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地理环境是人类活动的舞台，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而直接的影响因素。生产力发展水平越低，这种影响程度越深，表现也越明显。任何国家、地区都不例外。有些地区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这种影响及表现则更为显著，历史上的西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摄影/陈志

地理环境是人类活动的舞台，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而直接的影响因素。生产力发展水平越低，这种影响程度越深，表现也越明显。任何国家、地区都不例外。有些地区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这种影响及表现则更为显著，历史上的西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摄影/陈志峰）

（摄影/陈辉）

一、特殊的地理位置

从历史文献来看，虽然西域在各个时代所指范围并不完全一致，但新疆是其核心区域。因此世人常言：新疆古称西域（下文西域即指历史上的新疆区域）。它特殊的内外地理环境，不仅直接而深刻影响着该地区的历史发展，特别是内外民族关系发展，而且这一点在有关西域的各种文献记载中都有着明显的反映。

换言之，前者为后者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反之，这些相关方面的历史记载，不仅说明了世人对其关注与重视，也说明了它特殊地理环境与历史发展的密切关系。

就整个新疆在大陆中的位置来说，它位于欧亚腹部心脏地带，东西交通要道，即“丝绸之路”枢纽地段，由此在历史上，使得它成为各种政治、经济、文化荟萃之地；它地处要冲，诚如《新疆图志》中描述它重要的地理战略形势时言：“新疆东捍长城，北蔽蒙古，南连卫藏，西倚葱岭，居神州大陆之脊，势若高屋之建筑。得知则足以屏卫中国，巩我藩篱，不得则晋陇蒙古之地均失其险。一举足而中原为之动摇。”这是它特殊地理位置与其历史发展关系的一个重要表现方面。

（摄影/金炜）

二、自身内部地理环境特点对人文发展的影响

除上所言之外，西域自身内部地理环境对其历史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西域的地理环境特点，今人曾形象的概括为：深居内陆，环境封闭；群山环绕，高差悬殊；大气干旱，沙漠广布；地广人稀，潜力雄厚。这里需指明一点的是，其“环境封闭”是相对而言的，如北疆准噶尔盆地东面开阔的缺口与蒙古草原连成一片，在历史上，这直接加强了该区域与中国北方民族关系的发展；南疆塔里木盆地东段有一处天然的豁口，正好与河西走廊相连续，是新疆与中原地区交通联系的天然孔道，这又直接密切了历史上此区域与中国内地民族关系的发展。

就其整体与周边环境来看，由于西域深居大陆内部，除伊犁河谷和某些山间地带雨量充沛外，其它地区多为干旱少雨。就其内部而言，整个地形地貌则大致呈现出“三山夹两盆”的特点。因此，有人也把西域的地理环境的基本特征概括为：周围和中部是高山，高山之间是盆地，盆地中间是沙漠。

总的来说，就是“群山环绕，高差悬殊。大气干旱，沙漠广布”。北部阿尔泰山与中部天山之间为准噶尔盆地，盆地中有中国第二大沙漠——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中部天山与南部昆仑山之间为塔里木盆地，盆地中是中国第一大沙漠——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西域流沙滚滚。这种特殊的地形地貌是大自然在亿万年的沧海变化中形成的，自有人类活动以来，基本没有发生大的变化。那么，很显然，自然环境是十分恶劣的。

（摄影/车静）

虽然它的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了许多不利影响，但同时也为人类的生存创造了许多有利条件。故而有人言道：在西域辽阔的大地上，无论是游牧民族还是定居民族，也无论是土著居民抑或是外来移民，从古到近，他们都在拼搏、奋斗，创造了自己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和可歌可泣的兴衰诗篇，而高山、沙漠、河流、湖泊，也参加了这种历史大合唱，它们是历史的见证者。这则反映出西域的最后一个特点，即“地广人稀，潜力雄厚”。

地域广阔是不言而喻的，仅今日新疆来说，就约占中国六分之一国土，是中国最大的省区，更不用说历史上广阔的西域了。

（摄影/王汉冰）

西域各种资源也是极为丰富。阿尔泰山盛产黄金，阿尔泰山本意就是“金子之山”。历史上很多游牧民族及政权都曾活跃于这一地区，如月氏、匈奴、乌孙、突厥、契丹、蒙古等。在西域各个高山之下，盆地边缘雪水下泄处形成有许许多多，大小不一，相对不连续的片片绿洲；在地表水丰富地区，如大河、大湖周围也有许多绿洲出现。这些绿洲中许多也是膏腴之地，易农易牧。西域历史上的城郭之国（即小的政治经济区域）多建立在这些绿洲上，它们的生产方式以农牧兼营为主，而农作物尤以瓜果生产甚丰。

因而，西域既有地广人稀、荒寂不毛之地，也有水草丰美、瓜果飘香之景。如历史上，在西域被西汉与匈奴反复争夺的车师，不仅因为它位于交通孔道及汉与匈奴交接处，而且也缘于其地富饶之故。《汉书·西域传》载：当时匈奴单于大臣皆言：“车师地肥美，近匈奴，使汉得之，多田积谷，必害人国，不可不争也。”

(摄影/陈志峰)

此外，西域个别雨量充沛的河谷与山间草场地带，历史上也曾建过很多较大的游牧之国。如被称之为“塞外江南”的伊犁河谷，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一直都是各种游牧政权建立与争夺的地方。历史上有名的游牧政权，大月氏、匈奴、乌孙、突厥、契丹、蒙古等先后都在这里建过牙帐。

一般说来，天山以北多为游牧之国，天山以南多为城郭（土著农耕）之国。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相关西域文献中为什么会“出现”数量极多的西域小国、多种民族及多元文化，继而呈现出，如法显《佛国记》里所言的“国国胡语不同”的局面。由于西域诸国自身所处地理位置（特别是东西交通要道，即丝绸之路中）及自然环境的不同，其民族、民族关系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则呈现出差异性。进而，历代相关文献对各国的记述内容也表现出多寡之别。如处于丝绸之路上的鄯善、车师、龟兹、莎车、疏勒、于阗、伊吾、高昌等西域之国在相关文献中都是频频亮相，记载详细，就反映了其位置的重要性。

三、恶劣的地理交通环境与丝绸之路人文历史之反映

在古代生产力相对落后的情况下，正是由于它这种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也直接造成了西域诸国间交通不便。正因如此，历代相关撰述基于各种原因对西域“丝绸之路”各道基本上都有重要的描述。“丝绸之路” 既是政治、军事交通要道，也是经济、文化交流、商业往来之要道。

在生产力落后的古代，西域特殊的地形地貌决定了西域的主要道路走向，只能沿着天山南北两大盆地的边缘，在各个绿洲之间穿行，往西延伸还有高山阻挡。

绿洲间路段大多处于人烟稀少的戈壁沙漠之中。一如法显《佛国记》所载：从敦煌到鄯善1500多公里的路途上，几乎到处是戈壁、流沙，缺乏淡水，天气变化无常。他言道：“沙河中多有恶魔、热风，遇则皆死。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行十七日……得至鄯善国”。从焉耆到于阗要过宽达数百里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塔克拉玛干”为“进去出不来”之意），条件更加艰苦。流沙万顷，沙丘高耸，很少淡水。经常刮风，埋没人畜。白天炽热蒸人，夜间才能赶路。法显云：“行路中，无居民，沙行艰难，所经之苦，人理莫比。”而西部葱岭（今帕米尔高原）山势高峻，道路崎岖，天气严寒，冰雪遍地，是一个居民稀少，很难通行的地方。他说：“其道艰阻，崖岸险绝。其山惟石，壁立千仞，临之目眩，欲进则投足无所”，“悬釜而炊，席冰而寝。”这些高山烈风彻骨及前面所言的戈壁沙漠等恶劣的自然环境与景象，是生活在中国沿海和中原地区的人很少见到和感受到的。

历代时人相关撰述主要着眼于历史与现实的考虑，详细记载了西域“丝绸之路”段各道及诸国情况。特别是历代正史（即二十四史）“西域传”中的南、北道，南、中、北道，或四道之说；叙述诸国时常有的“不当孔道”“当道”“山道不通”之语；及对诸国间地理关系、里距等描述性的言词，其实都是当时历史及地理的现状反映。即使到清代新疆与内地之间的道路走向，与传统“丝绸之路”基本一致，也与今天新疆境内各主要道路的走向大致相同，只是在某些路段上有些变化而已。

因此，正如上面已提到的，历史上处于这些要道路段上的诸国，比之其它非要道上的诸国及民族，在历史舞台上（包括民族及民族关系发展上）显得更加活跃。这一点反映到史学上，就是它们多见诸于史册，史家对其所用笔墨也远超后者。

四、相对分散的绿洲政治经济与周边人文关系的发展

这种地理环境及所促成的交通不便，还使得西域诸国在经济上呈现出不连续性与差异性；由此不难联想到，相关文献中重视对西域诸国地望的记载也主要缘于此客观情况。民族间、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性，既造成它整体经济发展上的相对落后，也造成西域诸国政治上的局部性与相对的独立性，这使得历史上西域整体政治力量十分薄弱。

正如《汉书·西域传》所云：“西域诸国，各有君长，兵众分弱，无所统一，虽属匈奴，不相亲附。匈奴能得其马畜旃罽，而不能统率与之进退”。

与此相似，《明史·西域传》也谈到，元朝亡后，西域地方“各自割据，不相统属”，“地大者称国，小者只称地面。迄宣德朝……多至七八十部”。

由上可知，西域“诸国”实指各个相对独立的政治、经济小区域，或者说是相对独立的行政小区域。西域特殊的地理位置时常受到周边势力的影响，以及这样的政治与经济所造成的西域自身整体力量的薄弱，因而，在历史上使得它自身不能独立成“国”（或者说组建一个强大的统一政权）。

西域历史上虽也出现过多次类似春秋战国时期诸国兼并、大国争霸的现象，但由于内外种种主观与客观原因，都始终没能形成过有如秦汉一样的统一局面。西域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则是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一如有学者所言:“西域诸国都属于小国寡民，各自孤立的处于一个或大或小的绿洲，任何一个城郭国家都无力统一整个西域。绿洲经济的分散性使它们难于形成一个统一的力量，西域诸国需要一个凌驾于其上的力量维护他们的共同利益，协调他们之间的关系，反对外部力量的侵害。这就是历史上西域诸国或者依附我国北方游牧民族政权，或者统一于中央王朝领导的重要原因。”

因此，西域历史的发展与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和内地王朝历史的发展最为密切相关。这一点可以由左宗棠关于新疆建省奏请里的一段话反映出，如其所言：“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连，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这段文字很明确的从地理形势上指出了中国内地、北方、西域之间的紧密发展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西域特殊地理形势和历史发展等原因，西域很少被来自帕米尔以西的政治势力所控制，来自那边的影响主要是文化方面。这是在西域特殊地理形势影响下，历史发展的结果，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而这种历史发展的必然，又是历史上这些区域内各民族间政治、经济、文化等交往互动的结果，特别是历代王朝对西域的经营，作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仅深化了民族间的各种互动关系，紧密了中原、北方、西域、西南等中国各民族的关系，而且更加增强了西域的内向性与各民族间的凝聚力。一如有学者言道：“在长期的共同劳动、生活和斗争中，各民族互相接触、混杂、融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各民族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血肉联系，并由此而产生了强大的内心力、凝聚力。”明清之际，由于西域历史上的种种变故，原西域的蒙古土尔扈特部，迁徙到了伏尔加河地区进行游牧。清代乾隆年间，其首领渥巴锡带领土尔扈特部，浩浩荡荡地走上了重返故土的征程，正是这一民族内心力与凝聚力的一大写照。

综上，对于西域历史的发展，特别是民族关系史的发展，其特殊地理形势虽不是它的决定性因素，但却是至关重要而又直接的影响因素。理解二者关系，不仅有利于进一步理解，为何有关西域文献重视记载地理形势与交通路线等相关内容，也利于世人对新疆民族及民族关系发展史的深层次认识。（完）

（本文作者马晓娟，历史学博士，系新疆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原创文章版权申明：本篇文章所有权归《新疆人文地理》杂志社所有，欢迎转载和转发，但必须全文转发并注明来源为"新疆人文地理"，且不可裁剪图片水印。

文/马晓娟 图/陈志峰/陈辉/金炜/车静/王汉冰

编辑/里昂 大桐

图文来源： 时代时代新疆人文地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