巍巍昆仑山不仅仅是和田美玉的富集产地，更是古时玉石之路连接西域与内地的必经之路。沧海桑田，河流奔腾，山川不语，昆仑山见证了这条古道上的一切。

“玉，石之美者也。”故人们爱之，佩戴之，收藏之。可以说，对玉的爱好是中国文化的特色之一。玉的传播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有一条道路——玉石之路，它比丝绸之路更悠远、绵长。然而，长久以来，人们却只知道有“丝绸之路”，少有人知道“玉石之路”的存在。古玉及文物鉴定专家、北京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杨伯达说：“这一条玉石之路堪称我国和世界上最早一条沟通东西政治、文化及商贸的运输线，也是距离最长、使用时间最久的陆路交通大动脉。这条路为后来的丝绸之路打下了基础，这一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玉镞、石镞 摄影/刘玉生

“玉石之路”的研究涉及历史、地理、考古、地质、矿物、交通运输、中西贸易交流和族群关系等诸多领域，千年古道的形成离不开和田玉优良的品质及丰富的资源，离不开中原政权的推崇强化与稳定需求、中间玉商人的路线探索与辛劳奔走……在复兴丝绸之路的新时期，让我们乘着思想的翅膀，去一探“玉石之路”的兴衰始末。

“玉石之路”浮出水面

响彻全球的“丝绸之路”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中国》一书（1877年出版）首次提出，之后即被广泛接受。其本意是指公元前 114 年到公元 127 年，中国河套地区以及中国与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交通路线。现今连接古代中国与亚洲、非洲和欧洲的中西方商路统称“丝绸之路”。有陆路和海路之分，狭义上只有陆路。

“陆上丝绸之路”形成于公元前2世纪与公元1世纪间，直至16世纪仍保留使用。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后其干道基本形成。它以西汉时的长安为起点，经河西走廊到敦煌。从敦煌起分为南北两路：南路从敦煌经楼兰、于阗、莎车，穿越葱岭（今帕米尔）到大月氏、安息，往西到达条支、大秦;北路从敦煌到交河、龟兹、疏勒，穿越葱岭到大宛，往西经安息到达大秦。

在这条西域与中原、中国与外域文明沟通的大动脉上，以新疆和田玉为主线的“玉石之路”是毋庸置疑的奠基者。然而，对于“玉石之路”的记载和研究，目前多局限在少数史学、考古学家的案头上。在普通老百姓看来，中西方交流的功臣就是丝绸之路。或许就是这种理所当然认知的误导，铺就了许久的“玉石之路”才一直未能引起人们的重视。直到1966年，日本宝石学家近山晶最早提出，中国古代可能存在着一条与“丝绸之路”并行的“玉石之路”。

22年后的1988年，中国人也发现了这个秘密，他们是新疆的地质专家唐延龄、陈葆章。当时正负责编撰《中国和阗玉》一书的他们，在搜集资料过程中发现并设想：“丝绸之路”之前应该有一条运输和阗玉的道路。他们将此想法与古玉专家杨伯达交流后，得到了杨伯达的肯定与支持。一年后《中国和阗玉》出版，书中“古代玉石之路”一节，是我国关于此问题最早的记述。

1989年，杨伯达正式提出“玉石之路”的构想，勾勒出距今3 300年前自新疆和田至安阳的“玉石之路”后，“玉石之路”才真正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此后，王会湘、古方、叶舒宪、英国斯坦因、法国Thierry Zarcone等多国专家学者开始关注此问题。20多年间，通过文献梳理、地质科考、考古发现、矿物检测等方式，湮灭了数千年的古道轮廓渐渐清晰了。

相继走来的探秘人，将目光投向了西汉以前的远古岁月，发现早在新石器时期中外就有着频繁且大宗的贸易往来，涉及的珍稀物品不仅有丝绸，还有玉石、黄金、青铜、犬、马等等。它们是怎样被运输的呢？显然路早已被走出来了，不过是大家日用而不自知罢了。众多往来的物品中，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广的是什么呢？玉石。它才是东西方交流的第一媒介。珍贵的丝绸，不过是做一件显示身份地位的衣物，别处却少见它的身影。而玉石中的“状元”——和田玉，在佩戴的饰品、日用的器皿、交战的武器、缔盟的信物、品德的象征上面，其身影无所不在。玉石资深的使用历史及其在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等诸多方面产生的深远影响，让人们越来越相信，“玉石之路”是“丝绸之路”的奠基者、铺路石。

               白玉权杖头 摄影/刘玉生

张骞“凿通”西域之前，此路以运送和田玉著名。“凿通”西域之后，商贾们东往携西域美玉，西行带中原丝绸，可谓“玉帛之路”。正是有了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玉帛之路这前后相继的交通路径，中华文明才能在与友邦的交融中绽放异彩。

“玉石之路”的兴衰始末

从新石器时期开始的“玉石之路”，经过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一直到隋唐，甚至元明清等各个历史时代，把和田玉远播到中国及世界各地，谱写并见证了中华文明之绵延及中西往来之变迁。

                     世界软玉矿床分布略图

“玉石之路”的原点，较公认的说法是距今6 000多年，证据就是关中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和田玉玉器。考古学家进一步研究发现，原始社会时新疆和田玉已被输送到了陕西、甘肃、青海等地，那时的“玉石之路”已初具雏形。

自夏开始的商、西周三个强大的奴隶制王朝的建立，是和田玉大规模进入中原、“玉石之路”进一步拓展的重要动力。

商朝已然有丝绸，但此时它没有到达新疆，大量和田玉却来到了商都安阳，成为宫廷珍宝。奴隶主贵族以用和田玉为荣，生前佩戴，死后同葬，用玉之多十分惊人。新疆的玉材要经过甘肃、陕西或山西才能到达河南。显然，原始社会开拓的“玉石之路”，这时已经很完善了，否则那么多的玉石是到达不了殷都的。商代晚期玉材开始以和田玉为主，妇好墓等遗迹的考古发现表明，玉器工艺美术水平之高，并不亚于青铜器。此时，我国的玉器由原始社会的彩石玉器时代（和田玉、独山玉、岫玉、碧玉等多品种并用），走向了以和田玉为主体的时期。玉与石之间的界限逐渐分明，一切石制利器由青铜器取而代之，而玉器则转为赏玩之用。

                     玉斧

西周时期，《周礼》中完备的用玉制度，为大量和田玉进入中原提供了至为重要的制度保障，使得玉料的需求具有了规模性和稳定性。西周贵族用玉比商代还要普遍，西行取玉的周穆王，走的正是“玉石之路”。

春秋战国时期，群雄争霸，诸侯贵族以和田玉为珍宝，不论城下会盟、平息战事或馈赠，都用和田玉。诸子百家从和田玉的特征出发，赋予其九德、十一德等内涵。此时玉已不再是单纯的用具或饰物，而是成了道德、习俗、神灵、权利、财富等的象征物，玉器的道德化、宗教化、政治化等观念初步流行，为和田玉的发展和玉文化的久盛不衰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支柱。在皇权与学者的双重推动下，中国玉文化逐渐进入了以和田玉为主体的时代。

至迟在秦汉之际，和田玉从众多玉石中脱颖而出，成为公认的“真玉”，以和田玉为代表的玉器新时代正式启幕。与此同时，那条被摸索并踩踏了许久的“玉石之路”也等来了张骞这个转运之人。西汉之初，当时皇权对新疆及其以西地区了解甚少，出于联合大月氏共击匈奴的战略考虑，公元前138年张骞一行百余人开始了长达13年的大月氏之旅。张骞此行让西汉统治者看到了西域广阔的天地、众多的国家及丰富的物产，领悟到通西域不仅仅是为了击败匈奴，更重要的是扬国威及获取经济利益，于是一个将西域纳入西汉版图的计划在悄然酝酿，直至公元前60年真正实现。西汉政府通过设西域都护府、驻兵屯田、设卡收税等方式，保障了西域城郭诸国政局的稳定，凿通了中西交流的大通道——“丝绸之路”。

这样，延绵了 4 000余年的朝贡与贸易通道“玉石之路”，同有王权与驿站支撑的“丝绸之路”并轨交错共生，此后处于“丝绸之路”关键地段的新疆，对外往来频繁，大量和田玉传入中原，《汉书·西域传》中有了于阗“多玉石”、甘肃玉门关等的记载，向西行走的和田玉则来到了中亚和南亚各国，谱写出古代中西方往来的华章。

          玉斧 摄影/刘玉生

唐代是公认的我国最繁盛的朝代之一，其四夷宾服、万邦来朝的盛世景象的出现，与唐朝对西域的控制及“丝绸之路”的通畅是密不可分的。当时西域使者带着美玉等万千珠宝来朝，唐朝皇帝则用锦缎回赠。那时的和田玉不仅称誉中国，也名扬海外。西班牙15世纪的外交家、旅行家克拉维约，在其所著的《克拉维约东使记》中说：“和田之琢玉镶嵌工匠，手艺精巧，为世界任何地方所不及。”

宋代，“海上丝绸之路”兴起并取代汉唐“陆上丝绸之路”之后，沉寂一时的“玉石之路”再次派上用场，使臣和商人沿此路将西方的宝石、香料、药材等贡品，随同和田玉一并进献给朝廷。

清乾隆二十年将新疆纳于版图， 于25 年（1760年）命回部每年贡玉 4 000 斤， 清宫廷用玉达到了鼎盛期。至嘉庆七年（1802 年）玉贡减半 ，为每年2 000 斤。道光元年（1821年）撤销玉贡， 贡路的历史也宣告结束。之后， 此路便成了私运和田玉的艰难小道。

1949 年新疆解放， 这条和田玉小道方被公路和铁路取代。自此，沟通中西交通的“玉石之路”，留给人们的唯有沿途的文物遗迹及后人长久的追索。

玉石运送路线的变迁

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最初的“玉石之路”，不过是远古先民在采玉、用玉间多次往返踏出的一条专门用于运玉的小道。由于我国玉资源分布广泛且不平衡，玉产地往往与政治、文化中心相距甚远。玉材玉器的运送与交流先是形成了区域性的通道，之后演变为几个区域通用的、相互交错的玉石主次干线，最终形成了全国性的玉石、丝绸等物资输送的路线，这就是古代的“玉石之路”。

岁月流转中，政权的更替、控制区域的变化、城郭的建立与消亡、河流改道或枯竭等诸多因素，都会影响到“玉石之路”的路线，因而其在不同时代、乃至一个朝代的不同时期可能都会有变动，故不可能只有一条。但其走向大致可寻，以就近或易于通行为原则，随地势和政局变动而调整，交通工具除了牲畜还有舟船。

史前时代，各玉文化圈有各自的产玉点，因而存在珣玕琪玉路（以东北、内蒙古、山东为主）、瑶琨玉路（以江苏、浙江及山东、安徽、广东部分地区为主）、球琳玉路（以新、甘、青等省区为主）等多条干支玉石线路。到了夏朝政权开始统一，八方酋邦都要向其进贡特产，从而开启了和田玉贡玉为主、通商为辅之路。商周玉石来源是多元的，不过几条玉石贡路中仍以“和田玉贡路”为主。

“玉石之路”，亦称“昆山玉路”“和田玉路”，以新疆和田为中心，向东西两翼运出和田玉。经塔克拉玛干沙漠通道，沿河西走廊或北部大草原向东渐进到达中原地区，向西据说在巴格达也发现有和田玉。

                玉油灯/ 摄影/刘玉生

商周时期“玉石之路”的主要路线和后来的“丝绸之路”基本上一致。西周《穆天子传》中周穆王与西王母交往的故事，对此作了详细记载。穆天子带着七队兵勇，驾着八匹千里马拉的车，从西安出发，入河南往北经过山西，首先到了犬戎地区。再沿黄河而上，经宁夏到甘肃过青海入新疆，跨过昆仑山脉，越过葱岭到达中亚地区。在昆仑山北麓，他们进入一个母系氏族社会的王国，受到了西王母的盛情款待，返回时，又接受了西王母送给他的八车宝石。此外，穆王沿途在几个大规模采玉、琢玉部落亦作停留，当地部落纷纷拿出最好的玉石敬献给周穆王。书中所记的山川、湖泊、关隘、产玉地点等，据考基本是真实的。周穆王西行的路线，正是古代“玉石之路”的路线。他往返3.5万里，返回时，也是从中亚回新疆，进入甘肃，复经宁夏、内蒙古入山西进雁门关，回到陕西王都。这条路线与战国时苏厉给赵惠文王信中所讲的输玉路线是吻合的。其与“丝绸之路”的不同点，是从西安出发，经山西、内蒙古、宁夏而入甘肃，而不是由陕西直接进入甘肃。到甘肃以后就相同了，经昆仑山北麓，越葱岭到了中亚，这就是“丝绸之路”的南道。

　　春秋战国时玉石运输的路线，在《史记·赵世家》中曾有记载。文中有公元前283年苏厉给赵惠文王的一封书信，说秦国出兵攻下山西北部，控制住山西到河北的恒山、雁门关一带险道，则昆山之玉不复为赵王所有。这表明和田玉输入河北地区的途径是经河西走廊过河套地区，而到达今河北邯郸的赵王手里。

　　汉代“丝绸之路”凿通后，玉路与丝路开始合二为一，虽然大量和田玉沿此东进长安、西出中亚及南亚，但世人只知有“丝绸之路”，却不知还有史前以及夏、商、周三代的“玉石之路”。汉朝“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地方出现了，这就是《史记》中所说的玉门，《汉书》中记述的“玉门关”。据研究，在玉门设亭障都尉把守应是公元前110-108年间。为什么叫“玉门”而不叫“丝门”呢？它可谓和田玉沿玉帛之路向东输入中原的力证。玉门位于新疆与甘肃交界地带，为运输和田玉必经之地，汉武帝非常重视和田玉，因此设关卡派兵驻守，并以玉命名，玉门，即输入玉石之门。

              丝绸之路示意图

玉石之路上的推手

玉石之路之所以能横贯古今6 000载，其背后的推手有很多，中原政权的推崇强化、学者的推波助澜、中间商的辛劳奔走等都在其列。

先谈谈中原政权的推崇强化。和田玉固然是中国众多玉材中最为优质的“真玉”，但如果中原王室不钟情于此，它只能在少数人中流转，难以从五彩缤纷的玉材中脱颖而出，在中原与西域邻邦中交互往来、进而享誉中外则更不可能了。幸运的是，从夏商周起，一直到清王朝灭亡，和田玉一直是中国历朝历代的帝王用玉，朝廷所用玉料主要是和田玉，日用器具、配饰、祭祀、占卜、玉玺、陪葬等一应物品都要用和田玉。统治者稳定又巨大的需求，加上配套的制度建设等，是玉石之路开拓贯通并四通八达的最重要的推手。

                              玉珠手链 摄影/刘玉生

再说下学者的推波助澜。古代欧洲、美洲、亚洲等多国人都喜欢过玉，但其用玉或昙花一现、或源流无续、或用途狭窄、或琢艺粗糙……而中国是世界上用玉最早且绵延时间最长的国家，因为中国有着独特的玉文化。孔子等儒家学者把和田玉的各项优点和君子身上的美德联系在一起，通过不断地提炼，总结出“君子比德如玉”等观点，和田玉逐渐成了道德化、人格化等人文精神的象征，成了中国人生活中重要的一分子。可以说，和田玉与主流儒家思想的完美结合，是玉石之路能一脉相承的精神支撑。

辛劳奔走的中间商是玉石之路上的“二传手”，他们易被遗忘却不能不提。产自昆仑之巅的和田美玉从西域运往中原，长达数千里的商品运送，途经无数关山险隘，也要穿越许多民族生活的区域。古往今来，除了少数自己从头走到尾的专业商旅外，多数人只能参与其中的部分任务，剩余部分自然要有一个或几个“二传手”帮助完成。“二传手”中有凭借地域优势顺带赚钱的游牧民族，也有大量的中原人。

月氏人是生活在玉石之路关键位置上的一个游牧部落，他们夏商周时期即生活在敦煌和祁连山之间，今天新疆东北部、内蒙古、甘肃甚至山西北部，都是月氏人曾经活动的范围。月氏人从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商旅手中收下玉，再穿过天山向东经大草原把玉贩到河套地区。春秋战国时期，无论是东周朝廷还是秦、晋、燕、齐、楚等诸侯强国，若想得昆仑美玉，绕不过的关口就是“月氏”国，因昆仑玉都为月氏官吏或商人把持，故而《管子》除了记载“昆山之玉”外还有“月氏之玉”。

西汉以前月氏人实力较强，曾占尽河西，后因不敌匈奴而弃家逃窜到中亚，月氏故地河西走廊变成了人烟稀少的缓冲区。汉武帝正是借此天赐良机开辟的“丝绸之路”。开通“丝绸之路”后，汉朝与月氏关系友好。正是得益于月氏特殊的地理位置及月氏人与安息、罗马等的通商往来，罗马凯撒大帝才能将引以为荣的丝绸穿着在身，哈密人才能用上与鄂尔多斯青铜器式样完全相同的鹿首铜刀、典型欧洲风格的铜釜，胡服才能遍布长安街巷。

                    双龙玉牌 摄影/刘玉生

采玉贩玉的中原人在玉石之路上自古有之。他们因美玉、利益驱动或生活所迫而来，到清道光年间（1821年）解除“玉禁”后，这个队伍越发庞大了，陕西、山西、河北、内蒙古、甘肃、宁夏……乡音不同的人一齐涌向了和田玉富蕴之地——西域。古代西域泛指玉门关、阳关以西，今中亚和西亚的部分地区也在西域之内。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情况下，西上昆仑山取玉要经过三江五湖，千人往，百人返;百人往，十人返，途中的凶险艰辛、坎坷悲戚、生离死别可想而知。先人已逝，但玉石之路沿途留下的遗迹，似乎正在等着人们去解密。

2002年6月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中央电视台记者一起进行了一次“探索玉石文化”科学考察，这是我国第一次大规模、全方位地对“玉石之路”源头进行的科学考察活动。考察队员此行在白玉河边发现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大清道光二十一、二十二年，山西忻州双堡村王有德在此苦难”几个字。随后考察队员按照石碑中内容的指引，专门到王有德的故乡进行了调查。山西忻州位于晋中偏北一点，并非富饶之地，从忻州到昆仑山，要经过陕西、宁夏、甘肃、内蒙古、新疆等省份，一百六七十年前的王有德如果骑马，也要走上一年，其中的辛苦劳顿可想而知。偏僻的双堡村也被卷入这股取玉大潮中，可见当时人们的狂热与执著。据考察队员了解，涌向昆仑的人，大多是青壮年，也有年龄大但迫于生计铤而走险的。有的不足百户的村庄，竟走了三四十人。走的路线是历代晋人、陕人“走西口”的路线，也就是出长城，沿内蒙古河套向西，经过包头直至新疆，山西民歌《走西口》，唱的就是这段古老的故事。

王有德的墓碑，是中原人追梦的记忆。而和田玉路沿途边关守将的墓葬，则让我们窥见了当时的政治现状。

科考专家在参观了很多地方的文物博物馆以及与玉石有关的古迹后发现，沿“玉石之路”从东往西，出土和发现的玉石呈越来越好、越来越精美的态势，甘肃武威地区边关守将墓中发现的许多玉器，要比同时期皇宫中的制作精美得多，质地纯正得多。古代玉器从采购、运输到制成器物，全部都控制在官府手中，按理最好的玉石应该是贡献给皇上的，可实际情况却是边关守将的佩玉好过王室，可见当时中央政府对西域边关控制力的薄弱以及贪污腐化现象的严重。当然，也正是因为这些胆大包天的边关驻守将领的大肆揩油，我们才有机会窥见当时的政治、经济等风貌。

回望蜿蜒曲折的中西往来大通道，静思追索“玉石之路”途中的点滴，我们不禁感叹：历史是一面镜子，真相是一名潜伏的隐者，它静静地守候在那里，即便历经数千载，终有一吐真言时。

资料链接：昆仑美玉知多少

居世界软玉之冠的和田玉，并非指新疆和田地区产的玉。按照地质研究成果，和田玉是产于新疆境内昆仑山至阿尔金山一带，由接触交代成因形成的透闪石为主的玉石。

其源头有两个，一处是子玉源头白玉河;一处是山料来源玉矿山，以阿拉玛斯矿区最著名。

玉龙喀什河就是著名的白玉河。它源于莽莽昆仑山，流入塔里木盆地后，与喀拉喀什河汇成和田河，河流长325公里，有不少支流，是和田出玉的主要河流。人们捡玉主要在中下游，沿河上行可到黑山阿格居改冰川，再上溯便是原生矿。但上游因地势险恶，很难到达。

距喀什塔什乡黑山大队约30公里的阿格居改冰川，是诸多名玉大玉的藏身之所。阿格居改山顶被厚厚的冰层覆盖着，随处可见冰川退缩而遗留下来的落地冰，落地冰消融产生的水洞和裂隙，即冰舌前缘的溶洞，是找玉人神往之地。

上世纪80年代，新疆地矿局的地质人员三上黑山，有的人还沿阿格居改冰舌前缘的溶洞向上攀爬到了海拔6 000米处。用望远镜观察，见远方几处陡崖上有岩石裸露，其余地方都是白茫茫的积雪。地质人员此时已是呼吸急促，哈欠连连，直想睡觉。担心身体支撑不住，只能马上往下游走，到了冰舌处，人才恢复了正常状态。他们目睹了冰川和雪原的概貌，推知原生和田玉矿床应在雪线以上的区域，但找到原生矿已是力所难及。

和田玉原生矿产蕴藏在3 500米～4 500米的昆仑山、阿尔金山之巅，玉与冰雪相映，为天下少见之美景。

目前新疆已知的和田玉原生矿床20多处，从新疆西部的塔什库尔干经和田、于田到东部的且末、若羌沿昆仑山北麓断续分布，矿脉绵延1 100余里。但是，可利用的矿体规模不大，一般长几米到十几米，宽不到1米。

因子玉产量有限、原生矿开采极为不易，故而虽开采了数千年，产量并不大。从夏商周到清末约4 000年间，有文字记载的和田玉产量总计9 968吨，平均年产量约2.5吨。清代贡玉每年约2吨多，推测年产量平均约5吨，清代和田玉产出量约1 500吨。现代的产量，仅据且末县近30年的统计，累积产量2 879吨，年平均约95吨。

和田玉的潜在资源量，据唐延龄等人所著《中国和阗玉》一书中预测为16～35万吨。近年来，有的地质工作者提出为100万吨。虽则资源潜力巨大，但也应在保护中有计划地合理开采，才能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