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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都市——隋唐洛阳城
摘要: 隋唐洛阳城市繁荣、交通便利，是外邦商旅来华的目的地，又是中土丝瓷外运的出发点，处处表现出国际大都会的风范。 一 四方馆的设立 隋炀帝即位后，志在开远夷，通绝域，克平九宇，威加八荒。其具体政策是：“诸蕃至者，厚加礼赐；有不恭命，以兵击之。”（《隋书·炀帝纪》）在他恩威并施的着力经营下，四夷归顺，八方来朝。例如，在西域的44个酋长国中，《隋书·西域传》称“相率而来朝者三十余国”。 另外，北面的突 ...
隋唐洛阳城市繁荣、交通便利，是外邦商旅来华的目的地，又是中土丝瓷外运的出发点，处处表现出国际大都会的风范。
一 四方馆的设立
隋炀帝即位后，志在开远夷，通绝域，克平九宇，威加八荒。其具体政策是：“诸蕃至者，厚加礼赐；有不恭命，以兵击之。”（《隋书·炀帝纪》）在他恩威并施的着力经营下，四夷归顺，八方来朝。例如，在西域的44个酋长国中，《隋书·西域传》称“相率而来朝者三十余国”。 另外，北面的突欮、契丹，东面的高丽、百济、新罗，南面的林邑（今越南）真腊（今柬埔寨）等政权，也先后遣使来洛阳朝觐通好。一时间，东都洛阳使节纷至，胡商云集，店肆林立，成了世界政治、商贸和文化娱乐的中心。“蛮夷嗟叹，谓中国为神仙。”（《隋书》卷六十七）
为了因应开放形势，加强涉外管理，隋炀帝在洛阳定鼎门外设置了“四方馆”，专门负责对外事务。隋朝四方馆有三个基本职能：一是接待安置国外使节和商团，二是主持藩属诸国的政治、经济事务，三是主持中国与外商的贸易事务。隋炀帝时的涉外公务活动要在四方馆处理，同时，来洛阳的国外使团和商团也要居住在四方馆里。
唐因隋制，在东都也设有四方馆。所不同的是，唐朝把洛阳的四方馆设在了皇城之内，不许外人进驻，是纯粹的外事部门，专门处理涉外公务，相当于今天的外交部。而当时来洛阳的国外公务人员，则主要安排居住在从善坊内。据有关资料推断，隋朝东都四方馆遗址，约在今洛阳市关林一带；唐朝东都四方馆遗址，约在今洛阳市玻璃厂南路与凯旋东路交叉路口一带，唐朝定居洛阳的国外人员，主要居住在今洛阳市楼子村一带。隋唐在东都设立四方馆，专门处理涉外事务，可见当时来洛阳的周边政权和域外人员之多，也说明当时朝廷对外交的重视。
二 定居洛阳的域外胡人
1 粟特昭武九姓
粟特（Sogdiana）是中亚古国之一，在今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泽拉夫尚河流域（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境内），隋唐时期的“昭武九姓”（康国、安国、曹国、石国、米国、何国、火寻国、戊地国、史国）即居此地。根据《隋书》记载，昭武九姓本是中国汉代月氏人，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今甘肃临泽），因被匈奴所破，西越葱岭，支庶各分为王，有康、安、曹、石、米、史、何、穆等九姓，皆氏昭武，故称昭武九姓。粟特胡人在历史上素以善于经商著称，长期操纵丝绸之路上转贩贸易。早在东汉时，洛阳（汉魏洛阳故城）就有粟弋（即粟特）贾胡。南北朝以后，昭武九姓经商范围更加扩大，并常常为一些西域邦国承担外交使命。在唐代，来中原经商的昭武九姓胡人，常被称为兴生胡，或简称为兴胡，繁华的东西两京是他们东来经商的首选之地。我们从唐代墓志等史料中可以窥知，当时有很多粟特人在东都洛阳定居。
大唐定远将军安菩（西域安国人）夫妇墓志
清代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五“东京惠和坊”条提到的安修仁，就是在洛阳的昭武九姓胡人。向达先生在其《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中，曾提及唐代居住洛阳的昭武九姓胡人有康杴、康达囗、康武通、康续、康磨伽、康留买、康庭兰等康国人。其中，康庭兰，于玄宗开元二十八年九月卒于东都温柔里，庭兰一家当是归化唐土的康国人，推测其入唐原为质子，慕恋华风，遂留唐不归，居于东都。另外，从一些唐代墓志等相关资料可知，唐代定居洛阳的安度（《唐代墓志汇编》显庆116条）、安师（《唐代墓志汇编》龙朔075条）、安神（《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图版364）、安怀（《唐代墓志汇编》长寿019条）、安菩（《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图版444）、康元敬（《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图版330）、康敬本（《千唐志斋藏志》图版265）等人，也都是来自中亚的昭武九姓胡人。
2 中亚西亚诸国
向达先生在其《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中考证，隋大业十二年三月十日卒于洛阳的讳彻者为波斯人；唐景云元年卒于洛阳的阿罗憾和其子俱罗，为波斯国酋长。据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五记载，东都外郭城内的修尚坊有“波斯寺”，会节坊有“祆寺”，立德坊有“胡祆寺”。唐代张鷟《朝野佥载》卷三记载：“河南府立德坊及南市西坊皆有胡祆神庙。每岁商胡祈福，烹猪羊，琵琶鼓笛，酣歌醉舞。酹神之后，募一胡为祆主，看者施钱并与之，其祆主取一横刀，利同霜雪，吹毛不过，以刀刺腹，刃出于背，仍乱扰肠流血。食顷，喷水呪之，平复如故。此盖西域的幻法也。”东都这些波斯寺、胡祆寺，都是信奉景教的波斯人的宗教活动场所，他们不仅在此敬神，还在这里进行魔术表演。由此可见，唐代在东都洛阳的波斯胡人，为数不少。2006年在洛阳市洛龙区李楼乡出土的唐代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幢、2009年在洛阳龙门西山发现的唐代景教瘗穴（即景教墓），都是信奉景教波斯人的迹物、遗迹。
3 朝鲜半岛诸国
唐朝与朝鲜半岛的关系密切，交往频繁，双方有很多人员往来，当时朝鲜人进出洛阳是很平常的事，有的甚至在此安家落户。例如，余扶隆、黑齿常之、泉男产、泉男生等朝鲜人，都曾在东都洛阳定居。
扶余隆，朝鲜半岛百济人。从其墓志可知，扶余隆在高宗、武后时在唐做官，曾因战功受提拔和封赏，“位在列卿，荣贯蕃国”，还与众臣陪随高宗皇帝从东都洛阳出发，东赴泰山参加封禅大典。扶余隆在东都私第去世后，于永淳元年（682年）十二月廿四日葬于洛阳北邙山清善里（《唐代墓志汇编》。永淳024条）黑齿常之（630～689年），朝鲜半岛百济人，唐朝著名军事将领，居洛阳从善坊私第，《旧唐书》有其传。唐显庆中扶余隆入朝为官，之后受到唐朝名将刘仁轨的赏识和提拔，在抗击吐蕃入侵、平定徐敬业叛乱、破击东突厥进犯等多次战役中屡败敌军，战功卓著，成为高宗、武后朝赫赫有名的军事将领，后在洛阳去世。
三 域外胡风胡俗
受中外交流频繁及众胡来华影响，作为京华之地的隋唐两京，更是时尚前卫，胡风弥漫。这里所谓“胡风”，主要指流行于唐朝社会中的非汉民族原有的习俗，包括从北方游牧民族和西域等地传来的和魏晋时期游牧民族遗留下来的风俗。
唐代两京胡风弥漫，表现在时人好胡教、胡食、胡服、胡乐等诸多方面。
在宗教上，除了佛教达到全盛之外，还有景教、火祆教、摩尼教、印度教、犹太教等，也在京都流传，建堂授徒，进行传习。
在饮食上，各种不同制作方法的美味佳肴因其新异而被纷纷引入筵厨，搭纳、毕罗、胡饼等胡食成为人人争相享用的可口食品，西域酿制的葡萄酒、波斯生产的三勒浆等洋酒则成为唐朝官僚权贵们珍爱的高级饮料。
在服饰上，翻领窄袖衣、小口裤、尖顶毡帽、长短靿皮靴等胡式服装，因其简捷利落而在社会中上层风靡流行；妆梳上的竞新斗奇，成为时髦，而称为“时世妆”。
在乐舞竞技活动上，胡乐胡舞，因其旋律风格别具和节奏抑扬顿挫而成为歌舞宴席上盛行的娱乐活动。由中亚传入的蹴鞠、马球、步打等则成为喜好赶时髦的男女们体育活动之一。“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火凤声沉多咽绝，春莺啭罢长萧索。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競纷泊。”（元真《法曲》）关于东都胡风弥漫的情形，以大诗人白居易在洛阳履道坊宅园搭设“毡账”居住的例子尤为典型。白居易晚年长期居洛，曾在履道坊自家宅园搭建了一顶青毡账，经常在里面休闲会友，饮酒赋诗。他在太和七年作《青毡账二十韵》中对此事有所描述：
合聚千羊毳，施张百子弮。骨盘边柳健，色染塞蓝鲜。北制因戎创，南移逐虏迁。汰风吹不动，御雨湿弥坚。有顶中央耸，无隅四向圆。旁通门豁尔，内密气温然。远别关山外，初安庭户前。影孤明月夜，价重苦寒年。……侧置低歌座，平铺小舞筵。闲多揭帘入，醉便拥袍眠。……兽炭休亲近，狐裘可弃捐。砚温融冻墨，瓶暖变春泉。蕙账徒招隐，茅庵浪坐禅。贫僧应叹羡，寒士定留连。宾客于中接，儿孙向后传。王家夸旧物，未及此青毡。
毡帐是当时北方突厥人的住所，白居易在东都宅园搭建毡账居住一事，反映了京都文人雅士喜欢胡俗的生活情趣。（本文由 孙莉 摘编自 河南博物院 编，《盛世荣华——隋唐时期》之 “第二章 国际都会——隋唐洛阳”。内容略有删节、调整。）
（图文转自“赛博古”微信公众号）
一 四方馆的设立
隋炀帝即位后，志在开远夷，通绝域，克平九宇，威加八荒。其具体政策是：“诸蕃至者，厚加礼赐；有不恭命，以兵击之。”（《隋书·炀帝纪》）在他恩威并施的着力经营下，四夷归顺，八方来朝。例如，在西域的44个酋长国中，《隋书·西域传》称“相率而来朝者三十余国”。 另外，北面的突欮、契丹，东面的高丽、百济、新罗，南面的林邑（今越南）真腊（今柬埔寨）等政权，也先后遣使来洛阳朝觐通好。一时间，东都洛阳使节纷至，胡商云集，店肆林立，成了世界政治、商贸和文化娱乐的中心。“蛮夷嗟叹，谓中国为神仙。”（《隋书》卷六十七）
为了因应开放形势，加强涉外管理，隋炀帝在洛阳定鼎门外设置了“四方馆”，专门负责对外事务。隋朝四方馆有三个基本职能：一是接待安置国外使节和商团，二是主持藩属诸国的政治、经济事务，三是主持中国与外商的贸易事务。隋炀帝时的涉外公务活动要在四方馆处理，同时，来洛阳的国外使团和商团也要居住在四方馆里。
唐因隋制，在东都也设有四方馆。所不同的是，唐朝把洛阳的四方馆设在了皇城之内，不许外人进驻，是纯粹的外事部门，专门处理涉外公务，相当于今天的外交部。而当时来洛阳的国外公务人员，则主要安排居住在从善坊内。据有关资料推断，隋朝东都四方馆遗址，约在今洛阳市关林一带；唐朝东都四方馆遗址，约在今洛阳市玻璃厂南路与凯旋东路交叉路口一带，唐朝定居洛阳的国外人员，主要居住在今洛阳市楼子村一带。隋唐在东都设立四方馆，专门处理涉外事务，可见当时来洛阳的周边政权和域外人员之多，也说明当时朝廷对外交的重视。
二 定居洛阳的域外胡人
1 粟特昭武九姓
粟特（Sogdiana）是中亚古国之一，在今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泽拉夫尚河流域（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境内），隋唐时期的“昭武九姓”（康国、安国、曹国、石国、米国、何国、火寻国、戊地国、史国）即居此地。根据《隋书》记载，昭武九姓本是中国汉代月氏人，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今甘肃临泽），因被匈奴所破，西越葱岭，支庶各分为王，有康、安、曹、石、米、史、何、穆等九姓，皆氏昭武，故称昭武九姓。粟特胡人在历史上素以善于经商著称，长期操纵丝绸之路上转贩贸易。早在东汉时，洛阳（汉魏洛阳故城）就有粟弋（即粟特）贾胡。南北朝以后，昭武九姓经商范围更加扩大，并常常为一些西域邦国承担外交使命。在唐代，来中原经商的昭武九姓胡人，常被称为兴生胡，或简称为兴胡，繁华的东西两京是他们东来经商的首选之地。我们从唐代墓志等史料中可以窥知，当时有很多粟特人在东都洛阳定居。
大唐定远将军安菩（西域安国人）夫妇墓志
清代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五“东京惠和坊”条提到的安修仁，就是在洛阳的昭武九姓胡人。向达先生在其《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中，曾提及唐代居住洛阳的昭武九姓胡人有康杴、康达囗、康武通、康续、康磨伽、康留买、康庭兰等康国人。其中，康庭兰，于玄宗开元二十八年九月卒于东都温柔里，庭兰一家当是归化唐土的康国人，推测其入唐原为质子，慕恋华风，遂留唐不归，居于东都。另外，从一些唐代墓志等相关资料可知，唐代定居洛阳的安度（《唐代墓志汇编》显庆116条）、安师（《唐代墓志汇编》龙朔075条）、安神（《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图版364）、安怀（《唐代墓志汇编》长寿019条）、安菩（《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图版444）、康元敬（《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图版330）、康敬本（《千唐志斋藏志》图版265）等人，也都是来自中亚的昭武九姓胡人。
2 中亚西亚诸国
向达先生在其《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中考证，隋大业十二年三月十日卒于洛阳的讳彻者为波斯人；唐景云元年卒于洛阳的阿罗憾和其子俱罗，为波斯国酋长。据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五记载，东都外郭城内的修尚坊有“波斯寺”，会节坊有“祆寺”，立德坊有“胡祆寺”。唐代张鷟《朝野佥载》卷三记载：“河南府立德坊及南市西坊皆有胡祆神庙。每岁商胡祈福，烹猪羊，琵琶鼓笛，酣歌醉舞。酹神之后，募一胡为祆主，看者施钱并与之，其祆主取一横刀，利同霜雪，吹毛不过，以刀刺腹，刃出于背，仍乱扰肠流血。食顷，喷水呪之，平复如故。此盖西域的幻法也。”东都这些波斯寺、胡祆寺，都是信奉景教的波斯人的宗教活动场所，他们不仅在此敬神，还在这里进行魔术表演。由此可见，唐代在东都洛阳的波斯胡人，为数不少。2006年在洛阳市洛龙区李楼乡出土的唐代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幢、2009年在洛阳龙门西山发现的唐代景教瘗穴（即景教墓），都是信奉景教波斯人的迹物、遗迹。
3 朝鲜半岛诸国
唐朝与朝鲜半岛的关系密切，交往频繁，双方有很多人员往来，当时朝鲜人进出洛阳是很平常的事，有的甚至在此安家落户。例如，余扶隆、黑齿常之、泉男产、泉男生等朝鲜人，都曾在东都洛阳定居。
扶余隆，朝鲜半岛百济人。从其墓志可知，扶余隆在高宗、武后时在唐做官，曾因战功受提拔和封赏，“位在列卿，荣贯蕃国”，还与众臣陪随高宗皇帝从东都洛阳出发，东赴泰山参加封禅大典。扶余隆在东都私第去世后，于永淳元年（682年）十二月廿四日葬于洛阳北邙山清善里（《唐代墓志汇编》。永淳024条）黑齿常之（630～689年），朝鲜半岛百济人，唐朝著名军事将领，居洛阳从善坊私第，《旧唐书》有其传。唐显庆中扶余隆入朝为官，之后受到唐朝名将刘仁轨的赏识和提拔，在抗击吐蕃入侵、平定徐敬业叛乱、破击东突厥进犯等多次战役中屡败敌军，战功卓著，成为高宗、武后朝赫赫有名的军事将领，后在洛阳去世。
三 域外胡风胡俗
受中外交流频繁及众胡来华影响，作为京华之地的隋唐两京，更是时尚前卫，胡风弥漫。这里所谓“胡风”，主要指流行于唐朝社会中的非汉民族原有的习俗，包括从北方游牧民族和西域等地传来的和魏晋时期游牧民族遗留下来的风俗。
唐代两京胡风弥漫，表现在时人好胡教、胡食、胡服、胡乐等诸多方面。
在宗教上，除了佛教达到全盛之外，还有景教、火祆教、摩尼教、印度教、犹太教等，也在京都流传，建堂授徒，进行传习。
在饮食上，各种不同制作方法的美味佳肴因其新异而被纷纷引入筵厨，搭纳、毕罗、胡饼等胡食成为人人争相享用的可口食品，西域酿制的葡萄酒、波斯生产的三勒浆等洋酒则成为唐朝官僚权贵们珍爱的高级饮料。
在服饰上，翻领窄袖衣、小口裤、尖顶毡帽、长短靿皮靴等胡式服装，因其简捷利落而在社会中上层风靡流行；妆梳上的竞新斗奇，成为时髦，而称为“时世妆”。
在乐舞竞技活动上，胡乐胡舞，因其旋律风格别具和节奏抑扬顿挫而成为歌舞宴席上盛行的娱乐活动。由中亚传入的蹴鞠、马球、步打等则成为喜好赶时髦的男女们体育活动之一。“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火凤声沉多咽绝，春莺啭罢长萧索。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競纷泊。”（元真《法曲》）关于东都胡风弥漫的情形，以大诗人白居易在洛阳履道坊宅园搭设“毡账”居住的例子尤为典型。白居易晚年长期居洛，曾在履道坊自家宅园搭建了一顶青毡账，经常在里面休闲会友，饮酒赋诗。他在太和七年作《青毡账二十韵》中对此事有所描述：
合聚千羊毳，施张百子弮。骨盘边柳健，色染塞蓝鲜。北制因戎创，南移逐虏迁。汰风吹不动，御雨湿弥坚。有顶中央耸，无隅四向圆。旁通门豁尔，内密气温然。远别关山外，初安庭户前。影孤明月夜，价重苦寒年。……侧置低歌座，平铺小舞筵。闲多揭帘入，醉便拥袍眠。……兽炭休亲近，狐裘可弃捐。砚温融冻墨，瓶暖变春泉。蕙账徒招隐，茅庵浪坐禅。贫僧应叹羡，寒士定留连。宾客于中接，儿孙向后传。王家夸旧物，未及此青毡。
毡帐是当时北方突厥人的住所，白居易在东都宅园搭建毡账居住一事，反映了京都文人雅士喜欢胡俗的生活情趣。（本文由 孙莉 摘编自 河南博物院 编，《盛世荣华——隋唐时期》之 “第二章 国际都会——隋唐洛阳”。内容略有删节、调整。）
（图文转自“赛博古”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