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斯里兰卡佛教寺庙佟加蒙 │ 文节选自《殖民统治时期的斯里兰卡》中国与斯里兰卡之间的关系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佛教文化的交流、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及朝贡贸易的发展等因素都推动了古代中国和斯里兰卡之间的交往。古代中国的修史传统和丰富的文献载籍又为这些交往留下了丰富的记录和佐证。东晋高僧法显成为两国古代友谊的见证和象征，郑和在斯里兰卡的经历也为两国史学研究者反复讨论。无论是文化还是经济层面，两国在古代历史上

斯里兰卡佛教寺庙

佟加蒙 │ 文

节选自《殖民统治时期的斯里兰卡》

中国与斯里兰卡之间的关系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佛教文化的交流、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及朝贡贸易的发展等因素都推动了古代中国和斯里兰卡之间的交往。古代中国的修史传统和丰富的文献载籍又为这些交往留下了丰富的记录和佐证。

东晋高僧法显成为两国古代友谊的见证和象征，郑和在斯里兰卡的经历也为两国史学研究者反复讨论。无论是文化还是经济层面，两国在古代历史上都存在诸多关联和互动。这一点仅从耿引曾所著《中国古代载籍中的南亚史料汇编》中可以得出结论。

而当时间到了当代，世界各国都或多或少卷入全球化浪潮之中，各国之间的经济和文化关系都深入发展。对于中国和斯里兰卡，两国之间的往来在新时期也步入新的阶段。尤其是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起飞和“走出去”的步伐越来越快，一些传统上与中国关系紧密的国家在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的双重考虑下，对进一步与中国加强双边往来存在更多的需求和期待。在这样的背景下，中斯两国都对发展关系提出关切和重视。笔者首先回顾两国关系的历史，再从历史与现状出发对未来做一些展望。

法显和尚:中国海外求法第一僧

古代中国与斯里兰卡关系发展的主要线索是佛教文化交流。佛教传入中国后，佛经的译介成为佛教学术关注的焦点。西行求法的中国僧人中，或有经印度转道斯里兰卡。因为斯里兰卡不但是重要的佛国，也是海路与中国之间往返必经的中转站。法显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僧人。法显在斯里兰卡的经历、他的著作《佛国记》、他取回的佛经等因素，都使得法显成为中国和斯里兰卡古代文化交流活动中成就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人物。作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僧人之一，玄奘也在其《大唐西域记》中专章记述了他关于斯里兰卡的听闻。

中斯两国围绕佛教所产生的文化交流活动，在历史上断续发生，直到今天仍然是两国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主题。由于斯里兰卡是如此重要的佛国，也由于佛教文化对于中国有如此重要的影响，在古代中国和斯里兰卡的官方往来中，也多依托佛教来完成。两晋期间，斯里兰卡遣往中国的使节中，很多是僧人；赠送给中国皇室的礼物中，也多有佛像、佛牙台像等与佛教相关的物品。《梁书》、《宋书》等史籍中对此有记载。

在佛教文化交流之外，海上丝绸之路的大发展与中国古代朝贡贸易的繁荣也使得中国和斯里兰卡在经济层面发生了频密的接触和往来。从中国东南亚沿海出发，经东南亚及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并最终通往阿拉伯和非洲世界的海上通道，在历史上可以与横跨欧亚大陆的陆上丝绸之路媲美。斯里兰卡地处这条航线上的必经之路，是古代航船经停中转的枢纽。

斯里兰卡处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路上

张骞在陆上“凿通西域”的同时，海上航路的探索也逐步经由东南亚进入印度洋乃至更远。《汉书·地理志》中提及黄支等国“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又说“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如果研究者关于黄支国位于南印度及已程不国即为斯里兰卡的考证为真，那么海上丝绸之路拓展至印度洋上的斯里兰卡几与张骞通西域的年代相同。按《汉书·地理志》中所载，双方交易馈赠的物品涉及明珠、琉璃、黄金和丝绢缯物，其种类之多之频繁或说明双方已经早有往来历史。

海上丝绸之路贯通东西方一般认为始于东汉时期。《后汉书·西域传》载：“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檋瑁，始乃一通焉。”又说：“（大秦）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据此则经由印度洋和东南亚的海上通道在公元2世纪开始连通，之前罗马和印度已经开始在海上交易。这些商业活动大致在印度洋开展，尤其是罗马遣使前往中国的商船必须绕过次大陆南端才能进入孟加拉湾和东南亚，而斯里兰卡实际上处于东西方海路交通的一个节点之上。考虑西汉时航行较远抵达黄支国和已程不国，而罗马其后也与印度在海上贸易，可以说斯里兰卡实际上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贯通点。

到两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显然已经取得了相当的发展。东晋法显经中亚取道印度，在孟加拉湾登船航行14天抵达斯里兰卡。在岛国留住两年之后，法显又从海路返回。这样的路径相当于“我国第一个从陆上丝路出国去印度取经，由海上丝绸之路回国的高僧”。法显在《佛国记》中记载：“又得此梵本已，即载商人大船，上可有二百余人。后系一小船，海行艰险，以备大船毁坏。”法显在公元5世纪初的年代在斯里兰卡搭乘可以容纳200多人的商船远路航行，充分说明其时海路贸易已经发达，并且存在往返于中国和斯里兰卡的成熟商业航路。尽管航海技术仍然远不够完善，以至于沿途多凶险，但是因为“利有十倍”，还是会有大批商人知难不退。

盛唐阿拉伯商船在广州

海上丝绸之路到唐宋时期发展繁荣。广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已经成为“汉蕃杂居”的国际化都市。《新唐书》中记载了从广州通往东南亚及南亚的海上航路，其中提及“又北四日行，至师子国，其北海岸距南天竺大岸百里”。“师子国”即为斯里兰卡。从《新唐书》中所记述的通往东南亚及南亚乃至阿拉伯世界的航线来看，唐朝时海路贸易的发展已远非海上丝绸之路发轫的汉晋时期可比。斯里兰卡在海路贸易中的重要性也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更加凸显。到宋元明三朝时期，中国载籍中关于斯里兰卡的记录也变得更加丰富。其中既有官方礼尚往来和民间市易，也有朝贡名义之下的频繁贸易活动。

宋人赵汝适在《诸蕃志》中详细记载了抵达斯里兰卡的路径及当地的物产，“北风二十余日到南毗管下细兰国”，以及“产猫儿睛、红玻璃、脑、青红宝珠。地产白荳蔲、木兰皮、麝细香。番商转易用檀香、丁香、脑子、金银磁器、马、象、丝帛等为货”。这里提到的猫儿眼、红宝石以及豆蔻等香料，都是斯里兰卡古来至今都负盛名的特产。到近代新航路开辟之后的西方殖民时期，这些物产又成为欧洲海上霸权轮番争夺的目标。而在《诸蕃志》撰写的13世纪前后，斯里兰卡正遭遇东南亚三佛齐国的入侵，“岁进贡于三佛齐”。三佛齐从东南亚经海路远征斯里兰卡，也说明当时的海路远航技术已经非常成熟。

斯里兰卡特产宝石

元代汪大渊在《岛夷志略》中也对斯里兰卡的风土人情做出了细致描述，称岛国为“僧加剌”，提及其地“产红石。土人掘之，以左手取者为货，右手寻者设佛后，得以济贸易之货，皆令温饱而善良”。这里的“红石”应为斯里兰卡所产的红宝石或榴子石，以优质多产至今闻名。《岛夷志略》中还提到多个斯里兰卡地名，包括“大佛山”和“高郎步”，无疑指朝圣名山亚当峰和今天的首都科伦坡。其中记录“高郎步”“贸易之货，用八丹布、斗锡、酒、蔷薇水、苏木、金、银之属”。

明初海禁，虽然阻碍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但是也说明其时海路贸易太过繁荣以致弊乱杂多。而民间贸易减少，则使得官方使团的海路访问更加引人注目。不管郑和下西洋是为了“耀兵异域”还是寻找惠帝踪迹，事实上，成为将海上丝绸之路推上新高潮的壮举。在“布施锡兰山佛寺碑”上，可以看到下西洋船队布施的物品清单，包括金银钱、纻丝宝旙、古铜香炉、古铜花瓶、黄铜烛台、黄铜灯盏朱漆香盒以及蜡烛檀香等。郑和七次下西洋，每次均抵达斯里兰卡，并与岛国官方和民间充分互动，既因为斯里兰卡是海上丝绸之路通往阿拉伯和非洲世界的必由之路，也说明自西汉以来的长期交往中斯里兰卡对于中国而言早已经不是一个陌生的国度。再百年之后，西欧殖民者才开始主导阿拉伯海至印度洋再至东南亚的海上航路。

斯里兰卡美景

总的来看，古代中国和斯里兰卡关系发展的主旋律是和平互惠的文化交流。政治和商贸层面的交流中也多含有文化的因素。尽管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双方之间也出现一些意外的小插曲，如郑和就与当地王室发生过冲突，但是从整个历史时期来看，这些不和谐的片段是短暂的，影响也不持久。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古代中国的地缘策略所决定的。中国历代王朝基本奉行“远交近攻”的战略，其利益关切的大小由距离远近来决定。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上，异族入侵大部分时间发生在北方和西北，而南方即使偶然发生问题也不足为大患。这样包括斯里兰卡在内的南亚地区与中国之间既因为山脉阻隔和海路遥远，难以发生地缘冲突。同时，由于文化和商贸交流的需要，使得整个古代双方的关系表现出平稳和谐互利互惠的特点。

延伸阅读：

	殖民统治时期的斯里兰卡 佟加蒙 著 2015年10月出版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