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一九九五年十月，中日尼雅遗址学术考察队在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一座东汉末至魏晋时期的双人合葬墓中清理出土了一件“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文字织锦（以下简称“五星”锦），彩锦色泽华丽，珍奇罕见，引人瞩目。8号墓的开棺时，在场的人们鸦雀无声，紧张地闭住呼吸，瞪大眼睛，似乎在等待着一个重要历史时刻到来。当时沉积在木棺中的沙土忽隐忽现地掩盖着遗物，除了可清楚看到的那件带“王”字的陶罐，还露出一些织物，其中一小片蓝色 ...

一九九五年十月，中日尼雅遗址学术考察队在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一座东汉末至魏晋时期的双人合葬墓中清理出土了一件“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文字织锦（以下简称“五星”锦），彩锦色泽华丽，珍奇罕见，引人瞩目。

8号墓的开棺时，在场的人们鸦雀无声，紧张地闭住呼吸，瞪大眼睛，似乎在等待着一个重要历史时刻到来。当时沉积在木棺中的沙土忽隐忽现地掩盖着遗物，除了可清楚看到的那件带“王”字的陶罐，还露出一些织物，其中一小片蓝色的织锦格外醒目，当一点一点地将这块织锦翻开时，不仅逐渐显露出鲜艳的色彩，还看到在蓝底上用白色织出的汉文“中国”，紧接着陆续看到“东方”、“五星”等字，最后完整的文字是：“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时刻，所有在场的人简直不敢相信竟会有这前所未见的文字出现。进入尼雅的前一天，和田政府官员特意赠送考古队了一面国旗，凑巧的是一到营地，将这面旗升了起来。难道是国旗和升旗的巧合，才有中方考古队“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这一发现？简直就象是谶语一样，这也许这是最值得自豪和难忘的考古经历了。

“五星”锦是一长方形圆角绢缘缀带的护膊用的面锦，长16.5厘米，宽11.2厘米，为五重平纹经锦，经密220根/厘米，纬密48根/厘米；纹样题材新颖，风格别致，气势雄伟。宝蓝、绛红、草绿、明黄和白色等五组色经根据纹样分别显花，织出星纹、云纹及孔雀、仙鹤、辟邪、虎等端禽兽纹样，上下每二个循环花纹之间贯穿“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文字。绢锦组织结构复杂，工艺精湛。

“五星”锦在图案设计、配色及织作工艺上显示出了高超水准，在其总体设计思想中其型式和内容受到了阴阳五行学说的强烈影响，反映出了特殊的蕴含。在织锦纹样中，星（行星的金星、火星）、云气、动物花纹有序织出，表达着阴阳五行说中五星为五行之佑及动物纹四神、方位的概念和含义；织锦色经以五色见出，则真实地说明五种色彩的经线之配色与金、木、水、火、土五行所对应之五种颜色——白、青、黑、赤、黄——的密切关系。尤为能揭示这一点的，就是彩锦上所见的文字。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文字，是我国古代天文学占术上的占辞用语，最早记述当见于战国时大星占家石申的有关记述，石氏著述现已亡佚，在《开元占经》中有部份引述，云：“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大利，积于西方负海之周用兵利。”《史记·天官书》记“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积于西方，外国用兵者利。”“五星”指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东方”和“中国”是星占术上的一分野概念。整句占辞涵义显明，即出现五星共现东方天域之天象则于“中国”有利，特别是用兵方面。

古代的“中国”与今天的中国概念不同，古文字最早出现的“中国”一词，是在陕西宝鸡贾村出土的青铜器“何尊”的铭文中，内容是“唯王初迁宅于成周……，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或”即“国”字。铭文的意思是说，周成王迁到了成周这个地方，然后追述周武王灭商后，在朝廷祭祀于天时说，我将从此居住在中国。所以，“中国”一词在西周时期较明确的是指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中国观念中视天下为一家，夏商周时期，“夏有万邦”即承认了黄河中游这个不确定的中心，并组成松散联盟式的“中国”，而周天子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更是理想中的天下。文献记载中最早出现的“中国”，是在《诗经-民劳》中：“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是指京师、城中的意思。

这句占辞是古代先民观天象而审辨吉凶过程中，根据阴阳五行思想，“天人合”、“天人感应”思想，逐渐总结归纳出来的。我国古代星占术中五星占术为重要，亦赋予非常重要的星占学意义，而“五星聚会”则更视为特殊。《汉书·天文志》即云：“五星若合，是谓易行，有德受庆，改立王者，掩有四方，子孙善昌，亡德受罚，离其国家，灭其宇庙，百姓离去，被海四方。”“凡五星聚宿，其国王天下，以岁以义，以萤惑以礼，以填以重，以太白以兵，以辰以法。”

在《汉书·赵充国传》及《魏书·崔浩传》中，我们可以见到有关“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占辞于用兵战局的分析与判断。

由于“五星聚合”兆示着重大星占学意义，因此人们对其祥瑞的辞义抱有特殊的感情。在古代，人们将它与如改朝换代的事牵强附会的，见于文献记述的有很多很多。而这些又多非实录，业经中者黄一农、江晓原先生研究论证过。星占占辞产生于织锦之上的原因，可能较为复杂；将其视为祈祝吉祥祺瑞的吉语，也是可以的。因为占辞本身，就表达着一种良好的企盼和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