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走上丝绸之路的中国文学》序刘跃进丝绸之路在新疆按其路线分为南、中、北三道，而史学界又因其上下跨越两千多年的历史，所以按历史划分为先秦、汉唐、宋元、明清四个时期；同时，丝绸之路又涉及陆路和海路，所以按线路又有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之别。陆上丝绸之路因地理走向不一，又分为北方丝绸之路与南方丝绸之路。本书所收论文，涉及的范围很宽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

《走上丝绸之路的中国文学》序

刘跃进

丝绸之路在新疆按其路线分为南、中、北三道，而史学界又因其上下跨越两千多年的历史，所以按历史划分为先秦、汉唐、宋元、明清四个时期；同时，丝绸之路又涉及陆路和海路，所以按线路又有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之别。陆上丝绸之路因地理走向不一，又分为北方丝绸之路与南方丝绸之路。本书所收论文，涉及的范围很宽，覆盖了以上丝绸之路概念的全部内涵。这里谨就有关问题，略为点评，期收导读之效。

一

开通丝绸之路，既是顺势而为，也是迫不得已。战国时期，诸侯列国纷纷修筑长城以抵御外敌。秦始皇统一中国过程中，曾使蒙恬派二十多万人将这些城墙连接起来，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绵延万余里。虽然短暂地延缓了外侵压力，但是并未根除隐患。到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匈奴冒顿夺得单于位，控弦之士三十余万，东灭东胡，西击月氏，南并楼兰，统领西域三十六国，并不断地侵扰中原。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刘邦将兵追击韩王信，至平城，结果被匈奴包围。幸亏陈平设计，刘邦狼狈逃出。面对匈奴如此强大之势，刘邦无可奈何地接受了娄敬的建议，确定了汉与匈奴的和亲政策，基本内容是“约结和亲，赂遗单于，冀以救安边境。”高帝八年、惠帝三年、文帝前六年、景帝前五年，四次以宗室女为公主嫁给单于。这毕竟是城下之盟，颇多屈辱。但是没有别的选择，刚刚建立起来的刘汉王朝还没有能力与匈奴一决雌雄。不仅如此，修筑长城，并不能根本解决边患问题，反而给人民带来沉重负担。晋人杨泉《物理论》记载的长城之歌流传至今：“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餔。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拄。”依靠长城作被动的防御，屈辱和亲作无奈的让步，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任何一个强大的王朝，要想保持中原枢纽的优势，就必须控制四周局势。河西走廊集战略、贸易、文化为一体，直接关系国运的兴衰。汉武帝即位第三年，就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并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建立河西四郡，打通西域通道，斩断匈奴臂膀。匈奴从此失去焉支山和祁连山这两个天然屏障，被迫远遁。借用贾谊《过秦论》的话说：“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史记·匈奴列传》之《正义》《索隐》都引到《西河旧事》所记载的一首匈奴悲歌：“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这“无颜色”三字比较含蓄，清人黄仲则《拟饮马长城窟》则驰骋想象，说是“绝漠愁胡眼流血。”确实，河西四郡的建立，从根本上改变了汉帝国被动防御的局面，为其日后繁荣发展奠定了稳固的基础。本书第一篇《河西四郡的建置与西北文学的繁荣》即以此为背景展开论述。

此后两千多年，潮涨潮落，其间虽有被迫闭关锁国的经历，但从总的发展趋势看，中国一直在积极拓展自己的影响力，甚至曾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引领着世界发展的潮流。

东汉前期，受命出征西域的戊己校尉耿恭，得到当地土著“车师后部”民众支持，自汉明帝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至汉章帝建初元年（公元76年），历时九个月，舍生忘死，守卫疏勒城，使匈奴切断丝绸古道的企图成为泡影。《走上丝绸之路的中国文学》的作者敏锐地注意到，《昭明文选》中所收潘岳《关中诗》“重违克解，危城载色”句下，有李善注引班固的《耿恭守疏勒城赋》，虽然仅存一句，却是耿恭守护疏勒城的文学记录，与上述两首歌谣一样，成为中国文学与丝绸之路发生不解之缘的历史见证。

车师国这个名称始见于《史记·大宛列传》，其立国或在秦汉之前。汉代车师国在今新疆吐鲁番西北，扼西域门户，控丝路要道，土地饶美，形势险要，为汉与匈奴必争之地。汉武帝凿空西域，车师为重要军事要地。作为首任西域都护使的郑吉，多次出兵交河城，力图控制这块战略要地。所以《汉书·郑吉传》说，控制西域，“始自张骞，而成于郑吉”。陈君《汉代车师国史表》是一部资料考订著作，始于前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止于后汉献帝初平二年（公元191年），首尾共300年，用具体生动的材料，诠释了这块战略要地的血腥历史。

外来文化的进入，极大地激活了传统文化的生命力，道家思想以及道教也获得新的生机。在丝绸之路要地敦煌，保存了大量道经残卷。三十年代，著名学者姜亮夫先生在法国抄录残卷，并作了初步的整理研究。郜同麟《敦煌道经残卷拾遗》一文，在姜先生及其他前人研究基础上，对新发现的三十余种敦煌道经写卷逐一考释，昭示出这样一个值得关注的史实：两汉之际、汉魏转折时期以及隋唐时代，以河西走廊为中心的西部地区云集了大批文人学者，保存了多元的文化信息，因而，这里也就成为当时中国文化版图上最具特色的区域之一，并为魏晋南北朝乃至隋唐时期的文化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文化资源。文章朴实无华，而引发的问题却值得深思。

通往欧亚大陆，除传统的西域丝绸之路外，还有一条广阔的草原丝绸之路。《穆天子传》说，周穆王从今天的长安出发，经由河套地区，西行至昆仑山，到西王母国。这些记载可能含有文学想象的成分，但从蒙古草原地带通往欧亚大陆的交流活动确实是很早就已开始，应当是古代丝绸之路重要组成部分。从历史文献记载看，这条线路大体从中原地区向北，越过古阴山（今大青山）、燕山一带的长城沿线，穿越蒙古高原、南俄草原、中西亚北部，直达地中海北陆的欧洲地区。在这广袤的大地上，各种文化交流活动异常活跃，《昭明文选》卷四十所收繁钦《与魏文帝笺》就展现了边地音乐的独特魅力。范子烨《呼麦与胡笳：建安文学中的草原音乐书写》一文，追踪蹑迹，章分句析，将诗歌、音乐、舞蹈融汇一体，为我们带来草原丝绸之路上的无限风情。

汉魏以后，匈奴逐渐衰落，分裂为南北二部，一部分西迁远遁，一部分南下归汉。此后，由大兴安岭发迹的鲜卑族南下，一度统一北方大部分地区。此外，突厥人、契丹人、金人、蒙古人等先后控制北方，中原地区与边疆地区的联系更加密切。特别是唐代，边塞已经作为一个重要符号，成为诗人竞相吟咏的对象，成为有志之士建功立业的地方。李桃《<历代西域诗钞>中的皇甫冉和戴叔伦》以丰富的史料告诉我们，即便是那些从未到过边疆的诗人，也多写边塞诗，描绘想象中的边塞风情。晚唐五代以后，北方少数民族日渐强大，逐渐挺进中原，相继建立了辽、金、元等三个非汉族统治的政权。郑永晓《辽金元帝王与贵族的汉语言诗词创作及在思想史上的意义》一文，通过大量材料强调说明，在中国历史进程中，辽、金、元三代是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民族交互影响与文化融合的重要时期。民族、地域、宗教、政治等多种因素与文化交织在一处，对中国诗歌发展产生新的影响。陈才智《元代西域诗人对白居易的受容》以白居易为例，段海蓉《元代西域文人学习中国传统文化途径探析》以廼贤、金哈剌为例，具体而微地论证了元代文学如何汲取前代诗人的旧营养，走出自己雄浑独特的新轨迹。

乌日古木勒《卫拉特蒙古〈青蛙儿子〉故事研究》则为我们展现另外一幅图景。如果说前此所述皆为历史线索，这篇文章则以卫拉特蒙古地区广泛流传的青蛙儿子故事为中心，论述了蒙古史诗和英雄故事中的古老母题，给这一世界性民间故事类型增加很多新的因素，丰富了其中的文化内涵。

二

2000多年前，广西合浦县是百越重要分支骆越人聚居之地，也是当时海上贸易的重要港口，素有“南珠故郡，海角名区”之称。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统一百越，设置南海、桂林、象郡，合浦是象郡辖地。秦末汉初，赵佗占据南海、桂林、象郡三郡称王，号称南越国。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四月，南越宰相吕嘉造反，杀死汉朝使者。同年秋，汉武帝派遣伏波将军路博德、楼船将军杨仆等人讨伐南越。元鼎六年十月灭南越，设立九郡。在南海、象郡交接的地方设置合浦郡，管辖徐闻、合浦、高凉、临允、朱卢五县，归交趾刺史部，郡治所在地就在合浦。因此，合浦成为中原腹地与东南亚、南亚诸国交往贸易的远洋航线，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始发港之一，当为我国南部边疆较早的繁华都会。继合浦港之后，广州港从公元三世纪就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港口，至今长盛不衰。宋元时期，福建泉州刺桐港又异军突起，成为东方第一大港。这里，至今依然保存大量的文化遗存，如佛教的开元寺，伊斯兰教的清净寺、三贤四贤墓，摩尼教的草庵摩尼光佛造像等，泉州也由此有了“世界宗教博物馆”之称。

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将中国与东南亚乃至欧洲大陆连接起来，中西文化交流从此开启新的局面。在合浦已经发掘的陈袤墓中，出土大量珍贵的琉璃、琥珀、玛瑙、水晶、绿松石等装饰品，还有印度、希腊风格的黄金饰品，完全可与大致同时期意大利庞贝古城遗址的出土文物相比美。出土的琥珀，有相当一部分产于欧洲的罗马帝国（中国称其大秦国），可以说是东西通商史上的重要见证。合浦本地不出产玛瑙，但汉墓出土了很多玛瑙器皿，种类繁多。这些经合浦进口的精美的装饰品，很快就流传到内地。魏文帝曹丕有《马瑙勒赋》称其“出自西域”，美轮美奂，他赞不绝口。王敏庆《并出似分身，相看如照镜——南朝新风、宫体诗与梁武帝广交南海》一文，以南北朝时期的广交南海作为讨论的背景，论述南朝由大画家张僧繇所创立的一种有别于前代的、被画史称为“疏体”的绘画新风。如果这种风气仅仅限于绘画，可能不会引起我们的特别关注。问题是，《玉台新咏》也收录大量所谓宫体诗，颇为直观地反映出张僧繇所开一代新风的绘画特色。三十年前，我在从事南朝文学研究时注意到，南齐永明年间，沈约、谢朓、王融等人的诗歌创作偶尔涉及到类似于宫体诗的题材，但还没有形成风气，造成影响。齐梁之际，年已六十开外的沈约却开始广泛涉猎这个题材。依据常情，似不合逻辑。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从沈约个人身上寻找原因。再说萧纲，他在《诫当阳公大心书》中明确说“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也是把作人和写诗分别开来。从齐梁嬗代到萧纲继立为皇太子，前后不过三十年；就在这三十年间，众多文人似乎殊途同归地对这一题材抱有浓郁兴趣，这显然不是哪一个人的倡导就可以奏效的，一定是有某种外在的影响，推动了这一思潮的形成。这种外在的影响，就是当时中外文化的交流。梁武帝从印度、南海诸国积极引进佛教艺术，随之而来的还有印度及东南亚的世俗文化。梁朝广交南海，不仅促成了南朝艺术新风的出现，也对宫体诗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南朝新风、宫体诗与梁武帝广交南海》一文指出，梁武帝通南海的路线，也正是今日所说的海上丝绸之路。

对此，我深表赞同，还可以补充若干资料。根据传统的看法，僧侣本来不准观看一切娱乐性的节目。《四分律》卷三十四就明确记载佛教戒律，其中之一就是“不得歌舞倡伎及往观听。”隋代智顗《童蒙止观》也说，凡欲坐禅修习，必须诃责五欲，即色、声、香、味、触。声欲排在第二，“所谓箜篌、筝、笛、丝竹、金石音乐之声及男女歌咏赞诵等声”，均谓之声欲。《摩诃僧祇律》《十诵律》等都有相近内容。在佛教看来，声欲足以使人心醉狂乱。但是，我们对这些戒律也不能过分绝对化。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为了让更多的人理解教义、接近教义，往往利用变文、宝卷等民间说唱手段以及雕塑绘画等艺术吸引大众。英国学者约翰·马歇尔的名著《犍陀罗佛教艺术》有几组彩女睡眠浮雕，雕出的女像体态匀称丰满，薄薄的紧身外衣能很好地透出她们苗条的身段，极富韵味。这种描写女性睡眠的艺术，我们在《玉台新咏》中经常看到。需要说明的是，梁武帝时期，犍陀罗艺术已经衰落，梁武帝直接接触到的是继犍陀罗艺术之后属于印度本土的笈多艺术范式。但笈多艺术与犍陀罗关系密切，可以说没有犍陀罗艺术就没有笈多艺术。由此可以推断，印度传来的佛教文化与梁代中期盛行的宫体诗创作，应当有着某种内在联系。

十五世纪前后，海上丝绸之路被卷入新的世界贸易体系与国际海洋网络中，欧洲的商人、传教士不断来到东方，中国文化、伊斯兰文化与欧洲文化的碰撞成就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新篇章。明代永乐年间，郑和七下西洋，从太仓出发，率领200多艘海船、2万多人远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造访爪哇、苏门答腊、古里、暹罗、阿丹、左法尔等30多个国家，最远甚至到达波斯湾、红海和非洲东部地区，前所未有地拓展了海上丝路。当时，很多文人学者，围绕这一重大事件，创作了很多诗歌。郭万金《明代丝路的诗歌观照》围绕这样一个主题，梳理资料，展开论述，再现江山一统、四海咸宾的天朝气象。

清代旅居噶喇吧（即今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亦被称为吧城）多年的福建漳州华侨程日炌和王大海分别著有《噶喇吧纪略》与《海岛逸志》，记述了乾隆年间噶喇吧及其周边地区的自然风貌、日常习俗、社会结构、种族关系以及华侨社会生活和殖民统治状况等。李晨《早期华侨文学中的东南亚地区殖民地状况》一文，通过这两部华侨海外见闻录，得出三点非常重要的论断：第一，东南亚地区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方面，都与古代中国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第二，随着明清海禁政策的影响，海上丝绸之路逐渐衰歇，中国的海外贸易急剧萎缩，对东南亚地区的掌控力也日益丧失。第三，闭关锁国的结果，就是国民视野的狭隘，综合国力的衰微。

近代以来，很多有识之士已经注意到海洋战略的重要性。魏源著《海国图志》，极力改变传统的以西北大陆为重心的关注倾向，呼吁人们重视南洋在军事、商业、政治和文化上的重要地位。张重岗《南洋之为枢纽：亚洲想象与区域文化网络的重建》即由此入手，针对西方和日本有关南洋论述，反思历史，梳理近代以来中国关于南洋和东南亚问题的历史思考。

三

如前所述，长城的修建与丝绸之路的开通，安危相易，攻守异势。这一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的发展，与其被动防御，不如积极拓展。从张骞出使西域、玄奘西行，到鉴真东渡、郑和下西洋，中华文化确实有这样一种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大国气度。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唤醒了世界各国对古代丝绸之路辉煌历史的丰富记忆，从历史的高度展示了中华民族从汉唐盛世走向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孙少华《“一带一路”：研究“中华文学”的新契机》指出，这一战略构想为我们从更广阔的范围审视中华文化在边疆地区、周边各国互相传播交流的脉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大视野，意义非凡。本书最后一组文章，尽管立场不同，出发点不同，但所论多与边疆有关。中国的丝绸之路，最初就是从长安出发，经过河西走廊，进入新疆，走向欧亚大陆。新疆，是古丝绸之路的核心地带。我们都曾有过这样的体验，只有亲历新疆，才能真正体会中国之大，真正理解中国文化的丰富性。古往今来，很多探险家、政治家、文人学者，都曾有过到访新疆的经历，在他们的人生轨迹中留下重要烙印。

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八月，洪亮吉上书言事，惹怒嘉庆帝，被发配到新疆伊犁，翌年二月抵达贬所。居住不到100天，又收到赦书。五月启程，九月回到阳湖家中。可见当年由京城到新疆，慢则半年，快也得三四个月。这样长的旅途劳顿，写诗可能是较好的排遣乡愁的方式。刘京臣《振笔欲增西域记》即以洪亮吉《万里荷戈集》为中心，依托GIS技术，在数字地图上进行标注，立求还原历史场景。后来的林则徐有《荷戈纪程》，其实也可以用这项技术加以还原，更加形象具体。

1906年（明治三十九年）7月，日野强（1866—1920）接到日军参谋本部下达的到新疆搜集情报的密令，开始了一年零十四天的新疆考察之旅。探险结束一年半之后的1909年5月，博文馆出版发行他的《伊犁纪行》，上卷按照行程逐日记录旅途中的见闻、感受，下卷为“地志之部”，是分类记述沿途各地的自然、社会、民族、宗教、教育、行政等状况。董炳月另外一篇文章《日野强〈伊犁纪行〉中的汉诗》主要讨论该书的文学创作特色。作者另有《两种〈西域旅行日记〉的知识谱系》，以渡边哲信和堀贤雄两人日记为线索，探讨1902年（明治三十五年），以日本大谷光瑞（1876—1948）为主的新疆探险之旅，文化碰撞、异民族交流等问题。可惜限于篇幅，这篇长文未能收录。

民国初年，奉中央政府之命前往新疆视察的官员，多有新疆行记之类的著作。署名单骑的《新疆旅行记》不能说最早，至少是较早的一部。郭道平《民国时期的首部新疆行记》特别指出，单骑留心矿产资源，重视交通建设，建议徙民边疆，呼吁官方有所作为。所有这一切，都是笼罩在明确的“中国”意识之下，偶尔也会流露出晚清难得一见的国家自豪感。

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描写丝绸之路的作品异彩纷呈，然而在传统的水墨画里，却难以看到西北风情。当代著名画家张仃晚年创作的《巨木赞》和《昆仑颂》填补了艺术史的空白。1981年秋，张仃赴新疆采风，千年不死、千年不倒、千年不朽的胡杨给他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记，于是创作了焦墨巨幢《巨木赞》。如果说《巨木赞》是据实写生，《昆仑颂》则是情感的凝聚。作者将天山与昆仑山合而为一，凸显出昆仑山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所享有的“万山之祖”的崇高地位，遂成登峰造极之作。李兆忠《从<巨木赞>到<昆仑颂>》一文对此作了有意义的探索。

当代作家张曼菱生在风景秀丽的云南，当她跨入新疆土地时，竟有一种跨文化的体验，极大地影响了她的文学观和写作方向。田泥《激情的样式》指出，张曼菱的新疆行，不仅仅是单纯的个人行为，也是作家介入社会现实的一种有效方式，更是一种释放生命激情的样式。

在当代内地学者中，恐怕没有人能像杨镰先生那样对新疆如此留恋。他作为知青在伊吾军马场度过青春时代，离开新疆后又近百次赴新疆作实地调查与研究。本书最后两篇评述杨镰先生的学术贡献和《全元诗》的学术价值，对他的业绩表而彰之。正如本书编后记所说，这本论文集与杨镰先生密切相关。可惜，他未及见到本书编成就意外离去，迄今整整一年。行文至此，益添宿草之叹。好在学术长存。本书借杨镰先生论文题目作为书名，既是切题，也藉此略表纪念之意。

2017年3月31日于京城爱吾庐

　　编后记

“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是在2013年下半年提出的，高瞻远瞩、构思宏大，不仅具有政治意义、经济意义，而且具有深远的文化意义，能够提供新的学术生长点，推动相关研究。文学研究所力图借助此项国家战略推动丝路文化研究，并通过具体研究参与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为此，2015年8月20日在新疆哈密的伊吾县举办了“丝绸之路与中国文学”研讨会。这部论文集收录的论文，就是从与会者提交的30余篇论文中选出的。这些论文涉及文学、历史、宗教、音乐、美术、探险、中外文化交流等诸多方面，展现了丝路文化的丰富性。

在编辑这部论文集的过程中，我们深切怀念杨镰先生。杨镰先生是文学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新疆文史研究方面成就非凡。作为前辈学者，他在进行个人研究的同时，积极引导年轻一代的学者进行相关研究。从2003年开始，他多次带领文学所的中青年学者前往甘肃、新疆等地进行文史考察，2007年又承担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科研项目“新疆绿洲文明调研”。2015年，在已经退休的情况下，他帮助文学研究所成功举办了“丝绸之路与中国文学”学术研讨会。研讨会召开之前，他不辞劳苦，与文学所党委书记刘跃进前往哈密，与当地政府洽谈相关事宜，研讨会召开期间，他与文学所所长陆建德带领与会者深入东北疆，不仅成功地举办了研讨会，而且促进了多民族文化交流，在荒山戈壁之间进行了实地文史考察。令人痛心的是，研讨会举办半年之后，2016年3月31日，杨镰先生在伊吾临县巴里坤境内遭遇车祸去世。现在，为了纪念杨镰先生，我们将他向研讨会提交的论文的题目“走上丝绸之路的中国文学”作为这部论文集的书名。

本书的编辑工作是由古代文学研究室的郑永晓、比较文学研究室的董炳月两位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