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路易十四的光辉照耀了整个凡尔赛宫。在1789年秋天之前，法兰西王国的贵族、欧洲各国的宫廷和法国民众都深信：凡尔赛宫是权力的中心。如今作为巴黎热门旅游景点的凡尔赛宫已然失去了它在几个世纪之前的功用，失去了它作为国家形象与权力象征的安排布局、礼仪仪式以及其中复杂的社会关系与勾心斗角。

圣西蒙公爵可以用50页的篇幅去介绍凡尔赛宫的一餐上凳子排位的礼仪。就餐时，餐桌上竖立着一座船型容器，里面放着国王用的餐巾。见到它，显贵的爵爷们要脱帽致敬，贵妇们要行屈膝礼。能靠近这些物件，甚至能用上这些酒杯、瓶子、盘子、餐巾或拥有一席之位的人，飞黄腾达就指日可待了。这种特权表明了享有者的社会地位，宣告着他们享有的哪怕只是一丁点儿的浩荡王恩。在彼时，世袭、礼仪和应酬就类似我们今天所说的“职业素养”，人们需要经常出现在凡尔赛宫，争取或确保自己在庞大的权力机器里有一席之地，哪怕那个位置岌岌可危，哪怕面临着重重困难。

然而凡尔赛宫这个“社会”留下的痕迹在今天已难以寻觅。数以万计的游客参观着这处皇家住所，包括那些1789年以前只有国王的少数近亲有权进入的房间。权力的象征还在，但我们已很难想象，这座建筑的前身是一栋如迷宫般的住所，它们的主人曾是太阳王的廷臣和仆人们。

于是，美国历史学家、凡尔赛宫史专家威廉·里奇·牛顿（William-Ritchey Newton）写作了《大门背后》一书，试图为21世纪的读者们重塑那个已经荡然无存的世界。他借助当时的皇家建筑部总监和城市和宫殿总管留下的通信和报告，事无巨细、绘声绘色地还原了宫内日常生活的点滴、那些上位的企图、有影响力的竞赛、特权式的优待和尴尬的情形。在这226间精心装潢的公寓里，拥挤着数以千计的人，有些人蜗居在他们主子的衣柜里，有些人睡在一个简陋的铺位上。对宫殿内起居设施——水、火、食物——的记录逐渐显现出了凡尔赛宫里一种奇特的生活：在这里，要争得地位，每天都得做出牺牲，也要忍受艰苦的生活条件。

虽说“谁为宫廷效命，谁便有权居住于此”，但在18世纪，即便你是个官僚，也不一定住得进去凡尔赛宫——那里的住房危机实在太严重了。经出版社授权，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从《大门背后》一书中节选了与住所相关的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大门背后：住所》（节选）

文 | [美]威廉·里奇·牛顿   译 | 曹帅

1、有房住或花钱租

谁为宫廷效命，谁便有权居住于此。国王理应为他的仆从、文职人员和军队提供住所。幸运儿可以在凡尔赛宫内谋得一个住处，剩余的人则被分配到其他王室住所。若居住在巴黎城里，则可以获得一些住房补贴。不用说，对那些有识之士来说，凡尔赛宫的魅力超过一切住所，首先就强过他们自己家，不论自己家里何等气派。

我们今天叹为观止的宫殿，最初不过是一间乡野小屋。以前路易十三在附近的森林打猎时，就在这间小屋过夜。之后，路易十三命人在一个沼泽环绕的小山上建了几座简朴的房子，简朴到一位回忆录作者称其为“打牌城堡”。

继承了这座小城堡后，路易十四将之修葺并进行了大幅度扩建。荣誉广场南端建起了一列马厩，不过马厩很快被改建成住房，人称“旧翼”。尽管之后进行了诸多改造，旧翼却仍然保存着。路易十八期间重建了面朝凡尔赛城的宫殿，使旧翼和宫殿的北翼相协调。这座新宫殿的建筑师为杜福尔，如今该建筑便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宫殿北翼建于17世纪60年代，开始是厨房和配膳室，很快便被改为住房。

1682年，法兰西宫廷迁至凡尔赛宫后，区域和城市部门总督也迁居至此。1719年，他的职位升至政府高级总督，宫殿北翼也就被称作“政府翼”；但从1760年起，该翼的墙体开裂，他就不得不离开了。1771年，加百利拆除了这座建筑并新建了一座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宫殿。

路易十四的扩建和装修保留了宫殿主体的风格：红砖墙，边角砌石，宫顶覆盖板岩，外层的石砌建筑完全围住内层。北面是国王的大型寓所；西面最初构想为朝向花园的露台，但因为在南面建了王后的寝宫，所以改为了镜厅。路易十四不断对凡尔赛宫进行修建，后来宫殿的南翼，即“亲王翼”，也顺利建成。1689年，宫殿北翼、园林旁边的宫墙竣工。南翼和北翼是供国王、宫廷和“荣誉房”的侍奉人员（比如服务王室和国王本人的贵族）居住。实际上，在国王的日出和日落参拜仪式或王后梳妆时，负责侍奉工作的本是一些较低级的人员，但那些最显赫的皇亲国戚乐于出现在这种场合，甚至求之不得，因为这种“亲近”角色能象征性地把他们和王室仪式连接起来。

路易十四时期，重要官员可以获得国王赏赐的土地，并在这片土地上建造私人府邸。在法国摄政时期作家马莱的笔下，宫殿南翼和北翼修建之前，“路易十四一直待在凡尔赛宫，那时宫殿里很少见到女侍从，因为一个有身份的男人不会让他的妻子去宫里做侍从，无论是去歌舞场还是住到宫里。而公爵们在宫外都有自己的官邸，这样他们养起情妇来更容易”。

官职小的人住在宫殿的附属建筑——“大附属宫”里。这是一座巨大的建筑，一楼有国王和王后侍从人员的公共厨房和餐厅，除此之外，从一楼到四楼（包含阁楼）都是大小不一的房间。尽管有些人觉得“大附属宫”的名号不雅，但它的优势是离主宫殿近。此宫虽大，但也容纳不下所有有权居住在这儿的人员。因此，为了容纳那些无处安置的人员，国王又买下或租下了其他一些建筑：掌玺大臣街上的杜拉斯馆，橘园街路易馆的三座住宅，还有圣·弗朗索瓦街的尼埃尔特馆。其他侍从人员，比如大皇家马厩、小皇家马厩和皇家犬猎队的人员，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地点拥有自己的住处。

每个廷臣都关心是否能得到与自己的等级、职位、家族和需求相匹配的住处。凡尔赛宫，连同国王在城里赐予的住所，都无法满足这一庞大群体的需求。针对国王和王后的侍从人员，以及王太子和其他王子的服务人员，城市总督建议给予金钱补贴，因为以他们的年纪还没能力拥有像样的房子。而对于王室家族的其他侍从人员，比如王太子妃或公主的侍从，他们的住房补贴都由王室预算承担。

巴黎市里的房租颇高，离凡尔赛城又远。人们除非被迫，否则不会采取如此下策。一位“季度侍从”（即每年工作三个月）的平均工资是300里弗尔，勉强够租一间带家具的居室或一套简陋的公寓。很多低级侍从都是如此，他们竭力争取来这个职位，获得社会地位和应有的免税，但有时每周只被用到几天，一年当中剩下的日子就在家。他们的家一般都在法兰西岛或巴黎城内。对于大部分女侍从来说，三周里只须来宫里工作一周，所以即便住处条件很差，她们也不会感到很不便。很多廷臣都把这份“季度工作”当成过节一般，因为它打破了平时田居生活的无聊，每当周日弥撒时，人们还会宣布他们要前往宫廷或从宫廷回来，这为他们挣得了名声。

据当时凡尔赛城的警察署长估计，路易十四当政的前期，凡尔赛城内只有不到50户出租“带家具的居室”。1724年，这一数目达到400户，还不算上专业的客栈。署长认为，主要是由于房屋需求巨大、收益诱人：“国王……迁居凡尔赛城，很多人也跟着来定居。这儿的房租暴涨，高到离谱的租金使大部分本地人都出租带家具的居室，因而我们看到国王的侍从、官员、资产阶级，甚至鞋商、面包商、补鞋匠、仆役、寡妇，连小孩子都出租带家具的房子。”署长建议公共部门恢复太阳王统治时期的定价，1735年确实出台了针对酒馆和旅馆老板的指令，规定了房屋租金：1张床、没有地毯的房间，每天房费为2苏；2张床、无地毯的房间，每天4苏；有地毯的房间，1张床的房费为4苏，2张床的8苏。

实际上，这些价格规定只有那些最简陋的旅馆才遵守。德·博勒加德先生是国王的侍卫，也是圣·路易骑士，他的账单貌似比指令上的理论数据更可信。住在安茹街饭店老板马丁夫妇那儿，他每月要支付20里弗尔，相当于每天13苏，额外还要每天支付3里弗尔的餐费。另一位侍卫租了一间双人房，每天要36苏。

在凡尔赛城，除了正规或偷偷经营的旅馆，还有各式各样的客栈。总共大概有120家客栈，接待着不同档次的客人。路易十四统治期间，有身份的客人可以下榻市政广场上的埃居旅馆，或者王太子妃街上的波兰国王旅馆。18世纪中叶，最有名的旅馆当属好孩童街上的富迪松旅馆，即如今的勒布伦街34号。富迪松旅馆的老板以前是轻骑兵的指挥官助理，此人向廷臣们出租小套公寓或单间房，其中就包括克鲁伊公爵。这家旅馆离凡尔赛宫特别近，按我们现在的标准，绝对算得上星级宾馆。离宫廷越远，旅馆档次越低。比如好风街上一个叫马尔库的人开的旅馆，在1782年的夏天，曾经接待过教士、裁缝、木匠、挖土工、泥瓦匠，甚至一个脚夫和行李搬运工。在同时代，大附属宫后面的改革派教士街上，有位莫尼尔先生接待了许多雅客——太子港的国王随从、巴黎的律师、从前的国王侍卫，还有几个自称“贵族”或“巴黎的资产阶级”的人。

……

国王赏赐土地的时候很大方，唯一条件是须在这片地上建房。那些绝佳的位置都被赏赐掉了，但是不管哪家建房，房屋的外观必须一致。圣西蒙公爵的府邸在圣克劳德街38号，1685年他的父亲得到了这片土地，1686年签订了房屋契约。他的府邸包括一座小楼、一扇可通车辆的大门、内院、工具棚、马厩、花园和后院。鹿园旁的大片土地都被分块出售了。刚刚获得房屋建筑许可的人须向国王缴纳一小笔年贡（即不动产税）。作为一片土地的新主人，他要用墙或篱笆围住自己的地盘，也要铺好朝向街道的路。如果土地的主人没建房，超过一定期限（一般为一年），他们对土地的拥有权就丧失了。由于期限规定，好多人都遇到了财政困难，以至于到了18世纪，鹿园旁的这片街区还鲜有人住。还有些雄心勃勃的人开始盖房子，一楼盖好后就住了进去，同时继续整修楼上。另外有些人确实建起了像样的楼房。

2、住房危机愈演愈烈

当时纯粹因职务获得住房的情况很少，非得是重要职位才能如此。四位国务大臣享有堪称典范的房型，房子位于“大臣大前院”的两翼，还带有地窖和阁楼。司法部在凡尔赛城设立时，拥有一座独立的官邸，是现在凡尔赛音乐学院的前身。不过，当时有些显贵对这个住宅并不满意，尤其是海军大臣蓬查特兰，觉得离凡尔赛宫太远了。

1722年，国王路易十五回到凡尔赛宫，买下了博维里尔馆，该馆位于如今美国独立街和橘园街的交叉处；财政总督被安排住在这里，也在这儿办公，但由于工作需要，总督要花很多时间在巴黎市里。博维里尔馆的对面是总监馆，是供皇家建筑部总监居住的。这些住宅是公家府邸，一旦大臣失了宠，他的继任者也就相应地接管了他的府邸。其他的高级侍从，无论是季度工还是全年工，只有当差的时候才享有自己的“职务住房”。这里面最重要的人物当属国王贴身侍卫队的队长，他们要全天候守卫着国王。执勤期间，他们住在议会办公室和国王内务办公室的楼上。此外，他们还在宫里有一套自己的住房。

诺瓦耶伯爵曾想要预留几个房间给国王寝宫的主要侍从，他向国王写道：“我认为陛下的几个主要侍从应该享有住房，并毫无保留地留给继任者。这将有效减少麻烦，缩减开支。”国王批准了申请，但最终没有机会实施这项制度。

每当有房空出，竞争者们就争先恐后，各显神通，利用他们的王室宠幸、家族关系、社交网络，上书请求、写信申诉，力图得到这间房。1747年，老比龙元帅的住所腾了出来，11位廷臣立刻向诺瓦耶伯爵提出申请。

能否申请成功，首先要看申请人的地位和他在宫中的职务。因此，要把空房优先给予朝廷大员和王室寝宫主要职位的总管。有几个职位的人员必须和国王同住在宫里——宫廷大神甫、国王寝宫的侍从总管、国王近卫队的队长和骑兵团中士。每当城市和宫殿总管提议建造新住房时，首先考虑的就是这些人。其他不太显赫的廷臣只能接受较高楼层的房间，这些房间不那么舒服，装修也不好。

能否申请到房间，其次还要看申请人工作的性质和他距离国王的远近。比如，大皇家马厩和小皇家马厩的总管，他们的职位享有声望，而且与国王朝夕相处，除了在马厩旁边的住处，还能在宫里谋得一个房间。

同样，作为王后、王太子妃和公主们的荣誉女官和梳妆女官，她们也应和主人住在一起。她们的住房被安排在亲王翼，与王后寝宫仅一步之遥。宫里的其他女侍从则居住在亲王翼顶上的阁楼里。首席医生和首席外科医生必须紧伴国王左右，因而在宫殿主体旁拥有住处，配药师则住得稍远些。其他侍从人员，比如执掌笔墨的国王秘书，只能住在大臣翼的楼上，因为国王并不总是需要他们。廷臣们的个人需求永远被排到末尾。婚后和自己的妻子住在一起的，尤其是夫妻二人同在宫里当差的，他们则需要一个更大的房间。单身者、小伙子和寡妇比较难有机会得到一间好房子，通常他们被认为连一张餐桌也用不上，也无至亲的家眷可接待。

除了王子、公主和有王室血缘的年轻公爵，一般的婴儿、孩童和少年在凡尔赛宫是没有住处的，他们只能随大人来宫里参观玩耍。等他们到了可以进宫服务的年龄，或者与宫里的人结婚，又或者谋取了一官半职，方可进宫。

……

路易十六时期，住房紧缺对宫廷生活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大贵族们不愿意在工作以外的时间待在凡尔赛城，三周里有两周都住在巴黎城里。另外，路易十六也不像路易十四那样要求廷臣时刻待命。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遴选了一小部分人作为心腹，比起流淌着贵族血液的侍从，王后更喜欢她自己的这个小群体。路易十五的女儿们慢慢老去，路易十六把蓬帕杜夫人在贝尔维的房子送给了他这些“著名”的姑姑，她们就去那儿无聊地度假，一起去的还有同样感到无聊的侍从们。伊丽莎白夫人还待在凡尔赛宫，陪伴她的是没钱跑去别处的夫人们。宫里死气沉沉，德·沙特奈夫人这样写道：“宫里面没多少人了，甚至有一次，在王后办的舞会上，所有的公主都在场，我母亲竟然排到了第12位。”这个排位是相当惊人的，因为她母亲的出身并不高贵。

路易十六的统治有一个辉煌的开端，但宫廷慢慢失去了它的魅力。相比较来说，巴黎的生活对贵族们有更大的吸引力。宫里繁复的礼仪、权力的角逐和腐朽的风气都让上流人士和新一代人望而却步。

塞居尔伯爵夫人是法国大革命后的著名作家，她指出了巴黎市内的知识分子阶层和凡尔赛宫的统治阶层之间的矛盾：“宫里的壮丽和浮华前无古人，但权力却少得可怜。人们批判凡尔赛宫的当权者，却去膜拜《百科全书》的编纂者。”德·让利斯夫人在君主制覆灭后也留下过很多文字，她曾回忆道：“当时的风气就是对凡尔赛宫的一切进行对抗和讽刺。如果不得不去宫里觐见国王，去的人都是怨声载道；人们一遍遍地说着，没有比凡尔赛宫、比朝廷更令人厌烦的地方了。宫里认可的事情从不被民众认可。”在这种情形下，为何还要住在宫内的小房间里，更何况房间还破旧不堪？为了挽回这个局面，宫里也通过了几个翻修方案，但建筑师们更在乎大接待室和王室套房。1784年，路易十六花600万里弗尔给玛丽·安托瓦内特买下了奥尔良公爵的圣克卢宫，同年，又花1600万里弗尔的巨款为自己买下了朗布耶的城堡和花园。他想把这儿当作凡尔赛宫整修期间的临时住所。这无疑又加重了国家的财政危机，人们对他铺张浪费的批判声不绝于耳。

18世纪80年代，国家针对国王寝宫和王后寝宫的廷臣、御膳房、皇家马厩进行改革，削减开支，减少挥霍。然而，人员和开销的减少是渐进性的，民众并不领情。随着1787-1788年危机的临近，君主制失去了往日的光彩，被紧紧地束缚在凡尔赛宫这座金牢笼里，要想恢复昔日辉煌也无从下手了。

书摘部分节选自《大门背后》第一章，较原文有删节，标题为编辑自拟，经出版社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