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经公众号“刘三解freestyle”（微信ID：liusanjie110119）授权转载。在《史记·卫将军霍骠骑列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汉武帝元狩四年，卫青出漠北击单于）迟明，行二百馀里，不得单于，颇捕斩首虏万馀级，遂至窴颜山赵信城，得匈奴积粟食军。军留一日而还，悉烧其城馀粟以归。也就是说，在赵信城这个地方有匈奴的“积粟”，数量足够几万人（卫青出兵5万）敞开了吃一天，然后还有一把火烧掉的“余

经公众号“刘三解freestyle”（微信ID：liusanjie110119）授权转载。

在《史记·卫将军霍骠骑列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汉武帝元狩四年，卫青出漠北击单于）迟明，行二百馀里，不得单于，颇捕斩首虏万馀级，遂至窴颜山赵信城，得匈奴积粟食军。军留一日而还，悉烧其城馀粟以归。

也就是说，在赵信城这个地方有匈奴的“积粟”，数量足够几万人（卫青出兵5万）敞开了吃一天，然后还有一把火烧掉的“余粟”。

这段记载与很多人的惯常认识相反，匈奴人不是放羊放马的游牧人吗？怎么还有存粮？是不是司马迁写错了？

1

在司马迁之后的班固，其实也记录了一段史事，见《汉书·匈奴传》：

　　（汉昭帝始元四年）单于年少初立，母阏氏不正，国内乖离，常恐汉兵袭之。于是卫律为单于谋：“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与秦人守之。汉兵至，无奈我何。”即穿井数百，伐材数千。或曰胡人不能守城，是遗汉粮也，卫律于是止。

匈奴筑城存粮，用的是“秦人”，也就是投降过来的中原人守城，可还没说存粮从哪儿来的。

司马迁像

这个问题只能交给考古学家了。

截至1960年，在贝加尔湖附近、叶尼塞河、色楞格河、图瓦河、鄂尔浑河和克鲁伦河流域，发现了十几处匈奴城镇遗址，对其中五处进行了部分挖掘（苏联一处，蒙古四处）。

其中，今俄罗斯境内的乌兰乌德的伊沃勒加镇（现多译作伊沃尔加），周围筑有围墙，挖有三道壕沟，有炼铜炼铁时扔弃的铜渣、铜块和铁渣，还出土了纺织用的纺轮，耕田用的犁铧，还有铜杯、铜锅、铁刀、铁片、铁钉、骨镞和装饰品等物，城堡内还有大小房屋，其中大型房屋有炉灶和热炕等取暖设备，小型房屋单户也各有墙壁。（林幹著《匈奴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1，P127）

在这个遗址之中，还出土了与汉代形制极为相似的铲、镰、锄、犁铧、石磨盘、骨铲等农具，城中还出土了大批家畜的骨骼，尤其是“猪”的骨骼数量较大，显然这是一座以汉人从事农业、手工业为主，兼有家畜饲养，多种经济形态的城市，这一发现从此改变了我们对匈奴游牧经济的传统认识。

　　都列尼村遗址（恰克图以东35公里处都列尼村，位于蒙古国和俄罗斯外贝加尔之间的七卡河边）也发现了数件汉式犁铧，胡日尔德比墓地同样发现了铁质犁铧，在伊里莫瓦墓地、切列姆霍夫墓地（恰克图以北25公里）、达尔汗山墓地、台布什乌拉墓地均发现了粮食作物残留物（以上均在俄罗斯、蒙古境内）。在著名的诺音乌拉墓地的两座匈奴墓中也出土了黑色农作物种子。

在我国境内，西沟畔墓葬附近发现了匈奴居住遗址，出土有铁锄、斧等农具，不过没有围墙，一般推测为匈奴的固定驻牧地。（曾祥江、魏然《匈奴农业问题的考古学探索》，《黑龙江史志》2013年24期）

有农具、有种子，那就不会少了农业，更何况还有城镇聚落，有手工业遗存，比如伊沃尔加遗址里就有生吹炼铁炉。这些零散的考古发现遍布大漠南北，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匈奴经济形态的图景。

大部分匈奴人确实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人，但是真正支撑脱产的、集中管理的匈奴帝国诞生的， 恰恰是它经济中存在的农耕成分，只有半定居或者定居的农业生产，才能够形成稳定的积储，才能够让匈奴在短短几十年内由一个僻处一隅的小部，快速膨胀成为一个横跨中、北亚的大帝国。

道理很简单，游牧生活有非常强的季节性，历史上的很多游牧部落都会选择秋后马肥之际向中原入侵，所以才有“防秋”之说，这就属于典型的顺应自然规律的“军事行动”，而匈奴帝国入寇汉朝的时间，从史书记载上看，分布于四季，带有强烈的集约管理特征，这就直接违逆了游牧生产的自然规律。（具体见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而要违抗这种自然规律，就必须有足够的动员、管理能力，以及与之匹配的物质支持，匈奴手中的农业和积储，就是匈奴单于的底气，也是冒顿单于能够在短时间内东、西、南、北击垮一群游牧国家的秘诀所在。

2

正因为如此，在史书中我们才能看到这样的记载，《汉书·匈奴传》：

　　贰师在匈奴岁余，卫律害其宠，会母阏氏病，律饬胡巫言先单于怒，曰：“胡故时祠兵，常言得贰师以社，今何故不用？”于是收贰师，贰师骂曰：“我死必灭匈奴！”遂屠贰师以祠。会连雨雪数月，畜产死，人民疫病，谷稼不熟，单于恐，为贰师立祠室。

我们习惯理解的游牧民族，雨雪数月，畜产死，民众疫病，确实是大事，此处却加了一处“谷稼不熟”，成为令单于震恐的大事，无疑体现了粮食生产对于匈奴帝国的重要意义。

至于种地的人，比如《汉书·匈奴传》记载：

　　匈奴怨诸国共击车师，遣左右大将各万余骑屯田右地，欲以侵迫乌孙西域。

另见《汉书·西域传》：

　　昭帝时，公主上书，言：“匈奴发骑田车师，车师与匈奴为一，共侵乌孙，唯天子幸救之！”

　　

　　昭帝时，匈奴复使四千骑田车师。宣帝即位，遣五将将兵击匈奴，车师田者惊去，车师复通于汉。

这都说明匈奴曾多次派骑兵在车师屯田，想象一下当时的奇景，在今天新疆吐鲁番东北的交河城下，一边是匈奴的屯田兵，另一边是汉朝的屯田兵。

更让我们难以置信的应该是类似伊沃尔加城堡中“汉人”，或者姑且称之为“中原人”的来源，绝不仅仅是匈奴入塞掳掠的人口，因为《史记》《汉书》中匈奴入塞的记录其实是有数的，规模和频次根本不足以支撑匈奴帝国境内遍地开花的定居聚落的人口输入。

《汉书·匈奴传》记录内附的呼韩邪单于向汉元帝申请罢边备塞吏卒，汉元帝问策于郎中侯应，其中有三条反对罢边塞的理由：

　　往者从军多没不还者，子孙贫困，一旦亡出，从其亲戚，六也。又边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闻匈奴中乐，无奈候望急何！”然时有亡出塞者，七也。盗贼桀黠，群辈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则不可制，八也。

“闻匈奴中乐，无奈候望急何！”翻译过来就是，听说匈奴的生活比我们这边好，可惜咱们的边境管理太严格，跑不出去……

这也和第六条互为因果，往年从军多有不回来的汉兵，他们的子孙贫困，如果没有边境管理挡着，跑到匈奴那边投亲过日子了，可如何是好？至于说犯法的罪人，逃亡外国，不阻挡就更是问题了。

这几条，其实已经说明了匈奴境内数量不少的“中原人”的来源——自愿。

3

自愿去匈奴的这部分“中原人”，放在当时，无论匈奴人还是汉朝人，都称他们为“秦人”。

《史记·大宛列传》：

　　贰师与赵始成、李哆等计：“闻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内食尚多。”

《汉书·匈奴传》：

　　于是卫律为单于谋：“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与秦人守之。汉兵至，无奈我何。”

《汉书·西域传》：

　　以军候弘上书言“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匄若马’”。

最后这句有趣，是汉武帝晚年在诏书中的引述，“匄”字意思通“丐”，也就是匈奴人把马的前后腿都绑上，放在汉朝边城下，大喊：秦人，我施舍给你马！

在罢兵休民的诏书里活灵活现地展示了匈奴人当时的骄纵，以解释为什么派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兵求天马。

《汉书·李广苏建传》中提及：

　　后（李）陵复至北海上，语武：“区脱捕得云中生口，言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武闻之，南乡号哭，欧血，旦夕临数月。

这里的“生口”，就是降人，地界来自云中，之所以说是“降”，而不是被掳的人口，因为匈奴此时已经远塞，并无寇略云中的记录，只能是千里迢迢投奔匈奴的“秦人”。

那么，为什么汉朝的边民要背弃父母之邦，远走草原呢？

《史记·匈奴列传》里其实早有答案：

　　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盗者没入其家；有罪小者轧（集解汉书音义曰：“刃刻其面。”索隐服虔云：“刀割面也。”），大者死。狱久者不过十日，一国之囚不过数人。

对照《汉书·刑法志》：

　　（汉武帝时）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

　　

　　至成帝河平中，复下诏曰：“《甫刑》云‘五刑之属三千，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今大辟之刑千有余条，律、令烦多，百有余万言，奇请它比，日以益滋，自明习者不知所由，欲以晓喻众庶，不亦难乎！"

大辟是死刑，仅仅要命的就这么多，其余的徒刑就实在数不胜数了。反观匈奴，政治组织要简易得多，法令可谓宽纵。《史记·匈奴列传》中中行说评点汉匈两国：

　　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饮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饮水，随时转移。故其急则人习骑射，宽则人乐无事，其约束轻，易行也。君臣简易，一国之政犹一身也。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恶种姓之失也。故匈奴虽乱，必立宗种。今中国虽详不取其父兄之妻，亲属益疏则相杀，至乃易姓，皆从此类。且礼义之敝，上下交怨望，而室屋之极，生力必屈。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筑城郭以自备，故其民急则不习战功，缓则罢於作业。

关于礼仪习俗的说法且不论，只说对两种制度体系的评断，还真戳到了“秦制”的死穴。

影视剧中的中行说

不过，中行说毕竟是汉文帝时期的人，他所看到的只是汉朝初年休养生息时代的汉王朝，而没有看到重新崛起的汉王朝。当汉朝在汉武帝刘彻时期空前强大时，“一统”的盛势也就展现出来。此时的匈奴帝国，根本无力与人多、地大、兵众的汉帝国抗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