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士宏

当年和我一起在新疆克孜尔石窟工作的维吾尔老人尼亚孜．买买提离开人世已经19年了，记得是1983年2月8日去世的，至今已快20个年头。他是1955年最先到克孜尔石窟工作的，是当之无愧的元老。几十年时间，他就像窟前顽强生长着的红柳，深深扎根在荒僻的戈壁峡谷之中，忠实地守护着洞窟和壁画，默默地把自己的后半生奉献给了祖国西北边陲的艺术宝藏。然而，他不识字，没能留下什么。他去世后，许多熟悉他的同志希望我写点纪念文字，由于往事不堪回首，耽搁下来，今成此文，算是对可亲可敬的老人的一篇迟得不能再迟的祭文吧。

    我初识老人是在1962年夏天。他个头不高，尽管脸上蓄着的短须已经花白，但身子骨却硬朗。在此之前我就听说，老人待人热情、礼貌，不论是谁到克孜尔石窟，他都非常热情地接待，陪你看洞窟、观壁画，有时忙得来不及做饭，他就用凉水拌生面充饥。若是与人合影，他要尽量穿戴整齐，修饰干净，以示对他人的尊重，是一位极有修养的老人。果真如此，那次虽然我们是第一次见面，而老人尽其所有，在屋前的桑树下，铺上毡子，摆上大盘鲜红的杏子和香甜的油馕招待我们，席间还不时地说些幽默的笑话。相处仅一天，老人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但我真正了解老人，并与他建立起深厚的情意，是1972年冬天我到克孜尔石窟工作之后。他虽然是国家正式工人，可没有履历表，也无档案材料。关于他的过去，多半是他陆陆续续告诉我的。他说不清自己的年龄，像大多数从旧社会过来的维吾尔老人一样，只知道自己是什么季节出生的。他家住在克孜尔公社五大队，因为离克孜尔石窟不远，儿时常去那里玩，还曾看见洋人用绳子爬进洞窟的情景。他说的洋人，是指20世纪初至20年代到克孜尔石窟进行所谓探险的俄、英、德、日等外国人。以此估计老人年寿在80以上，大体与世纪同龄。尽管其生涯的起点不知究竟何时，但他从小便与克孜尔石窟结下不解之缘，最后在看护它的岗位上，走完了人生的旅程。

    老人出身贫苦，解放前给巴依(地主)当过长工。为生活所迫，也曾多次背上行囊徒步到千里之外的乌鲁木齐谋生。他那不太熟练的汉话，大概就是这个时候学会的。他经常说起被国民党军队抓到拜城修城墙、遭毒打的事情，以至每当刮风下雨时右肩酸痛。他年轻时结过婚，养了两个儿子，后来妻子死了。1960年，又与一位名叫侯尼莎汗的维吾尔妇女成家。这个女人的前夫是被浮夸风夺取生命的，留下寡妻和两个女儿。婚后，他待她们母女很好，特别是对患有小儿麻痹的残疾女儿热比汗很亲很亲，足见老人心地善良和人格魅力。

    老人是位虔诚的穆斯林信徒，可为了保护克孜尔石窟这座佛教文化遗址，他孤身一人，长守于此，实在难能可贵。也许他并不十分清楚它的学术价值，但知道它的重要，看护好它是自己的责任。因此，除了接待好观众，忙完应做的事情，一有空他总是去巡视每个洞窟，将一些塑像、壁画的残片，小心谨慎地收集在一起，整整齐齐地排放在文管所的一间房里，远处的就近堆放在几个有门锁的窟内。这些遗物对以后的研究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236个洞窟，分布在长达3公里的山崖峭壁上，又没有完好的梯架，走一趟相当地费时费力。没有一份竭心尽力的敬业精神，是绝对做不到的。

    文革中，老人也遭到厄运。说是从敌伪档案中查出他曾参加过国民党，造反派便给他扣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连续批斗了一个月。在这段日子里，他晚上到公社接受批斗，白天仍坚持赶回去照看石窟，每天来回要走近20公里。后来弄清楚那只是与他同名的人，搞错了，这才把他解放。受了那么大的冤屈，胸襟开阔的老人并无过多的怨言。为了保护国家文物和财产，在十年动乱期间，他还曾被人捆绑过，而他从不退缩，忠于职守，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克孜尔石窟这座古老的佛教圣地。

    我到克孜尔石窟工作后，结束了老人多年来的孤寂生活，他非常高兴。冬天没有人来参观，方圆几十里，没有人烟，就我们俩人，十分宁静，他带我看洞窟和壁画，介绍周围的情况，使我较快进入角色。入夜，围着火炉，他给我讲述有关克孜尔石窟的历史传说，又把我带到遥远的过去。克孜尔石窟虽然规模宏大，壁画精美，举世闻名，鉴于历史原因，不仅史籍上没有记载，也无其他可依凭的材料，在许多方面仍是个谜。或许老人口述的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历史故事，便是揭开这些谜团的钥匙，可惜当时未能更多地寻根问底，现在想起来实为一件憾事。

    那时由于窟区保护范围尚未划定，公社社员常到窟前放牧，损坏林木，甚至洞窟和壁画。每当我去制止时，老人担心我语言不通，处理起来有难度，总是陪伴着我，主动上前讲明道理，最终都及时妥善解决，而且通过反复宣传文物保护的意义，这些社员后来还成为我的朋友，成为保护克孜尔石窟的热心分子。老人不仅在工作上支持我，在生活上也尽量照顾我。他觉得我独自一人从县城到这荒无人烟的地方工作很不容易，有时看我累了，就煮几个鸡蛋给我吃，这在当时真是难得的美味佳肴，手捧着热腾腾的鸡蛋，我心里感激无尽。由于生活不适应，不久我病倒了，一连躺了几天不见好转，老人焦急地送我去公社医院。那时，克孜尔石窟通往外界唯一的交通工具是一头小毛驴。他让我骑上，自己跟在后面行走，一面不停地吆喝着小毛驴，想走得快些，一面又担心我颠簸，时不时关切地问我能否支撑得住。在翻越明屋达格山时，山坡很陡，他怕我坐不稳摔下来，还小心翼翼地扶着我。现在事情虽然过去多年，但每当我回想当时的情景，想起与老人共同度过的那些岁月，禁不住潸然泪下。可以这样说，我能在那与世隔绝的艰苦环境中坚持下来，开展起工作，与这位善良、可信赖的老人鼎力相助是分不开的。

    随着事业的开展，文管所增加了一批年轻人，大家都尊敬地称呼他“尼亚孜刚”，也就是大叔的意思。人手多了，不用他再操劳，可他仍是闲不住。杏子熟了，他捡杏子；瓜熟了，他看瓜；葡萄熟了，他摘葡萄。修路、种树、清理洞窟，他也不顾年迈之躯抢着参加。克孜尔石窟后山区有20几个洞窟，其中的第220、224、227窟保存着较为完好的壁画和唐人题记，但前墙全塌毁，个个窟门洞开，不利于保护，急需砌墙安门。1975年春节过后，所里组织大家往那里背砌墙用的土块，老人不仅自己来参加，而且把老伴侯尼莎汗叫来一块干。从山下到这3个窟，道路崎岖，并要翻越三道山梁，有道山梁还尽是软软细沙，脚踩上去又陷又滑，空走一趟都气喘吁吁，两腿发软，更何况要背着沉重的土块，艰辛可想而知。我怕他有什么闪失，第三天坚决不让他再参加，而他就和老伴给大家频频送茶水，像慰问子弟兵一样。这给大家鼓舞很大。连续干了一个星期，硬是把所需的2000多块土块背上了山，完成了维修任务。

    西域龟兹长期崇奉佛教，开窟造像之风盛行，因此在今新疆库车、拜城等县境内遗存较多石窟寺，其中属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就有好几处处，尤其是位于木扎特河上游的克孜尔石窟和下游的库木吐喇石窟，犹如系在一条绿绸带上的两颗璀璨明珠。木扎特河流经克孜尔石窟后便穿越雀尔达格山，蜿蜒而下，中间有个叫骆驼脖子的地方，地势十分险要，相传在那里还有一处石窟群。这引起我们极大的兴趣，便于1975年4月枯水季节，沿河谷进行了一次徒步普查。

    这是一次非常危险的行程，因为这一段河谷人迹罕至，不明根底，很难预料会发生什么不测。所以，除我30多岁外，挑选的都是20几岁的壮实小伙。老人闻知后，非要参加不可，理由是他不放心。考虑到老人毕竟是本地通，情况总要比我们熟悉，就勉强同意了。后来事实证明，幸亏有老人同行。我们辗转走了5天，每条沟、每片崖都仔细看，不放过一处可疑的地方。每天，老人总是走在队伍最前面探路，选择露宿的营地。新疆4月的夜晚，还相当寒冷，河谷中更是寒气逼人，当大家裹着羊皮大衣挤在火堆旁休息时，他很少入睡，半躺在那里，不时往火堆里添些柴草，为大家取暖、守夜，比任何人都要辛劳。

    最可怕最困难的是趟水过河。河水冰冷刺骨，每次都冻得人浑身发抖，有时还抽筋。尤其是到了骆驼脖子，两边的山峰像刀劈似的直插云天，水深而又湍急，不要说别的，仅那声响就让人毛骨悚然。意想不到的是，老人水性很好，他亲自选择渡处，首先下水试探深浅，摸清河床坚实程度，确信可渡时，便让每人喝几口酒，交待应注意的事项，然后指挥大家渡河。等我们都安全到达对岸时，老人已冻得面色青紫，连话都说不出来。

    这次普查虽然充满艰险，但总算平安完成。尽管没有找到传闻中的石窟群，却实地弄清了这是一条季节性通道。当年不知有多少僧侣、使者、商贾、军旅往来这里。正因如此，唐安西部护府特地在靠近库木吐喇石窟不远即河谷出口处修建了著名的柘厥关城，扼守这条通道，护卫着龟兹绿洲平原。

    老人对克孜尔石窟的贡献，不仅赢得了同行的敬重，同时也得到了各级领导的肯定。1975年5月，原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同志视察克孜尔石窟时，特意请来老人合影留念。领导的关怀，使老人深受感动。

    人似乎都有极限，进入20世纪80年代，老人身体日渐衰弱，已很少出门，在家歇息。大概感到自己的大限已近，他回到克孜尔公社五大队老家居住，很快就与世长辞了。那天，我在县城办事，等我得知噩耗赶到他家时，老人已按照伊斯兰教规匆匆埋葬。

    老人去世后，他老伴侯尼莎汗只靠微薄的抚恤金生活，所里尽量给以照顾。以后我离开了那里，几次重返故地，侯尼莎汗都赶来看望，照例又带来许多煮熟的鸡蛋。最后一次我送她上路，看着她一瘸一拐的背影，心中阵阵酸楚。忽然，她停下脚步，回头问我何时再来，我无语凝噎，也许这辈子不可能了。下辈子吧，下辈子再来与尼亚孜刚一起守护克孜尔石窟这块宝地。衷心祝愿老人远行平安!

    注：原载1996年11月3日《中国文物报》，又载1997年4月12日《新疆日报》，2002年5月11日《新疆经济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