了《古代蒙古城市》一书的俄文版。在该书的翻译过程中，我与魏老师的合作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可谓是全方位的合作。因为他不仅密切关注着书的翻译进程，且为该书做序，我则在翻译过程中，参考学习了魏老师的舅父陈弘法先生早年对该书部分章节的译文，更为重要的是，魏老师还发动他的外甥、可爱且又尽职尽责的张巍大朋友，为索取该书中译本的俄方授权而多方奔走！因此可以说，这本书是集体的成果。在此，我要向魏老师的亲友——陈弘法先生、张巍大朋友道一声谢谢：你们辛苦了！
时光荏苒，我与魏老师相识已二十余载。可以说，我在学术道路上所取得的各种成绩，都包含他的无私支持、帮助与鼓励。他在我心中是一个真正的、襟怀坦荡的学者，在这如白驹过隙般的二十年间，通过与魏老师的比对，也让我知道了什么是踏踏实实做学问，什么又是沽名钓誉毁学问。这事关我们学术界未来的发展方向，马虎不得！
在《古代蒙古城市》一书即将付梓之际，我不仅要对魏老师所给予的这些有形的和无形的财富再次表示感谢，更要学习他那不畏艰辛、勇攀学术高峰的惊人毅力，并利用自己略通俄文的一点优势，为我国考古学的发展和繁荣献出自己的绵薄之力！
为了使用方便，特做出以下说明：首先，全书译文均与原著的自然段落一致；其次，对原著中的插图、图版进行了符合我国学界习惯的调整；最后，文中注释凡未说明语种的皆为俄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的余太山先生，为人和蔼谦逊，对我的翻译工作一直非常关注，并为我提供了诸多方便，这次又主动帮我联系出版，这份情谊是我终生的财富，亦会激励我继续跋涉！商务印书馆的段珩、程景楠女士在本书的出版过程中付出良多，也让我学到了很多有用的知识。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的马健先生、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谭玉华先生帮助翻译了书中其他语种的注释，在此一并致谢！
此书的翻译工作持续了好几年，可能确实有些漫长。其原因在于，《古代蒙古城市》一书涉及瓷器、瓦当、砖、铜器（包括铜镜）、铁器、骨器、钱币等众多内容，本人水平则非常有限，只能边翻译边学习，同时也向很多业内专家进行请教。但这些专家的名字我现在很多都已回忆不起来了，这里也向你们表示感谢！希望你们在看到我的这本译著时，能感到你们的辛苦没有白费！当然，本书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不妥和错谬之处，肯定由本人负责！
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本人的研究生郭荣臻同学亦在撰写硕士学位论文《蒙元都城防御体系研究》，因此我俩相互帮助、相得益彰，这里也对他表示感谢！当然，荣臻同学的这篇论文，也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林沄先生在《元上都》一书的序言中所提出的一个希望，即“对这两座古城（指哈拉和林与元上都）考古发现的深入比较研究，只有在此书出版后由更多有兴趣的同行们共同来做了”。
本书还得到郑州大学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及考古学重点学科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孙危
乙未年庚辰月丁卯日于郑大新校区寓所
文摘
康堆城
在本书的前两部分中，我们考察研究了古代蒙古城市史的两个阶段。众所周知，从古代蒙古国家形成的早期阶段开始，就已在成吉思汗王朝的显贵术赤·哈撒尔的封地上出现了西勒西勒城。其是政府所在地，也是军事行政中心。这座城市不仅吸引了术赤·哈撒尔的亲戚和下属在此修建了他们带有防御设施的庄园，工匠和商人随后也接踵而至。最终使这座要塞及其四周的居民点变成了城市（就这一历史产物的经济和社会意义而言）。而从另一个例证——德尧—杰列克城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蒙古人征服的土地上所设立的军事行政管理中心，亦出现了城市。最初它可能仅是一个军事行政点，但很快就具有了城市的全部特征。
就其实质而言，古代蒙古帝国的都城——哈拉和林也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发展历程。它原先是为成吉思汗的大军提供装备的工匠，如冶炼工、铸炮工的聚集地。但随后很快就发展成了一座城市，这里不仅是最重要的政治中心，而且还是很大的工商业中心。
与城市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同时进行的，还有领地的变化过程。草原贵族们的旧式游牧营地被定居方式所替代。大封建领主，尤其是在瓜分战利品而得到大批财富后，对于建造简陋的帐篷就显得很不屑了，于是他们修建了华丽的宫殿式庄园。庄园周围居住着请来的或是俘虏来的工匠，还有各国的商人。随着这种工匠和商人居住点的增加和扩大，营地也就变成了城市。
这种类型的城市最明显的例证就是康堆城，它位于乌鲁伦贵河的两条支流——康堆河与巴隆康堆河之间（约在西勒西勒河以北50公里处）。这是元代一个蒙古大封建主的宫殿式庄园，其四周建有显贵亲戚们的住宅和商人、工匠所在的城关。
康堆城曾多次在历史考古学的著作中被提及。其中最早提到它的是Г.斯帕斯基，他在报道古代蒙古碑铭的发现时介绍了康堆城。随后是1835年造访过这里的В.帕尔申，他在1844年对康堆城进行了描述：“1803—1804年发现的这一遗址，曾被挖掘过。”看来这指的应该是克里契金矿的造访者所做的那次“发掘”。而且В.帕尔申还认为：“这里的建筑物系由石头建成，而据康堆城关的居民猜测，建筑物所用的一部分砖块还可以用来建造当时他们正在动工的教堂……此外遗址上还保留着残缺的石雕龙像。”虽然此后对康堆城的描述都以所谓新的“挖掘”为基础，但可惜都无法更为清晰地反映出其特征。
工程师А.帕甫鲁茨基在1867年考察了康堆城。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中央土丘上，并认为土丘是一座寺庙的遗址。其根据是：这座土丘上所发现的花岗岩龙像可作为神像，而当年用于支撑屋顶的木柱所用的花岗岩柱础则可视为寺庙中陈列神像的基座。尽管他在复原砖制屋顶时，发现屋顶并无依托，竟然悬在空中。但他对此却并不以为然。
后来А.К.库兹涅佐夫于1925年又发展了这一论点。他曾于1889年发掘过康堆的主要土丘，也认为康堆的主要建筑物是一座寺庙，石雕是神像。而那些庞大的呈圆柱状凸起的花岗岩柱础则是喇嘛们的座席。库兹涅佐夫在解释康堆主要遗址的残留部分时，竟然排除了任何尝试复原实际建筑结构的可能性。
П.К.弗罗洛夫利用1798—1800年去尼布楚出差之机，用铅笔在两页纸上绘制了《尼布楚工厂区小康堆河畔古代建筑平面图》（带有水渍痕迹）。但这两页图因一直没有发表，所以无人知晓。直到不久前А.П.乌曼斯基才在列宁格勒的М.Е.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图书馆中发现了这两页图，并写了一篇短文——《П.К.弗罗洛夫作品的命运》予以介绍。上面提到的关于康堆遗址的种种情况，促使我们首先要尽可能准确地绘制出这处建筑群的平面图，并对其做出描述，最后再在广泛发掘所得材料的基础上对它们进行解释。
康堆遗址与西勒西勒遗址可谓大相径庭，在西勒西勒，呈现在参观者眼前的是集中在城寨周围的复杂的建筑群。而在康堆，基本建筑群则由宫殿、宫前大院、南门遗址、东西两个小亭组成（图70）。主要庄园的最北面有三个亭子，自东向西一字排开。此外，在侧殿的西北和东北各有几个小型建筑物遗址。在宫殿的东部可以看到有一个当年用石头砌成的蓄水池。这个蓄水池的水很可能是通过水渠由康堆河引来的。水渠19世纪还在使用，而如今已经废弃，目前系由当地的哥萨克人管理。
从布局上来看，康堆建筑群的其他建筑物与主要庄园的联系甚少。值得注意的是水渠东边的几座土丘，还有主要宫殿、庄园以北100米处的建筑群（据推测，这其中包括一座大门、两座侧亭和一座主体建筑），以及该建筑群以西的几个单独土丘。对这些遗迹的布局所做的分析研究表明，这其中有与主要宫殿、庄园相似的庄园遗址，只是规模稍小。这些庄园可能属于主要宫殿的主人的亲戚所有。
除了这些，在宫殿西北约1公里处，也可以看到许多小土丘。其外形很像西勒西勒古城居民的住宅，经过发掘后发现，里面有陶器和瓦的残片，因而可以推测，这里住的是那些不能在贵族庄园附近居住的人们。最后要说的是，在康堆主要宫殿以东3公里处发现了一座制砖，以及甚至可能还烧制琉璃瓦的窑。这里发现了不少陶器，应是烧制砖瓦的工匠们的遗物。如此看来，康堆宫殿庄园应当是一个大型居民点的中心所在，而且很可能在14世纪也变成了一座新型的蒙古城市。
上述这些建筑物遗迹，其外形均为近似四边形的截棱锥体土丘。大部分土丘的高度在1—1.5米左右。仅有宫殿土丘是一个例外，其高度可达2.5米（参见图71）。与中央土丘一样，所有土丘（实际上只发掘了两座，姑且以此而言）都是人工堆积的高台，建筑物就建在高台之上。仅凭这一特征就能使我们断定，康堆的建筑物与苏联科学院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院所组成的蒙古历史学、民族学考察队发掘的哈拉和林窝阔台宫殿建筑群是很相近的。
C.B.吉谢列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