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江南水乡古镇”早在2008年就列入了我国的《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15年3月26日，国家文物局在苏州召开了“江南水乡古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推进会”，标志着申遗工作的正式启动和步伐的加快，此次联合申遗名录中包括江苏、浙江两省的周庄、甪直、同里、乌镇等十多处古镇。▲同里小桥流水，典型的江南水乡景观摄影/王晔古镇突出的普遍价值应该是什么?从已有的讨论来看，“江南水乡古镇”的价值主要表现和代表性特征大多集中 ...

“江南水乡古镇”早在2008年就列入了我国的《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15年3月26日，国家文物局在苏州召开了“江南水乡古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推进会”，标志着申遗工作的正式启动和步伐的加快，此次联合申遗名录中包括江苏、浙江两省的周庄、甪直、同里、乌镇等十多处古镇。

▲同里小桥流水，典型的江南水乡景观 摄影/王晔

古镇突出的普遍价值应该是什么?

从已有的讨论来看，“江南水乡古镇”的价值主要表现和代表性特征大多集中于古镇的建筑特色、空间格局以及与水环境的密切关联。不过，仅从这几个层面来释读水乡古镇的价值，似乎还不够那么“突出”，毕竟世界范围内的“水乡”和“水乡古镇”还是有不少的，“江南水乡古镇”相对于国内其他地方或者其他国家的“水乡古镇”而言，最为突出的不同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水乡的建筑与江南其他地方的建筑有无实质性的区别？水乡的市镇格局与其他地区乃至其他国度的水乡格局又有什么核心的不同？怎样才能凸显出“江南水乡市镇”最为突出的普遍价值呢？无疑这些都是水乡古镇价值研究中的重点问题。

倘若，我们沿着历史的横轴和空间的纵轴，借着已有的研究进一步综合考察这一区域的地理环境、地域开发和社会经济文化的综合发展以及彼此之间关联，走得更深，看得更远一些，再来反观作为“文化遗产”的“江南水乡古镇”，也许会有更为开阔的思路，甚至会有一些令人惊喜的发现！

“江南水乡”：古镇赖以生长的母体

“江南水乡”是“古镇”依存的环境基础，甚至可以说是孕育古镇的母体。关于“江南”，已有不少学者从历史地理、社会经济、文化心理等诸多层面做过解读，综合各家之言，兼顾当下“申遗”的现实需要，在此取“狭义之江南”，即位于长江三角洲之南、钱塘江三角洲之北的太湖中下游地带。这一地区，无论历史地理的演变、

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习俗的形成，都有着高度的相似性甚至一致性，可视为“江南”的“核心区域”。

▲锦溪

这一“核心区域”至今水域面积有6000多平方千米，水面率达近17%，河道和湖泊各占一半，面积在0.5平方千米以上的湖泊有180多个左右。历史时期，区域水环境曾经发生过巨大的变化，一直都处于变动中，不过总体而言其形成和发展演变

还是有一定规律可循。从变化的主因来看，主要为地质环境、地理要素自身的不断演变，兼之人类活动的影响，前者主要表现为海平面的升降、海浸、陆地沉降、泻湖形成、江河改道等，后者主要包括大规模水利开发、土地治理以及人居环境的建设。从环境演变的阶段性特征来看，距今2500年左右的时间，也就是全新世的晚期，是一个重要的节点。这一时期，由于气候转暖，苕溪、郎溪（荆溪）均汇入太湖，太湖范围日趋扩大；与此同时以太湖为中心的洼地由于陆地的缓慢沉降，“岗身”不断向外堆积发育，“三江”不断淤塞，导致太湖和一些河道沼泽排水不畅，积水加剧，阳澄湖、澄湖、淀山湖等较大的湖泊相继出现。今太湖地区地理环境的基本面貌、典型特征在这一时期已经都形成。在此之前，环境的变化以自然营造力为主，经过江河湖海的共同作用，太湖流域经历了由沟谷切割的滨海平原景观到以太湖为中心的碟形洼地地貌景观的演变；之后，地质地理自身的变化依然在缓慢的进行，太湖东岸湖群出现，“三江”历经淤塞，而且随着人类土地开发强度的增加，尤其塘浦圩田系统的不断开发和土地的精细化经营，使得湖面破碎，河道纵横，水网更为密集。

如此，在自然和人力内外营力的共同作用下，在太湖东岸至“岗身”之间，日渐形成了以太湖为中心、地势低洼、湖荡成群的一块特殊区域。经过历代江南人民的开发，这里更是成为一个水利发达、水运便捷的区域，而且人口聚落聚集度高，社会经济文化发达，这便是后人心目中的江南“腹心”之地——“江南水乡”所在地！

综上所述，其关键性的地理特征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其一，岗身与太湖之间的低乡地带；其二，海拔高程多在4米以下；其三，水域面积大、湖泊众多；其四，水利、水运事业发达。

“塘浦圩田”和“桑基鱼田”：水乡古镇社会经济得以繁荣的基础

面对这一特殊的、既定的水生环境，如何更好地趋利弊害，江南人民一直在不断地苦心经营，积极开发利用，使之更加适宜于生产生活，与此同时也在江南水乡的大地上遗留下了他们劳作的痕迹和文明的创造。

▲锦溪小桥流水景观

早在新石器时期，这里就建造了高大的城池，有了发达的稻作农业和以玉器制造为代表的手工业，尤其以马家浜、崧泽、良渚文化为代表。“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被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认为是中国“史前文明的六大考古学文化区系”之一。不过，总体来讲，唐代之前“江南”还不足以在中国经济的区域版图上占据首屈一指的地位。唐宋之后，伴随着人口的大幅度增长，水乡开始了大规模的土地整理，农耕农业面积大幅度增加，生产技术也有了提升，最终促成了中国经济中心南移的局面。而其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正是以适宜、高效的土地开发利用和具有足够市场竞争力的农业、手工业、商业生产为支撑的。前者以治田治水相结合的“塘浦圩田”系统为代表，后者以复合型的“桑基鱼田”经济发展模式为基础。

“塘浦圩田”，是在水网密集地带开发的一种综合性排灌工程和土地开发系统。一般来说，是通过浚河、筑堤、建闸、水上交通等水利工程措施，在浅水沼泽地带围堤筑坪，把田围在中间，把水挡在堤外，同时圩内开沟渠、设涵闸，有排有灌，从而能够充分合理地对农田进行灌溉、排洪、排涝。这一富有地域特色的综合工程体系，是古代江南劳动人民在长期治水、治田实践中不断探索出来的，既合理分配了丰富的水资源，又预防了水患灾害，同时还大规模增加了可耕作面积，改善了居住环境，从而获得更大的经济收益，滋养更多人口，促进地区的综合发展。不过，南宋之前以“大圩”为主，所谓“五里、七里一纵浦，又七里、十里一横塘”（北宋·郏亶《吴门水史》）；南宋之后尤其到了明清，由于人口增长，土地需求压力加大，“塘浦圩田”越来越小型化，精细化。

“桑基鱼田”，是一种复合式的、高度集约化的种植养殖模式。人们利用或开挖水潭成鱼塘，塘中养鱼、塘埂栽桑、桑叶养蚕、蚕沙肥塘，塘中淤泥沉渣肥桑，周边种稻，把种植桑、种稻、养鱼、养蚕、养羊（湖羊）、养鱼等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巧妙地安排了农业生产。这一生产模式，非常适宜于江南水乡南部的嘉湖平原，南宋之后开始大面积地种桑养蚕，丝织业也随之兴盛，且越来越趋于商品化、专业化，不但“平原沃土，桑柘甚盛，蚕女勤苦，罔畏饥寒”，而且培育出了优良的“湖桑”“辑里丝”，饲养高产的“四眠蚕”，由此出现了“蚕桑之利，莫盛于湖”“湖之丝绵衣天下”的盛况。

正是伴随着太湖流域大面积多水环境的不断改造，以及适应性技术的提高，和人口的高密度聚集（尤其西晋永嘉之乱、唐末的安史之乱以及北宋靖康之役促成了中国历史上三次大规模的人口南迁），促进了稻作、桑蚕丝织业生产和贸易的发展，共同推动了太湖流域社会经济的繁荣。唐宋之际出现的“江南熟，天下足”以及明清时期“天下财赋，半出江南”的谚语，至今广为流传！

工商业繁荣：“古镇”崛起的驱动力和重要标识

伴随着江南水乡社会经济的繁荣，以及桑蚕丝织业市场竞争力优势凸显，水乡人民的生产生活方式、社会经济结构、社会关系都逐渐发生了变化。

▲航拍的周庄古镇城市肌理

原本自给自足的传统生产模式渐趋改变，商业化种植和专门化生产加强，乡村产业结构随之变化，唐宋时期盛产稻米的水乡到了明清时期却不得不从外地输入米粮；当地桑蚕、丝棉织品大量生产，提供了丰富、优质的商品资源，赢得了市场竞争力；与此同时，社会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一些农业劳动力向非农化转移，劳动力市场出现，产生了新型的雇佣关系，正所谓“机户出资，机工出力”“富人镇居”，乡绅社会形成，甚至能够掌控一方市场或者市镇。在此过程中，乡村产业结构随之变化，商业化种植和专门化生产加强，区域内外的商品流通和市场联系密切，加之赋税折银等制度的实施，使得农村地区商品交换需求扩大，专业化的交换中心即新型市镇应运而生，并且在社会经济联系中表现得越来越活跃。

从市镇数量的增长来看，据有关学者统计，明代后期近200个，清代前中期超过300个，清代后期超过600个，主要集中在17世纪前后约200多年的时间里。从单个市镇的发展来看，面积、人口、经济实力（包括商税额）都有普遍的增长，如嘉靖时湖州人茅坤所言，“至于市镇，如我之湖，归安之双林、菱湖、琏市，乌程之乌镇、南浔，所环人烟小者数千家，大者万家，即其所聚，当亦不下中州郡县之饶者”。其中，由乌镇与青镇合二为一的乌镇，号称江南第一大镇，具有“府城气象”；关于南浔，则有“湖州整个城，不及南浔半个镇”的俗谚。

▲阡陌纵横的水乡古镇以一座座小桥及乌篷船沟通日常生活

从市镇类型和商贸组织来看，大多数是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原料的交易场所，也有少数是当地手工业特产品的集散地；尤以丝绸专业市镇为显赫；会馆、牙行、公所等商贸组织日渐增多。

从市镇空间分布来看，大部分集中于苏州、松江、嘉兴、湖州四府境内，尤其聚集于太湖东岸的水网地带，并在京杭运河沿线形成了密集、发达的市镇走廊。至迟在明代，范围更大的苏松常、杭嘉湖地区就已经成为一个有着内在经济联系的区域共同整体，而且以苏州为中心城市，构成了都会、府县城、乡镇、村市等多层级的市镇和商业网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