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敦煌莫高窟中保存的反映古代敦煌供养人造像供养活动的丰富资料,可以归纳为两大方面：一，有关供养人的文献资料。包括莫高窟石窟壁画中保存的约7千余条供养人题记，藏经洞出土绢纸绘画中的部分供养人题记以及在藏经洞出土文献中保存的大量反映唐宋时期敦煌僧俗信徒造像供养活动的文献资料；二，供养人画像。包括敦煌石窟壁画中保存的自十六国至元代数以万计的供养人图像,以及在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绢画、麻布画、纸画等绘画品中保存 ...

敦煌莫高窟中保存的反映古代敦煌供养人造像供养活动的丰富资料,可以归纳为两大方面：一，有关供养人的文献资料。包括莫高窟石窟壁画中保存的约7千余条供养人题记，藏经洞出土绢纸绘画中的部分供养人题记以及在藏经洞出土文献中保存的大量反映唐宋时期敦煌僧俗信徒造像供养活动的文献资料；二，供养人画像。包括敦煌石窟壁画中保存的自十六国至元代数以万计的供养人图像,以及在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绢画、麻布画、纸画等绘画品中保存的唐、五代、宋初数以百计的供养人图像。

敦煌石窟供养人画像在各个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在早期十六国北凉、北魏、西魏、北周洞窟中画像极小，单个像仅有不到20厘米高，在洞窟内一般是画于南壁或北壁、或南北二壁中下部一排；到隋唐时画像变大一些，数量也有所增多，在洞窟中的位置更低，一般在各壁底层画一圈供养人画像；到了晚唐张氏归义军时期，供养人画像大大长高，部分如同真人大小，又在洞窟甬道中开始画像，而且一般是画窟主或与窟主关系最为密切的人物，也开始突出表现家窟的性质；五代宋曹氏归义军时期沿袭晚唐时期造像风格的同时，也有新特点，那就是几乎所有的供养人都如同真人甚至超过真人大小，另外就是进一步突出家窟的性质，把窟主家族内几代相关人物无论男女老幼，甚至死去的家族人物统统画像入窟；至沙州回鹘、西夏、元时多不见供养人画像，即使个别洞窟有画，高度比例大大缩小，位置也并不确定，有高有底。也就是说，敦煌石窟壁画中的供养人画像，基本上在洞窟中的地位是越晚越重要，画像越晚越大，位于洞窟四壁底层一圈和甬道。但榆林窟的情况和莫高窟略有不同，洞窟前室各壁底层、前甬道也有画像，而且供养人画像都比较小，没有莫高窟同时期的供养人画像那么高大。

鲜卑族供养人像列 莫高窟第285窟（西魏）　北壁东起第二铺说法图下

女供养人像列 莫高窟第285窟（西魏）北壁东起第四铺说法图下 

比丘及鲜卑供养人 第285窟（西魏）北壁东起第二铺说法图下

在供养人画像的绘画表现方面也有一些时代特征。十六国北朝时期，供养人所表现出的北方少数民族如鲜卑等形象特征比较明显，隋代初唐的男像着圆领袍、女像窄衫小袖长裙，盛唐所表现出的与当时全国流行以胖为美的风尚相一致，中唐有盛唐遗风，同时也有着蕃装人画像，而到了晚唐特别是五代宋时洞窟供养人表现出千人一面，较为沉闷呆板；洞窟供养人女像服饰的绘画时代特征明显，时代越晚则越是细致，早期几乎只是一个大的轮廓形状，到了隋初盛唐时开始有服饰纹样的出现，而到了晚唐特别是五代宋时则是对服饰纹样进行详细的勾画，表现得十分复杂；各个历史时期男女供养人总是分别开来，画在不同的壁面位置，或左或右，但却不同壁，充分反映了中国自古以来男女有别的观念；在相同性别的供养人众画像中，出家众又总是在在家众的前面，意在强调佛窟的性质。

索氏女供养人像

供养人题记也表现出一些时代特点。早期十六国北周时期一般只是书写供养人姓名或法号，多见佛家弟子，末尾是“一心供养”等字，也有个别较晚的见有简单的地望、郡望，到了隋及唐初时不仅俗人数量大增，而且有了简单的官职结衔，中唐在初盛唐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到了晚唐五代宋时期有的供养人题记一长串，十分复杂，突出表现个人的声誉与功勋。也就是从供养人题记所反映的一个总的特点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供养人题记所表现出的“供养”和佛教的味道越来越淡，而表现个人的身份地位的味道则越来越浓。

供养人像列 莫高窟第303窟西壁（隋代）

石窟供养人画像

敦煌石窟壁画中除了佛教题材的人物像外，在很多洞窟还彩绘了出资造窟的功德主（窟主）和其家族的画像（即供养人画像）及出行图。供养人画像有：

（1）集资造窟的供养人画像，出资者每人一像，像侧有题名，有的窟多达数十人，甚至上千人，如莫高窟北周第428窟供养人画像多达一千二百余身。这类集资者，多为下层官吏、僧尼佛徒、乡里百姓、画工塑匠及奴婢等。

供养人像列 莫高窟第428窟（北周）东壁南侧下方

供养人像列 莫高窟第428窟（北周）

（2）民间结社合资造窟的供养人画像，出资者为“邑社”社人。这类社人多为下层僧俗官员、城乡士绅、普通百姓、下层劳动者，所造洞窟称“社窟”，出资社人每人一像，像侧有题名。如第216窟就是“邑社”社人集资建造，第205窟弥勒变亦为中唐王铁山等二十三名社人合资绘制，敦煌文书伯希和编号P.2991中记载有社人平拙子等十八人在莫高窟建窟的功德记。以“社”集资造窟在中晚唐、五代、宋较为盛行，窟内所绘供养人画像亦多。

男供养人 莫高窟第409窟（西夏）东壁南侧

（3）一人或一家出资独建洞窟，这类洞窟的供养人，将全家和与家族相关的人等，上自祖父母，下至姊妹、兄弟、妯娌、连襟、女婿、儿孙以及仆人、奴婢尽皆列绘入画，其主要供养人像多与真人等身或高于真人，并在像侧书写题名，至于奴脾仆从，则皆小于主人，捧供品、奁妆、衣物等侍列于后，无题名。这种供养人像多为盛唐以后敦煌地区吐蕃、回鹘、党项、蒙古等族的王公贵胄，汉族藩镇一方的节度使、刺史、高级官员和地方豪族富绅。其题名尽列官爵显位。如：盛唐第130窟题名“朝议大夫使持节都督晋昌郡诸军事守晋昌郡太守兼墨离军使赐紫金鱼袋上柱国乐庭環”供养像，“都督夫人太原王氏一心供养”像，盛唐第148窟“弟子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守凉州左司马兼御史大夫上柱国陇西李明振一心供养”像，晚唐156窟“侄男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上柱……大将军使持节诸……赐紫金鱼袋淮深一心供养像”，“敕宋国河内郡太夫人广平宋氏一心供养”像，五代第98窟“故外王父前河西一十一州节度管内观察处置押蕃落支度营田等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图食邑口口户实口伍伯户……节授右神武将军太保河西万户侯赐紫金鱼袋上柱国南阳郡张议潮一心供养”像，“大朝大宝于闻国大圣大明天子……”像，“敕受开国公主是北方大回鹘国圣天可汗……”像（此窟供养人画像有题名者多达一百六十七人），五代第61窟“故母北方大回鹘国圣天的子敕授秦国天公主陇西李……”供养像（此窟供养人画像有题名者达六十二人），第409窟回鹘王供养像，榆林窟第3窟西夏官员供养像，榆林窟第6窟蒙古贵族及夫人供养像，等等。各类供养人画像，前期多为礼佛、供佛、修功德、祈福祉，而后期尤其是晚唐以后，则多是以其画像题名，显赫家世，炫耀官位。从这些供养人画像及题名中，可窥见古代敦煌社会的政治变化、家族沉浮，以及周边民族的变迁和民族关系的发展，亦可从他们的着装上看到古代衣冠服饰文化的发展与演变及社会状况。

男供养人 莫高窟第130窟北壁　盛唐（段文杰临摹）

（4）绢、麻、纸造像

敦煌藏经洞出土了数以千计的绢、麻、纸本的绘画品，产生于唐至北宋时期，尤以五代至北宋初期为多。与石窟造像相比，绢、麻、纸造像是耗资较小的功德活动，同时便于当时敦煌僧俗信徒在家中、兰若、佛堂、寺院等不同处所进行礼佛供养活动，因而为当时从地方高官、中下级官员到普通百姓的各阶层的僧俗信徒所普遍绘制。这些绢纸造像与石窟造像一同构成敦煌佛教艺术的有机组成部分。

英藏Ch.xviii.002《般若心经与四大天王像》绘卷题记：“时当龙纪二载二月十八日,弟子将仕郎守左神武军长史兼御史中丞上柱国赐绯鱼袋张延锷,敬心写画此经一册”，可知此插图佛经为晚唐张氏归义军第二任节度使张淮深第四子张延锷所造。

英藏纸画中有木版拓印画《大圣毗沙门天王像》(Ch.xxx.002)、《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Ch.4514(6))，二者均上图下文，前者题“弟子归义军节度使特进检校太傅谯郡曹元忠请匠人雕此印板”，后者题“弟子归义军节度瓜沙等州观察处置管内营田押蕃落等使特进检校太傅谯郡开国侯曹元忠雕此印板”，二者纪年均为“大晋开运四年(947)丁未岁七月十五日”。考P.4514也存有曹元忠雕版拓印画《大圣毗沙门天王》、《观音菩萨》,系与此二画出于相同的印版。这表明五代时敦煌最高地方长官也参与了版画造像的活动。

藏经洞出土的绘画品有许多为中下级官员及其家族出资绘制供养。如咸通五年(864)“衙前虞侯唐安谏”(Ch.lv0023)、开宝四年(972)“施主兄敦煌步军队头张□桥”(Ch.xxi002)、太平兴国六年(981)“施主节度都头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中丞樊继寿”分别造绢本观音像(MG.17659)；“施主兄王□□、弟正兵马使王传子”、“敦煌乡右□将队头徐奴子”分别造麻布观音像(MG.22799、EO.3583)，“清信弟子生衙前正十将氾延定”造纸本摩利支天像(EO.3566)。

普通僧俗信徒也大量绘制供养绢、麻、纸本绘画品。如显德六年(959)“清信弟子张宝支大发心敬画”麻布画《十二面观音菩萨》(MG.25486)，建隆四年(963)“清信弟子康清奴”与家人共造绢画《地藏菩萨》(Ch.lviii003)。值得注意的是，英藏、法藏绘画品中保存了缝鞋靴匠索章三供养的2幅纸本画，Ch.liv0011《观音菩萨像》题记为：“清信士佛弟子缝鞋靴匠索章三一心供养”,EO.1398《多宝佛像》题记为：“施主清信佛弟子皮匠缝鞋靴录事索章三一心供养”。缝鞋靴匠索章三位卑钱少，不能绘制绢画，也无力绘制自己的供养像，只能出资供养两幅纸画，在画中写下供养题名。但因此却为我们留下了千余年前一个贫贱者造像供养的珍贵资料。

出行图有：（1）造窟主为显赫战功、政绩而画的率军出行图，如晚唐第156窟河西节度使张议潮统军出行图、五代第100窟“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统军出行图”、偷林窟五代第12窟“瓜州刺史慕容氏出行图”等。（2）贵妇游乐出行图，如第156窟张议潮夫人宋国河内郡夫人宋氏出行图、第100窟曹议金夫人“回鹘公主出行图”、榆林窟五代第12窟“慕容氏夫人出行图”等。

都督夫人太原王氏供养像

供养人画像。位于开元、天宝年间所造的第130窟甬道南壁。榜题为“都督夫人太原王氏”。天宝十二载（753）前后，有朝议大夫使持节都督晋昌郡诸军事守晋昌郡太守兼墨离军使乐庭環，驻节晋昌郡（即瓜州），故在第130窟绘都督及其夫人王氏供养像。都督夫人雍容华贵，身量超过真人，身后率领二女（“女十一娘”、“女十三娘”）和九名婢女。都督夫人身后的画中人物身量递减，显示出一派等级森严的气氛。都督夫人身着织花石榴红裙，肩披多层轻绡薄穀披帛，绿色锦带长垂胸前，云髻高耸，发上簪花，并有钗梳插饰发间，身后二女或着绿裙，或穿黄裙，一梳高髻，一戴凤冠，朱白衫上，分别披有多层丝绢披帛，身后九名侍婢均着男装，各依年龄，绾结出不同发式，或捧花，或执壶，或持扇，或擎布施的奁，侍立于夫人小姐身后，形成一幅以人物为主题的贵族妇女礼佛图，图中钗光鬓影、绮丽纷陈，为保存至今最为宏丽的一幅绮罗人物像，使传世的唐人绘画佳作《虢国夫人出行图》、《簪花仕女图》与之相比，就显得纤小细屑。此图人物描绘优美丰腆，神态生动，已构成了独有的审美情趣，而在人物背景上，又树以垂柳，植以萱草，花树之间绘以蜂蝶，仿佛嗡嗡有声，在画面上构想出一片阳春三月、艳阳和煦的情景，为这群供养人增添了一段有声有色的香味飘溢的氛围，这种高超的艺术构思和表达手法是敦煌艺术具有高度成就的实证。可惜的是这幅壁画在宋代曾被重修者镘在下层，后经风雪兵燹近千年的毁损，上层壁画碎裂残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始被人剥出，由于当时的剥离技术条件太差，多有残缺，现只能看到五十年代经过研究临绘出的摹本。

都督夫人太原王氏供养像 莫高窟第130窟（段文杰临摹）

张议潮供养像

供养人画像。张议潮是九世纪中叶收复河西再开丝路的人物。敦煌与河西曾流传歌颂他的一些变文与歌谣，在莫高窟除了绘有纪念他的武功的“河西节度使张议潮统军出行图”外，还有一些他的供养像。第156窟是张淮深为纪念其叔张议潮而开凿，甬道南壁西向第一身供养人题名：“窟主河西节度使金紫光禄大夫……尚书……”，即张议潮，画像幞头襕，腰插象笏，执炉供佛，像虽漫漶，精神与气度仍存，风骨非凡；其他如第94窟，85窟，均应有张议潮供养像，惜均漶灭。到了五代，开窟者仍有把张议潮供养像画在甬道北壁的，如第98窟题记是：“故外王父前河西一十一州节度管内观察处置押蕃落支度营田等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食邑口口户实口伍伯户……节受右神武将军，太保河西万户侯赐紫金鱼袋上柱国南阳郡张议潮一心供养”，此像是七十多年后归义军曹氏第一代节度使曹议金追念他的“外亡父”张议潮所绘制。

回鹘公主供养像

十世纪曹氏归义军政权建立后，为与甘州回鹘修好，保持同中原联系的道路畅通，节度使曹议金遂娶甘州回鹘可汗之女为妻，在他原有索、阴、宋诸夫人中，甘州回鹘公主是第一夫人。其画像或绘于甬道北壁第一身，与南壁所绘窟主的男供养人像相对；或绘于主室东壁门北女供养人的第一身，都属于仅次于窟主的重要位置（如第100窟），以表现她在这个家族妇女中最高的显赫身份。画像的榜题全称是：“……圣天可汗的子陇西李氏”（第98,61,55等窟），后来曹议金又把自己的女儿嫁与甘州回鹘可汗，其供养像题名是“甘州回鹘可汗天公主”，因回鹘可汗将娶进之妻亦称公主，嫁出之女称“可汗的子天公主”。回鹘公主像一般均身着翻领绣花长袍，绣花束口窄袖，腰间束带长垂，头上用桃形小凤冠笼髻，束发冠带披于肩后，两耳垂环，项饰珍珠与宝石项练，额间颊上分贴花钿，脚上穿绣花平鞋。

回鹘女供养人像 莫高窟第61窟（五代）

于阗公主供养像

供养人画像。位于第61窟东壁门北。五代绘制。并列的另有甘州、沙州二女供养人，共同礼佛。三者虽同是一个家族，却属三个民族。其中于阗公主像十分醒目，头戴高耸的大型莲花凤冠，身着变色左社黑袍，项饰五层珠、玉、宝石项练，肩披披巾，与第98窟于阗皇后服饰基本相同，发饰耳环近似汉装，与甘州回鹘公主却有基本差异，脸上所贴花钿，既大且密，与凤冠上所嵌翠玉宝石互相辉映，显示出于阗产玉的地方特色。供养像前方有一榜题：“大朝大于阗国天册皇帝第三女天公主李氏为新受太傅曹延禄姬供养”。此窟为曹元忠所建，而曹延禄新授太傅则在宋太平兴国初，两者相差二十年左右。原来此像是后来挤绘进去的，现今在壁面上还可看到涂盖后的痕迹。

于阗国王供养像

供养人画像。五代、宋初之窟多绘有此像，以第96窟东壁门南侧李圣天画像最佳。像前方有墨书榜题：“大朝大宝于闻国大圣大明天子……即是窟主”。于于阗国王李圣天，据考证，即于于阗国狮子王尉迟沙缚婆，由于前代尉迟氏曾有功于唐室，赐姓李，子孙相袭，到五代后梁时建年号“同庆”，十世纪时与沙州曹氏归义军政权有密切联系，娶曹议金之女为皇后。此像系归义军曹氏将外戚国王尊奉为“窟主”之举。画中国王高约2.8米，头戴冕旒，冠顶有北斗七星、走龙、宝珠等装饰，冠盖下盘龙缠绕，嵌以绿色宝石，与前后下垂的各六行旒珠互相辉映。身着衮袍，腰围蔽膝，衮衣两肩各绘日月，袖上各绘龙、虎、軷、黼（斧纹）、云纹，虽未全部符合《周礼》、《尚书》等汉文典籍记载的“十二纹章”，但其冕服威仪，后晋天福三年（938）的册封使高居诲曾赞谓“（李）圣天衣冠如中国”，此说在壁画中也大体得到证实。国王双脚所穿的高头履，也是中原贵族常着之鞋。由于李圣天是一方之王，他头上的华盖两端绘有两个飞天护持，这在莫高窟其他民族供养人的华盖装饰上很少见到。在于阗国王供养像脚下，有一从地涌出半身的女神承托其双脚，据于阗国传说，于阗国王是北方天王毗沙门后裔，始祖从天王额上生出，故特崇北方天王。由于绘塑天王脚下有地神护持，于阗国王既是毗沙门后代，也就是他的化身，故在画像上也享有此种殊荣。于阗是产玉之国，画像上也有一定反映，国王双手各戴宝石戒指，腰间佩玉雕拳形柄佩剑，与中原帝王画像有所不同。

于阗国王像 莫高窟第98窟（五代）　东壁南侧　

于阗皇后供养像

供养人画像。绘于五代、宋初大窟中。以第98窟最为著名。在此窟于阗国王的身后，即其皇后曹氏供养像。像前有绿色榜题，上书“大朝大于闻国大政大明天册全封至孝皇帝天皇后曹氏一心供养”。曹氏是曹议金之女，大约在后唐初年远嫁于阗，后晋天福三年（938）受后晋册封。皇后头戴大型莲花凤冠，钗笋三层，嵌满绿玉宝石，两鬓作抱脸髻，发上饰五枚四瓣花绿色宝石，项饰五层珠玉项练，身着左衽礼服，两肩披帛，脚着绣花平鞋，与同窟沙州贵族女供养人服饰稍有不同。皇后身后有男女侍从。

真义国师西壁智海供养像

供养人画像。位于榆林窟第29窟西壁。西夏仁宗李仁孝乾佑二十四年(1193)绘制。国师头戴金镂英雄冠（与该窟武官供养像“沙州监军”所戴之冠相同），上身内着圆领短袖右衽紧身小衫，外披右袒袈裟，头后有项光，顶张伞盖，结跏趺坐于佛床上。僧前上方墨书西夏文题记：“真义国师西壁智海”。“国师”一名，源于印度，在中国则肇于北齐。系国主对有较高学识和威望的僧人的封号。西夏时期前后十帝，封赠国师共十三位，真义国师西壁智海为其中之一。

画匠供养像

供养人画像。位于愉林窟第32窟南壁东下角。共四幅。为画匠自求功德借窟自画者。四身画像皆戴平翅幞头，穿花袖淡红袍，腰束红带，合十捧红花，作礼佛状。壁画受潮，像多漫漶不清。像旁各有题记，其中除西起第四身“画匠弟子李园心一心供养”外，余三身仅残留“画匠……”、“画匠弟子……”等字迹。古代画匠，地位低下，均无供养像入窟，本窟画匠自画供养像以求功德者为全国石窟供养像中所少有。

左厢都画匠作白般涩供养像

榆林窟第33窟东壁门北下之南起第八身画像。立像。戴灰红幢头，穿储红长袍，花领彩袖，腰束红带。合掌捧红花作供养状。榜题：“清信弟子节度押衙口左相都画匠作银青光禄大夫白般涩一心供养”。古龟兹（今新疆库车）以“白”或“帛”为国姓，敦煌境接西域，早期洞窟画塑风格多受西域影响，有龟兹白姓画匠来敦煌供职，当不为怪。从本画像及竺保、武保琳等画像榜题，可知曹氏勾当画院管理官员至少分三级：都画院使、知画手、都画匠作。而机构设置至少有“左相（厢）”“右相（厢）”之分。

知画手武保琳供养像

供养人画像。位于愉林窟第35窟都勾当画院使竺保画像身后。立像。戴储色翘翅蹼头，穿淡色粉红长袍，包领彩袖，腰束红带，捧红花作礼佛状。榜题:“口口口节度押衙知画手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武保琳一心供养”。知画手为勾当画院所属中、下级官员。其衣着淡粉红色，与竺保储红袍及榆林第33窟都画匠作白般涩淡储红长袍均不同，当为当时官阶不等的标志。

沙州工匠都勾当画院使竺保供养像

榆林窟第35窟东壁门南下之北起第三身画像。立像。戴赭色翘翅幞头，穿赭红袍，花领彩袖，腰束红带，双手端净瓶，作礼佛状。榜题：“口主沙州工匠都勾当画院使归义军节度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竺保一心供养”。由此画像及题记，知曹氏归义军时期(五代、宋)沙州设有画院。勾当画院使为其总管。中国唐以后称古印度为天竺，凡印度人皆冠以竺姓，竺保当为古印度人。

河西节度使张议潮统军出行图

位于第156窟的南壁及与其相联的东壁门南壁面之下部。绘于晚唐咸通六年至八年（865-867）。此窟是张淮深为纪念其叔张议潮所修的功德窟。唐大中二年（848）张议潮在沙州（即敦煌）起兵逐吐蕃，随即挥军东进西征，尽复甘、凉、肃及伊西等地，并奉河西十一州图籍归唐，结束了吐蕃在河西的百年统治，解除了唐王朝西顾之忧，确保了中原西去通路。大中五年唐宣宗敕封张议潮为河西十一州节度使。此图即为敕封张议潮为节度使后统军出行的写照。画面可分为相互衔接的三个部分：（1）仪仗先导部分。以各分列左右的四对鼓角乘骑为先导；随后是两面大旗及持矟的四对武骑仪仗；继之有墨书榜题为“左马步都押衙”的五对文骑，文骑之间八名军营舞伎分为两列，四人着汉装，戴幞头，四人着吐蕃装，束双髻；后有由十四人组成的乐队，舞伎在笙、箫、笛、筚篥、箜篌、琵琶的吹弹声中踏着大鼓、细腰鼓、拍板的鼓点节奏，扬袖起舞，徐徐前行；舞伎前有二人骑马持牌横于道，指挥舞乐的行止缓急。（2）主体部分。其中心为节度使张议潮，也是全画的中心。张氏戴幞头，着大红袍，腰束革带，扬鞭骑白马正过雕栏石桥，其侧有：“河西十一州节度使张议潮口除吐蕃收复河西一行图”榜题，其形式与唐太宗骑马过金桥的“金桥图”相仿。张议潮马前有榜题为“散押衙”者三人，正执辔引马过桥，桥前方接伎乐之后有六骑持旌分列左右，榜题有“六砉”二字，其后有执牙旗（榜题日“门旌”）小幡二人，旗后有二乘骑举皇帝敕授藩镇一方的权力象征的“节麾”，榜题为“衙前兵马使”、“节”后有题为“银刀官”者三骑和分两列于左右的八名持棒步行卫士。张议潮马后，拥簇骑卫多人，再后为帅军大毒旗及出行将士队伍。（3）辎重后勤部队。这部分画猎骑驰射黄羊、奔鹿和运送军需的驼队等。画卷将张议潮绘于全画中部，形象也较其他人物高大，更以白马过桥来提示和突出主要人物。整个画面长8.5米、高1米有余，人物逾百，骏骑八十余，出行队伍旌旗飘扬，延绵浩荡，显示了这支队伍的严整军仪和威武雄风。是一幅珍贵的历史画卷。本画与相对壁面同位置的“宋国河内郡夫人宋氏出行图”同绘于一窟，前者肃穆严谨，后者欢快轻松，恰成对比，可称敦煌壁画出行图中之双璧。晚唐以后出现的“曹议金出行图”、“慕容氏出行图”基本上均以此为蓝本。

宋国河内郡夫人宋氏出行图

位置与“河西节度使张议潮统军出行图”相对。绘于晚唐第156窟北壁及与其相联的东壁门北壁之下部。宋氏是张议潮的夫人，此图为宋氏夫人春游画卷。全画可分三个部分：（1）杂技舞乐部分。最前面为“戴竿技”，亦名“顶竿技”，画中一壮汉肩负长竿，四小儿于竿顶山木上伸臂横体、勾脚倒悬，作种种惊险玩技，恰如王建《寻橦歌》所描述的“翻身垂项欲落地，却住把腰初似歇”、“险中更险何曾失，山鼠悬头猿挂膝”。“戴竿技”侧有一人举竿护持，其后有乐工四人，吹笛、拍板、击鼓以协调小儿动作和制造适合的气氛。竿技之后，是舞伎、乐工献艺，乐工七人吹奏管弦，击鼓打点；舞伎四人，着大袖长袍，围成方阵，踏点迎拍，欢快挥袖，翩翩起舞。（2）出行图主体部分。紧接舞乐之后有车三辆，一辆榜题日：“司空夫人行李车马”，二辆为坐车，车后有两乘六角亭式、八人肩抬的“肩舆”，是宋氏夫人女儿的乘舆。榜题日：“小娘子檐舆”。车及肩舆前后，或有武士护卫，或有婢女多人捧奁盒、衣包，持纨扇扇，架鹦鹉相随。肩舆之后绘全画的中心人物宋国夫人。夫人束高髻，按一品夫人冠服制，髻上插花钗九树，着青罗大袖孺，长裙，披纱巾，登高头履，骑白马执缰缓行，马侧有一人牵髻引马，榜题为“宋国河内郡夫人宋氏出行图”。夫人前有一女官骑马导行，有乐工数人弹奏管弦，乐工两侧有数护卫。夫人马后有九人捧琴、壶、镜、扇、奁盒和香炉，其中一人着女装，八人女扮男装。画中宋国夫人及所骑白马均较其他随从高大，以突出主要人物。（3）饮食供给部分。画于东壁门北下部，与前画相接。画中绘卫士及引射猎骑和驱驼运酒食仆从多人，黄羊奋蹄奔逃，猎骑疾驰追逐，十分生动。全画人物百余，骏马三十余，杂技舞乐，车舆驼羊，熙熙攘攘，有张有弛。从中可窥唐代贵族春游踏青的煊赫豪富气派，其气势与规模可与唐初卷画“虢国夫人游春图”媲美。本画同与其相对壁面同位置的“河西节度使张议潮统军出行图”同绘于一窟，其轻松欢快，与该画之肃穆严谨，恰成对比，可称敦煌壁画出行图中之双璧。晚唐以后出现的“回鹃公主出行图”、“慕容夫人出行图”，基本上均以此为蓝本。

供养人题记

亦名供养人题识。专指僧俗佛教信仰者开窟造像后在石窟里留下的题记。大多数供养人还有画像，题记写在画像旁。中国石窟寺现存最早的有确切纪年的供养人题记，见于炳灵寺第169窟，该窟西秦建弘元年（420）题记下第一排供养人题名有：“口国大禅师昙摩毗之像”、“比丘道融之像”。莫高窟现存汉文供养人题记一千五百七十条，其中北魏八，西魏四十九，北周七十五，隋六十四，初唐三十一，盛唐六十三，中唐八十四，晚唐二百零五，五代六百六十，宋二百四十九，西夏三十八，元十二，清二十一，不明时代的十一。早期洞窟宗教性很强，突出的是神，不是人，因此，供养人画像都很小，榜题面积只有高4.5厘米、宽1.5厘米，男供养人称“信士”、“清信士”、“比丘”，女供养人称“信女”、“清信女”、“比丘尼”，全称如“信士阴普仁供养”、“信女阿丑供养”，有的也写作“侍佛时”。唐以后，随着石窟寺的世俗性增强，突出的不再是神，而是人，因此，有的官阶很高的供养人画像比真人还大，榜题也随之增长。题记除姓名外，还有官衔（包括执事、散、勋）、辖境、食邑、封户，类似唐人告身，例如晚唐第196窟雨道北壁索勋供养像旁的题名:“救归义军节度沙瓜伊西等州管内观察处置押番落营田等使，守定远将军，检校吏部尚书，兼御史大夫，距鹿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实封二百户，赐紫金鱼袋，上柱国索勋一心供养。”供养人身份有:王公贵族，各级官员，戍边将士，塑匠画工，寺院僧尼，来往商旅以及平民百姓等，是研究敦煌历史，考证石窟年代的第一手珍贵史料。

游人题记

泛指礼佛香客或参观游人在壁画塑像上的信笔漫题。莫高窟的游人题记大量是汉文，从晚唐咸通七年（866）石弘载开始，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也有少数古藏文、西夏文、回鹘文、俄文。数量最多并对壁画、塑像破坏最严重的莫过于胡刻乱写的“到此一游”。这种情况几乎遍及莫高窟所有洞窟，其数字难以统计。也有少数题记具有很高史料价值。例如西夏统治敦煌长达一百九十多年，在莫高窟修建洞窟七十六个，但是没有留下一条建窟纪年，这就为西夏洞窟的排年造成很大困难。可是第65窟有一条西夏文游人题记，专家译释为:“乙丑年五月一日，福全凉州中搜料，到沙州地城。我城圣宫沙满。为得福利，故弃二座众宫沙。我法界有情，一切皆共聚，当西方净国之深。”“乙丑年”是惠宗大安十一年（1085）。第65窟是西夏洞窟，据此题记，可证此窟当建于1085年以前，这就为西夏洞窟排年找到了重要依据。随着藏经洞的发现，国外觊觎者以“探险”、“考古”为名，接踵而来，盗窃敦煌文物。第443窟有一条题记：“大日本京都吉川小一郎，明治四十四年十月二十日。”明治四十四年是1911年。这条题记是他觊觎敦煌文物时自己写下的一条旁证。又如第365窟有一首打油诗曰：“中华民国第十年，俄人来住千佛山，商民各界独心寒，军队保护得安然。”这首诗真实地记录了1921年敦煌人民严防由新疆流窜莫高窟的沙俄白军破坏敦煌文物 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