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大运河是中国古代劳动创造的一项伟大的水利工程，是世界上最长的运河，也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的运河，是水利工程史上的一座丰碑。大运河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为确保粮食运输安全，以达到稳定政权、维持帝国统一的目的，由国家投资开凿、国家管理的巨大运河工程体系。它是解决中国南北社会和自然资源不平衡的重要措施，实现了在广大国土范围内南北资源和物产的大跨度调配，沟通了国家的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促进了不同地域 ...

　中国大运河是中国古代劳动创造的一项伟大的水利工程，是世界上最长的运河，也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的运河，是水利工程史上的一座丰碑。大运河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为确保粮食运输安全，以达到稳定政权、维持帝国统一的目的，由国家投资开凿、国家管理的巨大运河工程体系。它是解决中国南北社会和自然资源不平衡的重要措施，实现了在广大国土范围内南北资源和物产的大跨度调配，沟通了国家的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促进了不同地域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在国家统一、政权稳定、经济繁荣、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漕运这一独特的制度和体系，支撑大运河，跨越多个朝代，持续运行了一千多年。以农业立国的集权国家所独有的漕运文化传统，对于国家和区域发展产生了强大影响，见证了古代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的发展历程，在历史时空上刻下了深深的文明印记。 

　　大运河地跨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河南和安徽八个省级行政区，跨越三千多公里，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然而在历史长河中，由于各种原因，部分河道已经掩埋于地下，难寻踪迹。为中国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和运河遗址保护的需要，近些年，沿线各考古研究机构纷纷开展了运河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 

　　其中，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这些年陆续对通济渠开展了一系列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 

　　开凿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的通济渠，沟通了黄河、淮河、长江三大水系，是隋唐宋时代帝国内陆交通的主干道之一，是中国古代规划思想和高超的建造工艺技术的体现，对促进南北方文化交流、保障中国社会经济持续繁荣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北宋以后南北分治，因战乱不断、社会动荡，通济渠运河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损毁严重，日渐淤塞，失去了原有的功能，退出了历史舞台。由于大部分河道已经掩埋于地下，文献中又没有详细的记录，后人对通济渠的原貌无法了解，出现了种种传说，以至于学术界对通济渠的废弃时间、具体线路和走向等都有不同的说法。 

　　为了究明具体情况，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地方考古研究机构，先后发掘了运河柳孜段，泗县、灵璧段运河，宿州段等，大致理清了运河的形成、使用、变迁、淤塞和废弃的整个过程及走向等,印证了漕运的繁华。 

　　柳孜运河遗址，前后经过两次考古发掘，第二次发掘的成果记录于2016年出版的《柳孜运河遗址第二次考古的发掘报告》（3卷本）中。通过发掘，揭露出一段34米长的河道，发现了两岸河堤、河道、石筑桥墩、道路等重要遗迹，发现沉船9艘。在河道中出土瓷器、陶器、石器、骨器、铜器及铁器等文物上万件，囊括建筑材料、生活用品、生产工具、玩具、乐器、泥（瓷）塑制品、娱乐用品及赌博用品等，涵盖唐宋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力地证明了隋、唐、宋三个朝代期间（公元7至12世纪）大运河通济渠段的流经路线、航运方式、运输货物等重要史实。 

《柳孜运河遗址第二次考古的发掘报告》 

　　2018年底，又一运河报告——《泗县、灵璧段运河考古发掘报告》出版，该报告是对运河泗县、灵璧段考古发掘成果的系统总结，包括二墩子、小田庄、马铺、宗庄、邓庄、刘圩、陆李、朱桥、朝阳路、曹苗10处遗址11次发掘，发现了河堤、河口、河坡、河道等遗迹，为研究隋唐大运河在灵璧、泗县段的历史变迁和运河经营、维护与治理等方面提供了丰富的田野考古资料，尤以其中几个遗址的发现较为突出，现简介如下。 

二墩子遗址发掘现场 

　　灵璧二墩子、小田庄运河遗址，两者类似，河道内的堆积，在北宋早中期泥沙沉积与隋代河堤顶部几乎在同一水平线上，说明到北宋前期大运河历经唐晚期和五代，大运河泥沙沉积加快，对大运河河道的清淤和大堤的加固越来越频繁，越来越重要，宋代对大运河的管理也越来越重视和加强。北宋早中期的地层只分布在河坡，河道内不见，可以看出在宋代晚期对该段大运河进行了一次最大规模的清淤工程。地层的堆积情况，清楚地反映了运河形成、淤塞及清淤的过程。 

　　泗县邓庄遗址，淤沙较多，故而有多次疏浚与淤积，其中包括唐晚期、宋，且在晚唐至宋疏浚次数较多，这应该与当时的局势相关。因晚唐出现了“安史之乱”，北人南迁，运河时常淤塞，或被叛军强占，从而造成河道的多次淤塞。而晚唐至宋代，运河作为中原至东南富庶之地的漕运要道，朝廷极为重视，并多次清淤、疏浚，以保障国之命脉。至于宋代，亦是如此。抑或与黄河泛滥有关，唐宋时期黄河多次夺淮，从而在该区域形成了大片的黄泛区，如泗县刘圩遗址文化层之上叠压较厚的黄土可得印证。 

　　邓庄遗址除发现早期河口、河床堆积及北河堤外，还发现了宋代北河坡脚印痕、南河坡擦痕，北河堤外人为活动面及其铁锨、铁铲等工具痕迹，尤为重要的是宋代北河坡脚印痕、南河坡擦痕等发现。作者认为宋代北河坡脚印痕应该与当时纤夫引船有关，反映了宋代运河船只过往之频繁、经济之发达。由脚印逆游走向，推测船体应该较大，且多为官家或富商用船。南河缓坡上发现的擦痕，疑似纤绳或舟擦痕之类的宋代遗迹，其与北河坡脚印痕相对应，再现了一个完整的纤夫引船场景。如果不是认真细致地发掘及对考古Context把握，这些重要的信息可能会遗失。 

　　

邓庄遗址发掘现场 

　　泗县刘圩遗址，进行了两次发掘，发现了唐宋汴河北堤，并在北河堤外，发现有宋代的踩踏面及柱洞，发掘者推测其为一大型建筑，且面朝今汴河，方向似与汴河平行。在踩踏面中心及其周围发现了较多“V”形小沟，方向多与踩踏面及方坑平行，与今汴河近似垂直，其属性尚不清楚。在踩踏面附近，还发现一些不规则生活灰坑，出土了较多的唐宋瓷片。推测可能为宋代汴河码关或货物运输场，且与漕运密切相关。另外，还发现3条唐宋水沟，从其形制、方向及包含物推测，其为唐宋时期汴河边的排水设施，可见人为活动之频繁，亦与当时汴河漕运繁华有关。　　 

　　报告指出，在灵璧小田庄、泗县曹苗遗址均发现有成排的柱洞，而且基本与河道平行，小田庄共有11个柱洞，位于G1南侧，向河道斜插。这种情况，在淮北柳孜运河遗址第二次发掘过程中也有发现，即在第YD14层中使用夯筑木桩稳固河堤土。 

　　据《河渠志•汴河上》载：嘉祐六年，汴水浅涩，常稽运漕。都水奏：“河自应天府抵泗州，直流湍驶无所阻。惟应天府上至汴口，或岸阔浅漫，宜限以六十步阔，于此则为木岸狭河，扼束水势令深驶。梢，伐岸木可足也。”另有记载，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自京至泗州置汴河木岸，扼束水势，令深驶”。即打入密集排列的木桩以加固河堤，填充泥土或砂石，木桩连接为“木岸”。这或许就是这几处遗址泥沙问题的解决方案，即采用“木岸狭河”的处理方式，将木桩密集排列打入河中，使河床束窄，水深加大，水流加快，以改善航运状况，并起到将断面宽度缩窄后，冲刷河床，减轻淤积的作用。体现了隋唐宋时期古人的智慧，说明古人已经认识到泥沙问题与河流流量、流速的关系。 

　　除了运河相关遗迹，遗址中还出土了大量遗物，时代从唐代早期至明清，包括瓷器、陶器、铁器、铜器、石器、骨角器等，种类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可分为日常生活用具、陈设用具及娱乐用具等。以瓷器为大宗，涉及的窑口南北皆有，以唐宋时期最多，包括寿州窑或萧窑、陕西耀州窑或河南临汝窑、越窑、长沙窑、婺州窑、邢窑、烈山窑、磁州窑、景德镇、繁昌窑、吉州窑、寿州窑、黄冶窑及黄堡窑的产品等。虽然考古发掘的地点基本处于城区外，但仍出土如此多的遗物，侧面反映出唐宋时期运河的繁忙。 　　

印花碗 

黑釉执壶 

　　运河考古的系列工作，让消失于历史长河中的运河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通过发掘出土的遗存和遗物，当年运河岸边的风土人情和生活画卷逐渐映入眼帘：隋堤垂柳，拱桥路人，船只来往，纤夫牵拉，街头熙熙攘攘，祥和而喧嚣。运河考古，让沉睡的运河不再缄默，让漕运的繁华得以再现。如今，中国大运河已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相信运河遗产将得到更多人的关注与保护，在今天和将来，重新焕发光彩！ 

　　本文由蔡鸿博 摘编自 雷英 《再现昔日漕运的繁华 ——记<泗县、灵璧段运河考古发掘报告>》，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9年1月22日第7版。内容有删节、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