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秉琦（一九〇九至一九九七）是中国考古学上的一座丰碑，他是中国考古学“永远的导师”，是“当代考古学思想家”。今年是苏公诞辰一百一十周年，重读《苏秉琦文集》和《我的父亲苏秉琦 ——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重温苏秉琦的人生道路和学术追求，掩卷深思，所获良多。

苏秉琦一生事业，最根本之处在于他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这是我读苏秉琦著作最直接、最强烈的感受。一九二八年苏秉琦中学毕业，为了家族的纺织企业，他来北平报考了北平工业学院并被录取，但在北平的所见所闻，令他“深深感到国家的形势严峻，青年的责任重大，国不保家也难保”，于是“决心改学中华民族的历史以唤醒民众 ——教育救国，兴史救国”。一九三四年八月，苏秉琦从北师大毕业。他原计划是在北平或回老家做历史老师，“让国人深知民族历史而懂得要挽救自己”。但时任师大校长李蒸知人善任，推荐他到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在徐旭生任主任的考古组任职，当年秋天就在徐旭生的带领下前往关中开展古迹调查并参加发掘宝鸡斗鸡台遗址，由此开启了他一生的考古之旅。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所念兹在兹的国家大事就是救亡图存，最大的担忧就是作亡国奴，所以苏秉琦每每在心中叨念：“吾爱吾国，甚至把身心奉献，让国土和民族不致沉亡，反得永生。”这一时期，苏秉琦读到了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对考古学的地位和任务有了更加清晰和坚定的认识。抱着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的信念，苏秉琦于一九三八年忍痛离开老母和妻儿，从北平转移到昆明。在昆明黑龙潭七年多的时间里，徐旭生、苏秉琦师徒共处一室，埋头学问。徐旭生完成了巨著《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而苏秉琦则先后写出了《陕西省宝鸡县斗鸡台发掘所得瓦鬲的研究》和《斗鸡台沟东区墓葬》。徐书是典型的使用新方法整理老材料，而苏秉琦的著作则是使用新工具整理的新材料，代表了这一时期古史重建两条最主要的路径。

苏秉琦和史学研究所人员在怀仁堂西四所院子里的合影(上图左三徐旭升，下图右二王静如。摄于1947-1948年)

身处剧变的大时代，除了“教育救国，兴史救国”，徐旭生、苏秉琦并没有更多的选择。苏秉琦在晚年还反复强调：“五四运动前后 ……中西文化问题之所以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原因很简单，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古国落后了，落后的原因是什么？不能不从历史上来回答这个问题。”新中国成立后，苏秉琦供职于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一九五〇年二月十六日，他在天津的《进步日报》（原《大公报》）发表了他在新社会的第一篇文章——《如何使考古工作成为人民的事业》，提出中国要摆脱落后局面，就必须从先民留下的文化遗产中吸取经验，再作用于现实中的“经济和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种种方面”，而在此过程中，“考古学者的参加是不可少的”。

以上表述不是苏秉琦一时心血来潮或突发奇想，更不会是他出于私心而主动去迎合新社会。而是面对新社会、新时代，苏秉琦将一腔报国之心与扎实的学术底蕴相融合之后，爆发出的对考古学性质与意义的初次宣言，其中饱含着他对国家与民族的希冀、对学科未来的憧憬。对苏秉琦这一代知识分子而言，“认识历史，理解今天，展望未来 ”几乎是下意识的必然选择，所以他对于考古工作是否已经从 “为考古而考古 ”转变为 “为历史而考古 ”表示出极大的关心。

那么，如何完成这种转变呢？苏秉琦认为关键在于加强学习，“尤其是学习先进史学家的榜样 ”。他相信“郭（沫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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