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洛阳是西周的陪都和东周的首都，本人作为从事夏商周考古研究的成员，自然对其所有发现与研究比较关注。近十多年来，经常看到徐昭峰教授关于洛阳东周王城的研究文章。所以，在前不久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当听到徐昭峰说，他有一部专著要出版时，我当即推测问道：“是关于洛阳王城的吧？”回答是肯定的。　　　　这符合考古学者的治学规律。与其它人文学科相比，考古学有其特殊性。若想很快入门并有所成就，就要根据自己的兴趣，亲 ...

　　洛阳是西周的陪都和东周的首都，本人作为从事夏商周考古研究的成员，自然对其所有发现与研究比较关注。近十多年来，经常看到徐昭峰教授关于洛阳东周王城的研究文章。所以，在前不久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当听到徐昭峰说，他有一部专著要出版时，我当即推测问道：“是关于洛阳王城的吧？”回答是肯定的。　　 

　　这符合考古学者的治学规律。与其它人文学科相比，考古学有其特殊性。若想很快入门并有所成就，就要根据自己的兴趣，亲自发掘一处遗址，获取一批资料，经过对其全面整理与消化，掌握所有信息，形成系统认识。这种认识不是孤立的，包括与其它相关考古学文化关系的认识等等。这其中，解决了什么问题，还有哪些问题没有解决，自己清清楚楚。也就是说，在对这批材料的了解和熟识程度上，超过其他人。至于已有的认识是否正确，需要解决的问题能否解决，自己随时会关注新的考古发现，予以深究。徐昭峰之所以长期把洛阳东周王城作为自己的重点研究对象，陆续发表很多研究文章，与其最初参加的考古工作是洛阳东周王城密切相关。 

　　1997年，徐昭峰本科毕业后就职于洛阳市文物工作队（现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先后参加了东周王城遗址内很多地点的发掘，包括居址和墓葬，特别是主持发掘了王城大城的东墙、王城宫城的北墙与壕沟、瞿家屯夯土建筑群以及王城内的陶窑等。显然，这为他系统研究王城遗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为他长期关注、探究王城遗址所有发现的动力。 

　　自晚商首都殷墟发掘以来，都城考古的重要性得到学术界高度重视。而洛阳作为西周陪都成周、东周首都王城所在地，自然颇受关注。20世纪50年代初，由于洛阳扩建新市区，“在新市区设计中，为要兼顾古迹文物的保护，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将王城遗址，划为重要保护对象。”但在当时，“王城的确切位置何在？范围大小若何？城内包含若何？尚难确指，这样对于洛阳新都市规划的进行，不无影响。”于是，“中央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为解决此问题，经互商同意，组织工作队担负此项勘察任务”（《考古通讯》创刊号）。最初对东周王城的勘察工作便由此产生，具体开工时间是1954年4月5日，负责人是郭宝钧先生。不过，这次田野考古工作没有找到东周王城，而是发现了汉代河南县城城址。依文献记载，王城与汉河南县城同处一地。汉河南县城的发现，为寻找东周王城提供了最理想的线索。果然，经过此后进一步的调查与发掘，到1958年，王城遗址便得到确认，对其分布和堆积状况、城墙的轮廓与构筑方法等有了初步了解。随着洛阳一带考古工作的全面展开，就两周时期而言，重要发现持续不断，如这里最先发现西周殷遗民贵族墓葬，对后来殷遗民墓的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这里最先发掘出西周青铜器铸造作坊，其丰富程度至今仍居同时期同类作坊之首。又如，中州路东周墓葬分期第一次建立了中原地区东周墓葬分期的标尺，并成为周临地区东周墓葬分期的重要参照；这里还发现有东周时期规模最大的粮仓，约70余座，集中分布；还发现有春秋时期唯一的四墓道大墓等等。 

　　洛阳两周考古的重要发现确实不少，但因各方面原因，一直缺少统一规划，很多重要现象发掘一部分便终止，全貌不明；加之后来频繁的都邑更替及现代城市的扩建，对周代遗存造成很大破坏，很多遗迹残缺不全。对于重要发掘成果，有的仅发表一个简报或在报纸上刊登一则消息就再也没了下文，考古资料显得零碎杂乱，这对深入开展综合研究极为不利。因此，迄今为止，对洛阳两周考古缺少系统研究的专著。徐昭峰的《东周王城研究》可谓填补了部分空白，具有开创之功。 

　　本书在全面搜集和梳理东周王城遗址相关资料（包括部分没有发表的资料）的基础上，对王城进行了全面研究。将零碎的考古材料整合，为我们勾勒出王城的概貌。同时还考究于文献记载，努力再现王城的历史画面，揭示考古现象反映的社会状况，比较完整地形成了自己的认识体系。兹择要列举如下。 

　　谈到洛阳周代都城，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成周与王城的关系，对此，论者不少，分歧甚大。该书虽主要论及东周王城，但其与成周的纠葛不可避免，凡洛阳发现的周代城址，都需要给予合理解释。作者认为，瀍河两岸一带西周早中期文化遗存丰富，虽未发现城垣等围护设施，但周初营建的成周应在这里；到西周晚期，瀍河两岸的成周衰败，又在其东兴建一城，此城考古已发现，被压在汉魏洛阳城之下，作者考证为狄泉成周，一直延用到东周，周敬王一度居之。而王城位于上述两城之西，洛水之阳，涧河穿城而过，宫城始建于春秋初年，郭城扩建于战国时期。至于王城与狄泉成周城同时并存的关系，书中做了详尽分析，具体到各自都有哪些周王所居，同时涉及到都城性质的转换。 

　　既为都城，就当有与都城匹配的大型建筑。上述三处城址，前两处尚未发现，唯王城不仅有发现，而且不止一处。这些大型建筑集中分布于宫城内或其附近，即郭城西南部，今瞿家屯村一带，有的紧邻涧河（谷水）与洛水交汇处，与文献所言“（周）灵王二十二年，谷、洛斗，将毁王宫”之说相符（《国语·周语下》）。如上世纪50年代在瞿家屯东北发现的一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由南北两组组成，其外都有夯土围墙环绕，各自形成相对独立的院落，均始建于春秋。其中北面一组东西长约340米、南北宽约180米，内有多块夯土基址。我们知道，在以往考古发现的夏商周三代大型院落建筑中，夏代是二里头遗址一号建筑规模最大，长宽各约百米；商代是洹北商城一号建筑规模最大，东西长约170米，南北宽约90米。周代的大型院落建筑，西周者全部见于周原，长宽都不及百米；东周者以秦雍城马家庄三号建筑最大，南北长320多米，东西宽59（南端）至86（北端）米。显然，在已知的三代大型院落建筑中，瞿家屯这组规模最大，将其视为东周王城内王宫的一部分则顺理成章，毫不为过。而在瞿家屯东南的另一处大型建筑，由残留部分看，规模也很大，而且结构奇特。既有四周铺就卵石散水的大型建筑，还有石块铺底的大型池苑、厢房式回廊、大小天井以及供排水设施等，也非一般建筑。对于这些建筑的性质，该书依其时代，考以文献，都进行了推断。 

　　统观东周城址，城内多有手工业作坊，王城亦然。比较而言，以郭城内西北部小屯村附近最为密集。其中，村北是一处制陶作坊，在1500平方米的发掘范围内，清理陶窑15座、水井1口、房址1座，还有80多个灰坑。这处制陶作坊延续时间较长，由战国中期沿用到西汉初年。另外，在这处制陶作坊的西南和东南方不远处，即小屯村的西南和东南，还分别发现有其他手工业作坊遗存。如西南方发现铸造铜器的陶范和炼渣，很可能是一处铸铜作坊。东南方发现一处战国时期的制玉、制石作坊，出土大量石片、石料、废品和半成品。产品类别较多，其中以石圭为主。不同类别的手工业作坊相对集中，在夏商周三代的大型居邑中比较常见，东周王城西北隅作为多种手工业作坊区亦符合这一规律，且此时的手工业作坊与“市”融为一体。值得注意的是，这处手工业作坊区恰好位于宫城之北，二者呈前后分布，即与文献所言前朝后市相合。对此，本书则专辟一节，在以往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东周王城手工业遗存相关问题做了进一步深入探讨。由考古现象延伸到手工业组织、商品生产和贸易流通等深层次问题。 

　　如前所述，王城内还探出74座地穴式粮仓，发掘了其中的3座，时代属战国，下限可能沿用到汉初。这些粮仓集中分布在宫城东侧南北400米，东西300米的范围内，即郭城内中部偏南处。由发表的平面图来看，粮仓的外围不规整，而且没有边界（实际应该有）；粮仓内部也有不少空白地段。这说明可能还有不少粮仓没有探出或破坏无存，实际数量更多。粮仓均为圆形，口大于底，一般口径10米左右，深亦10米左右，体量庞大、建造考究。据测算，一座粮仓可容粟米30余万斤，储藏量相当惊人。这是夏商周三代考古发现的规模最大的粮仓，足可成为王都的重要依据。 

　　手工业作坊——市位于城内西北隅，大型仓储设施位于城内中部偏南处，这种规划与此后汉长安城的布局颇为相似。王城是东周的都城，很可能对汉长安城的设计产生了影响。 

　　先秦的都邑还有一共性特征，即在都邑附近或都邑内分布有大量墓葬，东周王城也不例外。仅就带墓道大墓而言，这里就发现多处。对此，不少学者也进行过探讨，该书作为研究东周王城的专著，不可不论，而且占有较大篇幅。作者把这些大墓均视为王陵，概括为四处，并推断了各处陵墓的所属王世。其中王城内两处，王城外两处。 

　　王城内东南部（个别在郭城东墙外）一处是春秋时期王陵区，包括前述四条墓道的大墓M10122在内，作者认为可能是平王至简王陵，其墓次按左昭右穆排序；王城内中部偏北一处有四座大墓，可能是西周桓公至武公四世之墓。 

　　王城外的两处，一处东北距王城约3500米，为周山陵区。现存四座高大坟丘，其中西面一座独自为陵，俗称“灵王冢”，东面三座连成一组，俗称“三王冢”。经钻探得知，“三王冢”均为双墓道“中”字形大墓。对周山陵区墓主的认识有多种意见，作者采信灵王、景王、悼王和赧王的看法。城外的另一处陵区即金村陵区，位于汉魏洛阳故城北部偏西，距王城最远。此处陵区早为学界熟识，并有过不少讨论。作者赞同李学勤先生之说，认为可能是周敬王至周慎靓王的陵墓。 

　　除对大墓进行专门研究之外，该书还对所有墓葬进行了等级分类，对墓地的车马坑也进行了分析，分别总结出了规律性认识。 

　　以上择该书之要者予以简单总结，未必准确。至于细微之处还有很多亮点，不便一一赘及。读者可认真品味，相信会有收获。 

　　总之，徐昭峰教授所著《东周王城研究》，初步形成了对东周王城的系统认识，对进一步完善中国都城制度史具有重要学术意义。作为他从事考古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在此向他表示祝贺。也希望他再接再厉，不断深化自己的认识，在科研的道路上继续跋涉，期待有更多的论著面世。